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这就是应对疫情的中国方案的精髓，我们自己这么做，也对国际社会如此建议。
　　对于人传人的冠状病毒，“四早”方案就是对付它的最有效方法。这不是由“国情和文化”决定的，而是由病毒特性决定的。如果你不想被食人鱼继续攻击，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河里爬出来。这也意味着，措施能不能奏效，跟社会制度、普选民主、人权观念无关。
　　很多西方国家、西方人却不是这样想的。1月23日武漢封城，疫情进入集中暴发期，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人权、自由，然后开始攻击、嘲讽中国。常理而言，即便在政治上“有必要”闭着眼睛去否定中国的一切，在实际防疫措施上，也应该尊重科学，抓紧预防，控制后果。湖北以外的中国省市区，就是因为紧急动员，严密防控，没有受到太大伤害。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中国无恙之后，全世界却开始大流行。
　　中国至少给世界争取了1个月时间。这段时间里各项研究飞速进展，找出病原，测定基因序列供全球共享，解剖遗体改进疗法，从粪便、血液等各处检出病毒，还发现了并公布了病毒的狡猾—无症状感染者、假阴性、阴转阳等。中国是晚了一点，世界是不晚的，经验、教训、科研成果，都在眼前。在这个过程中，世卫组织也一直在呼吁、在警示、在介绍中国经验。
　　你因为偏见不喜欢我，看我不小心掉进阴沟，捂着嘴笑，这能理解。不能理解的是，你马上就面带微笑掉了进来。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在日益不负责任的国际政客和媒体言论中，那些一望而穿的谎言，说多了真的会当真。他们相信民主制度决定了自己闭目无忧；相信病毒喜黄厌白；相信病毒会迁就国情与文化；相信异质文化的国家取得抵抗成就，不过是“因为专制”，而不是因为它打中了病毒的七寸；相信即便大暴发，也不一定要从水里出来，游得够快就行，而自己必定游得最快。

防止社会失序、避免社会恐慌，这是所有国家在前期犹豫不决的主要因素。

　　于是，荒谬横生。比如，一名美国主持人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所有人都感染。该死的死掉，活下来的继续维持经济和股市，这就是看谁“游得够快”。顺便一提，自洛克以来，人的基本权利就确立为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在西方人看来，这三者是平行的；而在中国人看来，生命权是后面二者的依附，因此这三个是梯次关系。明白这一点，就能理解许多不可理解的言论和思想了。
　　比如，特朗普和他的政府为了不影响选举，一直在渲染这不过就是一个“大一点的流感”。我们知道西方人更容易死于流感，死于流感基本算是正常死亡。一旦面对此类灾难，毫无例外会出现一种声音：每年流感死多少人、交通事故死多少人、吸烟死多少人，而这才死多少人，何必大惊小怪浪费资源呢？中国死亡3000多人，按这种可笑的思路这个数字也“不大”—2019年全国道路交通事故就死亡73484人，不到零头。他们真的会把这种“坑爹”的对比当真，而不考虑，若不采取措施，死亡人数可能滚动到百倍、千倍，甚至万倍。
　　比如英国，把中国用最严厉措施和最积极治疗获得的低病死率，理解为啥也不做任其发展的自然病死率，于是想出了一招，叫“群体免疫”。举世哗然，但还有人写文章说，“国情和文化不同”，它“自有一套自圆其说的逻辑”。据说这种“逻辑”的目的是让疫情延展，比如分散到两年三年，那疫情就很平缓，单位时间死亡人数就很可以接受了。相当于借给我一个亿，分1万年归还，毫无压力。
　　这种办法想要可行，除非RNA病毒也热衷于讲逻辑。用中国人的俗话说就是：“病毒又不是你儿子。”
　　防止社会失序、避免社会恐慌，这是所有国家在前期犹豫不决的主要因素。但如果为了防止社会失序和避免社会恐慌而不采取措施，其结果就是真正的举国失序和集体恐慌，事实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