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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共中央在转战陕北期间对党的领导组织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设立了“中央三委”并明确分工，在领导革命过程中分别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特殊的领导模式的实现得益于党内的空前团结和领导人的科学决策。“中央三委”分别成为了党和军队坚强的领导核心、承担特殊工作职责的重要分支、提供后勤服务及作战参谋的得力保障。当下，重新研究“中央三委”的分工协作及作用发挥，对于新时代正确认识党的初心使命、党的科学决策、发展党内民主仍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和现实启示。
[关键词]转战陕北;“三委”设置;作用;现实启示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1）04—0015—05
[作者简介]张洋，男，兵团党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党史党建、政治学;刘琼，女，兵团党委党校法学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法学、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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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蒋介石单方面撕毁“双十协定”，宣告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彻底破裂，同时指挥国民党军队对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全面内战爆发。1947年3月18日，国民党军队逼近延安，以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决断，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在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军采取“蘑菇战术”与敌人巧妙周旋，既保留了革命的中坚力量、吸引并歼灭了大量敌军兵力，又缓解了其他战场的压力，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争取到了时间和战机。转战陕北期间，党的领导机构发生了重大变革——中共中央“一分为三”，各自开展工作并分别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三委”的设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创造性意义，是中共中央领导组织机构的重大变革，这一变革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牢了领导组织基础。“以史为镜，可以明得失”，深入研究转战陕北期间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变革对于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仍有着重要启示。
一、转战陕北过程中党的领导组织机构——“中央三委”的设置
（一）“中央三委”的组建与领导机制
中共中央做出主动撤离延安的战略部署后，开始转战陕北。为了便于开展工作，1947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央后方委员会（简称“中央后委”），由叶剑英任书记、杨尚昆任副书记兼后方支队司令，到山西临县一带，进而深入到晋西北地区，统筹后方工作，负责中央的后勤保障。3月29—30日，中共中央带领人民解放军抵达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并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央的行动问题，最终形成决定：成立中央前敌委员会（简称“中央前委”），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位中央书记处书记构成，率领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的总部驻扎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并总体协调各解放区的协同作战任务;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由刘少奇任中央工委书记，朱德任副书记，董必武、彭真、康生、陈伯达为常委，伍云甫为秘书长，同时决定中央工委立即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深入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开展中央委托的工作。[1]
“中央三委”组建之后，分别开始了领导各自负责的工作。中央前委决定留在陕北，当务之急就是组建一支更加精干的队伍，毛泽东亲自把握精简机构等事宜，根据既要指挥陕北和全国各解放区的工作，又要便于在沟壑纵横的大山中来回转战的原则，他对中央前委的规模应该有多大、应该由那些部门和人员组成进行了深入思考。考虑到行动方便问题，前委决定成立“直属队司令部”：任弼时任司令，陆定一任政委，叶子龙任参谋长，汪东兴任副参谋长，廖志高任政治部主任。成员则包括侦听、通讯、宣传部门的骨干，以及中央警卫团留下的4个连共计800余人，进而整合编制为4个大队：一大队即警卫大队，负责警卫与作战任务;二大队即侦听大队，负责破译、截获情报工作;三大队即通讯大队，利用拥有的4个电台分别跟各个根据地、城市、地下党建立联系，及时上传下达各类信息;四大队即新华社，负责宣传工作，引导民众正确认识革命形势，抵制国民党方面的舆论压力。考虑到安全问题，中央前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均使用了化名，如毛泽东化名“李得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都取了革命必定成功之意。枣林沟会议召开两天之后，党中央的三路人马分别离开，中央工委东渡黄河前往华北地区;中央后委则挺进晋西北;毛泽东率领中央前委于深夜悄悄开始北上，各自奔赴不同的战场，去完成共同的使命。从这天起，毛泽东和党中央再次跨上了马背，组成了“马背上的司令部”，带领中央前委昼夜转战与陕北的崇山峻岭间，有时和敌人擦肩而过，有时受到敌人前后夹击，以4个连的警卫部队与20余万国民党大军展开了周旋。刘少奇带领中央工委等去建立一个新的党中央的根据地，挺进华北后指挥了晋察冀军事斗争、筹建了华北人民政府、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等，并且率先到达了西柏坡，为革命胜利后新政权的建设进行了先期实践并探索出了宝贵的经验。叶剑英和杨尚昆带领中央后委包含办公厅、卫生部、城市工作部、工委等部门，于1947年4月初抵达并驻扎在山西省临县三交镇，为中央前委开展工作提供了通讯保障、情报搜集、物资补充等，充分发挥了后勤保障和作战参谋作用，为前委军事决策和战役推进做出了巨大贡献。[2]
