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按：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在赞叹司马光的机智的同时，人们常常忽视了最重要的问题：那个孩子为什么会掉进缸里？从古到今，中国的教育一直缺少“自救”内容，使孩子们缺乏远离危险和应对危险的能力。或许是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我们的传统总是关注集体而忽略个人，这也就导致在教育上提倡“他救”而忽视“自救”。教育的这个缺口是可怕的，因为生命的存在是一切教育的根本。没有生命，何谈教育？
一顶草帽的致命诱惑
那一年，我只有13岁。暑假的时候，突然间到处买不到盐，社会上哄传一些谣言，说国家食盐储备出了问题，马上要淡死人的。再后来听说我姨妈家那地方有盐卖，而当时正值农忙，父母根本抽不出时间去买盐。于是，我自告奋勇跳出来承担起买盐的重任。那时我刚学会骑自行车，对出远门有浓厚的兴趣。记得当时我穿的是一条白色的牛仔裤，自我感觉英俊极了，在林荫大道上骑车，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盐终于买到了，姨妈还给了我一点零花钱，这也算是意外的奖赏。回家那天，我特意起了个大早，因为这里离家有近20公里，还要翻越一座大山。好在那时候山上已经修好了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
骑到半路上的时候，太阳高照，没有一丝风，简直要晒死人。路上很静，一个人都没有。可是，世事就那么奇怪，远远的路上竟躺着一顶草帽，崭新、漂亮，就像上帝赠给我的一件礼物。
我看了看四周，一个人也没有，草帽可能是谁放在车上掉下去的，也可能真的就是天外来物。我突然想起了老人说过的话：“如果路上看到草帽，你一定不要捡。”我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可我又不太相信老人的话，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于是，最终的结果，就是我接受了上帝的礼物，并且高高兴兴地把草帽戴在头上。草帽上有一条白色的绳子，我把它系紧。太阳的毒晒没有了，耳畔只有自行车快速前行带起的山风。
山很高很高，翻越这座山，至少需要两个小时。好在我有自行车，只要到了山顶，我就可以“飞流直下”。登山，就像人们向往的一种生活，先苦后甜。
终于到了山顶，山顶上的风很大，把我的衣服卷了起来。我休息了片刻，还一口气吃了好几个梨子。姨妈家有很大的一片果园，里面的水果品种应有尽有。吃完了梨子，我重新整理好帽子，深吸一口气，看着弯弯曲曲的盘山路，路上一辆车也没有。那个时候，已经有11点多钟了。我紧紧捏住闸，让自行车缓缓地下坡，但没想到势能越来越大，自行车的速度越来越快……到最后，我捏得满手都是汗水，车子还是像疯了一样飞跑。我的心怦怦乱跳，我的手又酸又疼，耳边只有猛烈的风，眼前只有晃动的岩石和模糊的树……
就在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一阵风，草帽突然遮住了我的眼睛，我的眼前顿时一片漆黑……下面就是万丈深渊……生死存亡！千钧一发！
我的手绝对不能动，已经捏闸刹车刹到了极点，但车轮似乎脱离了地面，不再是转动，而是飞行……
每一秒钟都像一个世纪，那一刻，我想到了死，想到了苍白的布，想到了亲人，想到了老师和同学，似乎隐约还听到嘶哑的哭喊声……
我不能死，坚决不能死！
在一瞬间，我清醒地知道，能救我的只有我自己。我的右手边是高高的山峰，左手边是悬崖。我突然把车头向右偏转，向山上撞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醒来了，身下是滚烫的砂石，全身火烧火燎，牛仔裤也破了几个大洞，血液和裤子黏在一起……
我在地下坐了很久，爬起来把草帽狠狠扔向山崖。草帽飘啊飘，终于坠入山谷。
