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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发有先生长于思辨又注重实证，才思敏捷而学风严谨，视野宏阔且业有专攻，在日益喧嚣浮躁的学术圈不显山不露水，但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巨大存在。当1990年代乱花迷眼的文本追踪批评变得难以为继时，他以一位优秀学者前瞻性的敏锐，在继续从事文学批评的前提下，将主攻方向转向文学传媒研究，在跨学科交叉中探寻出新的学术生长点。杂志、报纸副刊、出版社是文学生产的重要载体，这些看似文学外围的因素，其实与文学体制的沿革、创作群体的培育、文学思潮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关联，但是在以往的文学研究中，文学与传媒之间的复杂互动却多少处于被遮蔽状态，研究者的目光也较多集中于文本评介，对文本生产的具体过程，传媒对文学外部环境的塑造与内部质地的渗透习焉不察。黄发有先生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起，以考古学的细致和耐心对此领域做了深入研究，其专著《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媒体制造》《文学传媒与文学传媒研究》等，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方法路径、存在问题做了扎实有效的示范与推进，这种学术沉潜的努力和用心颇令人钦佩。
布莉莉：黄老师，您是如何从文本批评和作家论等传统的文学研究领域转向文学传媒研究的呢？
黄发有：我以前曾在文章中说过，文本细读是审美批评的起点，也是严肃的文化批评的起点。但是现在存在的情况是，很多研究者没有认真读过作品，却可以根据文学史上的论述侃侃而谈，其实这种道听途说的现象是很值得警惕的。我在写博士论文《准个体时代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研究》期间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但是也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如果忽略了90年代媒体对文学的改塑以及各种力量对于媒体的强势渗透，很多问题是谈不透的。对于当代文学与大众传媒的复杂关系，早在1998年我写作博士论文期间，就开始密切关注，并且搜集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1999年春天，我发现原先设计的博士论文框架有一些问题，对90年代小说的研究越深入，就越清晰地意识到传媒对文学的影响日益强化。后来，我在对博士论文进行修改与补充时，增加了对这方面问题的专题讨论，针对文学期刊、文学出版、影视文化、媒体趣味与小说创作的关系，考察文学环境与文学生产的互动模式。后来逐渐深入地研究文学传媒，也算是水到渠成。
布莉莉：其实，大多数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者都知道，“文学传媒研究”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多数时候甚至是“出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因为想要在此领域做出成果，需终日于故纸堆中爬梳史料，吃了不少灰尘不说，研究者自身亦有被资料淹没之虞，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的主体性该如何确立？学术的想象力又该如何保持呢？您能在研究方法上提供一些针对性的建议吗？
黄发有：你说的不错，这确实是目前“文学传媒研究”领域普遍存在的苦恼。很多硕士生、博士生的研究论文将目光关注于一本杂志、一份报纸，将其视为静态的研究对象，批评者的主体性被纷繁浩杂的文学史料环所淹没。
就文学传媒研究而言，目前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现有成果大多是一些零碎的个案研究，还有一些著作是纯粹以现成资料为依据的材料汇编与印象式文字，缺乏必要的资料准备与系统研究，急需更加系统而深入的学术推进，对相关史料的发掘、整理与甄别是尤其薄弱的环节。其二，在当代文学传媒研究的各个分支中，发展极不平衡。目前常见的还是独立的个案研究，一些宏观研究论文显得大而无当，甚至多有错讹，在个案分析基础上具有整体视野的宏观研究较为少见。其三，缺少跨学科视野，文学和传媒成了相互游离的两张皮，忽视了文学与媒介之间的互动分析。其四，从文化产业角度研究文学尤其是文学传媒，是最近几年学术发展的新趋势。随着商业文化的影响力日渐强大，文学研究无法不受到时潮的干扰。但是，过分看重商业利益，必然会削弱文学的艺术含量，甚至将发行量、票房、点击率等商业化的量化指标标准作为衡量文学影响力的唯一标准。
