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个偶然的机会，程红林接到了一份特殊的工作，给临刑前的死囚犯写遗书。
特殊的工作，替死囚写遗书
程红林，1995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一个小镇。从小热爱文学的他，一直怀揣着成为作家的梦想。2018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他并没有急着找工作，而是留在上海，埋头进行创作。
梦想终究没法填饱肚子，没有稳定的收入导致他过得很困窘，很多时候交完房租甚至没钱吃饭。最惨的一次是口袋里只剩下一块钱，正在为下一顿饭犯愁的时候，他突然看到路边的电线杆上贴着一则非常醒目的招聘启事。
这则启事用加粗的字体印刷着招聘的要求——品貌端正，文笔较好。再看工作地点居然是看守所，最下面则是“待遇优厚”四个大字和联系方式。
他有些吃惊地站在那里，觉得这种贴在电线杆上的奇怪小广告十有八九是骗人的，他本来已经打算走了，可肚子实在饿得难受，心想自己都穷成这样了，还有啥好骗的，不如就试试看。
程红林按照联系方式拨通了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低沉的男声，自称“王先生”。简单地了解完他的个人情况后，王先生极力怂恿他见面详谈。
在一个简陋的咖啡馆，程红林见到了王先生，验过他的学历专业后，王先生壓低了声音告诉他，主要工作是给看守所里的死刑犯写遗书。
去之前，程红林最坏的打算是在看守所整理文书之类的，听到死刑犯几个字，他很吃惊，并表示自己恐怕难以胜任。王先生对他诱之以利，表示做一单他就可以暂时混个基本的温饱了。
出于对死刑犯的种种恐惧，加上目送他人走向死亡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程红林本能地想拒绝。但实在囊中羞涩，他想着下个月的房租还没有着落，最终表示考虑一下：“我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吧？干这种事不会犯法吧？您这么做究竟图什么呢？”
王先生认真地回答说：“死刑犯也是需要保障人权的，国家现在对这一块很重视。死刑犯在快走到生命尽头时，有写遗书的权利。犯人如果提出申请，经过层层审批后，可以由相关的慈善组织进行。”
“总之，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实际干一干。”王先生的声音中充满蛊惑和期待，“你先试一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最终，程红林答应先试试。
在打完电话的第二天下午，程红林就跟着做事雷厉风行的王先生到了看守所。
王先生轻车熟路地拿出各种证件和委托书进行身份校验，而程红林则很拘谨，像个哑巴一样小心翼翼地跟在王先生身后，看着他八面玲珑、滴水不漏地应付着看守所里的各色人等。
路上王先生一直给他强调，待会儿客户提的要求尽量满足，客户问的问题都尽量由王先生来回答。程红林本来就很紧张，王先生这样一说他更是求之不得，自然满口答应。
王先生始终将这些死刑犯称为客户，他的这种理念程红林不置可否，可王先生的话却提醒了他该以一种什么样的身份和态度去面对这些死刑犯。
可当程红林真正面对他的第一个客户，一名刚刚年满19岁的杀人犯时，他发现自己压根没准备好。
他叫丁胜利，有着苍白的脸和瘦削的身形，怎么看都和想象中穷凶极恶的杀人犯搭不上边。见到他们的时候，丁胜利有些紧张，甚至还有点害羞。
在讲述的过程中，丁胜利始终低着头，但是一开口程红林就被震惊到了，他说：“我杀了人，是个孕妇。我被骗光了钱，没钱回家，就想到抢。她不给，还喊，我就动刀了。”程红林不知道该怎么接他的话，正在愣神的时候，王先生轻车熟路地接过话来。他显然深谙此道，一句轻描淡写的“你只是当时失去了理智，这不是你的本性”，就将丁胜利安抚住了。
