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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时期就学潮泛化的问题，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张青年学生对参与政治活动应保持谨慎克制的态度；另一方面为化解知识分子的教育责任与其社会责任感之间的矛盾，他们提出教育界应该立足于自身独特的学术和文化品质之上来服务于国家民族的大目标，这种教育救国思想是对将教育直接导向政治斗争的狭隘的教育救国思想的升华。
[关键词]教育救国，教育独立，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发生之频繁，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使在世界历史上都属少见，对学生运动的评价长期以来只有一种比较平面化的解读方式，即突出学生运动在促进政治改良方面的积极意义；其实民国时期的学潮是具有多面相的，在当时对青年学生或教育界参与政治的方式方法也存在其他看法。这里介绍一下蔡元培、胡适等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对教育与救国之间关系的别样解读。
过去受突出阶级斗争的历史观的影响，我们在评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学潮所采取的谨慎克制的态度的时候，持一味批评的观点，认为这是他们在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上的脱离民众、对保守势力妥协的一种表现。但随着学术思想的解放，对近代自由主义的认识和评价也越来越接近客观，如果以非意识形态的目光重新审视自由主义者对教育与救国之间关系的认识，就可以看到其实他们的思想当中有某些具有持久意义的内容。
一、教育与救国的现实矛盾
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者多是一些有西方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其中在大学任教的人数很多，在教育与救国的关系问题上，他们无疑面临着一个在道义和理智上都难以协调的矛盾，这就是知识分子自身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感与近代以来逐渐萌发的教育独立自主意识之间的矛盾，他们对学潮的态度就集中体现了这种矛盾。
教育界作为知识分子群体都是具有极强的社会关怀意识的，教育救国始终是近代很有影响的思潮，像西方一些知识分子那样单纯地为满足好奇心和开启理智而学，对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来说是太奢侈的事，甚至被视为玩物丧志，为教育而教育、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在近代中国始终是不占主流的。所以，面对青年学生改变腐败落后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愿望，蔡元培等人都首先表现出极大的理解。在五四运动刚刚过去的1920年，胡适提出一个著名的历史公式来为学生运动辩解，“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术界发生的。……中国去年的五四运动与六三运动，都是同一道理，都是有发生的理由的”。后来几乎每次面对新的学生爱国运动时他都要重复这个理论，这说明胡适承认在腐败混乱的现实政治环境下，青年学生作为少数受过教育的精英是负有社会责任的，甚至可以说胡适承认政治关怀是教育本体的要求，学生运动也是教育的题内之义。
但是作为近代职业从教者，蔡元培、胡适等人对教育自身传递和创造文化的使命有了前所未有的觉悟，在近代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夹缝中他们还想维护教育的独立命脉，为中国建立文化学术的根基。基于这样的觉悟，他们认识到当时在学生中间已经泛化的教育救国口号其实是有其狭隘性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教育救国所造就的主要精神是教育对政治的单向追随，在为了国家和民族等旗号下会造成教育依附于许多具体的政治目标，从而损害教育自身的主体品质。事实上，“五四”以后随着学潮的泛化，教育界对学潮的态度从五四运动时一致的支持转而发生了流变，一些人对学潮的评价是低调的，他们批评学潮是教育界的“流行病”“致命伤”。首先，他们指出“学潮是一件不生产的，破坏的事情，说起结果来，坏的多，好的少”。