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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意味着遗产的价值得到了世界级遗产专家权威的承认，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同，标志着一个区域性的遗产成为了世界性的名牌。申遗成功后可能带来的巨大收益，让一些正在寻找经济发展突破口的地方看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恰好符合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思维模式。一些地方甚至标榜“有条件的一定要申遗，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申遗”。在日渐壮大的申遗队伍和异常密集的申遗动作中，申遗的诱惑力可以窥之一二。面对这种空前的“申遗热”，人们需要理性的声音。
地方政府不能承受之重
原本“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小地方，一跃成为世界明珠，可能带来的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收益，使得地方政府一掷千金，不遗余力地投入到申遗中。投资主要集中在三大板块上，首先是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改线和扩建、景区“三线下地”和卫生设施等：其次是配套设施建设，如博物馆、游客中心、管理中心、监控中心、各种监控设施(如水环境、大气环境、地质灾害、森林防火、旅游点监测)等；此外还有景区综合治理，如拆迁景区不合理或有碍景观的建筑和各种服务设施，搬迁核心区不适宜发展或有碍发展的村庄，景区内设施和村庄的整治改造等等。所有这些，需要巨额的花费，尤其是对于尚不发达的地区，不顾一切一掷千金的做法，极有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
“中国丹霞”六地共为申遗花费十几亿元，牵头的湖南良山所处的新宁县就花了4亿多元，是六地中花费成本最高的。然而其2008年的财政收入才刚刚突破2亿元。为了保持景区完整，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把一条省级公路中的17公里迁出景区，仅此一项就花费甚巨。具体的款项，主要来自地方财政、省级财政和国家财政。相关负责人透露“有国家拨款的2000万”，由此可见，大部分的资金还是来源于地方财政，由此带来的经济压力可见一斑。
无独有偶，为确保“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申报成功，每年财政只有2.86亿元的小县贵州荔波县政府因此背负了2亿多元高额债务。这还不算未来10年，荔波需追加遗产地保护投入6.3亿元，目前遗产地保护正面临巨大的压力。还有多少地方为申遗拖垮了财政，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荔波是幸运的，通过12年的努力，终于得偿所愿，入选了世界自然遗产。对于荔波这样的偏远欠发达地区来说，这是值得欣慰的结果。然而面对翻倍增长的游客人数，原本极其有限的接待能力又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意味着更多的财政支出。“荔波式”的小马拉大车，终究是为了能多往前走几步，只是到底能走多远，取决于当地政府的保护与开发措施。那些历尽艰辛结果失败，或是一直准备但总也排不上队的遗产地，只能自己咽下苦水了。
即使是经济发达地区，申遗所需的巨额花费也是不容小觑的。西湖申遗时，按照要求整治环境，将湖面从5.6平方公里扩展到6.5平方公里，苏堤3处建于当代的道路中心花坛被拆除，两侧绿化带种上了柳树、桃树；恢复“苏堤春晓”、“桃红柳绿”的意境，所有这些，都是巨大的开支。正在筹备申遗的地方政府更是毫不手软，2010年7月，河北正定甚至爆出了欲投资150亿元恢复古城风貌的天价投资，其它各地这种豪掷千金的做法层出不穷。
世界遗产固然是一块“金字招牌”，但也应该注意到，并不是每一种成功都可以复制，并非有了“金字招牌”就能赚大钱。山西五台山申遗成功一年多，旅游收入不升反降，2008年旅游进账14亿元，比2006年减少2亿元，而为了成功申遗，五台山当地政府曾作出重大牺牲，对不符合遗产要求的宾馆、商业摊点等各类建筑实施大拆迁、大搬家，将一个昔日高山闹市还原成清静佛国，直接投入资金以及大拆大搬付出的经济代价不下于二十亿元。最后这种“亏损”结局显然是申遗者始料未及的。除7Z台山，还有不少世界遗产在“亏本”状态下默默无闻。文化遗产并不都适合旅游开发，一些观赏性并不明显的大型遗址诸如周口店人遗址、高句丽王城遗址等，对游客的文化水平和认知能力有一定的要求，因此申遗成功之后也并没有吸引太多的游客。
由于申请、维护世遗的成本极高等原因，“申遗热”在国外开始降温，欧美等不少国家早已不再热衷于申遗，不少国家将注意力转向如何保护已上榜的世界遗产和国内其它自然与人文景观上。从1995年，美国就不再积极申报，也几乎没有项目再入围世界遗产，政府转而把遗产保护的重点转移到已入选的世界遗产上；英国则于20D8年宣布不再申遗，因为政府发现每年世界遗产景点所带来的收入，远不及维护成本。申不申遗，很多时候是一笔“经济账”，西方大国尚且如此，地方政府对待这个问题更应当慎之又慎。如果是负债申遗，更需算好账。当前，世界许多国家对申遗已不过分热衷，各地方政府对此也应泰然处之。
