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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到耄耋老人，几十年的从医生涯，已使吴孟超和病人融为了一体。每天下了班，吴院长不回家，却总要在这个“家”里到处转转、看看。哪个房间的灯没有关，伸手关掉，嘴里还嘟囔着：“走了都不知道关灯?败家!”地上有纸屑，顺手捡起来；如果恰巧遇到病人需要输液，他还会“客串”一把护士的角色。老伴时常埋怨：自家的电话号码都记不清楚，医院哪把手术刀放在哪儿，问他，一清二楚。
借吴孟超院长来京参加2009年度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新闻人物颁奖典礼的机会，记者对他进行了一次独家专访。采访被安排在午餐后，但得知中间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吴院长就要去录制节目，记者担心会影响院长的休息，就找到吴院长询问是否重新安排采访的时间。当记者表明来意后，院长一再表示自己中午不休息，而且在得知记者没来得及吃午饭的时候，坚持要记者吃完饭再来采访。“我在屋里等你，不吃饱怎么工作呢?”吴院长拍着记者亲切地说。
有权力写自己的名字
吴孟超从小家境贫寒，迫于生计他五岁就随母亲漂洋过海，到了马来西亚沙捞越的诗巫，寻找在这里做苦工的父亲。一家人身居异国，举目无亲，生活的艰难就可想而知了。6岁时，吴孟超已在橡胶作坊干活了，吃的是本该喂猪的香蕉蕊子。每天天不亮就得起身，拿盏油灯，光着脚，随父亲去割胶。如今，吴孟超却风趣地说：“现在想来，这也算是我早期的操刀训练吧!”从马来西亚回国那年，他才17岁。至今，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回国的行程：1月3日从诗巫出发，经新加坡、西贡、河口，终于在1月28日抵达昆明。同行的，还有6个同学。到达昆明后的几天，就是春节。1940年的春节，也是吴老重返祖国后的第一个春节。
吴孟超回忆起归国途中的一件事，对他触动很大。在有“东方小巴黎”之誉的西贡，他和同学排队等候签证。队伍终点，坐着一个矮胖的法国官员。好不容易轮到吴孟超时，他从桌上拿起笔，正要在登记表上签字，那个法国官员拦住了他：“不行，你们不能签字。”那人指指旁边的印泥盒，“你们，要盖手印。”吴孟超当时就蒙了：“为什么前面办理签证的几个白人都可以签字，而我却不能?”“你?”官员上下打量着吴孟超，轻蔑地说：“你们黄种人签什么字?”吴孟超浑身的血好像一下子涌上了头，“我们又不是不识字，英文中文都能签……”没等他说完，对方大吼起来：“废话!你们就是只能盖手印!”吴孟超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我们有权利写自己的名字!”那个法国官员突然冷笑起来，一挥手，十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迅速把吴孟超和他的同学们包围起来。在对方得意的眼神中，吴孟超的手被警察强压着按进了印泥盒。连夜，他和同学们离开了西贡。这是少年吴孟超第一次体会到羞辱。过去在马来西亚念书时，英国殖民当局禁止学校讲授中国历史，但在吴孟超就读的光华中学，校长是一位坚定的爱国华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校内广泛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吴孟超很早就知道了中国的朱德、毛泽东，延安和共产党。初中毕业时，按照惯例要由学校和家长共同出资组织聚餐。吴孟超却觉得，应当让聚餐费发挥更有意义的作用。他建议把这笔费用变成特别捐款，支援祖国抗日。于是，一笔署名“北婆罗洲萨拉瓦国第二省诗巫光华初级中学39届全体毕业生”的抗日捐款，通过海内外爱国人士的接力传递，送到了延安。谁也没想到，不久后，延安以朱德、毛泽东的名义给他们发来了感谢电。这更坚定了吴孟超回国加入抗日队伍的决心。
1940年1月3日，他含泪挥别在码头送行的父母，踏上回国之路。“我安下心来就地求学，同时报考了云南大学附中和同济大学附中，结果被两校都录取了，后来选择了同济附中。”吴院长说。学校位于昆明郊区，上课是在一所破庙里，但吴孟超依然学得有滋有味。“第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与马来西亚父母的联系中断了，经济来源没有了。我不得不通过变卖衣服、沿街卖报、誊抄资料和当家庭教师等来维持生计和学业。”吴孟超回忆那段日子的时候感慨万千。也就在同济附中，他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夫人的吴佩煜，并与她一起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同济医学院：行仁术，救世人。1945年，吴孟超见到了不远万里赶来中国寻找儿子的父亲。父亲的态度很明确：要吴孟超马上跟他回马来西亚。“不，我要留在这里，再困难也不在乎。”倔强的吴孟超拒绝了父亲。吴孟超留在了中国，他深爱着的祖国。
有能力创一个好品牌
1949年5月，刚刚从同济毕业的吴孟超正在医院实习。恰好，当时华东人民医院(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前身)在招聘医生，凭着对人民军队的挚爱，也凭着对外科事业的执著，吴孟超毅然前去应聘。大学期间，吴孟超学得最好的一科是儿科，满分100份的考试，他常常可以考出95的高分。外科主任郑宝琦教授不解地问：“你外科才考65分，为什么偏要搞外科?”“我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更重要的是我想成为一名人民解放军!”
