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有幸认识吴敬琏先生，是缘于为顾准先生作传。那还是上世纪80年代末，作为顾准母校上海立信会计学院的晚辈学者，我通过顾准胞弟陈敏之先生的介绍，专程赴京采访吴敬琏先生。无论在何种场合，吴先生总是称“顾准是我的老师和挚友”，当他知悉我写顾准传，非常愿意玉成其事。
在我的印象中，同样是知名学者，吴敬琏先生不同于我所认识的其他同志，他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底色，正直善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与他相处，那种温润，如同摩挲着一块古朴的美玉。
吴敬琏先生向我介绍说，他与顾准结识，始于1956年顾准到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研究所。据吴先生忆述：顾准初来的时候，担任他所在的财政组的组长，所以是自己的直接领导。但顾准并不管组里的行政事务，从早到晚都钻在经济所图书馆的书库里读书。顾准一心想钻研经济理论，继续在党校已经开始的探索。当时，顾准已经意识到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建立以后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了，因此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这篇论文里，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可以由一种规律自发调节的观点。他的这种观点在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是非常超前的。其时的经济学界没有一个人达到顾准那样的水平。甚至像孙冶方这样杰出的经济学家，虽然提出了“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的口号，但他还是再三说明，自己所讲的“价值规律”是“第二号价值规律”，而不是听任价格自发涨落的市场经济。只有顾准鲜明地提出让价格的自发涨落，即真正的市场规律来调节生产。所以，吴敬琏先生推崇顾准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从这点来看，可以说吴敬琏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顾准的人之一。
吴敬琏与顾准，真正成为莫逆之交，则是在河南息县东岳的“五七干校”，在那里他们结下了终生患难情谊。我在与吴先生交谈中，才知“文革”中“五七干校”的气氛是相当肃杀的，知识分子在那里的日子是非常难熬的。
“五七干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劳动改造的场所。仅中央、国务院所属部门在河南、湖北、江西、安徽等18个省区，便创办“五七干校”106所，共约十多万名干部，不放到那里劳动改造。
顾准所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经济所以及文学所最先下放。据了解，学部14所的干校基地和学部机关在东岳人民公社老唐坡建校落户，占地面积约24平方公里，房屋 700多间，包括随校家属子女近2000人，其中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就有106人，于1970年基本建成，1972年初撤走，历时2年多。著名文学家钱钟书、何其芳、蔡仪，红学家俞平伯、经济学家骆耕漠、顾准、吴敬琏、赵人伟、张卓元等一批专家学者在这里劳动锻炼，他们播洒思想的种子，传授先进科学文化知识，让封闭落后的东岳人民知道了许多祖祖辈辈闻所未闻的东西，留给东岳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以丰富的学识、追求真理的精神与勤奋忘我的工作作风，教育和影响了息县人民和他们的后代。
息县是淮河平原的锅底，大片水灾时淹的土地无人耕种，可供这些原来研究经济、文学、哲学、历史的学者们“改天换地”，让他们在这里“修补地球”。
在这样的环境下，顾准在那里劳动从不偷懒，重活、累活抢着干。
2005年7月1日，顾准先生诞辰90周年之际，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以顾准生前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部分老专家、学者为主体的专家团赶赴河南省息县及东岳镇，在顾准的诞辰日举行纪念活动。这场纪念会，凝重而热烈，我也有幸忝列其中，真是感慨万分。
吴敬琏先生率中国社科院专家团回息县东岳寻访并参加顾准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群贤毕至，极一时之盛。吴敬琏先生在会上讲话，他开门见山地说，干校的两年多时间，是自己在十年“文革”中的一段重要的人生经历，它推动我们思考一些深层次问题，鞭策我们为国家和人民的幸福做更多的工作。而且他充满深情的表达道：“我们要为曾经养育过我们的同胞做些事情，以此作为报答！”
吴敬琏先生在发言中毫不隐讳，他认为“五七干校”是知识分子的“炼狱”，是对知识分子系统性迫害的产物。他说：“往事不堪回首，我想起了每次在田间地头开批斗会时，顾准和我被迫把戴在脸上的眼镜摘下来，虔诚地接受批斗。这是因为在那时‘眼镜’是知识分子‘原罪’的象征。不过现在回过头静心想一下，对个人而言，在东岳干校的经历是‘不幸中之大幸’……”吴敬琏先生认为以下三件事可以佐证：