申遗所带来的压力，除了财政支出的压力，更有对遗产保护的压力。联合国世界遗产公约的核心内容就是对世界遗产的保护，一切以“保护为本”，这也是是申遗的真正意义所在。对遗产是否保护得当成为能否入选的重要条件，既不能开发过度，更不能弃之不管。许多原本就名气很大的景区，在多年的旅游开发中，已经极度商业化了，但为了成功申遗，不得不耗费人力、物力加以整治。这种保护优先的政策，与地方政府追求经济效益的初衷形成了悖论。严格遵守保护原则而拒绝商业化操作，就不得不加大财政补助，势必造成更大的财政负担；而过度开发不重保护，一旦出现安全、管理或是保护不周的问题，就极有可能被时间遗产大会“黄牌”警告。此前，中国的多处世界遗产包括故宫、天坛、颐和园、丽江古城、布达拉宫、云南三江并流、武当山股建筑群、苏州古园林等就先后遭到过警告。如果中国不能对这些遗产在管理问题上出现的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就有可能立即被列入“濒危名录”，如果一定时期内得不到改善，甚至可能被吊销“世界遗产”的称号。究其缘由，不外乎开发过度，过分追求商业利益，或是保护、修复方式上的不足。如今，如何拿捏保护与开发直接的关系，成为最令地方政府头疼的问题。普通民众对政府如此大手笔投入的做法的不满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这也是地方政府应当考虑到的。
世界遗产不能承受之重
人们应当清楚这样一个概念，某一遗产成为了世界遗产，也就是世界遗产组织是对其濒危性的承认，入选“世界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尤其如是。世界遗产除了能够代表自然的杰作与人类文明的精髓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处在必须被保护的状态，不善加保护便有可能永远消亡。正像成功入选联合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昆曲，它正在逐渐远离我们这个时代.而正是为了挽救这个濒危的曲艺，它才得以申报和入选。就这个意义而言，这种赋名并非绝对的荣耀。
申遗是文化遗产最好的保护方式吗?我们很难找到确切的答案。在中国，总体上说，申遗是有利于保护世界遗产的，然而申遗本身作为一种利益驱动的结果，在短时间之内解决不了其负面影响。敦煌莫高窟申遗成功后，游客数量猛增，由此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过多和文物见光过度，使得许多壁画出现变色剥落现象。申遗成功之后的短短20多年间，莫高窟遭受的人为损坏超过 了过去千余年的自然侵蚀。在所有的遗产地中，有同样遭遇的，绝不是仅此一例。从武当山失火到张家界乱建，从泰山修索道到都江堰建坝，国内难以找出“世遗”保护典范，却到处都是“负面教材”：近年来的水电开发导致生态变化，“三江并流”面临严重威胁，曾被世界遗产委员会警告；北京故宫、丽江古城、西藏布达拉宫等多处遗产曾被要求整顿；武陵源只重迎客，无视保护，景区内修建大量宾馆、电梯和索道等旅游设施，受到联含国教科文组织严肃批评……一系列过度旅游开发、破坏性旅游建设的例子不胜枚举。文化价值不但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反而因为过度开发而受到破坏，这样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竭泽而渔”式的开发，终难长久，最终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当遗产变成了用来营利的商品，这是“中国式申遗”最大的悲哀。
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大可不必仅靠申遗来实现，方式也太过单一，力度也显得太过单薄，更何况，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着严峻考验。只有抛却急功近利的狂躁心理，真正认识到“世界文化遗产”的真正内涵，认识到世界文化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产，不再将申遗看成是搞旅游开发，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才能真正得以体现。
“中国式申遗”之怪相
申遗承担的是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使之服务于全人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各地涌现的申遗热情应该给以肯定。但值得注意的是，那种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里一再出现过的“跟风”、“攀比”、“浮夸”等风气，也渗透到申遗之中。在巴黎第三十五届世界遗产大会现场，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坦言，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过度商业化、大量不和谐的建筑出现在缓冲区，是中国许多世界遗产地的通病。不扭转开发在先、保护在后的错误思想，中国的申遗道路将越走越艰难。