面对吴孟超的憨厚、坦诚与执著，郑宝琦为发现一棵好苗子而兴奋，毅然录用了年轻医生吴孟超。郑宝琦的慧眼也许令日后我国小儿科医学少了一位名医，却为人类物色了一位肝胆外科的开拓者，一位与人民肝胆相照的医学教育大家。从此，在郑宝琦教授的教导下吴孟超投入地工作，很快就被升为了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就要开始独立工作，必须选择一门专科发展。吴孟超心里一直在思考：到底朝哪方面发展?腹外、骨科、还是别的。正在他犹豫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人——裘法祖。“裘法祖很有名气，当时我跟他学外科，他的手术做得很漂亮，为人很好。我去请教他到底应该选哪个专科，他告诉我说，目前国内肝胆外科很薄弱，与国外差距大，也没人去研究。如果你有志气，就往这方面去努力吧。经过他这一提醒，我就开始做了些研究。”说干就干，吴孟超开始翻看文献、资料，那时国内没有这方面的研究资料，好不容易找出一本很薄的、十几万字的英文肝胆外科入门。于是，吴孟超和同事一起夜以继日地翻译，只用了三个月就完成出版。“那时年青人能够出版一本书对自己鼓励很大，我立志要把肝胆外科做好。”
肝胆外科是医学发展的方向，中国是肝癌的高发区，肝胆外科有很大的社会需求，而上世纪50年代初外国权威曾预言，中国人要有自己的肝脏外科，起码要等二三十年。这一切都让年轻军医吴孟超思绪澎湃。于是，他挥笔写下了“卧薪尝胆、勇闯禁区”的誓言，带领胡宏楷、张晓华两位医生，于1958年组成了肝脏外科“三人攻关小组”，全副武装地披挂上阵，去揭开中国人向肝脏外科进军的序幕。“我当组长，和另外两个医生一起从基础做起。先做解剖，我们要先认识肝脏，如果不了解它还怎么开刀呢。1979年，我第一次带着几篇论文去美国参加国际会议。那是是吴建平院士带队的，我们四个人。”吴院长 讲到这里，脸上带着孩子般的笑容：“挺有意思的。那时第一次出国，刚改革开放嘛，在北京学习了一个月。我们四个人一个代表团，一个人负责联络，我负责管钱。一共有四千美元，我们出去了差不多八九天，回来后还剩两千块钱。回来后上交给卫生部。”
有了这次和国外先进技术交流的经历，吴孟超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成立一个独立的肝胆外科。1979年肝胆外科专科正式成为列编的专科，一直到90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这对上海影响很大。吴院长看中了这个机会，决定成立起一个专科的医院。“那时有很多华侨回国来找我看病，但是科里只有40多个床位，根本满足不了需求。”1993年在领导的支持下，成立了第三附属医院，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还特地为医院提名“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十几年的时间里，在吴孟超和同事们的努力下，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从一个十几张床位的小医院发展到了现在几百张床位的全国著名肝病医院。“我们现在正在筹建一个一千多张床位的医院，旁边就是一个科学研究中心。这样一来，就可以一边做临床，一边搞科研。政府在嘉定区安庭镇拨了470亩地，我现在医院才50亩地。现在正在启动，手续和管理设计都准备好了，马上就要开工，争取2011年完成启用，那时规模就大了，可以看更多的病人了”说起自己的医院时，吴院长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有爱心是当医生的职责