作为一个日益受到关注的新兴领域，文学传媒研究还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学术规范和方法体系，不同学者之间的分歧较大，难以形成有效的对话和交流。在研究方法上，我认为应该注意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以跨学科透视与互动认知方法扩展研究视野。研究文学传媒不能就事论事，必须以原始材料为入口，考察文学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复杂关系；同时，文学传媒研究必须将媒体纳入文学史的视野进行立体考察，要重点关注文学元素与文学性的生成方式与内在构造。第二，以史料发掘为起点，以传媒研究印证和补充文学史，以传媒研究拓展和深化文学史。文学传媒研究一方面要重视研究对象作为媒介的特性，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对象又是第一手的文学史料。因此，研究文学媒介不能无视其特殊性，将之混同于普通的大众媒介。第三，文学传媒研究应该从个案入手，从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没有扎实的个案研究，容易流于空泛；没有全局观念和历史意识，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把个别性视为普遍性，作出误判，产生误导作用。第四，以内外结合的视角，研究文学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机制，也就是文学生态。文学作品走向受众和社会，其常规渠道是文学传媒。文学传媒是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外部因素作用于文学的中介，面对外部力量的影响与渗透，文学也迅速地通过文学传媒，传达其回应与改变的信息。另一方面，研究文学传媒，应当重视媒介发展与文学思潮、文体变迁、文学生态之间的互动模式，即传媒环境的变化如何影响甚至改变了文学的格局。第五，以定性研究为主导，以定量方法为辅助。在中国文学的研究历史中，定性研究长期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较少有研究成果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当然，量化分析方法的作用不宜被夸大，文学创造的价值不能以数量的多寡作为核心标准，更不应该作为唯一标准。
布莉莉：随着博客、微博等新兴媒体的崛起，信息化、平面化写作甚为流行，余华七年磨一剑创作的《第七天》，就被广大读者认为是“微博段子集锦”，由贫富分化、野蛮拆迁、蚁族、卖肾等支离破碎的故事单元连缀起来的叙事，颇似赚人眼球的新闻标题。然而遗憾的是，余华这种与现实近身肉搏的写作姿态，并未击中时代要害，反而呈现出一种急于表意的写作焦虑。 黄发有：有机智的网友说《第七天》是“新闻串烧”，真是太贴切了。性丑闻、强拆、强制引产、暴力审讯、上访、卖肾、毒大米等新闻片段，通过杨飞的游魂被拼贴在一起，文本杂糅而松散。在 “信息嘉年华”的狂欢状态中，不少采用跨文体策略的“小说”只是一种大杂烩，以后现代的拼贴手法，把故事、史料、新闻、日记、言论、书信都掺杂在小说中。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成为一种无边的文体，散文、诗歌、戏剧和其它实用文体都可以作为小说的组件，被组装和改造成小说。这类小说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从作品中无法感受到作家想象力的飞扬和内心的敞亮，人物也像傀儡一样被功利化的叙事所操纵，他们的内心世界也是暗淡无光，缺乏主动性，也无法生发出推动叙事的强大内力。从文本的缝隙中，也不难看出作家的尴尬，他们自己都没想清楚作品要表达什么，只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常常是敷衍成篇。
布莉莉：余华自己也说：“与现实的荒诞相比，小说的荒诞真是小巫见大巫。”的确如此，在社会贫富分化、各种矛盾复杂缠绕的今天，现实的荒诞性有时会令文学瞠目结舌，但是这不能成为文学无所作为的借口，恰恰相反，文学应该以自己的独特质素向难度和现实挑战。黄老师，您认为在一个传媒时代里，小说应该是什么样子？作家该如何做好信息化时代“讲故事的人”？