后来，我咬着牙、忍住痛修理好车子，一直到天黑的时候，才赶回家。父亲看我弄坏了裤子，本来准备狠狠揍我一顿，后来看到我屁股上的伤痕，才动了恻隐之心，扔了棍子……
今天，我突然想起这段往事，不是庆幸我的命大，而是反思我们的教育。
在我们的教育中，有没有教给孩子预防危机的意识？有没有针对孩子面临危机时的自救内容？这是一个大问题。我深切地感受到，危机到来时的自救教育，对我们来说几乎是一片空白。我们的安全教育喊得很响，但落实情况却不容乐观。我们把安全当成了一项宣传的知识，而不是一项救命的常识，学生并没有获得多少实实在在的自救技能和本领。
司马光砸缸故事背后的民族心理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广为流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孩子，成为我们教育的经典。司马光的勇敢、机智和沉着，确实值得敬佩和学习。但是，我常常想，毕竟司马光只有一个，假如那个掉入缸里的孩子的玩伴中没有司马光会怎么样？或者更进一步，假如司马光本人掉入缸中，旁边又没有另一个孩子知道砸缸，也即司马光不是一个施救者而是一个求救者，故事的结局又该如何书写？
对这个经典故事的反问，有助于揭示出我们的民族心理和集体无意识，从而对我们当前学校教育的不足进行补救。
我们的民族心理中，向来是摒弃自我的，孔子曰“杀身成仁”，孟子曰“舍生取义”，这当然都没有错。但是，发展到最后，要“狠斗私念一刹那”，这就太过了。于是，在公开的桌面上，小我逐渐萎缩，每个人都收起自己的小算盘，小九九只存活在心灵深处，话语体系逐渐光明正大、气壮山河。
受到这种民族心理的影响，我们历来都注重他救教育，注重见义勇为、舍己为人，却忽视了最为根本的自救教育。这种颠倒教育实在荒唐和可笑。
第一，没有自我，何来他人？“他”和“你”，都是与“我”相对而言的。第二，人人都能够开展自救，需要他救的就少了。第三，连自救都不暇，何暇开展他救？第四，一个不具备自救能力的人，用什么方法开展他救？这不是无稽之谈吗？
司马光砸缸故事的可贵性，还在于司马光救人方法的高明。让落入水缸的孩子转危为安有两种办法：第一是让小孩子出水（把他拉上来）；第二是让缸里的水面下降（把缸砸破）。司马光没有选择去拉小朋友，否则很可能他也会掉进缸里；他选择砸破缸，让水流走，小朋友随即安全了。
我们必须首先保证自己安全，也即我们必须先学会自救，然后才能他救。
自救不暇、他救不止的惨痛教训，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屡见不鲜。
甘肃有五个孩子互相救助，结果集体溺亡，就是惨痛的一例。苏州一个女子轻生，三个不会水的大学生下水施救，结果全部遇难，更让人扼腕。就在前不久，安徽六安又有四名小学生手拉手救落水同学，不幸被急流冲走溺亡。
影响最大的还是14岁的少年英雄赖宁，他与森林大火奋战了5个小时后，壮烈牺牲。当时的共青团中央、国家教委授予赖宁“英雄少年”光荣称号，并号召全国各族少年向赖宁学习。
赖宁品质高尚，为国家财产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自然值得我们崇敬；但是全国性地号召学习赖宁，却是一个危险的举措。（编者注：让孩子救火是违犯《未成年人保护法》的。）
我们的孩子，会因为对危险缺乏认知，又因为自救能力的缺失，而给自己的生命财产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自救教育的缺失，除了国人摒弃自我的民族心理所致外，还有就是中国人普遍的侥幸心理：灾难毕竟很少发生，无须刻意进行自救教育。
《华商调查》曾做过一项调查，共有2624人接受调查，一系列的数据令人触目惊心：81％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或他人有过突遇危险的经历，90％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没有掌握足够的自救知识，90.5％的被调查者赞成通过课堂学习自救知识，只有6％的被调查者的自救知识来自学校教育。
