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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产的幸福感正趋弱，在物质生活上的不安全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自我实现：向上流动的渠道不够通畅，未能形成属于自己的文化趣味，未能承担起对社会应尽的责任等。
从“中产被消失”到“中产信念”“中产跑步潮”等，本刊一如既往关注中国中产话题，就是因为中产阶层是打造幸福的“橄榄型”社会的关键。一个理性、建设性的中产大军是中国现代型社会的基石。
中产阶层的幸福感趋弱，“ 孩奴”“房奴”等种种议论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后备军进入中产的年限在拉长
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未来，有许多说法。美林公司曾于2005年预测，未来10年内，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将达到3.5亿。同年国家统计局根据人均GDP和购买力给出中产阶级的家庭年收入在6万至50万人民币之间的结论。
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本世纪的初期，在某些较昂贵的商品销售广告和宣传品中，“中产阶级”这一词汇成为极具诱惑力的广告用语，比如，房地产项目的广告宣称他们的房地产是“中产阶级的家园”或“中产阶级社区”;中高档轿车销售时声称某一品牌的汽车是专为“中产阶级”或“专业人士”量身打造;而一个网站的宣传口号是“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城市中产阶级小区居民的第一生活品牌”。一时之间，“中产阶级”一词成为广告和传媒中极为盛行的用语。在商家和传媒的宣扬之下，中产阶级成为都市青年人奋斗的目标，同时，中产阶级一词也成为了大众话语中的一个流行词汇。
其实，这种中产形像来源于欧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生活状态。毫无疑问，在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条件下，这种所谓的中产阶级绝不是中间阶级（ 处于中等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 ，而应该是中间阶级（ 社会学家所定义的中产阶级）的上层部分。符合公众舆论标准的中产阶级在中国人口中只占极少数，其比例不会超过10%。
政府领导人和党内理论家也提出一些类似中产阶层的社会群体界定，比如“新社会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2001 年，时任中共中央總书记的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提出新的社会阶层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些新阶层包括： 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非公有制企业中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以及自由职业者等，这一部分人正是中国中产阶级中数量增长很快的部分。同时期政府决策者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也表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利益代表，同时也是这一部分中产阶级成员的利益代表。
新中产，老中产
有一个说法，当代中国社会最富裕的10类人分别是：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国有企业承包或租赁经营人员;股市上的成功者;三资企业的高级员工;有技术发明的专利人员;演艺界、体育界的明星;部分新经济的CEO;部分律师、经纪人和广告人员;部分归国人员;部分学者、专家。
尤其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是私营企业主以及三资企业的高级员工——他们代表中国中产吗？
划分中国中产阶级的三个标准：依据西方学者的中产阶级职业、教育和收入标准来划分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也就是说，把拥有一定教育水平（ 教育标准） 和中等收入水平（ 收入标准）的白领职业从业者（职业标准）归类为中间阶层。
不过，在职业分类方面，我们需要注意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着相当数量规模的个体工商户、农业或运输业专业户、建筑等行业的包工头等各种小业主和小雇主，他们通常拥有中等或中等水平以上的收入，但其中有一部分所从事的经营活动属于半蓝领或蓝领职业。如果按照严格的白领职业界定，他们就被排除在中间阶层之外。这类人被西方中产阶级理论家称之为“老中产阶级”（与新中产阶级相对应）。
我们参照西方学者的分类，即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和中小企业主是上层中间阶层，我们可以称之为中产阶级;其它白领从业人员以及小业主和小雇主是下层中间阶层，下层中间阶层又有两个部分组成： 一个是工薪阶层，即中下层白领从业者;另一个是小业主阶层，其成员包括各类个体工商户、农业或运输业专业户、建筑等行业的包工头等。
划分中产阶层的收入标准应该是多少？专家和学者提出的标准差距极大。有些人提出年收入5000 美元以上即为中产阶级，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年收入达到30000 美元以上的人才能称之为中产阶层。由于极大的地区及城乡收入差距，确定统一的中产阶层收入标准是极为困难的，因而，至今为止，依据收入标准划分的中产阶层以及依据这一标准估计的中产阶层规模未能获得广泛的认同。