黄发有：在当下信息爆炸的传媒环境中，小说所使用的素材，不少读者耳熟能详，如果作品缺乏原创性，无法给读者提供更丰富的经验或更新鲜的视角，小说就显得多余。今天，指望通过小说“认识社会人生”“获取信息”，难免会失望。米兰·昆德拉认为好的小说必须具备“只有小说才能表达的东西”必须内含活跃的艺术想象力。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小说作为语言艺术的优势，是挖掘看不见的奥秘，洞察内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遗憾的是，越来越多的小说家一味地在小说中堆砌信息，漠视了内心，放弃了对人性的深入透视。必须警惕的是，信息超载的文本拼贴，是当前小说最容易犯的毛病，在思想和形式上都缺乏独特性与原创性。在信息时代，好小说应该能用思想之光穿透泛滥的信息，不被流俗所淹没，另一方面，好小说应当采用有别于陈词滥调的新颖的讲述方式，拥有别致的语言和悠长的韵味。
布莉莉：确实如此，好的作品应该焕发文学本身的尊严，而不是成为信息的附庸。但是，在大众传媒时代，文学的自主性却岌岌可危。在商业法则的运作下，文学阅读的沉默状态与视觉快感带来的经济效益不可相提并论，当文学遇到电影，更人文还是更商业？悲观一点来说，答案已无需猜测。就《金陵十三钗》《白鹿原》《归来》等电影来说，虽然人气票房颇高，但是我觉得在艺术和品位上是很值得商榷的。
黄发有：有一些好的小说几乎不可能被拍成好的电影，影视对故事的完整性有较高的要求，而影视难以表现的氛围、意味、状态、情绪等，恰恰是小说的精髓。当下，小说的日趋影视化和影视的越来越小说化，艺术形式的混乱已无可避免，而对文学的考验尤为严峻。基于此，爱德华·茂莱在《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一书中说：“如果要使电影化的想象在小说里成为一种正面力量，就必须把它消解在本质上是文学的表现形式之中，消解在文学地‘把握’生活的方式之中，换句话说，电影对小说的影响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是有益的：即小说仍是真正的小说，而不是冒称小说的电影剧本。”小说与影视只有在相对独立而不是相互吞噬的前提下，才能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实现真正的良性循环。否则，影视趣味对于小说的渗透与腐蚀，就绝不会像一些乐观者所预测的那样——影视与小说的结盟所导致的文体革新将带来小说的新生，而恰恰只能将它引向自我迷失的歧途。
布莉莉：其实，“触电”对很多作家来说意味着获取更多的象征资本，因此很多作家在写作时会不自觉地考虑到影视改编。这种自我内化的影视化写作其实时非常危险，容易滋生创作惰性。很多作家在成名之前还能全力以赴地投身于独立的艺术探索，一旦成名，便将生命耗费在无聊的会议与频繁的应酬之中，创造力渐渐萎顿。
黄发有：你说的这种现象跟作家的名利观念有关，而出版社、文学网站的跟风炒作和批评家不负责任的追捧，也脱不开干系。无论是作家、编辑家还是批评家，都应该珍惜沉默的权利，不要为了表达而表达，甚至被“表达”所奴役。现在有不少作家害怕淡出传媒视线，为了印数、版税和收视率，被迫“勤奋而多产”，难得有精品。不过，任何一个时代，能够称得上经典的作品都是罕见的。
布莉莉：如您所说，有时候潜伏会使作家积蓄更多的文学能量。做了20年文学编辑的金宇澄2013年出版的小说《繁花》就写得很好，上海方言的运用大胆而生动，句子的节奏感简洁又漂亮，花丛般的故事枝枝蔓蔓，饱满且富于智慧。我不敢说《繁花》会成为经典，因为只有经历共时性和历史性的审美震荡，经典才能被筛选出来。但是，我觉得这种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确实包蕴着一种低调的雄心。就现阶段而言，其实评奖机制是筛选经典的快捷途径。您是怎么看待文学评奖的呢？
黄发有：文学评奖是文学经典化的重要环节，但文学评奖会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像政治、商业和人情都会对判断形成干扰，评审的导向和评委的构成都会对结果产生很大影响。研究文学评奖，重要的是考察其价值标准和审美趣味。一方面，我们要看一种奖项弘扬了什么；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它遮蔽了什么，后一个问题或许更有意味。
布莉莉：在目前的文学场中，网络文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巨大存在。作为传统文学的“他者”，它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学的写作方式、存在方式和消费方式，对传统叙事失魂落魄的样貌也有所改善，但是雷同化的情节、恶俗的价值取向、粗制滥造的语言，使得网络文学难有经典。网络文学这种“只有数量，没有质量”的尴尬状况该如何改善呢？