自救知识的缺乏，暴露出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漏洞。
更重要的是，自救教育的缺失，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自救教育，我们和世界的差距有多大？
因为自救教育的缺失，当孩子们生命受到侵害时，往往惊慌失措，无计可施。北京市中小学心理研究所的专家，对某小学数百名小学生进行过一项测试调查，结果显示：遭遇火灾时会主动拨打119报警电话的孩子占45%，会主动使用湿毛巾临时救急的孩子占12%，会想办法从窗口逃身自救的孩子几乎为零。首都的孩子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孩子可想而知。
在欧美国家，从幼儿园开始，就要对儿童进行诸如消防、报警、识标、解危、自救等生活常识方面的素质教育。美国电影《小鬼当家》，就是对美国自救教育的形象展示。凯文是一个8岁的小男孩。当他的家人飞往巴黎欢度圣诞节时，凯文却意外地被留在家中，更严重的是，凯文家不幸成为两个歹徒的目标。凯文开始自救，运用在学校学到的各项知识，努力抵挡这两个歹徒的入侵。这部影片，让我们对美国儿童的自救教育、应急教育刮目相看。相反，我们有一些儿童战争片，却在竭力渲染日本鬼子的愚蠢无知，使得孩子们认为鬼子一点也不可怕，甚至傻得可爱，任谁都可以欺负。这样的教育，不仅会抵消孩子们对抗日英雄的尊重，也会失去对那一段悲惨历史的正确认识。难怪金圣叹说，中国人惯于把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
这次日本大地震给我们带来的震撼，不亚于另一场大地震。大多数日本国民面临灾难的时候，先积极自救，然后他救，既不悲天悯人，也不自怨自艾，而是勇敢承担，显示了一个民族的高素质和训练有素。反观我们的一些国民，比身处地震中的日本人更加恐慌。抢米、抢水、抢盐的抢购风自乱阵脚。这已经不是学生的愚昧，而是民众群体性的无知。危机教育缺失的严重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追本溯源，在日本的国民教育中，自救教育不仅被列为学校的必修课，而且开展得如火如荼。日本的很多学校每年假期都要组织学生自愿者团队进行“野外求生”训练，每人只发给五天的口粮，然后教给孩子怎样采伐、怎样挖掘、怎样御兽、怎样取食等生存自救的方法，要求他们在无任何救助的情况下在野外存活一个月才算完成任务。日本的阳光幼稚园甚至训练儿童冬天只穿一件衣服，赤脚在鹅卵石上行走，进行残酷的人生极限考验。
试想，从小就经受了如此“生存教育”磨炼的孩子们，今后在人生的道路上，还有什么艰难困苦是克服不了的呢？这样的孩子将来和我们的“小皇帝”竞争，结果会怎样不言而喻。
反思我们的教育，那种僵死的知识教育正越来越脱离社会现实，很可能使得我们的孩子有知识没文化，甚至因为缺少自救教育而失去立身之本，因为分数是不能救命的。现在，我们越来越倡导素质教育，但在这种素质教育中，有没有自救教育的相关内容，还是很值得怀疑的。
好在也有这样的有识之士，比如刘良华先生就旗帜鲜明地提出：素质教育要返回人的本身，因而要注重身体教育学，注重孩子的安全和自救教育。
“身体”是教育的“起点”，也是教育的“终端”。教育有多种目标，但所有的目标都必须从身体出发。教育的基本目的是让儿童凭借完整的身体享受完整的幸福。畸形的“知识教育”会让学生的脑袋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小。
中国式的他救教育和外国式的自救教育之间，教育价值取向和生命价值取向迥然不同，这也体现了国家对教育本质的认知，但我们全面的素质教育，完全可以既包括他救教育，也包括自救教育。热爱自己的生命，一点也不可耻。
汶川大地震中，四川安县桑枣中学2300名师生，无一伤亡，校长叶志平因此被称为“史上最牛校长”。但这一最牛校长在地震前却饱受质疑，因为他每周都要进行危机教育，每周都要进行逃生训练。地震发生后，桑枣中学2300多名师生从不同的教学楼和不同的教室中，全部安全有序地冲到操场，以班级为组织站好队，一个都没有少，只用时1分36秒！