“重申报，轻管理”是“中国式申遗”的一大问题。申遗成功后，世界遗产地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景区的管理问题，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管理机制的缺陷。当前国家遗产资源实行分权管理体制，即国家将管理权力下放，由行政级别较低的地、县级政府管理。一旦地方政府不从大局考虑问题，忽视遗产资源的长远保护目标，便会对遗产资源过度开发，忽视遗产的保护与管理，把“世界遗产”当作“摇钱树”，日渐背离原本保护遗产的承诺。
短视的、盲目的、狭隘的观念使遗产陷入重开发、轻保护的恶性循环中。一些地方政府申遗时不惜血本，申遗成功后门票也紧跟着涨价，旅游收入大幅增加。虽然景区门票收入可观，但落实到保护上的资金却极为有限。除去上缴政府财政、旅游公司和维持人员开支的资金，平均用到遗产资源保护上的资金连门票收入的10％都不能保证，出现了旅游收入可观而保护资金缺乏的矛盾现象。据报道，2006年山西平遥古城门票收入7000多万元，而古城城墙塌方竞无修缮保护资金。长城于上世纪80年代就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近年来开矿和人为破坏对八达岭段长城局部造成了摧毁性破坏，可由于经费紧张，遗址又多在人少地偏的地方，长期以来缺乏维护。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从各地疯狂的巨资申遗，到申遗成功后的过度开发，再到过度开发而引起的保护缺乏，“中国式申遗”已然让中国世界遗产步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世界遗产俨然已经失去了其作为公共资源的价值，取而代之的是开发性、经济性、利益性的资源价值，世界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矛盾日渐突出。
目前，我国的世界遗产地门票的相对价格水平是世界上最高的。如此高的进入门槛设置，拒绝了普通群众，特别是低收入人群，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世界遗产是典型的公共资源，应该为全体人民享有，这是世界遗产的初始目的。“中国式申遗”已然使世界遗产地门票走向了高额化、市场化、贵族化。
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与遗产保护之间取得一种平衡，还需要长期的摸索与努力。世界遗产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不管在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它所昭示的是一个民族对全人类的特殊贡献，同时还有利于树立一个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保护好我们的世界遗产，既是我们对世界文明发展所承担的责任，也是对我们的民族精神的义务；保护世界遗产，既是对历史和祖先负责，也是对将来和子孙负责。
地方政府不能承受之重
原本“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小地方，一跃成为世界明珠，可能带来的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收益，使得地方政府一掷千金，不遗余力地投入到申遗中。投资主要集中在三大板块上，首先是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改线和扩建、景区“三线下地”和卫生设施等：其次是配套设施建设，如博物馆、游客中心、管理中心、监控中心、各种监控设施(如水环境、大气环境、地质灾害、森林防火、旅游点监测)等；此外还有景区综合治理，如拆迁景区不合理或有碍景观的建筑和各种服务设施，搬迁核心区不适宜发展或有碍发展的村庄，景区内设施和村庄的整治改造等等。所有这些，需要巨额的花费，尤其是对于尚不发达的地区，不顾一切一掷千金的做法，极有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
“中国丹霞”六地共为申遗花费十几亿元，牵头的湖南良山所处的新宁县就花了4亿多元，是六地中花费成本最高的。然而其2008年的财政收入才刚刚突破2亿元。为了保持景区完整，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把一条省级公路中的17公里迁出景区，仅此一项就花费甚巨。具体的款项，主要来自地方财政、省级财政和国家财政。相关负责人透露“有国家拨款的2000万”，由此可见，大部分的资金还是来源于地方财政，由此带来的经济压力可见一斑。
无独有偶，为确保“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申报成功，每年财政只有2.86亿元的小县贵州荔波县政府因此背负了2亿多元高额债务。这还不算未来10年，荔波需追加遗产地保护投入6.3亿元，目前遗产地保护正面临巨大的压力。还有多少地方为申遗拖垮了财政，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荔波是幸运的，通过12年的努力，终于得偿所愿，入选了世界自然遗产。对于荔波这样的偏远欠发达地区来说，这是值得欣慰的结果。然而面对翻倍增长的游客人数，原本极其有限的接待能力又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意味着更多的财政支出。“荔波式”的小马拉大车，终究是为了能多往前走几步，只是到底能走多远，取决于当地政府的保护与开发措施。那些历尽艰辛结果失败，或是一直准备但总也排不上队的遗产地，只能自己咽下苦水了。