黄发有：这种无原则的迎合只能催生文字垃圾。要激发网络文学的活力和后劲，必须坚守独立性，改变粗放的生产模式。作为文化产业的生力军，网络文学必须通过激发文化创造活力，追求风格与审美的多样性，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网络文学的发展要有活力和后劲，就不能片面追求创作数量、点击率和经济效益，不能一味地跟风和模仿，更不能迎合恶俗趣味，否则，只能是竭泽而渔。网络文学到了改变粗放式的“人海战术”的关键时期，应该通过多方面的协调配合，通过转型升级，从野蛮生长的规模制胜，转向品质优先的创新战略，建立多元共生的文学生态，不断提升艺术质量。 布莉莉：与传统批评相比，网络文学评论非常滞后，很多研究者潜意识中对网络文学存在偏见，不屑审读与评说，批评家与写手们之间缺乏有效互动。我看过一些关于网络文学的论文和专著，但是觉得有点“隔”，有分量的研究较少。就研究者而言，网络文本浩如烟海，该如何切入这一领域呢？又有哪些值得研究的方面？
黄发有：在当代文学评论的格局中，网络文学评论是一个薄弱环节。不少纯文学作家和评论家对网络文学有一种潜在的偏见，认为网络文学不值一说。另一方面，专业批评家和网络文学作者很难进行有效的沟通，批评家苦口婆心，但网络作者认为这些高深理论不切实际，不为所动地坚持自己的写作套路。此外，有个别评论家对网络文学的鼓吹，是一种无原则的褒扬，其判断受到人情乃至利益的干扰。网络文学的发展要突破瓶颈，必须建立相对完善的评价机制，而健康的文学评论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网络文学在短暂的发展历程中，还缺乏具有经典性的作品。作为深受鸳鸯蝴蝶派影响的张爱玲，其创作以其独特魅力，超越了鸳鸯蝴蝶派的通俗趣味。随着网络文学的逐渐完善，它的审美可能性将不断呈现，也有可能出现集大成者。批评家应该放弃先入为主的傲慢，以接地气的姿态，关注网络文学的动态进程。而网络文学要提高文学地位，或者说实现更普遍的文学价值，只能以质取胜。
新世纪的文学，传媒的影响力变得更加强大，随着新媒体的崛起，一方面是网络类型文学的流行，另一方面是以纸媒为主阵地的纯文学的日渐衰退。研究网络文学，一方面要有选择性地阅读代表性文本，不能像一些研究者那样，只是从理论到理论，根本不了解网络文学的现状和最新进展；另一方面，鉴于网络文学创作泥沙俱下的局面，不能采取研究经典文本的方法，应该通过对文本、网站、写手、网民的综合分析，考察网络文学生产与传播的基本模式和内在逻辑，并透视网络文学发展对文学整体发展状况的影响。也就是说，采取文化研究与审美研究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
布莉莉：黄老师，我很喜欢您写的《客家原乡》和《客家漫步》两本随笔集，文笔间的朴素心声和诗意乡愁很让人感动。我曾很偏执地认为评论家要懂得创作才行，如果不进入创作的堂奥，评论起来总觉得底气不足似的。您觉得散文创作对批评实践有影响吗？“客家”的独特文化认同对您有什么影响？
黄发有：《客家漫步》更加偏重情感的抒发，《客家原乡》依然采用散文笔法，但有较强的学理性。这两本书的市场反响都还不错，《客家漫步》还获得了山东省的省级文学奖齐鲁文学奖散文奖。比较而言，一般读者比较喜欢《客家漫步》，而学术圈的一些学者更为推崇《客家原乡》。其实，我个人从读大学本科开始，就一直在构思客家题材的小说，虽然也写过一些篇章，但总体来说，还都是空想。曾经有不止一个老师辈的学者劝我，让我不能不务正业，放弃学术去写小说。吃了学术饭，真是欲罢不能，内心又会时时觉得遗憾和纠结。
在几乎所有客家族谱里，几乎都会提到先祖的荣耀，这种自豪感对后世裔孙也确实有一种激励作用。“五百年前是一家”，但往细处说，很多同姓的名人跟客家的关系并不直接。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经过反复迁移进入闽粤赣边区的客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底层民系。当海边肥沃的土地被别的民系捷足先登后，客家先民只能退避到较为偏远的大山深处，开辟自己的聚居区。客家人曾经因为贫穷而遭受到周边人群的歧视，甚至引发族群冲突。正因为在艰难的生存条件的磨砺下，吃苦耐劳、坚忍不拔成了客家人可贵的精神特质。