但愿这样的奇迹不再是奇迹，但愿自救教育成为学校教育的常识，更能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责 编 卢丽君）
一顶草帽的致命诱惑
那一年，我只有13岁。暑假的时候，突然间到处买不到盐，社会上哄传一些谣言，说国家食盐储备出了问题，马上要淡死人的。再后来听说我姨妈家那地方有盐卖，而当时正值农忙，父母根本抽不出时间去买盐。于是，我自告奋勇跳出来承担起买盐的重任。那时我刚学会骑自行车，对出远门有浓厚的兴趣。记得当时我穿的是一条白色的牛仔裤，自我感觉英俊极了，在林荫大道上骑车，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盐终于买到了，姨妈还给了我一点零花钱，这也算是意外的奖赏。回家那天，我特意起了个大早，因为这里离家有近20公里，还要翻越一座大山。好在那时候山上已经修好了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
骑到半路上的时候，太阳高照，没有一丝风，简直要晒死人。路上很静，一个人都没有。可是，世事就那么奇怪，远远的路上竟躺着一顶草帽，崭新、漂亮，就像上帝赠给我的一件礼物。
我看了看四周，一个人也没有，草帽可能是谁放在车上掉下去的，也可能真的就是天外来物。我突然想起了老人说过的话：“如果路上看到草帽，你一定不要捡。”我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可我又不太相信老人的话，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于是，最终的结果，就是我接受了上帝的礼物，并且高高兴兴地把草帽戴在头上。草帽上有一条白色的绳子，我把它系紧。太阳的毒晒没有了，耳畔只有自行车快速前行带起的山风。
山很高很高，翻越这座山，至少需要两个小时。好在我有自行车，只要到了山顶，我就可以“飞流直下”。登山，就像人们向往的一种生活，先苦后甜。
终于到了山顶，山顶上的风很大，把我的衣服卷了起来。我休息了片刻，还一口气吃了好几个梨子。姨妈家有很大的一片果园，里面的水果品种应有尽有。吃完了梨子，我重新整理好帽子，深吸一口气，看着弯弯曲曲的盘山路，路上一辆车也没有。那个时候，已经有11点多钟了。我紧紧捏住闸，让自行车缓缓地下坡，但没想到势能越来越大，自行车的速度越来越快……到最后，我捏得满手都是汗水，车子还是像疯了一样飞跑。我的心怦怦乱跳，我的手又酸又疼，耳边只有猛烈的风，眼前只有晃动的岩石和模糊的树……
就在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一阵风，草帽突然遮住了我的眼睛，我的眼前顿时一片漆黑……下面就是万丈深渊……生死存亡！千钧一发！
我的手绝对不能动，已经捏闸刹车刹到了极点，但车轮似乎脱离了地面，不再是转动，而是飞行……
每一秒钟都像一个世纪，那一刻，我想到了死，想到了苍白的布，想到了亲人，想到了老师和同学，似乎隐约还听到嘶哑的哭喊声……
我不能死，坚决不能死！
在一瞬间，我清醒地知道，能救我的只有我自己。我的右手边是高高的山峰，左手边是悬崖。我突然把车头向右偏转，向山上撞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醒来了，身下是滚烫的砂石，全身火烧火燎，牛仔裤也破了几个大洞，血液和裤子黏在一起……
我在地下坐了很久，爬起来把草帽狠狠扔向山崖。草帽飘啊飘，终于坠入山谷。
后来，我咬着牙、忍住痛修理好车子，一直到天黑的时候，才赶回家。父亲看我弄坏了裤子，本来准备狠狠揍我一顿，后来看到我屁股上的伤痕，才动了恻隐之心，扔了棍子……
今天，我突然想起这段往事，不是庆幸我的命大，而是反思我们的教育。
在我们的教育中，有没有教给孩子预防危机的意识？有没有针对孩子面临危机时的自救内容？这是一个大问题。我深切地感受到，危机到来时的自救教育，对我们来说几乎是一片空白。我们的安全教育喊得很响，但落实情况却不容乐观。我们把安全当成了一项宣传的知识，而不是一项救命的常识，学生并没有获得多少实实在在的自救技能和本领。
