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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海峡两岸都在举办各种活动纪念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在中国的诞生。我们对辛亥革命的政治背景、军事因素、制度变革以及文化变迁等都有比较丰富的研究和表述。但是对辛亥革命背后的商业要素特别是金融动力却是知之甚少，这就是这篇短文的由来。
中国金融博物馆完整保存了一张1911年5月20日发行的债券，面值20英镑，年息5厘，九五折实付，期限40年。就是这张沉浸了历史密码的旧债券，告诉了我们金融与辛亥革命的直接关联。毫不夸张地讲，这张债券直接引发了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
债券签名的手迹出于盛宣怀，他是这场借款风波中的关键人物。盛宣怀出生在江苏武进龙溪一官宦人家。16岁那年太平军占领常州，动荡时局下他随母亲迁至盐城。23岁乡试失意之时，幸得湖广总督李鸿章器重，从此追随李鸿章左右，开启了他的仕途生涯。先后担任过天津河间兵备道、招商局督办、直隶津海关道兼直隶津海关监督、铁路公司督办等多处要职。被誉为“中国第一商父”的盛宣怀以他独特的沟通能力和经营手段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和洋务运动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
19世纪末，许多国家将修建铁路作为推动经济建设的国家政策。1889年，在清政府新政期间，朝野上下越发认识到铁路对于国家振兴的重要性。于是，清政府批准设立中国铁路总公司，向比利时、英国、美国和俄罗斯等国借款修筑不同路段的铁路。作为回报，清政府开放铁路修筑权、管理权以及收益权，各国列强也因此控制了中国许多交通枢纽，这使得国家权益严重流失。
在民间资本的压力下，清政府又颁布新策允许民间集股参与修路，民间人士热情高涨，各省相继设立铁路公司，由此出现了一股民间铁路建设的高潮。然而，民办铁路也存在诸多问题，资金短缺、管理不善以及贪污亏空等使得其困难重重。
盛宣怀始终认为铁路是国家的支柱产业，对国家财政起到关键作用，必须由政府出面筹款建设。加上清政府财务困难，需要不断向外国借款，而铁路几乎是大清在海关和港口权益之外唯一可以为外国接受的抵押权益。于是，在张之洞生前动议的向诸国列强借款合同的基础上，时任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提议将川汉、粤汉铁路的股票改换为官办股票，有不愿换票者给还股本或发还六成，其余四成发无息股票；川省铁路股实用款项，给国家保利股票，余款或附股或兴办实业，不得由股东收回。这事实上就是用官订价格强制将民营铁路国有化。
同时，盛宣怀又在北京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又称湖广铁路债券），借款600万英镑，由四国均分承担，年息5厘，九五折实付，期限40年，以两湖厘金及盐厘税捐作抵押，聘用英国、德国、美国总工程师各一名，分别修造湖南湖北粤汉铁路及鄂境川汉铁路。至此，川汉铁路、粤汉铁路等本来属于民办的铁路，收归国有，将铁路收益权抵押给外国人。
清政府的这一草率和霸道行径，遭到民间资本的强烈反对，各省成立保路同志会，纷纷举行集会、游行等活动，最多时达20多万人。以“破约保路，维护完全商办”为宗旨，抗议清政府出卖路权，后发展成为大规模的保卫路权运动。川路公司曾违规炒股亏损三百万两白银，地方官员也试图浑水摸鱼让朝廷承担损失，故尔激化矛盾，使得四川成为保路运动发展最为迅速、激烈的地区。
四川谘议局致函四川总督，要求转奏朝廷暂缓接收川汉铁路。不久，川路股东4000余人在成都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确定以“破约保路”为宗旨，派人赴各地讲演，联络其他团体，并选代表赴京请愿，力争废除借款合同。但是，清廷非但不顺应舆论和民情，反而指责保路运动领导人滋生事端，将赴京请愿的代表解押回川，并命川督赵尔丰兼程赴川。赵尔丰囚禁了四川保路同志会领导人蒲殿俊、罗纶等人。保路同志会近万人到督署衙门要求放人，赵尔丰竟下令开枪，制造了“成都血案”。由此，保路运动发展成为各地群众的武装反抗，同盟会乘机组织同志军在各县发动反清起义，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赵尔丰向朝廷告急，朝廷派湖北新军入川协助镇压，造成武汉地区兵力空虚。筹划已久的革命党人乘机起义，武昌终于得手，辛亥革命启动并大获成功。