在《汀江入海流》中，我曾经有这样的文字：“在离乱年岁、恶劣形势和陌生环境下，客家人的吃苦耐劳、勇于进取、信守诺言的精神表现得最为夺目。而一旦进入安逸的守成状态，以山地为文化根性的客家人就容易显现其保守、排他、狭隘、短视的局限性。因此，客家人要像南流的汀江一样，永远地保持一种流动状态，不断地接受和包容不同的水源，不断地走向更为广阔的新世界。客家人如果丢掉了‘做客’的自我认同和危机意识，如果失去了放逐自我的勇气，如果沉湎于‘家居’状态中安贫乐土，那就成了地道的‘家人’而不是‘客家人’。‘客家’的宿命，注定与百世一统的守成无缘，在失去了家谱上最初的故乡之后，所有的地方都是异乡，在所有的土地上都只是寄人篱下的‘后来者’，永远在‘客’与‘家’之间流浪。没有为客的危机与艰辛，就没有居家的稳定与美好。”最近几年，借着到美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地授课和访学的机会，我搜阅了不少有关客家华侨的相关史料，也对一些典型的客庄、客家会馆进行实地踏访。这些经历进一步加深了我对客家的认识，更为深刻地感受到客家人获取成功的艰难，更应该以开放的情怀拥抱未知世界，自强不息。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布莉莉：黄老师，您是如何从文本批评和作家论等传统的文学研究领域转向文学传媒研究的呢？
黄发有：我以前曾在文章中说过，文本细读是审美批评的起点，也是严肃的文化批评的起点。但是现在存在的情况是，很多研究者没有认真读过作品，却可以根据文学史上的论述侃侃而谈，其实这种道听途说的现象是很值得警惕的。我在写博士论文《准个体时代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研究》期间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但是也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如果忽略了90年代媒体对文学的改塑以及各种力量对于媒体的强势渗透，很多问题是谈不透的。对于当代文学与大众传媒的复杂关系，早在1998年我写作博士论文期间，就开始密切关注，并且搜集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1999年春天，我发现原先设计的博士论文框架有一些问题，对90年代小说的研究越深入，就越清晰地意识到传媒对文学的影响日益强化。后来，我在对博士论文进行修改与补充时，增加了对这方面问题的专题讨论，针对文学期刊、文学出版、影视文化、媒体趣味与小说创作的关系，考察文学环境与文学生产的互动模式。后来逐渐深入地研究文学传媒，也算是水到渠成。
布莉莉：其实，大多数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者都知道，“文学传媒研究”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多数时候甚至是“出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因为想要在此领域做出成果，需终日于故纸堆中爬梳史料，吃了不少灰尘不说，研究者自身亦有被资料淹没之虞，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的主体性该如何确立？学术的想象力又该如何保持呢？您能在研究方法上提供一些针对性的建议吗？
黄发有：你说的不错，这确实是目前“文学传媒研究”领域普遍存在的苦恼。很多硕士生、博士生的研究论文将目光关注于一本杂志、一份报纸，将其视为静态的研究对象，批评者的主体性被纷繁浩杂的文学史料环所淹没。
就文学传媒研究而言，目前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现有成果大多是一些零碎的个案研究，还有一些著作是纯粹以现成资料为依据的材料汇编与印象式文字，缺乏必要的资料准备与系统研究，急需更加系统而深入的学术推进，对相关史料的发掘、整理与甄别是尤其薄弱的环节。其二，在当代文学传媒研究的各个分支中，发展极不平衡。目前常见的还是独立的个案研究，一些宏观研究论文显得大而无当，甚至多有错讹，在个案分析基础上具有整体视野的宏观研究较为少见。其三，缺少跨学科视野，文学和传媒成了相互游离的两张皮，忽视了文学与媒介之间的互动分析。其四，从文化产业角度研究文学尤其是文学传媒，是最近几年学术发展的新趋势。随着商业文化的影响力日渐强大，文学研究无法不受到时潮的干扰。但是，过分看重商业利益，必然会削弱文学的艺术含量，甚至将发行量、票房、点击率等商业化的量化指标标准作为衡量文学影响力的唯一标准。