（二）“中央三委”机构设置得以实现的保障
一是党内的空前团结和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央红军1935年到达陕北，到1947年撤离前已發展了12年，期间中央总结了前期革命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继续坚持古田会议时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和制度，同时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在延安的根据地建设过程中又实现了党的建设史上的一大创举——“延安整风”运动，通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使全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1943年，王稼祥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为广大党员干部所接受。1945年4月在延安杨家岭村召开的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做了全面系统的概括，此后毛泽东思想成为指导革命和实践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核心地位也在形式上得以完全确立。正是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同时全党全军空前的团结和高度的统一，形成了坚持真理、同心同德的革命氛围，才在之后转战陕北过程党中央才敢于做出“一分为三”的决定，实现分别领导革命斗争、明确分工协作的局面，且不需过多顾虑党的领导权和党内团结问题。 二是敌强我弱的形势和党领导人的科学决策。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大背景是在1946年国民党发动了向各个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妄图用3—6个月的时间打垮共产党，然而战事发展并没如蒋介石所愿，全面内战爆发后8个多月，国民党在各个战场接连失败，损兵折将70多万。由于战线过长，大量兵力被牢牢困住，致使国民党军不得不放弃全面进攻，此时蒋介石开始谋划针对陕北和山东两大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企图斩断解放区的左右两臂。进攻陕北，蒋介石选择的进攻核心就是延安，认为只要攻占了延安就可以一举消灭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因为延安正是共产党的决策和指挥中心，最终决定把进攻延安的重要任务交给他最为信赖的西北绥靖公署最高军政长官——“西北王”胡宗南，其率领的军队一度号称“天下第一军”。1947年2月28日，胡宗南制定出《攻略延安方案》，部署国民党五分之三的空军力量在西安、宁夏、青海和陕西榆林，共计34个旅25万人马从南、西、北三个方向对陕甘宁边区形成了包围。与此同时，共产党的主力部队大多分散在陇东和山西一带作战，而在陕北总共加起来只有6个旅共计2.6万余人。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47年3月8日在延安城外召开了聲势浩大的“誓死保卫延安战斗大会”，周恩来、朱德等人都在会上讲了话，然而身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却没有出席此次大会。毛泽东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考虑，针对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和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进行了审时度势的重点考量，经过深思熟虑，他不失时机的做出了撤离延安的战略决策，目的在于保留实力、诱敌深入，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对此毛泽东曾将放弃延安形象地比喻为“甩包袱”。这一决策经过革命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科学的，也为转战陕北期间中央领导机构转变为“三委分工”提供了可操作空间。
二、“中央三委”的分工协作及作用发挥
（一）中央前委是领导全党全军的坚强核心
在“中央三委”的明确分工中，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领导前委留在陕北作战，这一决策是带有全局性的，不止要与胡宗南的军队周旋，同时还要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毛泽东通过其卓越的战略家眼光和有理有据的思辨能力，成功说服了党内、军队中广大干部和战士们“誓死保卫延安”的思想倾向，指出延安不能不保，但也不能死保，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他强调“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3]在中共中央战略性主动撤离之后，胡宗南军队进驻延安，自我标榜已“顺利攻占延安”，但在撤离延安后6天，中央前委就率领军队取得了青化砭战役的胜利，鼓舞士气的同时更加坚定了对这一正确决策的信心。并在随后的羊马河和蟠龙镇战役中，接连取得了胜利，创造了著名的“陕北三捷”，稳定了战局，对国民党军队主力进行了有效打击，加速了革命力量的强弱转化。中央前委在稳住陕北战局的同时，还策划指导了山东战场的战略安排，陈赓、粟裕在指挥孟良崮战役中更是全歼了国民党军队整编74师3.2万余人，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打乱敌人的进攻部署，配合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战略进攻。
在当时的战争背景下，战场信息及革命形势的变化不可能得到及时有效的传达，很多时候各个解放区指挥的战役都是由指战员临机决断，但是总体的战斗思路是清晰明确的。这都得益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前委领导集体对于革命形势的准确把控和战略方针的正确制定，整体战略构想就是“主力打到外线，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4]，在随后的三军出击经略中原更是全面改变了战争形势。中央前委是全党及全军的坚强领导核心，一方面极大地牵制住了国民党主力部队，使其不能分身投入到对其他解放区的进攻中;另一方面又总体把控，制定并指挥其他区域的人民解放军分别作战，最终实现大决战胜利的战略目标。
（二）中央工委是肩负探索建设新政权使命的重要分支
按照中央的安排部署，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带领中央工委经过晋绥解放区，前往晋西北开展革命工作，毛泽东对中央工委委以重任：“解决好晋察冀军事问题、组织召开好全国土地会议、建立起财经办事处。”[5]