“第一件事，在东岳我真正冷静地思考一些问题。自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以来，我就一直是‘积极分子’。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时，我在复旦大学是文学院的学生总代表；到经济所搞运动时，‘左派’分子训斥前辈经济学家骆耕漠，像训孙子似的，还十分理直气壮；平生愧疚不已的是参加了1964～1965年间‘左’派理论家发动的对孙冶方‘修正主义’的批判。……1969年下干校，连锅端，去求赎洗涤自己知识分子的‘原罪’，因此而投入了干校的‘洗礼’。通过这段难忘的经历，无论是对历史、还是对现实，我都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与反思。
“第二件事，在东岳我与顾准先生交往很深，成为忘年交。这是我人生之一大幸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曾经议论过康生（他总是插手学部的事情），于是就被诬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证据确凿，我被打成‘帽子拿在人民手中’ 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送到干校的劳改队劳动，开始与顾准朝夕相处。这时，顾准是劳改队里的一名老劳改犯，实际上是带领大家劳动。我在没进劳改队以前就干过农活，也做过瓦工、电工，都还能够胜任。进了劳改队干的第一件活是在猪圈里起圈，这活我实在干不了。圈里垫的土黏性很大，和猪粪便混合以后，一铲子插下去就怎么也抬不起来了，这时顾准过来帮我。他说，你这样一个白面书生，哪能干得了这个活，我来。以后，我就一直和他一起呆在这劳改队里。当时我38岁，他已经50多岁，而且患了肺病，已经开始痰里带血了，但劳动很认真，对我也非常照顾。在劳动之余，顾准带我进行有益的精神漫游，我们读书交流，举凡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无所不谈……
“第三件事，在东岳开始了我人生道路新的起点。通过干校的底层生活，我感悟到不止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体制（指计划经济、“左”的路线）下受罪，受苦最深的却是广大农民。而原来在书斋里，对此是不了解实情的。我了解到了发生在中华文明发祥地的‘信阳事件’真相，内心产生了对农民的怜悯与同情。顾准与我在临时搭起的席棚里听候挨斗。不挨斗的时候，我们可以做自己的事。顾准告诉我，他早先也不知民间疾苦，居住小洋楼，出门便坐车，如果‘三反’不撤职，自己会跟那些官僚一样，养尊处优。1959年至1962年，顾准被打成‘右派’下放河南商城，才亲眼目睹饿殍遍野，惨不忍睹……顾准与我一起探讨未来发展的道路与前景，我以为探索的起点就是在东岳，还有后来的明港。在困惑中探索并没有结束，也没有句号。顾准对我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弄清楚，首先得学习世界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对整个人类历史作一番整理。然后回过头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和探索人类的未来发展，就容易看得清楚。于是，我们决定利用有空闲时间的机会，从希腊史开始我们的历史漫游。吸收新知识要有工具，所以我在顾准的鼓励下决定恢复我在中学时学过、但学得不好的英语。顾准后来对别人说，与吴敬琏聊天是一种享受，也许就是指这一段时期我们之间的讨论说的。我自己也是这样。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参与这种能够启发人的思想的自由讨论了。这种机会居然在被打成‘反革命’的情况下得到，真是一种奇缘。”
吴敬琏先生深情地谈道，顾准与李慎之、徐雪寒等人一样，是“老派”共产党员，他们都满怀一腔热血，出生入死，不怕牺牲；对革命成功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反复思考，对民族、对国家为什么会这样，忧心忡忡。他们是忧国忧民、赍志而没的。
吴敬琏先生在发言中，联系现实提醒人们注意到，中国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私有化、非人格化交易的道路。现在是到了过大关的时候了。
在另外的场合，吴敬琏先生应约，又回忆起与顾准朝夕相处的日子，他们利用不准参加“革命群众活动”的机会和顾准通过巧妙斗争取得的阅读中外书籍的权利，怀着“为什么我们追求革命理想，千百万人为之奋斗牺牲，得到的却是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 这样一个当时使人们深感困惑的问题，认真研究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的历史，探索中国和世界的未来。他说：“在这段朝夕相处的日子里，顾准对我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他不但在学术上给予了我重要的指点，而且可以说，他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因此，我从他那里受益极多。”
“位卑未敢忘忧国”，顾准就是这样一位思想家，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更不关心我的处理问题。二周前写了一份思想汇报，决心超出‘利用对象’的水平，力求继续革命。然而出处为何，不抱幻想，所不能忘记的，还是追求真理。倘若还能活二十年，最大希望，不过是广泛涉猎古今哲理，旅行祖国各地，看看山河如何重新安排，经济如何建设，作刍荛之献而已。赫胥黎说，‘所遇善，固将宝而维之，所遇不善，亦无懂焉’，以之对付过去，以之对付未来。”
顾准对国内“文革”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众多变化，并不无动于衷，他关心着人类的命运和祖国建设的未来。