其次，他们最担心的是，政治问题是有其自身规则的，因缘复杂、互相纠缠，一个问题连着一个问题，教育一旦陷入进去会沦为“夸父追日”“愚公移山”般永无停息的状态，其结果经常是政治問题如故，而“教育自身遂陷于风雨飘摇的形式”目。“教育界对于一切政治问题都想干涉，便几乎忘了本己的生命而不断地和政治界冲突”。冲突的结果往往是损害了教育自身的固有品质，“这样一来，教育界遂因政治界的风潮而时有变迁，教育的精神，学术的尊严，全被破坏；甚而至于对于学校毫不负责，除了几个简单的某主义某主义的名称和口号强学生记忆以外，学生的学业、品行都不重要。这种外来的侵袭实在是教育界的致命伤”。正是基于这种对教育主体价值的爱护和对政治的强势裹挟能力的警惕，蔡元培、胡适等人主张将教育相对于政治的定位须设定得超然一些，以避免教育被政治漩涡所吞没。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为青年学生的参政意识和参政行为设定一个理性界限。
对于学生运动所能产生的社会效果或者说学生运动的直接目标，蔡元培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就做出了一个设定，“依我看来，学生对于政治的运动，只是唤醒民众注意；他们运动所能收的效果，不过如此，不能再有所增加了；他们的责任，已经尽了”。既然学生运动的目标仅限于唤起民众，他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方法不是频繁的罢课请愿等直接的政治活动，而是研究学问和服务社会，青年学生到民众中去从事基础的文化教育和思想启蒙工作是比青年学生从事直接的政治运动更基础更长远的工作。与蔡元培一样，胡适在五四运动以后也劝告学生不要迷恋罢课等激烈手段，应该向温和的贴近教育特性的启蒙和唤醒平民的方向来用力，“我们希望学生从今以后要注重课堂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生活；只有这种学生活动是能持久又最有功效的学生运动”。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期间，面对更深地卷入政治运动中的青年学生，胡适重申：“赤手空拳的学生运动只能有一个目标，就是用抗议的喊声来监督或纠正政府的措施。他们的喊声是舆论，是民意的一种表现。”而且他明确指出这种“民意的表现”也应该选择适当的时机，有所克制地使用，不能滥用，“一切超过这种抗议作用(舆论作用)的直接行动，都不是学生集团运动的目标”。这就清清楚楚地划定了学生运动与一般政治运动之间的界限。
对于学生运动的方法，胡适等人期望学生们能用理智、秩序、民主的方法表达政治关怀，能用一种西方民主政治式的程序来解决分歧，罢课请愿示威等直接的政治行为应当与学生身份分离。在1925年5月7日，北京学生发动的驱逐章士钊的运动中，北大学生并没有参加，而且在其后北大学生会的投票中，北大多数学生反对罢课，胡适评论“这件事真使一班留心教育问题的人心里欢喜。可喜的不在罢课案的被否决，而在(1)投票之多，(2)手续的有秩序，(3)学生态度的镇静。这样做去，便是在求学的范围以内做救国的事业，可算是近年学生运动史上开一个新纪元”。他欢喜的是学生们对政治问题不再容易冲动出轨，而是懂得了运用理智的、秩序的方法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既体现了学生于对教育的爱护，也体现了学生政治思维能力的成熟。 总之，蔡元培胡适等人并不反对学生运动存在的合理性，甚至认为表达政治监督和社会抗议、充分培养学生的政治素养是现代教育的题中之义，是学校的本来义务和权利，只是强调这种权利和义务当中还包涵有立足教育本体的适当的行业自律，他们对那些危及教育自身目标和学生基本责任的政治行为保持着警惕；学生运动泛化为一般群众运动或走向社会革命，被他们认为是超出了教育和学生的本体范畴的。他们为学生运动的目标和方法都设定了他们认为合理的界限。这种在学生运动上的谨慎克制态度，是教育的学术主体价值与救国这一政治目标之间的现实矛盾所致，它体现出基于教育的学术本性之上的教育界自我规约，与狭隘化的教育救国论相比是有其独到之处的。
二、教育独立基础上的教育救国
胡适等人面临的真正棘手的问题是，他们所设计的带有自律性质的参政模式对于热切的爱国青年来说，毕竟有点迂阔不切要。胡适等人必须进一步说明即使在救国这个大德目上，教育也具有超越短期或狭隘政治利害关系之上的独立价值，以维护自身主体价值为前提的教育也能发挥救国作用，才能使参政自律思想对青年学生有说服力。
比起将教育直接变为政治斗争领地、将学生运动变为直接的政治运动的狭隘的教育救国方式，胡适等人提出一种更为抽象的或间接的教育救国，这种教育救国是立足于保持教育的独立自主的学术、文化个性之上的。