作为一个日益受到关注的新兴领域，文学传媒研究还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学术规范和方法体系，不同学者之间的分歧较大，难以形成有效的对话和交流。在研究方法上，我认为应该注意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以跨学科透视与互动认知方法扩展研究视野。研究文学传媒不能就事论事，必须以原始材料为入口，考察文学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复杂关系；同时，文学传媒研究必须将媒体纳入文学史的视野进行立体考察，要重点关注文学元素与文学性的生成方式与内在构造。第二，以史料发掘为起点，以传媒研究印证和补充文学史，以传媒研究拓展和深化文学史。文学传媒研究一方面要重视研究对象作为媒介的特性，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对象又是第一手的文学史料。因此，研究文学媒介不能无视其特殊性，将之混同于普通的大众媒介。第三，文学传媒研究应该从个案入手，从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没有扎实的个案研究，容易流于空泛；没有全局观念和历史意识，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把个别性视为普遍性，作出误判，产生误导作用。第四，以内外结合的视角，研究文学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机制，也就是文学生态。文学作品走向受众和社会，其常规渠道是文学传媒。文学传媒是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外部因素作用于文学的中介，面对外部力量的影响与渗透，文学也迅速地通过文学传媒，传达其回应与改变的信息。另一方面，研究文学传媒，应当重视媒介发展与文学思潮、文体变迁、文学生态之间的互动模式，即传媒环境的变化如何影响甚至改变了文学的格局。第五，以定性研究为主导，以定量方法为辅助。在中国文学的研究历史中，定性研究长期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较少有研究成果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当然，量化分析方法的作用不宜被夸大，文学创造的价值不能以数量的多寡作为核心标准，更不应该作为唯一标准。
布莉莉：随着博客、微博等新兴媒体的崛起，信息化、平面化写作甚为流行，余华七年磨一剑创作的《第七天》，就被广大读者认为是“微博段子集锦”，由贫富分化、野蛮拆迁、蚁族、卖肾等支离破碎的故事单元连缀起来的叙事，颇似赚人眼球的新闻标题。然而遗憾的是，余华这种与现实近身肉搏的写作姿态，并未击中时代要害，反而呈现出一种急于表意的写作焦虑。 黄发有：有机智的网友说《第七天》是“新闻串烧”，真是太贴切了。性丑闻、强拆、强制引产、暴力审讯、上访、卖肾、毒大米等新闻片段，通过杨飞的游魂被拼贴在一起，文本杂糅而松散。在 “信息嘉年华”的狂欢状态中，不少采用跨文体策略的“小说”只是一种大杂烩，以后现代的拼贴手法，把故事、史料、新闻、日记、言论、书信都掺杂在小说中。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成为一种无边的文体，散文、诗歌、戏剧和其它实用文体都可以作为小说的组件，被组装和改造成小说。这类小说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从作品中无法感受到作家想象力的飞扬和内心的敞亮，人物也像傀儡一样被功利化的叙事所操纵，他们的内心世界也是暗淡无光，缺乏主动性，也无法生发出推动叙事的强大内力。从文本的缝隙中，也不难看出作家的尴尬，他们自己都没想清楚作品要表达什么，只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常常是敷衍成篇。
布莉莉：余华自己也说：“与现实的荒诞相比，小说的荒诞真是小巫见大巫。”的确如此，在社会贫富分化、各种矛盾复杂缠绕的今天，现实的荒诞性有时会令文学瞠目结舌，但是这不能成为文学无所作为的借口，恰恰相反，文学应该以自己的独特质素向难度和现实挑战。黄老师，您认为在一个传媒时代里，小说应该是什么样子？作家该如何做好信息化时代“讲故事的人”？
黄发有：在当下信息爆炸的传媒环境中，小说所使用的素材，不少读者耳熟能详，如果作品缺乏原创性，无法给读者提供更丰富的经验或更新鲜的视角，小说就显得多余。今天，指望通过小说“认识社会人生”“获取信息”，难免会失望。米兰·昆德拉认为好的小说必须具备“只有小说才能表达的东西”必须内含活跃的艺术想象力。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小说作为语言艺术的优势，是挖掘看不见的奥秘，洞察内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遗憾的是，越来越多的小说家一味地在小说中堆砌信息，漠视了内心，放弃了对人性的深入透视。必须警惕的是，信息超载的文本拼贴，是当前小说最容易犯的毛病，在思想和形式上都缺乏独特性与原创性。在信息时代，好小说应该能用思想之光穿透泛滥的信息，不被流俗所淹没，另一方面，好小说应当采用有别于陈词滥调的新颖的讲述方式，拥有别致的语言和悠长的韵味。