大年初一的早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里，长长的过道少了来往的人流显得有点冷清。因为不少病人选择临时出院，与亲人在家团聚。正在这时楼道里走来了一位老人，他走进病房，先拱手向大家拜年问好，还时不时关照病人一句：“不要太担心，新一年，大夫会帮你治好病的。”病人留意到老人胸前的姓名牌，惊讶地发现，原来眼前的这位老人就是院长吴孟超。在他们心中，“吴孟超”这三个字就是生命的希望，象征着拯救美好生活的继续；在他们心中，“吴孟超”这个人应当更加威严、更加神秘、更加不苟言笑。但是吴孟超并不把自己当作院长、专家、教授，他更乐意做那个笑眯眯来拜年的老头儿。他说自己是一名医生。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病人没有高低贵贱，医生的职责就是善待每一位病人。医家心，病者心。正是如此，在春节，吴孟超总会被来自天南地北的感激包围。年逾七旬的蒋声和，年年不忘电话问声好。1999年，他肝癌复发时，吴孟超破除不宜再手术的禁区，对他进行复发癌根治术，生死线上，救回了一条命。听到这些老病人的消息，吴孟超的笑意会从每一条皱纹里溢出来：“他们的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88岁的吴孟超喜欢在病房里转转，按照专业术语说叫查房。在病床前，吴孟超按按病人肚子，叩击听一听；揿揿病人的指甲；撸起裤腿看看病人的腿肿不肿；试试病人的额头，感受病人的体温是否正常；示意虚弱的病人不要说话，顺手轻轻为病人拉好衣服，掖好被角，弯腰把鞋子放到最容易穿的地方。冬天查房，吴孟超总是先把手在口袋里捂热，然后再接触病人的身体。他觉得，举手之劳，能给病人带来温暖。每周，吴孟超要出一次门诊。他不能割断与病人的联系。那么有名的院士出门诊，挂号的自然非常多，本来上午只挂10个号，常为种种特殊原因而加号，多时能加到15个。他看病费时费力，问诊之间，总找机会与来自祖国各地的病人聊几句。简短几句话，让病人感到非常亲切，一下拉近了距离，愿意把心里话说给他听。肝病是传染病，让人避之不及。吴院长却依然与病人那样亲近，拉手问诊。从医几十年来，吴孟超亲眼见过三位大夫接触病人而死于癌症。“唯一预防的有效办法就是洗手，在输血、输液、打针过程中要多注意。其实肝病没有那么可怕。”吴院长认真地说。即使这样，意外还是免不了发生。在一次手术中，吴孟超不小心被针刺破了手指，术后，护士立即拉住他打了免疫针。每年体检，吴孟超都是抗体阳性。“这说明长期和病人接触有了抵抗力，我还应该感谢他们呢。”
吴孟超把病人当成亲人，医院就被当作自己的家。甚至，比家还重要。下了班，查完房，吴院长不回家，却要在这个“家”里到处转转、看看。哪个房间灯没有关，伸手关掉，嘴里还嘟囔着：没人还开着?败家!地上有纸屑，顺手捡起来；如果恰巧遇到病人需要输液，他还会“客串”一把护士的角色。老伴时常埋怨：自家的门牌号都记不清楚，医院哪把手术刀放在哪儿，问他，一清二楚。吴孟超把医院视作心肝宝贝。这既是他挽救生命的战场，也是科研攻关的基地。医院里的每一个实验室、每一套手术器械，甚至一滴水、一度电，在他眼里都弥足珍贵。
对病人的来信，吴孟超一定要亲自拆阅、亲自处理。他说，这是对病人的尊重。以前，他还经常亲笔给病人回信，现在虽然很少那样做，但每一封信吴院长都会阅看，并交代秘书和协理医生认真处理。要么按他的意思回信，要么在电话里耐心解答病人提出的问题。对收到的感谢信，凡是感谢他自己的，他总是悄悄地放在一边，如果是表扬其他医生护士的，他一定会在信封上批注“交宣传办，予以表扬”。
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到耄耋老人，几十年的从医生涯，已使吴孟超和病人融为了一体。他说：“我感谢病人给了我力量与智慧。病人就是一本书，从门诊、治疗、手术到康复，内容非常丰富。治好了一个病人就积累了一分财富，认真清理总结这笔财富，积蓄下来就是一部巨著，掌握了就是一名好医生。”在病人眼里，吴院长不像是一位肝胆外科的医学泰斗，而更像一位亲切的邻居家老头。
借吴孟超院长来京参加2009年度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新闻人物颁奖典礼的机会，记者对他进行了一次独家专访。采访被安排在午餐后，但得知中间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吴院长就要去录制节目，记者担心会影响院长的休息，就找到吴院长询问是否重新安排采访的时间。当记者表明来意后，院长一再表示自己中午不休息，而且在得知记者没来得及吃午饭的时候，坚持要记者吃完饭再来采访。“我在屋里等你，不吃饱怎么工作呢?”吴院长拍着记者亲切地说。
有权力写自己的名字