丁胜利听了王先生的话，眼里有了一点光，接着嘴里发出一阵毫无意义的音节，低着头不停搓着自己的手，显得焦虑不安。这时，王先生又显出他的老练来，开始慢慢引导丁胜利说话。
入狱初体验，惶恐和震惊相伴而行
虽然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帮丁胜利写遗书，可是王先生却并不着急，他绕开让人感到压抑的遗书这一话题，胡天海地乱聊一气，和丁胜利说起他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在聊了一个多小时后，王先生才顺势开始聊起写遗书，他也很配合。
程红林一声不吭地在旁边听着，相比于作家这个身份，他感觉自己更像一个书记员。
敲定了遗书后，丁胜利突然问：“我是不是个坏人？”除了叹息，程红林没法回答，王先生在旁边用胳膊肘捅了捅他。他站起身来，带着笑意说：“你只是个迷路的孩子。”丁胜利的眼睛亮晶晶的，眼泪直往下落。
从看守所出来后，王先生按照约定给了程红林可观的报酬，然后就独自去寺庙里上香去了。回到租住的地下室里，程红林窝在床上不愿说话也不想动弹。眼看着一条年轻的生命即将从他眼前消逝，实在是于心不忍。他不断拷问自己：“我究竟在做什么？”
还没容他考虑清楚要不要继续干，两个星期后，王先生再次打来电话，说下午要去看守所，有新的客户。
这次的客户是个满脸横肉的壮汉，他身上的大块文身和脸上的狰狞刀疤完美地契合了程红林对杀人犯的刻板印象。他一度以为这种难缠的主肯定交流起来很困难，没想到却出乎意料的顺利。
这壮汉名叫沈文言，程红林本能地对他感到恐惧和厌恶，王先生则展现出了他超高的职业素养，很快就和沈文言打成一片。
两人像神交已久的老友一样侃侃而谈。沈文言开始吹嘘自己多么多么厉害，说他是三进宫了，而且详细复述了自己动手杀人的过程。在他眼里，杀个人和杀个鸡没多大区别。
向来装作哑巴的程红林这次终于忍不住了，突然开口问沈文言是否后悔杀人，沈文言瞪大了布满血丝通红的眼，满脸鄙视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咧开嘴无声地笑了。这一眼让程红林心底澄澈的湖泊骤起波澜，那无声的笑意更是让他觉得此人即地狱。
接下来的时间里，王先生和沈文言说了什么，程红林完全不记得了。因为情绪的影响，他对面前的沈文言充满了厌恶，尽量放空自己，催眠自己机械地记录着，不带一丝情感倾向地如实记录下来，遗书的内容很快就敲定。 沈文言无所顾忌却又始终忌讳提起那个“死”字，似乎想用一种黑色幽默故意掩饰自己临死前的恐惧。回家后，程红林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眠。他是一个记录者，可他无法做到心安理得，更做不到如王先生那般轻车熟路、游刃有余。
即使把头深埋在沙堆里，时间依然不停流逝——程红林突然有些明白“鸵鸟”的意思了。他写不写这封遗书，对于他们的生命没有任何的影响，于是安慰自己，他只是一个没有感情的记录者而已。
隔了半个月，程红林再次接到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带他去了另一处偏僻的看守所，这次的路有些难走，颠得他的胃翻江倒海。当他面色苍白地在客户对面坐下时，突然发现眼前竟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这个女人自称阿云，她笑起来很好看，可她的眼中满是迷茫和悲伤。程红林很好奇这样一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柔弱女子，究竟犯了什么罪才会走到如今这步田地？
王先生开始尝试和阿云套近乎，他说她很迷人。可阿云无动于衷，场面有些尴尬，王先生又连忙引开话题，跟阿云聊起家庭和孩子。