不满足感，不安全感
一般认为，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有助于社会稳定，因为中间阶层的成员拥有稳定的收入、体面的工作和相对富足安逸的生活，他们应该对社会及个人的生存状态较为满意，不希望发生社会动荡和剧烈的社会政治变动。这意味着，中间阶层这一群体的界定不仅包含收入、职业等客观指标，同时也涉及个人的主观认同和社会心态。
一个社会中，不论其客观指标定义的中间阶层人数有多少，如果绝大多数人都承认自己是中间阶层，那么这个社会是较为稳定的，人们的社会满意度会比较高。
然而，中国中间阶层的自我认同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一些达到了中等收入并从事“白领”职业的人并不承认自己是中间阶层，反而认为自己是“被中间”了。仅有约10% 的人承认自己是中间阶层。
全国性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当前中国人的地位认同有一种向下认同的倾向，这导致了中间阶层的自我认同比例远低于其他国家。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认为自己是中间阶层的比例一般在50%～70%之间，而我们的问卷调查显示，中国仅约40%的人承认自己是中间阶层，而约30%的人认为自己是中下层，约20%的人称自己是下层阶层。
2015年2月，一名中国女孩在美国著名的海水浴场迈阿密海滩玩耍。
中间阶层会有不满足和不满意的情绪，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中间阶层成员在评价其自身地位状况时总是与上层及中上阶层的生活境遇相比较，而当前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导致上层与中间层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前者中的少数人通过不正当手段牟取巨额财富，这使中间阶层成员产生了强烈的不公平感。
导致中间阶层不安情绪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近年来中间阶层成员感受到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和日益上升的生活成本压力，其中最突出的两个压力是就业和购房。中间阶层的中青年成员尤其感受这方面的沉重压力。以往的大学毕业生奋斗5至8 年应该可以达到一种稳定的中间阶层生活水平，而现在他们可能需要奋斗10 年甚至20 年才有可能过上他们所希望的生活。另外，缺乏社会保障也是导致中间阶层不安情绪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些有房有车、有稳定职业和收入的中间阶层成员仍然担忧他们的地位稳定性和未来的保障，生一场病或者发生意外事故，都有可能导致他们生活水平下降。
实际上，我们的调查显示，中间阶层对个人生活现状的满意度还是较高的，70%的新中产阶级声称过去3 年他们的生活水平上升了。毫无疑问，高速经济增长使中间阶层极大受益，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稳步提高，而且他们也预期未来几年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还将继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于政府的政策和制度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对于政府的治理能力有较高的信任度。他们在公众舆论和網络媒体上表现出对政府的诸多批评和不满，目的只是希望影响政府决策者去调整、修改或强化相关政策。
我们的社会不仅需要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更需要培育一个心态稳定、对个人生活具有较高满意度、对社会具有责任感的中间阶层。控制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缓解中间阶层的生活成本压力和就业压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将有助于社会中间阶层的稳定发展。
打造幸福的“橄榄型”社会需要“扩中”
目前中国社会不仅中产阶级在人口中的比例很小，而且中间阶层的比例也比较低。广义的中产阶级即年收入30000 元及以上水平的中间阶层为16.8%;狭义的中产阶级即按本文设定的中产标准（ 同时满足职业、教育和收入三个条件） 仅为7.7%！
庞大的低收入农民人口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农民工群体，以及相当数量的贫困失业人群，制约了中间阶层和中产阶级的规模。
要扩大中产阶级，首先要扩大中间阶层，让更多的农民、农民工和城镇蓝领工人进入中间阶层的行列，与此同时，要让更多的中间阶层成员提升职业地位、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而进入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最近十几年来快速的高等教育扩张、城市化推进以及近年来的经济结构转型，都有助于扩大中间阶层和中产阶级。
但是，目前的扩张速度并未让急于想加入中间阶层和中产阶级的民众满意。成为中产阶级是许多大学毕业生年轻人的梦想，成为城市中间阶层一员是众多的80后和90后农民工的梦想。然而，城市中的高昂房价，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低层白领职业岗位竞争激烈而且收入偏低，以及自主创业和个体经商环境恶劣，阻碍着年轻人实现他们的梦想。
