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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这篇文章主要讨论了各个时期对作家主体性的不同的思想理念。在文章的开头便说明了作家的个人情感对文学作品的重要性。然后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作家主体性地位的变化，最后再次重申了开头的观点：即使作家的主体性地位越来越不受重视，但并不能忽略他们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
关键词：创作主体性；三个阶段；作用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0--01
在惯性思维的引导下，我们所看到的作品往往会受到作家本身经历或者观点的影响，对我们自身而言，当自己被一部小说或是电影所感动，在其启发之下，我们也会写出一篇文章或者感想，这些都是很容易理解的。当我们提到文学创作时，通常会包含三个方面，即文学创作是由人为主体进行的活动，这是一项描写人的活动，同时又是写给人来欣赏的[1]。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基于作者之前的所看所想所感。而当这些情感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在大众眼前的时候，又被人们所评价。在我看来，缺乏作家本身情感的作品是很难吸引大众目光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学首先是研究感情的学问，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说成是人学。其实，这场有关作家对作品的影响的讨论在很久之前便已经出现了。
最开始，在传统的欧洲诗学理论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他们尽可能地减弱创作主体对作品的影响，个人的影响并没有被人重视。在很多传统的批评理论中，创作主体性的问题并没有被认作是创作的关键所在，尽管这些作品是由人创作的，这些小说家和诗人更多地被认作是“代言人”而非作品的参与者。柏拉图认为诗歌不是由诗人创作出来的，他们作为上帝的代言人将上帝的精神传达给普众。这种观点后来出现在奥古斯丁的论断中，他认为作品仅仅是上帝精神的实体形式，与作家本身没有多大的关系。关于这一观点，最著名的当属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他认为诗人的创作源于无意识。这当然很难令人信服，既然创作源于本人的无意识，那弗洛伊德又怎么能意识到这个理论呢？
然而这一观点在十九世纪时得以改变。当时的文学领域发生了一场革命。法国大革命使法国走向了这场文学思潮的前线。这一思潮影响到文学领域，强调个人的重要性，文本作家也被认为是文学创作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文学创作将情感看作是不可或缺的成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他认为，“所有的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而这种情感又是经过在宁静中追忆的”[2]。实际上，他也一直不断地将自己的观点应用于实践当中，在他的著名诗歌《我好似一朵流云独自漫游》中， 他写道，“后来多少次我郁郁独卧，感到百无聊赖心灵空漠；这景象便在脑海中闪现，多少次安慰过我的寂寞；我的心又随水仙跳起舞来，我的心又重新充满了欢乐。”因此，那些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可能会在某个时间点再重新出现在你的脑海中，给予你创作的灵感。诗人自身是最为重要的。然而，正如谚语所说，“过犹不及”。如果太过追求达到某种效果，事情便会向反方向发展。正是因为浪漫主义者太过于标榜个人情感的重要性，文本似乎被情感淹没，导致个人话语的极端。
对个人话语的过分重视首先遭到了济慈的反对。他不同意华兹华斯过分强调个人因素。他曾给好友写信指出他主张一种扩大作品主题而减弱作家自身想法的创作手法。他认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懂得排除自己的私人感情而站在自然和历史的角度思考问题。后来受到济慈的影响，艾略特认为过于强调个人感情会使文学过于主观，它会使作家被束缚在自己狭小的空间内而无法领略世界的多姿多彩。尽管与当时的浪漫主义诗人相比，济慈和艾略特阻止了个人情感的极端倾向，但他们仍然强调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
随着时间的流逝，关于作家主体性的问题并没有结束。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批评家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罗兰·巴特。他的“零度写作”是在这一问题上具有过渡性的理论，它代表了巴特对情感极端化的一种反对。同样，巴特也提出了“作者已死”的论断，从这些理论中不难看出他认为作家在作品创作中的影响微乎其微。在巴特看来，当进行文学创作时，作家应尽可能避免自身情感对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影响，也就是尽量排出主观性的干扰。实际上，创作仅仅是呈现社会和历史的本来面貌。因此写作对他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新闻创作”，这其实和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以“冰山”为喻，认为作者只应描写“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水下的部分应该通过文本的提示让读者去想象补充。正如他的短篇小说《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中，对话占了文本的全部。海明威并没有表达自己对小说中两个服务员的观点。相反，他似乎只是描述了二人普通的一天。然而，比起引领读者跟随作者的脚步，这种写作手法更能引发读者的兴趣。我们常说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人对于文本的理解都有不同的方向，只有作者读者充足的想象空间，文本本身的作用才能得以展现。因此，作家似乎不再是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语言借助作者的双手为武器，能够随心所欲地抒发而无须受制于个人情感。
从以上的讨论中可看到，究竟何种写作手法是正确的无人可以定论。当我们跟随古人的足迹，作家作为创作主体，他们的角色似乎是呈现出一种不断重复的过程。但尽管作家的影响不断被忽略，我认为他们仍然是创作过程中很重要的环节，无论文学创作怎样被非人性化，作品创作的本身始终是以人为本，而打动心灵的关键只能是情感，当读者与作者的情感找到共鸣点，这部作品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参考文献：
[1]《试论从情感的角度谈文学是人学》，田智祥，2003年01期，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Preface to Lyrical Ballads by William Wordsworth， 1800.