从阿云断断续续的讲述中，他们终于搞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阿云没有上过学，嫁人后经常遭到丈夫无缘无故的毒打。后来阿云的丈夫染上了毒瘾，长期吸毒后无力支付毒资，就走上了贩毒的不归路。他强迫阿云帮忙贩毒，阿云不愿意。他扬言要杀掉他们八个月大的女儿，以此来逼迫阿云就范。阿云无计可施，只能参与进来，可她第一次贩毒就被抓住了。阿云的丈夫和同伙趁乱逃之夭夭。
渡人渡己，走出人生的迷茫
程红林和王先生都为阿云感到惋惜和不值，又问及她的丈夫。“我没有出卖他。”阿云突然笑了。这笑容看得他们一阵胆寒。
虽然程红林急切地想要逃离面前这个女人，可还是忍不住提醒她，可以坦白一切来重获生机。她摇摇头，语气里带着深重的疲倦：“我活了，娃就活不成了。”程红林和王先生面面相觑，千言万语都被他们咽回肚里了。话题生硬地转到遗书上面，阿云一摆手，告诉他们没啥好写的，让他们随便写点。于是，有了一封有史以来最短的遗书，正文是一个省略号，落款处歪歪扭扭写着“阿云”这两个字。
后来，程红林又跟着王先生去了很多次看守所，遇到了形形色色的死刑犯。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却都因为触犯法律，走向了同一个结局。
诚如王先生所料，程红林也渐渐变得“习惯”起来，不再胡思乱想，不再纠结恐惧。可王先生，始终像一个谜。他和王先生就像一对铁搭档一样，王先生负责沟通、聊天，他负责记录、拟写，他们配合得越来越默契。可王先生和他没有能够一直合作下去。
2019年秋天，在一看守所完成工作后，王先生执意要请程红林吃大餐。程红林在大快朵颐的时候，得知自己“失业”了——这一次去看守所，是他和王先生的最后一次合作。想着人生本就聚散无常，他便没有主动询问原因。没想到，王先生却主动向他吐露了一个深藏于心的秘密。
原来，王先生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邀请弟弟和他一起打拼。那时候生意刚刚起步，兄弟俩借了很大一笔钱添置了新设备，买了原材料，准备大展拳脚时，却被同行恶意闹事，带人到店打砸。
争执中，王先生的弟弟与别人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失手捅死了两个人，后来被判了死刑。王先生也因为身受重伤，在医院躺了很久才恢复过来。
“他太年轻了，当时才27岁，我作为哥哥，没能保护好他。”他的声音带着哭腔，却强忍着不让眼泪流下来。程红林无比震撼，忙不迭想要安慰他，却怎么都找不到合适的词。
王先生一杯杯地喝着闷酒，无比懊恼道：“我们兄弟没有父母，从小相依为命。我躺在医院里，没能和他见上最后一面，他也没有留下任何遗书，我都不知道他在面临死亡的时候，该是何等的恐惧……”
这件事，显然成了他心中永远的伤痛，自此王先生便立下誓愿，要替27名死刑犯写遗书，以告慰弟弟在天之灵。而现在，他终于完成了这件事情，也算是得到解脱，重获新生了。告别前，王先生语重心长地说：“不再做鸵鸟，抬头向前看。”
程红林也因此仔细审视自己，发现原来的自己只知道整日怨天尤人，感叹怀才不遇，却没有脚踏实地努力去争取改变，就像一只可笑的鸵鸟，把头埋进自怨自艾的沙堆里，躲避着周遭的现实世界，逃避着让他感到惶恐不安的挫折、失败和压力。
可不管他如何逃避，沙堆外的时间，仍在无可阻挡地流逝着。他不去找工作，而是标榜自己有一个作家的梦想，其实只是因为自己害怕失败、无法面对挫折，遂将自己困在一个自我编织的谎言中自我麻痹。
浑浑噩噩了一年多，他终于下定决心要做出改变，和過去的自己一刀两断。
和王先生告别后，程红林开始积极找工作，投出了很多份简历。虽然很多石沉大海，但这样的努力，让他整个人仿佛重获新生。
因为没有工作经历，程红林被很多单位拒之门外。赶上2020年疫情，他闭关积极备考，终于在2020年的上海市公务员招考中成功上岸，成为一名人民公仆。他很感激能够和王先生相遇，事后他也才知道，慈善组织给的报酬其实没那么多，多数是王先生自掏腰包补贴给他的。
在程红林最迷惘的时日里，王先生带他一起窥探过最深的恶，也欣赏过最美的善。他们两个人像漂流在生与死之间的摆渡人，不光摆渡了他人，也最终摆渡了自己。