司马光砸缸故事背后的民族心理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广为流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孩子，成为我们教育的经典。司马光的勇敢、机智和沉着，确实值得敬佩和学习。但是，我常常想，毕竟司马光只有一个，假如那个掉入缸里的孩子的玩伴中没有司马光会怎么样？或者更进一步，假如司马光本人掉入缸中，旁边又没有另一个孩子知道砸缸，也即司马光不是一个施救者而是一个求救者，故事的结局又该如何书写？
对这个经典故事的反问，有助于揭示出我们的民族心理和集体无意识，从而对我们当前学校教育的不足进行补救。
我们的民族心理中，向来是摒弃自我的，孔子曰“杀身成仁”，孟子曰“舍生取义”，这当然都没有错。但是，发展到最后，要“狠斗私念一刹那”，这就太过了。于是，在公开的桌面上，小我逐渐萎缩，每个人都收起自己的小算盘，小九九只存活在心灵深处，话语体系逐渐光明正大、气壮山河。
受到这种民族心理的影响，我们历来都注重他救教育，注重见义勇为、舍己为人，却忽视了最为根本的自救教育。这种颠倒教育实在荒唐和可笑。
第一，没有自我，何来他人？“他”和“你”，都是与“我”相对而言的。第二，人人都能够开展自救，需要他救的就少了。第三，连自救都不暇，何暇开展他救？第四，一个不具备自救能力的人，用什么方法开展他救？这不是无稽之谈吗？
司马光砸缸故事的可贵性，还在于司马光救人方法的高明。让落入水缸的孩子转危为安有两种办法：第一是让小孩子出水（把他拉上来）；第二是让缸里的水面下降（把缸砸破）。司马光没有选择去拉小朋友，否则很可能他也会掉进缸里；他选择砸破缸，让水流走，小朋友随即安全了。
我们必须首先保证自己安全，也即我们必须先学会自救，然后才能他救。
自救不暇、他救不止的惨痛教训，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屡见不鲜。
甘肃有五个孩子互相救助，结果集体溺亡，就是惨痛的一例。苏州一个女子轻生，三个不会水的大学生下水施救，结果全部遇难，更让人扼腕。就在前不久，安徽六安又有四名小学生手拉手救落水同学，不幸被急流冲走溺亡。
影响最大的还是14岁的少年英雄赖宁，他与森林大火奋战了5个小时后，壮烈牺牲。当时的共青团中央、国家教委授予赖宁“英雄少年”光荣称号，并号召全国各族少年向赖宁学习。
赖宁品质高尚，为国家财产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自然值得我们崇敬；但是全国性地号召学习赖宁，却是一个危险的举措。（编者注：让孩子救火是违犯《未成年人保护法》的。）
我们的孩子，会因为对危险缺乏认知，又因为自救能力的缺失，而给自己的生命财产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自救教育的缺失，除了国人摒弃自我的民族心理所致外，还有就是中国人普遍的侥幸心理：灾难毕竟很少发生，无须刻意进行自救教育。
《华商调查》曾做过一项调查，共有2624人接受调查，一系列的数据令人触目惊心：81％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或他人有过突遇危险的经历，90％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没有掌握足够的自救知识，90.5％的被调查者赞成通过课堂学习自救知识，只有6％的被调查者的自救知识来自学校教育。
自救知识的缺乏，暴露出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漏洞。
更重要的是，自救教育的缺失，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自救教育，我们和世界的差距有多大？