关键词：创作主体性；三个阶段；作用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0--01
在惯性思维的引导下，我们所看到的作品往往会受到作家本身经历或者观点的影响，对我们自身而言，当自己被一部小说或是电影所感动，在其启发之下，我们也会写出一篇文章或者感想，这些都是很容易理解的。当我们提到文学创作时，通常会包含三个方面，即文学创作是由人为主体进行的活动，这是一项描写人的活动，同时又是写给人来欣赏的[1]。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基于作者之前的所看所想所感。而当这些情感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在大众眼前的时候，又被人们所评价。在我看来，缺乏作家本身情感的作品是很难吸引大众目光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学首先是研究感情的学问，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说成是人学。其实，这场有关作家对作品的影响的讨论在很久之前便已经出现了。
最开始，在传统的欧洲诗学理论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他们尽可能地减弱创作主体对作品的影响，个人的影响并没有被人重视。在很多传统的批评理论中，创作主体性的问题并没有被认作是创作的关键所在，尽管这些作品是由人创作的，这些小说家和诗人更多地被认作是“代言人”而非作品的参与者。柏拉图认为诗歌不是由诗人创作出来的，他们作为上帝的代言人将上帝的精神传达给普众。这种观点后来出现在奥古斯丁的论断中，他认为作品仅仅是上帝精神的实体形式，与作家本身没有多大的关系。关于这一观点，最著名的当属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他认为诗人的创作源于无意识。这当然很难令人信服，既然创作源于本人的无意识，那弗洛伊德又怎么能意识到这个理论呢？
然而这一观点在十九世纪时得以改变。当时的文学领域发生了一场革命。法国大革命使法国走向了这场文学思潮的前线。这一思潮影响到文学领域，强调个人的重要性，文本作家也被认为是文学创作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文学创作将情感看作是不可或缺的成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他认为，“所有的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而这种情感又是经过在宁静中追忆的”[2]。实际上，他也一直不断地将自己的观点应用于实践当中，在他的著名诗歌《我好似一朵流云独自漫游》中， 他写道，“后来多少次我郁郁独卧，感到百无聊赖心灵空漠；这景象便在脑海中闪现，多少次安慰过我的寂寞；我的心又随水仙跳起舞来，我的心又重新充满了欢乐。”因此，那些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可能会在某个时间点再重新出现在你的脑海中，给予你创作的灵感。诗人自身是最为重要的。然而，正如谚语所说，“过犹不及”。如果太过追求达到某种效果，事情便会向反方向发展。正是因为浪漫主义者太过于标榜个人情感的重要性，文本似乎被情感淹没，导致个人话语的极端。
对个人话语的过分重视首先遭到了济慈的反对。他不同意华兹华斯过分强调个人因素。他曾给好友写信指出他主张一种扩大作品主题而减弱作家自身想法的创作手法。他认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懂得排除自己的私人感情而站在自然和历史的角度思考问题。后来受到济慈的影响，艾略特认为过于强调个人感情会使文学过于主观，它会使作家被束缚在自己狭小的空间内而无法领略世界的多姿多彩。尽管与当时的浪漫主义诗人相比，济慈和艾略特阻止了个人情感的极端倾向，但他们仍然强调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
随着时间的流逝，关于作家主体性的问题并没有结束。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批评家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罗兰·巴特。他的“零度写作”是在这一问题上具有过渡性的理论，它代表了巴特对情感极端化的一种反对。同样，巴特也提出了“作者已死”的论断，从这些理论中不难看出他认为作家在作品创作中的影响微乎其微。在巴特看来，当进行文学创作时，作家应尽可能避免自身情感对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影响，也就是尽量排出主观性的干扰。实际上，创作仅仅是呈现社会和历史的本来面貌。因此写作对他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新闻创作”，这其实和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以“冰山”为喻，认为作者只应描写“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水下的部分应该通过文本的提示让读者去想象补充。正如他的短篇小说《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中，对话占了文本的全部。海明威并没有表达自己对小说中两个服务员的观点。相反，他似乎只是描述了二人普通的一天。然而，比起引领读者跟随作者的脚步，这种写作手法更能引发读者的兴趣。我们常说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人对于文本的理解都有不同的方向，只有作者读者充足的想象空间，文本本身的作用才能得以展现。因此，作家似乎不再是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语言借助作者的双手为武器，能够随心所欲地抒发而无须受制于个人情感。
从以上的讨论中可看到，究竟何种写作手法是正确的无人可以定论。当我们跟随古人的足迹，作家作为创作主体，他们的角色似乎是呈现出一种不断重复的过程。但尽管作家的影响不断被忽略，我认为他们仍然是创作过程中很重要的环节，无论文学创作怎样被非人性化，作品创作的本身始终是以人为本，而打动心灵的关键只能是情感，当读者与作者的情感找到共鸣点，这部作品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参考文献：
[1]《试论从情感的角度谈文学是人学》，田智祥，2003年01期，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Preface to Lyrical Ballads by William Wordsworth， 1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