即使是经济发达地区，申遗所需的巨额花费也是不容小觑的。西湖申遗时，按照要求整治环境，将湖面从5.6平方公里扩展到6.5平方公里，苏堤3处建于当代的道路中心花坛被拆除，两侧绿化带种上了柳树、桃树；恢复“苏堤春晓”、“桃红柳绿”的意境，所有这些，都是巨大的开支。正在筹备申遗的地方政府更是毫不手软，2010年7月，河北正定甚至爆出了欲投资150亿元恢复古城风貌的天价投资，其它各地这种豪掷千金的做法层出不穷。
世界遗产固然是一块“金字招牌”，但也应该注意到，并不是每一种成功都可以复制，并非有了“金字招牌”就能赚大钱。山西五台山申遗成功一年多，旅游收入不升反降，2008年旅游进账14亿元，比2006年减少2亿元，而为了成功申遗，五台山当地政府曾作出重大牺牲，对不符合遗产要求的宾馆、商业摊点等各类建筑实施大拆迁、大搬家，将一个昔日高山闹市还原成清静佛国，直接投入资金以及大拆大搬付出的经济代价不下于二十亿元。最后这种“亏损”结局显然是申遗者始料未及的。除7Z台山，还有不少世界遗产在“亏本”状态下默默无闻。文化遗产并不都适合旅游开发，一些观赏性并不明显的大型遗址诸如周口店人遗址、高句丽王城遗址等，对游客的文化水平和认知能力有一定的要求，因此申遗成功之后也并没有吸引太多的游客。
由于申请、维护世遗的成本极高等原因，“申遗热”在国外开始降温，欧美等不少国家早已不再热衷于申遗，不少国家将注意力转向如何保护已上榜的世界遗产和国内其它自然与人文景观上。从1995年，美国就不再积极申报，也几乎没有项目再入围世界遗产，政府转而把遗产保护的重点转移到已入选的世界遗产上；英国则于20D8年宣布不再申遗，因为政府发现每年世界遗产景点所带来的收入，远不及维护成本。申不申遗，很多时候是一笔“经济账”，西方大国尚且如此，地方政府对待这个问题更应当慎之又慎。如果是负债申遗，更需算好账。当前，世界许多国家对申遗已不过分热衷，各地方政府对此也应泰然处之。
申遗所带来的压力，除了财政支出的压力，更有对遗产保护的压力。联合国世界遗产公约的核心内容就是对世界遗产的保护，一切以“保护为本”，这也是是申遗的真正意义所在。对遗产是否保护得当成为能否入选的重要条件，既不能开发过度，更不能弃之不管。许多原本就名气很大的景区，在多年的旅游开发中，已经极度商业化了，但为了成功申遗，不得不耗费人力、物力加以整治。这种保护优先的政策，与地方政府追求经济效益的初衷形成了悖论。严格遵守保护原则而拒绝商业化操作，就不得不加大财政补助，势必造成更大的财政负担；而过度开发不重保护，一旦出现安全、管理或是保护不周的问题，就极有可能被时间遗产大会“黄牌”警告。此前，中国的多处世界遗产包括故宫、天坛、颐和园、丽江古城、布达拉宫、云南三江并流、武当山股建筑群、苏州古园林等就先后遭到过警告。如果中国不能对这些遗产在管理问题上出现的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就有可能立即被列入“濒危名录”，如果一定时期内得不到改善，甚至可能被吊销“世界遗产”的称号。究其缘由，不外乎开发过度，过分追求商业利益，或是保护、修复方式上的不足。如今，如何拿捏保护与开发直接的关系，成为最令地方政府头疼的问题。普通民众对政府如此大手笔投入的做法的不满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这也是地方政府应当考虑到的。
世界遗产不能承受之重
人们应当清楚这样一个概念，某一遗产成为了世界遗产，也就是世界遗产组织是对其濒危性的承认，入选“世界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尤其如是。世界遗产除了能够代表自然的杰作与人类文明的精髓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处在必须被保护的状态，不善加保护便有可能永远消亡。正像成功入选联合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昆曲，它正在逐渐远离我们这个时代.而正是为了挽救这个濒危的曲艺，它才得以申报和入选。就这个意义而言，这种赋名并非绝对的荣耀。
申遗是文化遗产最好的保护方式吗?我们很难找到确切的答案。在中国，总体上说，申遗是有利于保护世界遗产的，然而申遗本身作为一种利益驱动的结果，在短时间之内解决不了其负面影响。敦煌莫高窟申遗成功后，游客数量猛增，由此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过多和文物见光过度，使得许多壁画出现变色剥落现象。申遗成功之后的短短20多年间，莫高窟遭受的人为损坏超过 了过去千余年的自然侵蚀。在所有的遗产地中，有同样遭遇的，绝不是仅此一例。从武当山失火到张家界乱建，从泰山修索道到都江堰建坝，国内难以找出“世遗”保护典范，却到处都是“负面教材”：近年来的水电开发导致生态变化，“三江并流”面临严重威胁，曾被世界遗产委员会警告；北京故宫、丽江古城、西藏布达拉宫等多处遗产曾被要求整顿；武陵源只重迎客，无视保护，景区内修建大量宾馆、电梯和索道等旅游设施，受到联含国教科文组织严肃批评……一系列过度旅游开发、破坏性旅游建设的例子不胜枚举。文化价值不但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反而因为过度开发而受到破坏，这样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竭泽而渔”式的开发，终难长久，最终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当遗产变成了用来营利的商品，这是“中国式申遗”最大的悲哀。