布莉莉：确实如此，好的作品应该焕发文学本身的尊严，而不是成为信息的附庸。但是，在大众传媒时代，文学的自主性却岌岌可危。在商业法则的运作下，文学阅读的沉默状态与视觉快感带来的经济效益不可相提并论，当文学遇到电影，更人文还是更商业？悲观一点来说，答案已无需猜测。就《金陵十三钗》《白鹿原》《归来》等电影来说，虽然人气票房颇高，但是我觉得在艺术和品位上是很值得商榷的。
黄发有：有一些好的小说几乎不可能被拍成好的电影，影视对故事的完整性有较高的要求，而影视难以表现的氛围、意味、状态、情绪等，恰恰是小说的精髓。当下，小说的日趋影视化和影视的越来越小说化，艺术形式的混乱已无可避免，而对文学的考验尤为严峻。基于此，爱德华·茂莱在《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一书中说：“如果要使电影化的想象在小说里成为一种正面力量，就必须把它消解在本质上是文学的表现形式之中，消解在文学地‘把握’生活的方式之中，换句话说，电影对小说的影响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是有益的：即小说仍是真正的小说，而不是冒称小说的电影剧本。”小说与影视只有在相对独立而不是相互吞噬的前提下，才能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实现真正的良性循环。否则，影视趣味对于小说的渗透与腐蚀，就绝不会像一些乐观者所预测的那样——影视与小说的结盟所导致的文体革新将带来小说的新生，而恰恰只能将它引向自我迷失的歧途。
布莉莉：其实，“触电”对很多作家来说意味着获取更多的象征资本，因此很多作家在写作时会不自觉地考虑到影视改编。这种自我内化的影视化写作其实时非常危险，容易滋生创作惰性。很多作家在成名之前还能全力以赴地投身于独立的艺术探索，一旦成名，便将生命耗费在无聊的会议与频繁的应酬之中，创造力渐渐萎顿。
黄发有：你说的这种现象跟作家的名利观念有关，而出版社、文学网站的跟风炒作和批评家不负责任的追捧，也脱不开干系。无论是作家、编辑家还是批评家，都应该珍惜沉默的权利，不要为了表达而表达，甚至被“表达”所奴役。现在有不少作家害怕淡出传媒视线，为了印数、版税和收视率，被迫“勤奋而多产”，难得有精品。不过，任何一个时代，能够称得上经典的作品都是罕见的。
布莉莉：如您所说，有时候潜伏会使作家积蓄更多的文学能量。做了20年文学编辑的金宇澄2013年出版的小说《繁花》就写得很好，上海方言的运用大胆而生动，句子的节奏感简洁又漂亮，花丛般的故事枝枝蔓蔓，饱满且富于智慧。我不敢说《繁花》会成为经典，因为只有经历共时性和历史性的审美震荡，经典才能被筛选出来。但是，我觉得这种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确实包蕴着一种低调的雄心。就现阶段而言，其实评奖机制是筛选经典的快捷途径。您是怎么看待文学评奖的呢？
黄发有：文学评奖是文学经典化的重要环节，但文学评奖会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像政治、商业和人情都会对判断形成干扰，评审的导向和评委的构成都会对结果产生很大影响。研究文学评奖，重要的是考察其价值标准和审美趣味。一方面，我们要看一种奖项弘扬了什么；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它遮蔽了什么，后一个问题或许更有意味。
布莉莉：在目前的文学场中，网络文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巨大存在。作为传统文学的“他者”，它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学的写作方式、存在方式和消费方式，对传统叙事失魂落魄的样貌也有所改善，但是雷同化的情节、恶俗的价值取向、粗制滥造的语言，使得网络文学难有经典。网络文学这种“只有数量，没有质量”的尴尬状况该如何改善呢？
黄发有：这种无原则的迎合只能催生文字垃圾。要激发网络文学的活力和后劲，必须坚守独立性，改变粗放的生产模式。作为文化产业的生力军，网络文学必须通过激发文化创造活力，追求风格与审美的多样性，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网络文学的发展要有活力和后劲，就不能片面追求创作数量、点击率和经济效益，不能一味地跟风和模仿，更不能迎合恶俗趣味，否则，只能是竭泽而渔。网络文学到了改变粗放式的“人海战术”的关键时期，应该通过多方面的协调配合，通过转型升级，从野蛮生长的规模制胜，转向品质优先的创新战略，建立多元共生的文学生态，不断提升艺术质量。 布莉莉：与传统批评相比，网络文学评论非常滞后，很多研究者潜意识中对网络文学存在偏见，不屑审读与评说，批评家与写手们之间缺乏有效互动。我看过一些关于网络文学的论文和专著，但是觉得有点“隔”，有分量的研究较少。就研究者而言，网络文本浩如烟海，该如何切入这一领域呢？又有哪些值得研究的方面？