一方面，他们认为任何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都可以通过学校里、课堂上的学术性的讨论和逻辑推理得到最合理的解答，学校里的理性训练被看成是培养青年实际参政能力的必要预备。五四运动以后蔡元培重新为北大设定的目标就是这样的，“试问现在一切政治、社会的大问题，没有学问，怎样解决?有了学问还恐怕解决不了吗?”研究学问乃是比政治运动更基础的工作，所以他希望学生们今后不可再罢课，要专心从事学术研究，“预备将来解决中国的——现在不能解决的——大问题”，归根结底，蔡元培认为研究学术是有助于直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胡适指出，学生运动在实际政治方面所发生的影响其实有限，青年学生最要紧的任务不是投入政治漩涡，而是在这混沌的环境中“先救出自己来”，即在混乱喧嚣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先静下心来，理清自己的思想，找到自己的道路，不要人云亦云盲从跟风，通过知识学习先把自己锻造成器。“救国的事业须要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学校固然不是造人才的唯一的地方，但在学生时代的青年却应该充分地利用学校的环境与设备来把自己铸成个东西。”
青年学生如何才能将自己铸造成器呢?胡适特别强调立足于民主和法治基础之上的团体生活训练对于培养青年学生参政能力的重要性，排斥少数人对学生团体的控制。“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力量。他们的力量在于组织，而组织必须建筑在法治精神的基础之上。法治精神只是明定规律而严守之。一切选举必须合法。必须如此，然后团体的各个分子可以心悦诚服，用自由意志来参加团体的生活。这样的组织才有力量。一切少数人的把持操纵，一切浅薄的煽动，至多只能欺人于一時，终不能维持长久，终不能积厚力量”。潘光旦在这方面的表述则更为透彻，他指出教育的特性是可以培养青年学生独立成熟的政治心理，他主张青年学生在学校里应该培养一种超越现实功利的“超然的兴趣”，不要过早投入过激的政治斗争，因为超然的兴趣才能培养出真正的政治辩驳力和判断力。“所谓‘超然’，指的是没有作用、不涉私人的利害关系。没有作用的兴趣才是真的兴趣，其浓厚与不可移的程度要远在有作用的兴趣之上”。这种“超然的兴趣”首先要求青年学生不应该把政治热情投入到狭隘的党派门户之争上，“因为在此种阵线上所争的，往往不是公是公非，而是意气，或虽以公是公非开始的，不免以意气终结，一种保持阵线巩固或门户完整的情绪作用，往往可以和是非的判断很不相干”。进而他提出青年学生目前最迫切的需要就是培植理智的判断力，以抵制主义宣传的暗示作用，他认为青年学生在自身独立判断的基础上纯然自发的政治行为才是积极的、健康的，有利于国家的。显然，潘光旦的“超然的兴趣”说是限定在学术探究、启迪智慧和训练理智的范围内的，体现出教育不与现实政治利害挂钩的内在追求。
另一方面，教育独立论者认为青年学生担负着为国家民族建设学术文化基础的责任，而学术文化的变革对中国的进步来说比政治革新更根本、更基础、更优先，求学即是救国。蔡元培曾经指出学生“因爱国运动而牺牲学业，则损失的重大，几乎与丧失国土相等”。他以德国的克虏伯和法国的巴斯德等为例，说明科技文化对国家富强来说与政治运动同样重要性，青年的学术责任巨大。“单就这几万青年而论，居今日科学万能的时代，其境遇可以受高等教育，安知其中没有几十名、几百名的发明家?又安知其中没有少数的大发明家，可与巴斯德、爱迪生相等的?当青年时期，牺牲这么多的光阴与学业，岂不是很可怜、很可惜的吗?”所以求学也是救国的“要图”。陶孟和针对五卅运动所发表的《救国与求学》一文中也指出，现代国家之间的竞争从根本上来说是知识与能力的竞争，青年学生的求学就是最基础的救国运动。“在国际的生存竞争中，人家用科学，组织，武力，来制伏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能专靠着浓厚的爱国的情感，也必须用科学，组织与武力来与他们相颉颃”。“若说求学便是救国或者过于浮泛，但是我敢说在20世纪的国际竞争中，救中国的必须求学。我们希望在最近的将来，于救国运动中，更发起基础的救国运动——求学”。政治是多层次的复杂概念，蔡元培等人告诉了学生这样一个道理：救国运动不仅仅是参加直接的政治运动，单纯的学术文化生活也能够对国家民族有所贡献。