吴孟超从小家境贫寒，迫于生计他五岁就随母亲漂洋过海，到了马来西亚沙捞越的诗巫，寻找在这里做苦工的父亲。一家人身居异国，举目无亲，生活的艰难就可想而知了。6岁时，吴孟超已在橡胶作坊干活了，吃的是本该喂猪的香蕉蕊子。每天天不亮就得起身，拿盏油灯，光着脚，随父亲去割胶。如今，吴孟超却风趣地说：“现在想来，这也算是我早期的操刀训练吧!”从马来西亚回国那年，他才17岁。至今，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回国的行程：1月3日从诗巫出发，经新加坡、西贡、河口，终于在1月28日抵达昆明。同行的，还有6个同学。到达昆明后的几天，就是春节。1940年的春节，也是吴老重返祖国后的第一个春节。
吴孟超回忆起归国途中的一件事，对他触动很大。在有“东方小巴黎”之誉的西贡，他和同学排队等候签证。队伍终点，坐着一个矮胖的法国官员。好不容易轮到吴孟超时，他从桌上拿起笔，正要在登记表上签字，那个法国官员拦住了他：“不行，你们不能签字。”那人指指旁边的印泥盒，“你们，要盖手印。”吴孟超当时就蒙了：“为什么前面办理签证的几个白人都可以签字，而我却不能?”“你?”官员上下打量着吴孟超，轻蔑地说：“你们黄种人签什么字?”吴孟超浑身的血好像一下子涌上了头，“我们又不是不识字，英文中文都能签……”没等他说完，对方大吼起来：“废话!你们就是只能盖手印!”吴孟超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我们有权利写自己的名字!”那个法国官员突然冷笑起来，一挥手，十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迅速把吴孟超和他的同学们包围起来。在对方得意的眼神中，吴孟超的手被警察强压着按进了印泥盒。连夜，他和同学们离开了西贡。这是少年吴孟超第一次体会到羞辱。过去在马来西亚念书时，英国殖民当局禁止学校讲授中国历史，但在吴孟超就读的光华中学，校长是一位坚定的爱国华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校内广泛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吴孟超很早就知道了中国的朱德、毛泽东，延安和共产党。初中毕业时，按照惯例要由学校和家长共同出资组织聚餐。吴孟超却觉得，应当让聚餐费发挥更有意义的作用。他建议把这笔费用变成特别捐款，支援祖国抗日。于是，一笔署名“北婆罗洲萨拉瓦国第二省诗巫光华初级中学39届全体毕业生”的抗日捐款，通过海内外爱国人士的接力传递，送到了延安。谁也没想到，不久后，延安以朱德、毛泽东的名义给他们发来了感谢电。这更坚定了吴孟超回国加入抗日队伍的决心。
1940年1月3日，他含泪挥别在码头送行的父母，踏上回国之路。“我安下心来就地求学，同时报考了云南大学附中和同济大学附中，结果被两校都录取了，后来选择了同济附中。”吴院长说。学校位于昆明郊区，上课是在一所破庙里，但吴孟超依然学得有滋有味。“第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与马来西亚父母的联系中断了，经济来源没有了。我不得不通过变卖衣服、沿街卖报、誊抄资料和当家庭教师等来维持生计和学业。”吴孟超回忆那段日子的时候感慨万千。也就在同济附中，他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夫人的吴佩煜，并与她一起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同济医学院：行仁术，救世人。1945年，吴孟超见到了不远万里赶来中国寻找儿子的父亲。父亲的态度很明确：要吴孟超马上跟他回马来西亚。“不，我要留在这里，再困难也不在乎。”倔强的吴孟超拒绝了父亲。吴孟超留在了中国，他深爱着的祖国。
有能力创一个好品牌
1949年5月，刚刚从同济毕业的吴孟超正在医院实习。恰好，当时华东人民医院(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前身)在招聘医生，凭着对人民军队的挚爱，也凭着对外科事业的执著，吴孟超毅然前去应聘。大学期间，吴孟超学得最好的一科是儿科，满分100份的考试，他常常可以考出95的高分。外科主任郑宝琦教授不解地问：“你外科才考65分，为什么偏要搞外科?”“我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更重要的是我想成为一名人民解放军!”