因为自救教育的缺失，当孩子们生命受到侵害时，往往惊慌失措，无计可施。北京市中小学心理研究所的专家，对某小学数百名小学生进行过一项测试调查，结果显示：遭遇火灾时会主动拨打119报警电话的孩子占45%，会主动使用湿毛巾临时救急的孩子占12%，会想办法从窗口逃身自救的孩子几乎为零。首都的孩子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孩子可想而知。
在欧美国家，从幼儿园开始，就要对儿童进行诸如消防、报警、识标、解危、自救等生活常识方面的素质教育。美国电影《小鬼当家》，就是对美国自救教育的形象展示。凯文是一个8岁的小男孩。当他的家人飞往巴黎欢度圣诞节时，凯文却意外地被留在家中，更严重的是，凯文家不幸成为两个歹徒的目标。凯文开始自救，运用在学校学到的各项知识，努力抵挡这两个歹徒的入侵。这部影片，让我们对美国儿童的自救教育、应急教育刮目相看。相反，我们有一些儿童战争片，却在竭力渲染日本鬼子的愚蠢无知，使得孩子们认为鬼子一点也不可怕，甚至傻得可爱，任谁都可以欺负。这样的教育，不仅会抵消孩子们对抗日英雄的尊重，也会失去对那一段悲惨历史的正确认识。难怪金圣叹说，中国人惯于把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
这次日本大地震给我们带来的震撼，不亚于另一场大地震。大多数日本国民面临灾难的时候，先积极自救，然后他救，既不悲天悯人，也不自怨自艾，而是勇敢承担，显示了一个民族的高素质和训练有素。反观我们的一些国民，比身处地震中的日本人更加恐慌。抢米、抢水、抢盐的抢购风自乱阵脚。这已经不是学生的愚昧，而是民众群体性的无知。危机教育缺失的严重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追本溯源，在日本的国民教育中，自救教育不仅被列为学校的必修课，而且开展得如火如荼。日本的很多学校每年假期都要组织学生自愿者团队进行“野外求生”训练，每人只发给五天的口粮，然后教给孩子怎样采伐、怎样挖掘、怎样御兽、怎样取食等生存自救的方法，要求他们在无任何救助的情况下在野外存活一个月才算完成任务。日本的阳光幼稚园甚至训练儿童冬天只穿一件衣服，赤脚在鹅卵石上行走，进行残酷的人生极限考验。
试想，从小就经受了如此“生存教育”磨炼的孩子们，今后在人生的道路上，还有什么艰难困苦是克服不了的呢？这样的孩子将来和我们的“小皇帝”竞争，结果会怎样不言而喻。
反思我们的教育，那种僵死的知识教育正越来越脱离社会现实，很可能使得我们的孩子有知识没文化，甚至因为缺少自救教育而失去立身之本，因为分数是不能救命的。现在，我们越来越倡导素质教育，但在这种素质教育中，有没有自救教育的相关内容，还是很值得怀疑的。
好在也有这样的有识之士，比如刘良华先生就旗帜鲜明地提出：素质教育要返回人的本身，因而要注重身体教育学，注重孩子的安全和自救教育。
“身体”是教育的“起点”，也是教育的“终端”。教育有多种目标，但所有的目标都必须从身体出发。教育的基本目的是让儿童凭借完整的身体享受完整的幸福。畸形的“知识教育”会让学生的脑袋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小。
中国式的他救教育和外国式的自救教育之间，教育价值取向和生命价值取向迥然不同，这也体现了国家对教育本质的认知，但我们全面的素质教育，完全可以既包括他救教育，也包括自救教育。热爱自己的生命，一点也不可耻。
汶川大地震中，四川安县桑枣中学2300名师生，无一伤亡，校长叶志平因此被称为“史上最牛校长”。但这一最牛校长在地震前却饱受质疑，因为他每周都要进行危机教育，每周都要进行逃生训练。地震发生后，桑枣中学2300多名师生从不同的教学楼和不同的教室中，全部安全有序地冲到操场，以班级为组织站好队，一个都没有少，只用时1分36秒！
但愿这样的奇迹不再是奇迹，但愿自救教育成为学校教育的常识，更能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责 编 卢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