替死囚写遗书，帮助他们在世界留下最后的痕迹。
编辑/徐艳
特殊的工作，替死囚写遗书
程红林，1995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一个小镇。从小热爱文学的他，一直怀揣着成为作家的梦想。2018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他并没有急着找工作，而是留在上海，埋头进行创作。
梦想终究没法填饱肚子，没有稳定的收入导致他过得很困窘，很多时候交完房租甚至没钱吃饭。最惨的一次是口袋里只剩下一块钱，正在为下一顿饭犯愁的时候，他突然看到路边的电线杆上贴着一则非常醒目的招聘启事。
这则启事用加粗的字体印刷着招聘的要求——品貌端正，文笔较好。再看工作地点居然是看守所，最下面则是“待遇优厚”四个大字和联系方式。
他有些吃惊地站在那里，觉得这种贴在电线杆上的奇怪小广告十有八九是骗人的，他本来已经打算走了，可肚子实在饿得难受，心想自己都穷成这样了，还有啥好骗的，不如就试试看。
程红林按照联系方式拨通了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低沉的男声，自称“王先生”。简单地了解完他的个人情况后，王先生极力怂恿他见面详谈。
在一个简陋的咖啡馆，程红林见到了王先生，验过他的学历专业后，王先生壓低了声音告诉他，主要工作是给看守所里的死刑犯写遗书。
去之前，程红林最坏的打算是在看守所整理文书之类的，听到死刑犯几个字，他很吃惊，并表示自己恐怕难以胜任。王先生对他诱之以利，表示做一单他就可以暂时混个基本的温饱了。
出于对死刑犯的种种恐惧，加上目送他人走向死亡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程红林本能地想拒绝。但实在囊中羞涩，他想着下个月的房租还没有着落，最终表示考虑一下：“我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吧？干这种事不会犯法吧？您这么做究竟图什么呢？”
王先生认真地回答说：“死刑犯也是需要保障人权的，国家现在对这一块很重视。死刑犯在快走到生命尽头时，有写遗书的权利。犯人如果提出申请，经过层层审批后，可以由相关的慈善组织进行。”
“总之，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实际干一干。”王先生的声音中充满蛊惑和期待，“你先试一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最终，程红林答应先试试。
在打完电话的第二天下午，程红林就跟着做事雷厉风行的王先生到了看守所。
王先生轻车熟路地拿出各种证件和委托书进行身份校验，而程红林则很拘谨，像个哑巴一样小心翼翼地跟在王先生身后，看着他八面玲珑、滴水不漏地应付着看守所里的各色人等。
路上王先生一直给他强调，待会儿客户提的要求尽量满足，客户问的问题都尽量由王先生来回答。程红林本来就很紧张，王先生这样一说他更是求之不得，自然满口答应。
王先生始终将这些死刑犯称为客户，他的这种理念程红林不置可否，可王先生的话却提醒了他该以一种什么样的身份和态度去面对这些死刑犯。
可当程红林真正面对他的第一个客户，一名刚刚年满19岁的杀人犯时，他发现自己压根没准备好。
他叫丁胜利，有着苍白的脸和瘦削的身形，怎么看都和想象中穷凶极恶的杀人犯搭不上边。见到他们的时候，丁胜利有些紧张，甚至还有点害羞。
在讲述的过程中，丁胜利始终低着头，但是一开口程红林就被震惊到了，他说：“我杀了人，是个孕妇。我被骗光了钱，没钱回家，就想到抢。她不给，还喊，我就动刀了。”程红林不知道该怎么接他的话，正在愣神的时候，王先生轻车熟路地接过话来。他显然深谙此道，一句轻描淡写的“你只是当时失去了理智，这不是你的本性”，就将丁胜利安抚住了。
丁胜利听了王先生的话，眼里有了一点光，接着嘴里发出一阵毫无意义的音节，低着头不停搓着自己的手，显得焦虑不安。这时，王先生又显出他的老练来，开始慢慢引导丁胜利说话。