当时，大清王朝制度的腐败和灭亡是时间问题，国际压力和国内变革力量已经成熟。风云际会之时，需要一个重要的推动变量，600万英镑的四国借款直接导致盛宣怀强力实施民营铁路的国有化，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助产士。金融的力量终于破土而出，成为新旧制度最重要的分水岭。
也许，我们会有这样一个假设。如果当时中国的金融制度和市场能够设计一个本土资本投资本土铁路的机制，辛亥革命也许就有不同的路径，历史就有不同的结果。当然，这种假设毫无历史逻辑的支撑。但是，换个角度，欧洲工业文明之所以在三百年间根本解构了封建制度，建立了市场规则，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以及各国同样的银行家们真是居功至伟。他们从十六世纪起，将早期的货币汇兑、典当和高利贷等生意有声有色地演化成在今天仍然是主流的金融体系。而当时我们更为成熟的钱庄票号生意始终在政府打压下各自为战，苟延残喘。想到早在美第奇家族之前六百年就创造了纸币（宋代交子）的中国金融先驱者们，我们后人更是不胜唏嘘。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个四国借款之后的执行也很复杂。湖广铁路债券利息1938年停付，部分本金在1951年到期未付。持有债券的几个美国公民1979年在美国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偿付本息。法院一审判决中方败诉。中国根据国际法相关规定，享有主权豁免因而拒绝判决。1983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与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会谈时也谈到这个题目，表达了中国政府的立场。1984年，美国地方法院重审此案，以美国相关法律不追溯国家行为等理由撤销了判决。1987年，原告再次上诉未获批准，此案终结。
中国金融博物馆完整保存了一张1911年5月20日发行的债券，面值20英镑，年息5厘，九五折实付，期限40年。就是这张沉浸了历史密码的旧债券，告诉了我们金融与辛亥革命的直接关联。毫不夸张地讲，这张债券直接引发了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
债券签名的手迹出于盛宣怀，他是这场借款风波中的关键人物。盛宣怀出生在江苏武进龙溪一官宦人家。16岁那年太平军占领常州，动荡时局下他随母亲迁至盐城。23岁乡试失意之时，幸得湖广总督李鸿章器重，从此追随李鸿章左右，开启了他的仕途生涯。先后担任过天津河间兵备道、招商局督办、直隶津海关道兼直隶津海关监督、铁路公司督办等多处要职。被誉为“中国第一商父”的盛宣怀以他独特的沟通能力和经营手段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和洋务运动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
19世纪末，许多国家将修建铁路作为推动经济建设的国家政策。1889年，在清政府新政期间，朝野上下越发认识到铁路对于国家振兴的重要性。于是，清政府批准设立中国铁路总公司，向比利时、英国、美国和俄罗斯等国借款修筑不同路段的铁路。作为回报，清政府开放铁路修筑权、管理权以及收益权，各国列强也因此控制了中国许多交通枢纽，这使得国家权益严重流失。
在民间资本的压力下，清政府又颁布新策允许民间集股参与修路，民间人士热情高涨，各省相继设立铁路公司，由此出现了一股民间铁路建设的高潮。然而，民办铁路也存在诸多问题，资金短缺、管理不善以及贪污亏空等使得其困难重重。