中央工委即刻开展了在晋察冀地区的军事行动，朱德、刘少奇会同聂荣臻对晋察冀军事力量进行了整合改编，明确了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方针。随后成立晋察冀野战军，建立起军区后勤部，并使两者相互脱离，确保野战军能够集中精力进行训练和打仗，先后发起了正太、清仓、保北战役，轮番对国民党军队展开进攻，这就拖住了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陕北战场的“三战三捷”也彻底扭转了华北战场局势，使该区域国民党军队自顾不暇，更加无力出关，保证了日后辽沈战役的胜利进行。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指挥的围点打援战术的代表作——清风店战役创下了晋察冀歼灭战的纪录，随后攻克石家庄，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为把中央工委大本营移驻西柏坡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华北地区各根据地的连通，组建华北财经办事处也随即提上日程，目的之一是解决个别解放区的财政困难，为战争提供必需的财力支持。中央工委适时发布《关于召开华北财经会议的指示》，从各区域选派人员成立华北财经情报和指导机关。华北财经办事处于1947年4月正式成立，至1948年5月伴随中央工委一并撤销，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央工委直接领导华北财经办事处开展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之后建立新政权的财经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1947年7—9月，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这也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颁布的第一个土地改革制度的纲领性文件，为在全国消灭封建土地制度、推动新老解放区土地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央工委在组织开展革命工作中，严格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委托，围绕自身承担的三项任务采取了有效的举措，很好的完成了任务，同时对于革命取得胜利后建设新政权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先期探索，土地改革和财经工作都为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积累了经验，属于成功的工作试点，而中央工委也作为党领导机构的重要分支光荣完成了使命，在党的历史上谱写了浓重的一笔。 （三）中央后委是统筹后勤工作、参谋作战的得力保障
枣林沟会议后，中央后委由叶剑英、杨尚昆率领，前往山西省临县三交镇驻扎并开展工作。当时的中央后委由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两个机，包含机關各个部门在内3000余人组成，具体任务是做好协助中央前委指挥全国战争过程中的后勤保障和作战参谋工作。[6]
保持全党全军的通讯畅通是中央后委的首要任务，鉴于中央前委在陕北与敌作战期间为避开侦查，并没有固定驻地的客观实际，叶剑英、杨尚昆同志在晋绥后方领导并建立了中央大电台，负责收取各类电报，并通过专人、专门渠道直接与中央前委联络，将各类命令、指示及时向各解放区、根据地、分局传达分送，充分发挥了信息的桥梁作用，为制定各项战争决策部署提供了可靠的情报。同时，侦察敌情也是中央后委的另一项重要工作。通过全面加强对国民党军事信息的侦查与搜集，统一整理、分析、总结后上报中央，并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建议，为毛泽东主席指挥作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充分发挥了作战参谋的作用。此外，中央后委还担负着为在陕北作战的单位提供后勤保障职责。分别从各地方征集新兵及时训练并输送到陕北前线战场，负责联络、抽调、训练、输送优秀干部补充到前线队伍中去;同时运送后勤物资如棉衣、枪弹、电台、药品、马匹等，根据需要及时运送，为前线部队提供了尽可能优质的后勤保障。
三、“中央三委”设置及作用的现实启示
中共中央在转战陕北期间设置的“中央三委”是党历史上的一项正确决策，结合当时革命斗争形势需要将党的领导权合理分配，既使党和人民解放军摆脱战争困境实现革命力量的扭转，又为新中国成立后政权的建设和巩固做了充分准备。今日，重新研究“中央三委”的分工协作及作用发挥，对于新时代正确认识党的初心使命、认识党的决策、认识党内民主仍有重要启示。
（一）早期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的生动体现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近百年党的奋斗历程也正是赓续初心使命的一部光辉史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的早期共产党人在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时期就充分彰显出了这一特质。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一方面是从面临的敌强我弱客观实际出发为党的事业前途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为了使延安百姓免受战乱之苦的考量。虽然撤离了延安，但毛泽东坚持率领中央前委战斗在陕北，战争形势严峻时，也有意见提出向西北进军，前往国民党军队薄弱的地方同其他解放区会师，但毛泽东同志却指出如果此时离开陕北，胡宗南的军队就会向周边解放区进军，会给我军其他战场带来沉重压力，如果不撤离就可以极大地牵制国民党主力部队，给周围解放区创造良好的作战环境。在转战陕北过程中，中央前委坚持群众路线，帮助百姓修桥铺路，严明纪律，一路上得到百姓的衷心拥护和爱戴，给与人民解放军极大的物资和人员补充。人民群众在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希望，鼓舞了斗志，提升了必胜的信念。正是早期共产党人这种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无数革命先烈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品格，铸就了伟大的新中国诞生。当下，我们奋斗在新时代，助力于中国梦，更是要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系统学习党史、国史，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经验和智慧，从中获得精神动力，不断提升党性修养，锻炼意志品格，提升斗争本领，践行初心使命。
（二）提升党科学决策能力的成功范例