政府决策者需要系统考虑扩大中间阶层和中产阶级的思路，从多个层面采取扶助政策，让更多的中青年人用更短的奋斗年数迈入中间阶层和中产阶级行列。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从“中产被消失”到“中产信念”“中产跑步潮”等，本刊一如既往关注中国中产话题，就是因为中产阶层是打造幸福的“橄榄型”社会的关键。一个理性、建设性的中产大军是中国现代型社会的基石。
中产阶层的幸福感趋弱，“ 孩奴”“房奴”等种种议论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后备军进入中产的年限在拉长
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未来，有许多说法。美林公司曾于2005年预测，未来10年内，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将达到3.5亿。同年国家统计局根据人均GDP和购买力给出中产阶级的家庭年收入在6万至50万人民币之间的结论。
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本世纪的初期，在某些较昂贵的商品销售广告和宣传品中，“中产阶级”这一词汇成为极具诱惑力的广告用语，比如，房地产项目的广告宣称他们的房地产是“中产阶级的家园”或“中产阶级社区”;中高档轿车销售时声称某一品牌的汽车是专为“中产阶级”或“专业人士”量身打造;而一个网站的宣传口号是“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城市中产阶级小区居民的第一生活品牌”。一时之间，“中产阶级”一词成为广告和传媒中极为盛行的用语。在商家和传媒的宣扬之下，中产阶级成为都市青年人奋斗的目标，同时，中产阶级一词也成为了大众话语中的一个流行词汇。
其实，这种中产形像来源于欧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生活状态。毫无疑问，在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条件下，这种所谓的中产阶级绝不是中间阶级（ 处于中等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 ，而应该是中间阶级（ 社会学家所定义的中产阶级）的上层部分。符合公众舆论标准的中产阶级在中国人口中只占极少数，其比例不会超过10%。
政府领导人和党内理论家也提出一些类似中产阶层的社会群体界定，比如“新社会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2001 年，时任中共中央總书记的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提出新的社会阶层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些新阶层包括： 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非公有制企业中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以及自由职业者等，这一部分人正是中国中产阶级中数量增长很快的部分。同时期政府决策者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也表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利益代表，同时也是这一部分中产阶级成员的利益代表。
新中产，老中产
有一个说法，当代中国社会最富裕的10类人分别是：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国有企业承包或租赁经营人员;股市上的成功者;三资企业的高级员工;有技术发明的专利人员;演艺界、体育界的明星;部分新经济的CEO;部分律师、经纪人和广告人员;部分归国人员;部分学者、专家。
尤其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是私营企业主以及三资企业的高级员工——他们代表中国中产吗？
划分中国中产阶级的三个标准：依据西方学者的中产阶级职业、教育和收入标准来划分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也就是说，把拥有一定教育水平（ 教育标准） 和中等收入水平（ 收入标准）的白领职业从业者（职业标准）归类为中间阶层。
不过，在职业分类方面，我们需要注意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着相当数量规模的个体工商户、农业或运输业专业户、建筑等行业的包工头等各种小业主和小雇主，他们通常拥有中等或中等水平以上的收入，但其中有一部分所从事的经营活动属于半蓝领或蓝领职业。如果按照严格的白领职业界定，他们就被排除在中间阶层之外。这类人被西方中产阶级理论家称之为“老中产阶级”（与新中产阶级相对应）。
我们参照西方学者的分类，即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和中小企业主是上层中间阶层，我们可以称之为中产阶级;其它白领从业人员以及小业主和小雇主是下层中间阶层，下层中间阶层又有两个部分组成： 一个是工薪阶层，即中下层白领从业者;另一个是小业主阶层，其成员包括各类个体工商户、农业或运输业专业户、建筑等行业的包工头等。
划分中产阶层的收入标准应该是多少？专家和学者提出的标准差距极大。有些人提出年收入5000 美元以上即为中产阶级，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年收入达到30000 美元以上的人才能称之为中产阶层。由于极大的地区及城乡收入差距，确定统一的中产阶层收入标准是极为困难的，因而，至今为止，依据收入标准划分的中产阶层以及依据这一标准估计的中产阶层规模未能获得广泛的认同。
不满足感，不安全感