盛宣怀始终认为铁路是国家的支柱产业，对国家财政起到关键作用，必须由政府出面筹款建设。加上清政府财务困难，需要不断向外国借款，而铁路几乎是大清在海关和港口权益之外唯一可以为外国接受的抵押权益。于是，在张之洞生前动议的向诸国列强借款合同的基础上，时任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提议将川汉、粤汉铁路的股票改换为官办股票，有不愿换票者给还股本或发还六成，其余四成发无息股票；川省铁路股实用款项，给国家保利股票，余款或附股或兴办实业，不得由股东收回。这事实上就是用官订价格强制将民营铁路国有化。
同时，盛宣怀又在北京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又称湖广铁路债券），借款600万英镑，由四国均分承担，年息5厘，九五折实付，期限40年，以两湖厘金及盐厘税捐作抵押，聘用英国、德国、美国总工程师各一名，分别修造湖南湖北粤汉铁路及鄂境川汉铁路。至此，川汉铁路、粤汉铁路等本来属于民办的铁路，收归国有，将铁路收益权抵押给外国人。
清政府的这一草率和霸道行径，遭到民间资本的强烈反对，各省成立保路同志会，纷纷举行集会、游行等活动，最多时达20多万人。以“破约保路，维护完全商办”为宗旨，抗议清政府出卖路权，后发展成为大规模的保卫路权运动。川路公司曾违规炒股亏损三百万两白银，地方官员也试图浑水摸鱼让朝廷承担损失，故尔激化矛盾，使得四川成为保路运动发展最为迅速、激烈的地区。
四川谘议局致函四川总督，要求转奏朝廷暂缓接收川汉铁路。不久，川路股东4000余人在成都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确定以“破约保路”为宗旨，派人赴各地讲演，联络其他团体，并选代表赴京请愿，力争废除借款合同。但是，清廷非但不顺应舆论和民情，反而指责保路运动领导人滋生事端，将赴京请愿的代表解押回川，并命川督赵尔丰兼程赴川。赵尔丰囚禁了四川保路同志会领导人蒲殿俊、罗纶等人。保路同志会近万人到督署衙门要求放人，赵尔丰竟下令开枪，制造了“成都血案”。由此，保路运动发展成为各地群众的武装反抗，同盟会乘机组织同志军在各县发动反清起义，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赵尔丰向朝廷告急，朝廷派湖北新军入川协助镇压，造成武汉地区兵力空虚。筹划已久的革命党人乘机起义，武昌终于得手，辛亥革命启动并大获成功。
当时，大清王朝制度的腐败和灭亡是时间问题，国际压力和国内变革力量已经成熟。风云际会之时，需要一个重要的推动变量，600万英镑的四国借款直接导致盛宣怀强力实施民营铁路的国有化，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助产士。金融的力量终于破土而出，成为新旧制度最重要的分水岭。
也许，我们会有这样一个假设。如果当时中国的金融制度和市场能够设计一个本土资本投资本土铁路的机制，辛亥革命也许就有不同的路径，历史就有不同的结果。当然，这种假设毫无历史逻辑的支撑。但是，换个角度，欧洲工业文明之所以在三百年间根本解构了封建制度，建立了市场规则，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以及各国同样的银行家们真是居功至伟。他们从十六世纪起，将早期的货币汇兑、典当和高利贷等生意有声有色地演化成在今天仍然是主流的金融体系。而当时我们更为成熟的钱庄票号生意始终在政府打压下各自为战，苟延残喘。想到早在美第奇家族之前六百年就创造了纸币（宋代交子）的中国金融先驱者们，我们后人更是不胜唏嘘。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个四国借款之后的执行也很复杂。湖广铁路债券利息1938年停付，部分本金在1951年到期未付。持有债券的几个美国公民1979年在美国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偿付本息。法院一审判决中方败诉。中国根据国际法相关规定，享有主权豁免因而拒绝判决。1983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与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会谈时也谈到这个题目，表达了中国政府的立场。1984年，美国地方法院重审此案，以美国相关法律不追溯国家行为等理由撤销了判决。1987年，原告再次上诉未获批准，此案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