面对吴孟超的憨厚、坦诚与执著，郑宝琦为发现一棵好苗子而兴奋，毅然录用了年轻医生吴孟超。郑宝琦的慧眼也许令日后我国小儿科医学少了一位名医，却为人类物色了一位肝胆外科的开拓者，一位与人民肝胆相照的医学教育大家。从此，在郑宝琦教授的教导下吴孟超投入地工作，很快就被升为了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就要开始独立工作，必须选择一门专科发展。吴孟超心里一直在思考：到底朝哪方面发展?腹外、骨科、还是别的。正在他犹豫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人——裘法祖。“裘法祖很有名气，当时我跟他学外科，他的手术做得很漂亮，为人很好。我去请教他到底应该选哪个专科，他告诉我说，目前国内肝胆外科很薄弱，与国外差距大，也没人去研究。如果你有志气，就往这方面去努力吧。经过他这一提醒，我就开始做了些研究。”说干就干，吴孟超开始翻看文献、资料，那时国内没有这方面的研究资料，好不容易找出一本很薄的、十几万字的英文肝胆外科入门。于是，吴孟超和同事一起夜以继日地翻译，只用了三个月就完成出版。“那时年青人能够出版一本书对自己鼓励很大，我立志要把肝胆外科做好。”
肝胆外科是医学发展的方向，中国是肝癌的高发区，肝胆外科有很大的社会需求，而上世纪50年代初外国权威曾预言，中国人要有自己的肝脏外科，起码要等二三十年。这一切都让年轻军医吴孟超思绪澎湃。于是，他挥笔写下了“卧薪尝胆、勇闯禁区”的誓言，带领胡宏楷、张晓华两位医生，于1958年组成了肝脏外科“三人攻关小组”，全副武装地披挂上阵，去揭开中国人向肝脏外科进军的序幕。“我当组长，和另外两个医生一起从基础做起。先做解剖，我们要先认识肝脏，如果不了解它还怎么开刀呢。1979年，我第一次带着几篇论文去美国参加国际会议。那是是吴建平院士带队的，我们四个人。”吴院长 讲到这里，脸上带着孩子般的笑容：“挺有意思的。那时第一次出国，刚改革开放嘛，在北京学习了一个月。我们四个人一个代表团，一个人负责联络，我负责管钱。一共有四千美元，我们出去了差不多八九天，回来后还剩两千块钱。回来后上交给卫生部。”
有了这次和国外先进技术交流的经历，吴孟超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成立一个独立的肝胆外科。1979年肝胆外科专科正式成为列编的专科，一直到90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这对上海影响很大。吴院长看中了这个机会，决定成立起一个专科的医院。“那时有很多华侨回国来找我看病，但是科里只有40多个床位，根本满足不了需求。”1993年在领导的支持下，成立了第三附属医院，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还特地为医院提名“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十几年的时间里，在吴孟超和同事们的努力下，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从一个十几张床位的小医院发展到了现在几百张床位的全国著名肝病医院。“我们现在正在筹建一个一千多张床位的医院，旁边就是一个科学研究中心。这样一来，就可以一边做临床，一边搞科研。政府在嘉定区安庭镇拨了470亩地，我现在医院才50亩地。现在正在启动，手续和管理设计都准备好了，马上就要开工，争取2011年完成启用，那时规模就大了，可以看更多的病人了”说起自己的医院时，吴院长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有爱心是当医生的职责