黄发有：在当代文学评论的格局中，网络文学评论是一个薄弱环节。不少纯文学作家和评论家对网络文学有一种潜在的偏见，认为网络文学不值一说。另一方面，专业批评家和网络文学作者很难进行有效的沟通，批评家苦口婆心，但网络作者认为这些高深理论不切实际，不为所动地坚持自己的写作套路。此外，有个别评论家对网络文学的鼓吹，是一种无原则的褒扬，其判断受到人情乃至利益的干扰。网络文学的发展要突破瓶颈，必须建立相对完善的评价机制，而健康的文学评论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网络文学在短暂的发展历程中，还缺乏具有经典性的作品。作为深受鸳鸯蝴蝶派影响的张爱玲，其创作以其独特魅力，超越了鸳鸯蝴蝶派的通俗趣味。随着网络文学的逐渐完善，它的审美可能性将不断呈现，也有可能出现集大成者。批评家应该放弃先入为主的傲慢，以接地气的姿态，关注网络文学的动态进程。而网络文学要提高文学地位，或者说实现更普遍的文学价值，只能以质取胜。
新世纪的文学，传媒的影响力变得更加强大，随着新媒体的崛起，一方面是网络类型文学的流行，另一方面是以纸媒为主阵地的纯文学的日渐衰退。研究网络文学，一方面要有选择性地阅读代表性文本，不能像一些研究者那样，只是从理论到理论，根本不了解网络文学的现状和最新进展；另一方面，鉴于网络文学创作泥沙俱下的局面，不能采取研究经典文本的方法，应该通过对文本、网站、写手、网民的综合分析，考察网络文学生产与传播的基本模式和内在逻辑，并透视网络文学发展对文学整体发展状况的影响。也就是说，采取文化研究与审美研究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
布莉莉：黄老师，我很喜欢您写的《客家原乡》和《客家漫步》两本随笔集，文笔间的朴素心声和诗意乡愁很让人感动。我曾很偏执地认为评论家要懂得创作才行，如果不进入创作的堂奥，评论起来总觉得底气不足似的。您觉得散文创作对批评实践有影响吗？“客家”的独特文化认同对您有什么影响？
黄发有：《客家漫步》更加偏重情感的抒发，《客家原乡》依然采用散文笔法，但有较强的学理性。这两本书的市场反响都还不错，《客家漫步》还获得了山东省的省级文学奖齐鲁文学奖散文奖。比较而言，一般读者比较喜欢《客家漫步》，而学术圈的一些学者更为推崇《客家原乡》。其实，我个人从读大学本科开始，就一直在构思客家题材的小说，虽然也写过一些篇章，但总体来说，还都是空想。曾经有不止一个老师辈的学者劝我，让我不能不务正业，放弃学术去写小说。吃了学术饭，真是欲罢不能，内心又会时时觉得遗憾和纠结。
在几乎所有客家族谱里，几乎都会提到先祖的荣耀，这种自豪感对后世裔孙也确实有一种激励作用。“五百年前是一家”，但往细处说，很多同姓的名人跟客家的关系并不直接。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经过反复迁移进入闽粤赣边区的客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底层民系。当海边肥沃的土地被别的民系捷足先登后，客家先民只能退避到较为偏远的大山深处，开辟自己的聚居区。客家人曾经因为贫穷而遭受到周边人群的歧视，甚至引发族群冲突。正因为在艰难的生存条件的磨砺下，吃苦耐劳、坚忍不拔成了客家人可贵的精神特质。
在《汀江入海流》中，我曾经有这样的文字：“在离乱年岁、恶劣形势和陌生环境下，客家人的吃苦耐劳、勇于进取、信守诺言的精神表现得最为夺目。而一旦进入安逸的守成状态，以山地为文化根性的客家人就容易显现其保守、排他、狭隘、短视的局限性。因此，客家人要像南流的汀江一样，永远地保持一种流动状态，不断地接受和包容不同的水源，不断地走向更为广阔的新世界。客家人如果丢掉了‘做客’的自我认同和危机意识，如果失去了放逐自我的勇气，如果沉湎于‘家居’状态中安贫乐土，那就成了地道的‘家人’而不是‘客家人’。‘客家’的宿命，注定与百世一统的守成无缘，在失去了家谱上最初的故乡之后，所有的地方都是异乡，在所有的土地上都只是寄人篱下的‘后来者’，永远在‘客’与‘家’之间流浪。没有为客的危机与艰辛，就没有居家的稳定与美好。”最近几年，借着到美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地授课和访学的机会，我搜阅了不少有关客家华侨的相关史料，也对一些典型的客庄、客家会馆进行实地踏访。这些经历进一步加深了我对客家的认识，更为深刻地感受到客家人获取成功的艰难，更应该以开放的情怀拥抱未知世界，自强不息。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