吴敬琏说得好：“在这个冷峻孤傲的外观下面，有着一颗充满爱心和柔情的内心世界。人们也许以为，顾准之所以能够这样无所顾忌地探求真理，是因为他在经历了种种人世沧桑之后，已经变得超然物外，对于人世间的喜怒哀乐都无动于心。我想，这个判断也是不符合实际的。顾准从来认为，‘力求在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上寻求自己灵魂的安宁’，‘不是禄蠢，就去出家’，‘愤世嫉俗，只好自称老衲’，都不足为训。顾准精神是入世的，正像他自己所说，他的宗旨在于‘为人类服务’，为了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未来，他立志做一个‘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顾准的确实现了这一诺言，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掷地有声的篇章，至死方休。
来到东岳的顾准，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戴着帽子的“右派”分子而消沉、抱怨。相反，东岳淳朴的民风，使顾准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对国内国外的形势给予关注与设想，对息县的布局发展进行广泛的调查和深入的思考，并对息县未来的工业和农业都寄于厚望。
在东岳的日子里，顾准着眼更多的是中国经济如何快速发展的问题。“以经济为中心来建设中国，当然需要一定的条件。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经济发展在我国必将愈来愈成为中心，其他一切，势必围绕这个中心而转动。”
在离开东岳三年左右的时间里，顾准仍然以忘我的精神，继续阅读、翻译、思考、写作，以生命为代价，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稿。
顾准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以后，就把吴敬琏叫到医院去。吴敬琏回忆说：“顾准很镇静地告诉我，他将不久于人世，而且过不了多久就会因为气管堵塞说不出话来，所以要趁还能说话时作一次长谈，以后就不用再来了。他说，他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不知道，所以他送我四个字：‘待机守时’，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工作。总有一天要发生变化。那时，要能拿得出东西来报效国家。”
1974年12月2日，顾准弥留之际，吴敬琏留在病床边值夜班。
入夜时分，顾准面容显得痛苦，依靠高压氧气瓶，维持着细若游丝的一缕生命。为了让与病魔搏斗而疲劳不堪的顾准得到休息，吴敬琏凑近床头，轻轻暖着他的手，希望他能入睡。12时左右，苏醒后的顾准挣扎着连连打手势，并用几乎全部被堵塞住的喉咙，发出微弱的声音，关照吴敬琏：“打开行军床休息。”这竟成了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吴敬琏非常难过地骑着自行车回家，这种难过的感觉，用他的话说就是，“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但是，我想，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
在我的印象中，同样是知名学者，吴敬琏先生不同于我所认识的其他同志，他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底色，正直善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与他相处，那种温润，如同摩挲着一块古朴的美玉。
吴敬琏先生向我介绍说，他与顾准结识，始于1956年顾准到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研究所。据吴先生忆述：顾准初来的时候，担任他所在的财政组的组长，所以是自己的直接领导。但顾准并不管组里的行政事务，从早到晚都钻在经济所图书馆的书库里读书。顾准一心想钻研经济理论，继续在党校已经开始的探索。当时，顾准已经意识到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建立以后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了，因此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这篇论文里，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可以由一种规律自发调节的观点。他的这种观点在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是非常超前的。其时的经济学界没有一个人达到顾准那样的水平。甚至像孙冶方这样杰出的经济学家，虽然提出了“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的口号，但他还是再三说明，自己所讲的“价值规律”是“第二号价值规律”，而不是听任价格自发涨落的市场经济。只有顾准鲜明地提出让价格的自发涨落，即真正的市场规律来调节生产。所以，吴敬琏先生推崇顾准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从这点来看，可以说吴敬琏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顾准的人之一。
吴敬琏与顾准，真正成为莫逆之交，则是在河南息县东岳的“五七干校”，在那里他们结下了终生患难情谊。我在与吴先生交谈中，才知“文革”中“五七干校”的气氛是相当肃杀的，知识分子在那里的日子是非常难熬的。
“五七干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劳动改造的场所。仅中央、国务院所属部门在河南、湖北、江西、安徽等18个省区，便创办“五七干校”106所，共约十多万名干部，不放到那里劳动改造。