必须承认，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教育责任与救国愿望之间是存在着客观矛盾的，彷徨于教育独立与政治参与之间是民国时期许多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之一，而对这一困境的自觉乃是中国教育的一种真实进步。蔡元培等人为学生们表达和释放政治关怀设定一个理性的界限——参政自律，又设计了一种独特的教育救国途径——教育界独立地、以自身的专业特性来实践社会政治关怀，这是近代中国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当然其中的逻辑漏洞很多，比如他们认定通过学术性的逻辑推理就能得到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合理方案，这种思维方式就具有很强的基于人为设计的空想性，但是并不能就此否定参政自律思想当中含有真理性。
首先，他们透过近代中国纷繁、复杂、激烈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的表象，看到了中国教育自身的现代转型问题，看到了这一转型过程中必须要解答的教育的现代主体性问题。在政教关系问题上，将中国教育从传统的政教合一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建立教育自身的学术和文化主体价值，使教育独立地服务于社会各个部门是现代教育的发展趋势。蔡元培胡适等人在学潮问题上的参政自律意识正包含了对现代教育主体价值的领悟。他们强调的是教育界以独立自主的姿态、以教育领域自身的社会分工特性——教育的学术品性、育人品性为前提来服务国家民族的大目标，即使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也是以教育的方式来参与，而不是将教育和学生的政治表达方式直接混同于政治运动。或者说他们是在教育独立思想基础之上讲教育救国，在这里，普通的政治行为或政治理念与教育仍然是保持各自明确的专业领域划分的，特别是对普通政治行为在国家民族的旗号下吞没教育仍然抱有深刻的警惕。这比起直接将教育混同于政治运动的狭隘教育救国论来说是一种更有意义的救国运动。
其次，他们的教育独立意识并不是超时代的绝对的为教育而教育、为学术而学术，他们清楚近代中国的时代特性是不容回避的，在他们的教育价值观中，教育和学术的价值也还是要从挽救国家民族的大主题上来构建。参政自律思想表现出这样的理论倾向：既维护教育的现代主体价值和独立地位，在此基础上又力图能涵盖时代所赋予教育的历史任务，这种思想内涵上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比起向政治做单向追随的狭隘教育救国思想来说，是一种认识上的升华和理论上的成熟。
[作者简介]姜朝晖，女，山东省庆云县人，德州学院历史社会学系副教授，南开大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方面的研究。
[责任编辑：柳文全]
[关键词]教育救国，教育独立，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发生之频繁，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使在世界历史上都属少见，对学生运动的评价长期以来只有一种比较平面化的解读方式，即突出学生运动在促进政治改良方面的积极意义；其实民国时期的学潮是具有多面相的，在当时对青年学生或教育界参与政治的方式方法也存在其他看法。这里介绍一下蔡元培、胡适等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对教育与救国之间关系的别样解读。
过去受突出阶级斗争的历史观的影响，我们在评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学潮所采取的谨慎克制的态度的时候，持一味批评的观点，认为这是他们在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上的脱离民众、对保守势力妥协的一种表现。但随着学术思想的解放，对近代自由主义的认识和评价也越来越接近客观，如果以非意识形态的目光重新审视自由主义者对教育与救国之间关系的认识，就可以看到其实他们的思想当中有某些具有持久意义的内容。
一、教育与救国的现实矛盾
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者多是一些有西方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其中在大学任教的人数很多，在教育与救国的关系问题上，他们无疑面临着一个在道义和理智上都难以协调的矛盾，这就是知识分子自身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感与近代以来逐渐萌发的教育独立自主意识之间的矛盾，他们对学潮的态度就集中体现了这种矛盾。