入狱初体验，惶恐和震惊相伴而行
虽然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帮丁胜利写遗书，可是王先生却并不着急，他绕开让人感到压抑的遗书这一话题，胡天海地乱聊一气，和丁胜利说起他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在聊了一个多小时后，王先生才顺势开始聊起写遗书，他也很配合。
程红林一声不吭地在旁边听着，相比于作家这个身份，他感觉自己更像一个书记员。
敲定了遗书后，丁胜利突然问：“我是不是个坏人？”除了叹息，程红林没法回答，王先生在旁边用胳膊肘捅了捅他。他站起身来，带着笑意说：“你只是个迷路的孩子。”丁胜利的眼睛亮晶晶的，眼泪直往下落。
从看守所出来后，王先生按照约定给了程红林可观的报酬，然后就独自去寺庙里上香去了。回到租住的地下室里，程红林窝在床上不愿说话也不想动弹。眼看着一条年轻的生命即将从他眼前消逝，实在是于心不忍。他不断拷问自己：“我究竟在做什么？”
还没容他考虑清楚要不要继续干，两个星期后，王先生再次打来电话，说下午要去看守所，有新的客户。
这次的客户是个满脸横肉的壮汉，他身上的大块文身和脸上的狰狞刀疤完美地契合了程红林对杀人犯的刻板印象。他一度以为这种难缠的主肯定交流起来很困难，没想到却出乎意料的顺利。
这壮汉名叫沈文言，程红林本能地对他感到恐惧和厌恶，王先生则展现出了他超高的职业素养，很快就和沈文言打成一片。
两人像神交已久的老友一样侃侃而谈。沈文言开始吹嘘自己多么多么厉害，说他是三进宫了，而且详细复述了自己动手杀人的过程。在他眼里，杀个人和杀个鸡没多大区别。
向来装作哑巴的程红林这次终于忍不住了，突然开口问沈文言是否后悔杀人，沈文言瞪大了布满血丝通红的眼，满脸鄙视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咧开嘴无声地笑了。这一眼让程红林心底澄澈的湖泊骤起波澜，那无声的笑意更是让他觉得此人即地狱。
接下来的时间里，王先生和沈文言说了什么，程红林完全不记得了。因为情绪的影响，他对面前的沈文言充满了厌恶，尽量放空自己，催眠自己机械地记录着，不带一丝情感倾向地如实记录下来，遗书的内容很快就敲定。 沈文言无所顾忌却又始终忌讳提起那个“死”字，似乎想用一种黑色幽默故意掩饰自己临死前的恐惧。回家后，程红林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眠。他是一个记录者，可他无法做到心安理得，更做不到如王先生那般轻车熟路、游刃有余。
即使把头深埋在沙堆里，时间依然不停流逝——程红林突然有些明白“鸵鸟”的意思了。他写不写这封遗书，对于他们的生命没有任何的影响，于是安慰自己，他只是一个没有感情的记录者而已。
隔了半个月，程红林再次接到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带他去了另一处偏僻的看守所，这次的路有些难走，颠得他的胃翻江倒海。当他面色苍白地在客户对面坐下时，突然发现眼前竟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这个女人自称阿云，她笑起来很好看，可她的眼中满是迷茫和悲伤。程红林很好奇这样一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柔弱女子，究竟犯了什么罪才会走到如今这步田地？
王先生开始尝试和阿云套近乎，他说她很迷人。可阿云无动于衷，场面有些尴尬，王先生又连忙引开话题，跟阿云聊起家庭和孩子。
从阿云断断续续的讲述中，他们终于搞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阿云没有上过学，嫁人后经常遭到丈夫无缘无故的毒打。后来阿云的丈夫染上了毒瘾，长期吸毒后无力支付毒资，就走上了贩毒的不归路。他强迫阿云帮忙贩毒，阿云不愿意。他扬言要杀掉他们八个月大的女儿，以此来逼迫阿云就范。阿云无计可施，只能参与进来，可她第一次贩毒就被抓住了。阿云的丈夫和同伙趁乱逃之夭夭。