顾准所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经济所以及文学所最先下放。据了解，学部14所的干校基地和学部机关在东岳人民公社老唐坡建校落户，占地面积约24平方公里，房屋 700多间，包括随校家属子女近2000人，其中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就有106人，于1970年基本建成，1972年初撤走，历时2年多。著名文学家钱钟书、何其芳、蔡仪，红学家俞平伯、经济学家骆耕漠、顾准、吴敬琏、赵人伟、张卓元等一批专家学者在这里劳动锻炼，他们播洒思想的种子，传授先进科学文化知识，让封闭落后的东岳人民知道了许多祖祖辈辈闻所未闻的东西，留给东岳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以丰富的学识、追求真理的精神与勤奋忘我的工作作风，教育和影响了息县人民和他们的后代。
息县是淮河平原的锅底，大片水灾时淹的土地无人耕种，可供这些原来研究经济、文学、哲学、历史的学者们“改天换地”，让他们在这里“修补地球”。
在这样的环境下，顾准在那里劳动从不偷懒，重活、累活抢着干。
2005年7月1日，顾准先生诞辰90周年之际，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以顾准生前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部分老专家、学者为主体的专家团赶赴河南省息县及东岳镇，在顾准的诞辰日举行纪念活动。这场纪念会，凝重而热烈，我也有幸忝列其中，真是感慨万分。
吴敬琏先生率中国社科院专家团回息县东岳寻访并参加顾准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群贤毕至，极一时之盛。吴敬琏先生在会上讲话，他开门见山地说，干校的两年多时间，是自己在十年“文革”中的一段重要的人生经历，它推动我们思考一些深层次问题，鞭策我们为国家和人民的幸福做更多的工作。而且他充满深情的表达道：“我们要为曾经养育过我们的同胞做些事情，以此作为报答！”
吴敬琏先生在发言中毫不隐讳，他认为“五七干校”是知识分子的“炼狱”，是对知识分子系统性迫害的产物。他说：“往事不堪回首，我想起了每次在田间地头开批斗会时，顾准和我被迫把戴在脸上的眼镜摘下来，虔诚地接受批斗。这是因为在那时‘眼镜’是知识分子‘原罪’的象征。不过现在回过头静心想一下，对个人而言，在东岳干校的经历是‘不幸中之大幸’……”吴敬琏先生认为以下三件事可以佐证：
“第一件事，在东岳我真正冷静地思考一些问题。自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以来，我就一直是‘积极分子’。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时，我在复旦大学是文学院的学生总代表；到经济所搞运动时，‘左派’分子训斥前辈经济学家骆耕漠，像训孙子似的，还十分理直气壮；平生愧疚不已的是参加了1964～1965年间‘左’派理论家发动的对孙冶方‘修正主义’的批判。……1969年下干校，连锅端，去求赎洗涤自己知识分子的‘原罪’，因此而投入了干校的‘洗礼’。通过这段难忘的经历，无论是对历史、还是对现实，我都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与反思。
“第二件事，在东岳我与顾准先生交往很深，成为忘年交。这是我人生之一大幸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曾经议论过康生（他总是插手学部的事情），于是就被诬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证据确凿，我被打成‘帽子拿在人民手中’ 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送到干校的劳改队劳动，开始与顾准朝夕相处。这时，顾准是劳改队里的一名老劳改犯，实际上是带领大家劳动。我在没进劳改队以前就干过农活，也做过瓦工、电工，都还能够胜任。进了劳改队干的第一件活是在猪圈里起圈，这活我实在干不了。圈里垫的土黏性很大，和猪粪便混合以后，一铲子插下去就怎么也抬不起来了，这时顾准过来帮我。他说，你这样一个白面书生，哪能干得了这个活，我来。以后，我就一直和他一起呆在这劳改队里。当时我38岁，他已经50多岁，而且患了肺病，已经开始痰里带血了，但劳动很认真，对我也非常照顾。在劳动之余，顾准带我进行有益的精神漫游，我们读书交流，举凡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无所不谈……
“第三件事，在东岳开始了我人生道路新的起点。通过干校的底层生活，我感悟到不止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体制（指计划经济、“左”的路线）下受罪，受苦最深的却是广大农民。而原来在书斋里，对此是不了解实情的。我了解到了发生在中华文明发祥地的‘信阳事件’真相，内心产生了对农民的怜悯与同情。顾准与我在临时搭起的席棚里听候挨斗。不挨斗的时候，我们可以做自己的事。顾准告诉我，他早先也不知民间疾苦，居住小洋楼，出门便坐车，如果‘三反’不撤职，自己会跟那些官僚一样，养尊处优。1959年至1962年，顾准被打成‘右派’下放河南商城，才亲眼目睹饿殍遍野，惨不忍睹……顾准与我一起探讨未来发展的道路与前景，我以为探索的起点就是在东岳，还有后来的明港。在困惑中探索并没有结束，也没有句号。顾准对我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弄清楚，首先得学习世界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对整个人类历史作一番整理。然后回过头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和探索人类的未来发展，就容易看得清楚。于是，我们决定利用有空闲时间的机会，从希腊史开始我们的历史漫游。吸收新知识要有工具，所以我在顾准的鼓励下决定恢复我在中学时学过、但学得不好的英语。顾准后来对别人说，与吴敬琏聊天是一种享受，也许就是指这一段时期我们之间的讨论说的。我自己也是这样。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参与这种能够启发人的思想的自由讨论了。这种机会居然在被打成‘反革命’的情况下得到，真是一种奇缘。”