教育界作为知识分子群体都是具有极强的社会关怀意识的，教育救国始终是近代很有影响的思潮，像西方一些知识分子那样单纯地为满足好奇心和开启理智而学，对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来说是太奢侈的事，甚至被视为玩物丧志，为教育而教育、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在近代中国始终是不占主流的。所以，面对青年学生改变腐败落后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愿望，蔡元培等人都首先表现出极大的理解。在五四运动刚刚过去的1920年，胡适提出一个著名的历史公式来为学生运动辩解，“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术界发生的。……中国去年的五四运动与六三运动，都是同一道理，都是有发生的理由的”。后来几乎每次面对新的学生爱国运动时他都要重复这个理论，这说明胡适承认在腐败混乱的现实政治环境下，青年学生作为少数受过教育的精英是负有社会责任的，甚至可以说胡适承认政治关怀是教育本体的要求，学生运动也是教育的题内之义。
但是作为近代职业从教者，蔡元培、胡适等人对教育自身传递和创造文化的使命有了前所未有的觉悟，在近代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夹缝中他们还想维护教育的独立命脉，为中国建立文化学术的根基。基于这样的觉悟，他们认识到当时在学生中间已经泛化的教育救国口号其实是有其狭隘性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教育救国所造就的主要精神是教育对政治的单向追随，在为了国家和民族等旗号下会造成教育依附于许多具体的政治目标，从而损害教育自身的主体品质。事实上，“五四”以后随着学潮的泛化，教育界对学潮的态度从五四运动时一致的支持转而发生了流变，一些人对学潮的评价是低调的，他们批评学潮是教育界的“流行病”“致命伤”。首先，他们指出“学潮是一件不生产的，破坏的事情，说起结果来，坏的多，好的少”。其次，他们最担心的是，政治问题是有其自身规则的，因缘复杂、互相纠缠，一个问题连着一个问题，教育一旦陷入进去会沦为“夸父追日”“愚公移山”般永无停息的状态，其结果经常是政治問题如故，而“教育自身遂陷于风雨飘摇的形式”目。“教育界对于一切政治问题都想干涉，便几乎忘了本己的生命而不断地和政治界冲突”。冲突的结果往往是损害了教育自身的固有品质，“这样一来，教育界遂因政治界的风潮而时有变迁，教育的精神，学术的尊严，全被破坏；甚而至于对于学校毫不负责，除了几个简单的某主义某主义的名称和口号强学生记忆以外，学生的学业、品行都不重要。这种外来的侵袭实在是教育界的致命伤”。正是基于这种对教育主体价值的爱护和对政治的强势裹挟能力的警惕，蔡元培、胡适等人主张将教育相对于政治的定位须设定得超然一些，以避免教育被政治漩涡所吞没。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为青年学生的参政意识和参政行为设定一个理性界限。
对于学生运动所能产生的社会效果或者说学生运动的直接目标，蔡元培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就做出了一个设定，“依我看来，学生对于政治的运动，只是唤醒民众注意；他们运动所能收的效果，不过如此，不能再有所增加了；他们的责任，已经尽了”。既然学生运动的目标仅限于唤起民众，他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方法不是频繁的罢课请愿等直接的政治活动，而是研究学问和服务社会，青年学生到民众中去从事基础的文化教育和思想启蒙工作是比青年学生从事直接的政治运动更基础更长远的工作。与蔡元培一样，胡适在五四运动以后也劝告学生不要迷恋罢课等激烈手段，应该向温和的贴近教育特性的启蒙和唤醒平民的方向来用力，“我们希望学生从今以后要注重课堂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生活；只有这种学生活动是能持久又最有功效的学生运动”。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期间，面对更深地卷入政治运动中的青年学生，胡适重申：“赤手空拳的学生运动只能有一个目标，就是用抗议的喊声来监督或纠正政府的措施。他们的喊声是舆论，是民意的一种表现。”而且他明确指出这种“民意的表现”也应该选择适当的时机，有所克制地使用，不能滥用，“一切超过这种抗议作用(舆论作用)的直接行动，都不是学生集团运动的目标”。这就清清楚楚地划定了学生运动与一般政治运动之间的界限。