渡人渡己，走出人生的迷茫
程红林和王先生都为阿云感到惋惜和不值，又问及她的丈夫。“我没有出卖他。”阿云突然笑了。这笑容看得他们一阵胆寒。
虽然程红林急切地想要逃离面前这个女人，可还是忍不住提醒她，可以坦白一切来重获生机。她摇摇头，语气里带着深重的疲倦：“我活了，娃就活不成了。”程红林和王先生面面相觑，千言万语都被他们咽回肚里了。话题生硬地转到遗书上面，阿云一摆手，告诉他们没啥好写的，让他们随便写点。于是，有了一封有史以来最短的遗书，正文是一个省略号，落款处歪歪扭扭写着“阿云”这两个字。
后来，程红林又跟着王先生去了很多次看守所，遇到了形形色色的死刑犯。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却都因为触犯法律，走向了同一个结局。
诚如王先生所料，程红林也渐渐变得“习惯”起来，不再胡思乱想，不再纠结恐惧。可王先生，始终像一个谜。他和王先生就像一对铁搭档一样，王先生负责沟通、聊天，他负责记录、拟写，他们配合得越来越默契。可王先生和他没有能够一直合作下去。
2019年秋天，在一看守所完成工作后，王先生执意要请程红林吃大餐。程红林在大快朵颐的时候，得知自己“失业”了——这一次去看守所，是他和王先生的最后一次合作。想着人生本就聚散无常，他便没有主动询问原因。没想到，王先生却主动向他吐露了一个深藏于心的秘密。
原来，王先生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邀请弟弟和他一起打拼。那时候生意刚刚起步，兄弟俩借了很大一笔钱添置了新设备，买了原材料，准备大展拳脚时，却被同行恶意闹事，带人到店打砸。
争执中，王先生的弟弟与别人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失手捅死了两个人，后来被判了死刑。王先生也因为身受重伤，在医院躺了很久才恢复过来。
“他太年轻了，当时才27岁，我作为哥哥，没能保护好他。”他的声音带着哭腔，却强忍着不让眼泪流下来。程红林无比震撼，忙不迭想要安慰他，却怎么都找不到合适的词。
王先生一杯杯地喝着闷酒，无比懊恼道：“我们兄弟没有父母，从小相依为命。我躺在医院里，没能和他见上最后一面，他也没有留下任何遗书，我都不知道他在面临死亡的时候，该是何等的恐惧……”
这件事，显然成了他心中永远的伤痛，自此王先生便立下誓愿，要替27名死刑犯写遗书，以告慰弟弟在天之灵。而现在，他终于完成了这件事情，也算是得到解脱，重获新生了。告别前，王先生语重心长地说：“不再做鸵鸟，抬头向前看。”
程红林也因此仔细审视自己，发现原来的自己只知道整日怨天尤人，感叹怀才不遇，却没有脚踏实地努力去争取改变，就像一只可笑的鸵鸟，把头埋进自怨自艾的沙堆里，躲避着周遭的现实世界，逃避着让他感到惶恐不安的挫折、失败和压力。
可不管他如何逃避，沙堆外的时间，仍在无可阻挡地流逝着。他不去找工作，而是标榜自己有一个作家的梦想，其实只是因为自己害怕失败、无法面对挫折，遂将自己困在一个自我编织的谎言中自我麻痹。
浑浑噩噩了一年多，他终于下定决心要做出改变，和過去的自己一刀两断。
和王先生告别后，程红林开始积极找工作，投出了很多份简历。虽然很多石沉大海，但这样的努力，让他整个人仿佛重获新生。
因为没有工作经历，程红林被很多单位拒之门外。赶上2020年疫情，他闭关积极备考，终于在2020年的上海市公务员招考中成功上岸，成为一名人民公仆。他很感激能够和王先生相遇，事后他也才知道，慈善组织给的报酬其实没那么多，多数是王先生自掏腰包补贴给他的。
在程红林最迷惘的时日里，王先生带他一起窥探过最深的恶，也欣赏过最美的善。他们两个人像漂流在生与死之间的摆渡人，不光摆渡了他人，也最终摆渡了自己。
替死囚写遗书，帮助他们在世界留下最后的痕迹。
编辑/徐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