大年初一的早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里，长长的过道少了来往的人流显得有点冷清。因为不少病人选择临时出院，与亲人在家团聚。正在这时楼道里走来了一位老人，他走进病房，先拱手向大家拜年问好，还时不时关照病人一句：“不要太担心，新一年，大夫会帮你治好病的。”病人留意到老人胸前的姓名牌，惊讶地发现，原来眼前的这位老人就是院长吴孟超。在他们心中，“吴孟超”这三个字就是生命的希望，象征着拯救美好生活的继续；在他们心中，“吴孟超”这个人应当更加威严、更加神秘、更加不苟言笑。但是吴孟超并不把自己当作院长、专家、教授，他更乐意做那个笑眯眯来拜年的老头儿。他说自己是一名医生。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病人没有高低贵贱，医生的职责就是善待每一位病人。医家心，病者心。正是如此，在春节，吴孟超总会被来自天南地北的感激包围。年逾七旬的蒋声和，年年不忘电话问声好。1999年，他肝癌复发时，吴孟超破除不宜再手术的禁区，对他进行复发癌根治术，生死线上，救回了一条命。听到这些老病人的消息，吴孟超的笑意会从每一条皱纹里溢出来：“他们的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88岁的吴孟超喜欢在病房里转转，按照专业术语说叫查房。在病床前，吴孟超按按病人肚子，叩击听一听；揿揿病人的指甲；撸起裤腿看看病人的腿肿不肿；试试病人的额头，感受病人的体温是否正常；示意虚弱的病人不要说话，顺手轻轻为病人拉好衣服，掖好被角，弯腰把鞋子放到最容易穿的地方。冬天查房，吴孟超总是先把手在口袋里捂热，然后再接触病人的身体。他觉得，举手之劳，能给病人带来温暖。每周，吴孟超要出一次门诊。他不能割断与病人的联系。那么有名的院士出门诊，挂号的自然非常多，本来上午只挂10个号，常为种种特殊原因而加号，多时能加到15个。他看病费时费力，问诊之间，总找机会与来自祖国各地的病人聊几句。简短几句话，让病人感到非常亲切，一下拉近了距离，愿意把心里话说给他听。肝病是传染病，让人避之不及。吴院长却依然与病人那样亲近，拉手问诊。从医几十年来，吴孟超亲眼见过三位大夫接触病人而死于癌症。“唯一预防的有效办法就是洗手，在输血、输液、打针过程中要多注意。其实肝病没有那么可怕。”吴院长认真地说。即使这样，意外还是免不了发生。在一次手术中，吴孟超不小心被针刺破了手指，术后，护士立即拉住他打了免疫针。每年体检，吴孟超都是抗体阳性。“这说明长期和病人接触有了抵抗力，我还应该感谢他们呢。”
吴孟超把病人当成亲人，医院就被当作自己的家。甚至，比家还重要。下了班，查完房，吴院长不回家，却要在这个“家”里到处转转、看看。哪个房间灯没有关，伸手关掉，嘴里还嘟囔着：没人还开着?败家!地上有纸屑，顺手捡起来；如果恰巧遇到病人需要输液，他还会“客串”一把护士的角色。老伴时常埋怨：自家的门牌号都记不清楚，医院哪把手术刀放在哪儿，问他，一清二楚。吴孟超把医院视作心肝宝贝。这既是他挽救生命的战场，也是科研攻关的基地。医院里的每一个实验室、每一套手术器械，甚至一滴水、一度电，在他眼里都弥足珍贵。
对病人的来信，吴孟超一定要亲自拆阅、亲自处理。他说，这是对病人的尊重。以前，他还经常亲笔给病人回信，现在虽然很少那样做，但每一封信吴院长都会阅看，并交代秘书和协理医生认真处理。要么按他的意思回信，要么在电话里耐心解答病人提出的问题。对收到的感谢信，凡是感谢他自己的，他总是悄悄地放在一边，如果是表扬其他医生护士的，他一定会在信封上批注“交宣传办，予以表扬”。
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到耄耋老人，几十年的从医生涯，已使吴孟超和病人融为了一体。他说：“我感谢病人给了我力量与智慧。病人就是一本书，从门诊、治疗、手术到康复，内容非常丰富。治好了一个病人就积累了一分财富，认真清理总结这笔财富，积蓄下来就是一部巨著，掌握了就是一名好医生。”在病人眼里，吴院长不像是一位肝胆外科的医学泰斗，而更像一位亲切的邻居家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