对于学生运动的方法，胡适等人期望学生们能用理智、秩序、民主的方法表达政治关怀，能用一种西方民主政治式的程序来解决分歧，罢课请愿示威等直接的政治行为应当与学生身份分离。在1925年5月7日，北京学生发动的驱逐章士钊的运动中，北大学生并没有参加，而且在其后北大学生会的投票中，北大多数学生反对罢课，胡适评论“这件事真使一班留心教育问题的人心里欢喜。可喜的不在罢课案的被否决，而在(1)投票之多，(2)手续的有秩序，(3)学生态度的镇静。这样做去，便是在求学的范围以内做救国的事业，可算是近年学生运动史上开一个新纪元”。他欢喜的是学生们对政治问题不再容易冲动出轨，而是懂得了运用理智的、秩序的方法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既体现了学生于对教育的爱护，也体现了学生政治思维能力的成熟。 总之，蔡元培胡适等人并不反对学生运动存在的合理性，甚至认为表达政治监督和社会抗议、充分培养学生的政治素养是现代教育的题中之义，是学校的本来义务和权利，只是强调这种权利和义务当中还包涵有立足教育本体的适当的行业自律，他们对那些危及教育自身目标和学生基本责任的政治行为保持着警惕；学生运动泛化为一般群众运动或走向社会革命，被他们认为是超出了教育和学生的本体范畴的。他们为学生运动的目标和方法都设定了他们认为合理的界限。这种在学生运动上的谨慎克制态度，是教育的学术主体价值与救国这一政治目标之间的现实矛盾所致，它体现出基于教育的学术本性之上的教育界自我规约，与狭隘化的教育救国论相比是有其独到之处的。
二、教育独立基础上的教育救国
胡适等人面临的真正棘手的问题是，他们所设计的带有自律性质的参政模式对于热切的爱国青年来说，毕竟有点迂阔不切要。胡适等人必须进一步说明即使在救国这个大德目上，教育也具有超越短期或狭隘政治利害关系之上的独立价值，以维护自身主体价值为前提的教育也能发挥救国作用，才能使参政自律思想对青年学生有说服力。
比起将教育直接变为政治斗争领地、将学生运动变为直接的政治运动的狭隘的教育救国方式，胡适等人提出一种更为抽象的或间接的教育救国，这种教育救国是立足于保持教育的独立自主的学术、文化个性之上的。
一方面，他们认为任何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都可以通过学校里、课堂上的学术性的讨论和逻辑推理得到最合理的解答，学校里的理性训练被看成是培养青年实际参政能力的必要预备。五四运动以后蔡元培重新为北大设定的目标就是这样的，“试问现在一切政治、社会的大问题，没有学问，怎样解决?有了学问还恐怕解决不了吗?”研究学问乃是比政治运动更基础的工作，所以他希望学生们今后不可再罢课，要专心从事学术研究，“预备将来解决中国的——现在不能解决的——大问题”，归根结底，蔡元培认为研究学术是有助于直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胡适指出，学生运动在实际政治方面所发生的影响其实有限，青年学生最要紧的任务不是投入政治漩涡，而是在这混沌的环境中“先救出自己来”，即在混乱喧嚣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先静下心来，理清自己的思想，找到自己的道路，不要人云亦云盲从跟风，通过知识学习先把自己锻造成器。“救国的事业须要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学校固然不是造人才的唯一的地方，但在学生时代的青年却应该充分地利用学校的环境与设备来把自己铸成个东西。”
青年学生如何才能将自己铸造成器呢?胡适特别强调立足于民主和法治基础之上的团体生活训练对于培养青年学生参政能力的重要性，排斥少数人对学生团体的控制。“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力量。他们的力量在于组织，而组织必须建筑在法治精神的基础之上。法治精神只是明定规律而严守之。一切选举必须合法。必须如此，然后团体的各个分子可以心悦诚服，用自由意志来参加团体的生活。这样的组织才有力量。一切少数人的把持操纵，一切浅薄的煽动，至多只能欺人于一時，终不能维持长久，终不能积厚力量”。潘光旦在这方面的表述则更为透彻，他指出教育的特性是可以培养青年学生独立成熟的政治心理，他主张青年学生在学校里应该培养一种超越现实功利的“超然的兴趣”，不要过早投入过激的政治斗争，因为超然的兴趣才能培养出真正的政治辩驳力和判断力。“所谓‘超然’，指的是没有作用、不涉私人的利害关系。没有作用的兴趣才是真的兴趣，其浓厚与不可移的程度要远在有作用的兴趣之上”。这种“超然的兴趣”首先要求青年学生不应该把政治热情投入到狭隘的党派门户之争上，“因为在此种阵线上所争的，往往不是公是公非，而是意气，或虽以公是公非开始的，不免以意气终结，一种保持阵线巩固或门户完整的情绪作用，往往可以和是非的判断很不相干”。进而他提出青年学生目前最迫切的需要就是培植理智的判断力，以抵制主义宣传的暗示作用，他认为青年学生在自身独立判断的基础上纯然自发的政治行为才是积极的、健康的，有利于国家的。显然，潘光旦的“超然的兴趣”说是限定在学术探究、启迪智慧和训练理智的范围内的，体现出教育不与现实政治利害挂钩的内在追求。