一般认为，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有助于社会稳定，因为中间阶层的成员拥有稳定的收入、体面的工作和相对富足安逸的生活，他们应该对社会及个人的生存状态较为满意，不希望发生社会动荡和剧烈的社会政治变动。这意味着，中间阶层这一群体的界定不仅包含收入、职业等客观指标，同时也涉及个人的主观认同和社会心态。
一个社会中，不论其客观指标定义的中间阶层人数有多少，如果绝大多数人都承认自己是中间阶层，那么这个社会是较为稳定的，人们的社会满意度会比较高。
然而，中国中间阶层的自我认同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一些达到了中等收入并从事“白领”职业的人并不承认自己是中间阶层，反而认为自己是“被中间”了。仅有约10% 的人承认自己是中间阶层。
全国性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当前中国人的地位认同有一种向下认同的倾向，这导致了中间阶层的自我认同比例远低于其他国家。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认为自己是中间阶层的比例一般在50%～70%之间，而我们的问卷调查显示，中国仅约40%的人承认自己是中间阶层，而约30%的人认为自己是中下层，约20%的人称自己是下层阶层。
中间阶层会有不满足和不满意的情绪，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中间阶层成员在评价其自身地位状况时总是与上层及中上阶层的生活境遇相比较，而当前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导致上层与中间层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前者中的少数人通过不正当手段牟取巨额财富，这使中间阶层成员产生了强烈的不公平感。
导致中间阶层不安情绪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近年来中间阶层成员感受到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和日益上升的生活成本压力，其中最突出的两个压力是就业和购房。中间阶层的中青年成员尤其感受这方面的沉重压力。以往的大学毕业生奋斗5至8 年应该可以达到一种稳定的中间阶层生活水平，而现在他们可能需要奋斗10 年甚至20 年才有可能过上他们所希望的生活。另外，缺乏社会保障也是导致中间阶层不安情绪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些有房有车、有稳定职业和收入的中间阶层成员仍然担忧他们的地位稳定性和未来的保障，生一场病或者发生意外事故，都有可能导致他们生活水平下降。
实际上，我们的调查显示，中间阶层对个人生活现状的满意度还是较高的，70%的新中产阶级声称过去3 年他们的生活水平上升了。毫无疑问，高速经济增长使中间阶层极大受益，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稳步提高，而且他们也预期未来几年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还将继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于政府的政策和制度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对于政府的治理能力有较高的信任度。他们在公众舆论和網络媒体上表现出对政府的诸多批评和不满，目的只是希望影响政府决策者去调整、修改或强化相关政策。
我们的社会不仅需要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更需要培育一个心态稳定、对个人生活具有较高满意度、对社会具有责任感的中间阶层。控制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缓解中间阶层的生活成本压力和就业压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将有助于社会中间阶层的稳定发展。
打造幸福的“橄榄型”社会需要“扩中”
目前中国社会不仅中产阶级在人口中的比例很小，而且中间阶层的比例也比较低。广义的中产阶级即年收入30000 元及以上水平的中间阶层为16.8%;狭义的中产阶级即按本文设定的中产标准（ 同时满足职业、教育和收入三个条件） 仅为7.7%！
庞大的低收入农民人口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农民工群体，以及相当数量的贫困失业人群，制约了中间阶层和中产阶级的规模。
要扩大中产阶级，首先要扩大中间阶层，让更多的农民、农民工和城镇蓝领工人进入中间阶层的行列，与此同时，要让更多的中间阶层成员提升职业地位、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而进入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最近十几年来快速的高等教育扩张、城市化推进以及近年来的经济结构转型，都有助于扩大中间阶层和中产阶级。
但是，目前的扩张速度并未让急于想加入中间阶层和中产阶级的民众满意。成为中产阶级是许多大学毕业生年轻人的梦想，成为城市中间阶层一员是众多的80后和90后农民工的梦想。然而，城市中的高昂房价，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低层白领职业岗位竞争激烈而且收入偏低，以及自主创业和个体经商环境恶劣，阻碍着年轻人实现他们的梦想。
政府决策者需要系统考虑扩大中间阶层和中产阶级的思路，从多个层面采取扶助政策，让更多的中青年人用更短的奋斗年数迈入中间阶层和中产阶级行列。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