吴敬琏先生深情地谈道，顾准与李慎之、徐雪寒等人一样，是“老派”共产党员，他们都满怀一腔热血，出生入死，不怕牺牲；对革命成功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反复思考，对民族、对国家为什么会这样，忧心忡忡。他们是忧国忧民、赍志而没的。
吴敬琏先生在发言中，联系现实提醒人们注意到，中国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私有化、非人格化交易的道路。现在是到了过大关的时候了。
在另外的场合，吴敬琏先生应约，又回忆起与顾准朝夕相处的日子，他们利用不准参加“革命群众活动”的机会和顾准通过巧妙斗争取得的阅读中外书籍的权利，怀着“为什么我们追求革命理想，千百万人为之奋斗牺牲，得到的却是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 这样一个当时使人们深感困惑的问题，认真研究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的历史，探索中国和世界的未来。他说：“在这段朝夕相处的日子里，顾准对我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他不但在学术上给予了我重要的指点，而且可以说，他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因此，我从他那里受益极多。”
“位卑未敢忘忧国”，顾准就是这样一位思想家，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更不关心我的处理问题。二周前写了一份思想汇报，决心超出‘利用对象’的水平，力求继续革命。然而出处为何，不抱幻想，所不能忘记的，还是追求真理。倘若还能活二十年，最大希望，不过是广泛涉猎古今哲理，旅行祖国各地，看看山河如何重新安排，经济如何建设，作刍荛之献而已。赫胥黎说，‘所遇善，固将宝而维之，所遇不善，亦无懂焉’，以之对付过去，以之对付未来。”
顾准对国内“文革”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众多变化，并不无动于衷，他关心着人类的命运和祖国建设的未来。
吴敬琏说得好：“在这个冷峻孤傲的外观下面，有着一颗充满爱心和柔情的内心世界。人们也许以为，顾准之所以能够这样无所顾忌地探求真理，是因为他在经历了种种人世沧桑之后，已经变得超然物外，对于人世间的喜怒哀乐都无动于心。我想，这个判断也是不符合实际的。顾准从来认为，‘力求在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上寻求自己灵魂的安宁’，‘不是禄蠢，就去出家’，‘愤世嫉俗，只好自称老衲’，都不足为训。顾准精神是入世的，正像他自己所说，他的宗旨在于‘为人类服务’，为了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未来，他立志做一个‘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顾准的确实现了这一诺言，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掷地有声的篇章，至死方休。
来到东岳的顾准，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戴着帽子的“右派”分子而消沉、抱怨。相反，东岳淳朴的民风，使顾准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对国内国外的形势给予关注与设想，对息县的布局发展进行广泛的调查和深入的思考，并对息县未来的工业和农业都寄于厚望。
在东岳的日子里，顾准着眼更多的是中国经济如何快速发展的问题。“以经济为中心来建设中国，当然需要一定的条件。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经济发展在我国必将愈来愈成为中心，其他一切，势必围绕这个中心而转动。”
在离开东岳三年左右的时间里，顾准仍然以忘我的精神，继续阅读、翻译、思考、写作，以生命为代价，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稿。
顾准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以后，就把吴敬琏叫到医院去。吴敬琏回忆说：“顾准很镇静地告诉我，他将不久于人世，而且过不了多久就会因为气管堵塞说不出话来，所以要趁还能说话时作一次长谈，以后就不用再来了。他说，他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不知道，所以他送我四个字：‘待机守时’，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工作。总有一天要发生变化。那时，要能拿得出东西来报效国家。”
1974年12月2日，顾准弥留之际，吴敬琏留在病床边值夜班。
入夜时分，顾准面容显得痛苦，依靠高压氧气瓶，维持着细若游丝的一缕生命。为了让与病魔搏斗而疲劳不堪的顾准得到休息，吴敬琏凑近床头，轻轻暖着他的手，希望他能入睡。12时左右，苏醒后的顾准挣扎着连连打手势，并用几乎全部被堵塞住的喉咙，发出微弱的声音，关照吴敬琏：“打开行军床休息。”这竟成了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吴敬琏非常难过地骑着自行车回家，这种难过的感觉，用他的话说就是，“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但是，我想，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