另一方面，教育独立论者认为青年学生担负着为国家民族建设学术文化基础的责任，而学术文化的变革对中国的进步来说比政治革新更根本、更基础、更优先，求学即是救国。蔡元培曾经指出学生“因爱国运动而牺牲学业，则损失的重大，几乎与丧失国土相等”。他以德国的克虏伯和法国的巴斯德等为例，说明科技文化对国家富强来说与政治运动同样重要性，青年的学术责任巨大。“单就这几万青年而论，居今日科学万能的时代，其境遇可以受高等教育，安知其中没有几十名、几百名的发明家?又安知其中没有少数的大发明家，可与巴斯德、爱迪生相等的?当青年时期，牺牲这么多的光阴与学业，岂不是很可怜、很可惜的吗?”所以求学也是救国的“要图”。陶孟和针对五卅运动所发表的《救国与求学》一文中也指出，现代国家之间的竞争从根本上来说是知识与能力的竞争，青年学生的求学就是最基础的救国运动。“在国际的生存竞争中，人家用科学，组织，武力，来制伏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能专靠着浓厚的爱国的情感，也必须用科学，组织与武力来与他们相颉颃”。“若说求学便是救国或者过于浮泛，但是我敢说在20世纪的国际竞争中，救中国的必须求学。我们希望在最近的将来，于救国运动中，更发起基础的救国运动——求学”。政治是多层次的复杂概念，蔡元培等人告诉了学生这样一个道理：救国运动不仅仅是参加直接的政治运动，单纯的学术文化生活也能够对国家民族有所贡献。
必须承认，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教育责任与救国愿望之间是存在着客观矛盾的，彷徨于教育独立与政治参与之间是民国时期许多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之一，而对这一困境的自觉乃是中国教育的一种真实进步。蔡元培等人为学生们表达和释放政治关怀设定一个理性的界限——参政自律，又设计了一种独特的教育救国途径——教育界独立地、以自身的专业特性来实践社会政治关怀，这是近代中国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当然其中的逻辑漏洞很多，比如他们认定通过学术性的逻辑推理就能得到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合理方案，这种思维方式就具有很强的基于人为设计的空想性，但是并不能就此否定参政自律思想当中含有真理性。
首先，他们透过近代中国纷繁、复杂、激烈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的表象，看到了中国教育自身的现代转型问题，看到了这一转型过程中必须要解答的教育的现代主体性问题。在政教关系问题上，将中国教育从传统的政教合一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建立教育自身的学术和文化主体价值，使教育独立地服务于社会各个部门是现代教育的发展趋势。蔡元培胡适等人在学潮问题上的参政自律意识正包含了对现代教育主体价值的领悟。他们强调的是教育界以独立自主的姿态、以教育领域自身的社会分工特性——教育的学术品性、育人品性为前提来服务国家民族的大目标，即使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也是以教育的方式来参与，而不是将教育和学生的政治表达方式直接混同于政治运动。或者说他们是在教育独立思想基础之上讲教育救国，在这里，普通的政治行为或政治理念与教育仍然是保持各自明确的专业领域划分的，特别是对普通政治行为在国家民族的旗号下吞没教育仍然抱有深刻的警惕。这比起直接将教育混同于政治运动的狭隘教育救国论来说是一种更有意义的救国运动。
其次，他们的教育独立意识并不是超时代的绝对的为教育而教育、为学术而学术，他们清楚近代中国的时代特性是不容回避的，在他们的教育价值观中，教育和学术的价值也还是要从挽救国家民族的大主题上来构建。参政自律思想表现出这样的理论倾向：既维护教育的现代主体价值和独立地位，在此基础上又力图能涵盖时代所赋予教育的历史任务，这种思想内涵上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比起向政治做单向追随的狭隘教育救国思想来说，是一种认识上的升华和理论上的成熟。
[作者简介]姜朝晖，女，山东省庆云县人，德州学院历史社会学系副教授，南开大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方面的研究。
[责任编辑：柳文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