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大可不必仅靠申遗来实现，方式也太过单一，力度也显得太过单薄，更何况，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着严峻考验。只有抛却急功近利的狂躁心理，真正认识到“世界文化遗产”的真正内涵，认识到世界文化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产，不再将申遗看成是搞旅游开发，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才能真正得以体现。
“中国式申遗”之怪相
申遗承担的是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使之服务于全人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各地涌现的申遗热情应该给以肯定。但值得注意的是，那种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里一再出现过的“跟风”、“攀比”、“浮夸”等风气，也渗透到申遗之中。在巴黎第三十五届世界遗产大会现场，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坦言，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过度商业化、大量不和谐的建筑出现在缓冲区，是中国许多世界遗产地的通病。不扭转开发在先、保护在后的错误思想，中国的申遗道路将越走越艰难。
“重申报，轻管理”是“中国式申遗”的一大问题。申遗成功后，世界遗产地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景区的管理问题，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管理机制的缺陷。当前国家遗产资源实行分权管理体制，即国家将管理权力下放，由行政级别较低的地、县级政府管理。一旦地方政府不从大局考虑问题，忽视遗产资源的长远保护目标，便会对遗产资源过度开发，忽视遗产的保护与管理，把“世界遗产”当作“摇钱树”，日渐背离原本保护遗产的承诺。
短视的、盲目的、狭隘的观念使遗产陷入重开发、轻保护的恶性循环中。一些地方政府申遗时不惜血本，申遗成功后门票也紧跟着涨价，旅游收入大幅增加。虽然景区门票收入可观，但落实到保护上的资金却极为有限。除去上缴政府财政、旅游公司和维持人员开支的资金，平均用到遗产资源保护上的资金连门票收入的10％都不能保证，出现了旅游收入可观而保护资金缺乏的矛盾现象。据报道，2006年山西平遥古城门票收入7000多万元，而古城城墙塌方竞无修缮保护资金。长城于上世纪80年代就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近年来开矿和人为破坏对八达岭段长城局部造成了摧毁性破坏，可由于经费紧张，遗址又多在人少地偏的地方，长期以来缺乏维护。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从各地疯狂的巨资申遗，到申遗成功后的过度开发，再到过度开发而引起的保护缺乏，“中国式申遗”已然让中国世界遗产步入了恶性循环的怪圈。世界遗产俨然已经失去了其作为公共资源的价值，取而代之的是开发性、经济性、利益性的资源价值，世界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矛盾日渐突出。
目前，我国的世界遗产地门票的相对价格水平是世界上最高的。如此高的进入门槛设置，拒绝了普通群众，特别是低收入人群，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世界遗产是典型的公共资源，应该为全体人民享有，这是世界遗产的初始目的。“中国式申遗”已然使世界遗产地门票走向了高额化、市场化、贵族化。
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与遗产保护之间取得一种平衡，还需要长期的摸索与努力。世界遗产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不管在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它所昭示的是一个民族对全人类的特殊贡献，同时还有利于树立一个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保护好我们的世界遗产，既是我们对世界文明发展所承担的责任，也是对我们的民族精神的义务；保护世界遗产，既是对历史和祖先负责，也是对将来和子孙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