转战陕北过程中“中央三委”的分工协作及发挥作用已经被历史所证明是一项科学决策，基于毛泽东主席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正确分析和预测。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一伟大理论成果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广大党员干部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时也能够更加的贴近革命实际，贴近中国现实国情。虽然在党的历史上，也有过多次错误决策，“左”和右的错误甚至在党内一度占据领导地位，正确的主张却受到排挤，致使革命走了不少弯路，但是我们党敢于直面错误并改正错误，一次次将革命斗争转危为安，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积累了宝贵的决策经验。再加上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转战陕北期间将中共中央“一分为三”各自领导革命工作的战略决策也更加让人信服，效果也更加显著，而这一决策也只是党历史上诸多科学决策的成功范例之一。当前，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全面深化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全面从严治党也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但是这一伟大事业同样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没有惯例可以参照，只能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各项事业“牵一发而动全身”，每一项决策部署是否科学合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党的历史上不乏科学决策范例，在当前阶段，决策机制较为成熟完善，必须予以坚持和落实，并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国际国内局势，做出科学的分析和预测，只有这样，才能把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确前进的方向。
（三）新时代发扬党内民主的有益借鉴
中共中央做出转战陕北、设置“三委”的决策部署并不是毛泽东同志一言决定、没有异议的。在枣林沟会议上，与会同志就五大书记的去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考虑到党中央的安全，任弼时建议东渡黄河;毛泽东则坚持“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他认为党中央若留在陕北，对敌人必将是强有力的牵制。针对其他同志对中共中央安全的担忧，毛泽东大胆的提出留在陕北安全是有保障的。撤离延安初期，由于敌情随时变化，党中央一直没有制定明确的撤离路线，只是沿着咸榆公路为轴心向北撤退，此时关于去向的意见主要有两种：一是继续向北走，去更加偏僻但群众基础好的边区腹心地带;二是往东走，靠近主力部队随时可以得到掩护。两种意见都得到了了充分的讨论，但最终毛泽东决定走第三条路——向西走，虽然这一决策是他力排众议，但也给党内其他领导同志充分发表观点和意见的机会。正是这种良好而又激烈的商讨氛围，最终形成了决议，也给当下我们发扬党内民主提供了有益借鉴：一是要充分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保障党员的权利，推进党务的公开，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使共产党员切实做到“光明磊落，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二是坚持健全民主集中制，在作出任何一项重大决策前，都要充分的了解民意，做到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切实贯彻好党的这一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三是发扬党内民主要坚定坚决维护党的领导核心，转战陕北期间也有部分同志对党的决策部署提出了异议和不解，但最终形成决议后全党同心同德坚决贯彻。当前我们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各项决议时，更是需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保持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
参考文献：
[1]枣林沟会议[EB/OL].人民网，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65617/166497/168114/10105691.html.
[2]王昆.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时期的“三委分工”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09.
[3]转战陕北——中共重要战略决策[EB/OL]. https：//baike.so.com/doc/494638-523735.html.
[4]张琦.雄才大略的统帅[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5]中央档案馆等.中共中央在西柏坡[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
[6]纪学.叶剑英元帅[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杨建平
[关键词]转战陕北;“三委”设置;作用;现实启示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1）04—0015—05
[作者简介]张洋，男，兵团党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党史党建、政治学;刘琼，女，兵团党委党校法学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法学、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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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蒋介石单方面撕毁“双十协定”，宣告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彻底破裂，同时指挥国民党军队对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全面内战爆发。1947年3月18日，国民党军队逼近延安，以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决断，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在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军采取“蘑菇战术”与敌人巧妙周旋，既保留了革命的中坚力量、吸引并歼灭了大量敌军兵力，又缓解了其他战场的压力，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争取到了时间和战机。转战陕北期间，党的领导机构发生了重大变革——中共中央“一分为三”，各自开展工作并分别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三委”的设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创造性意义，是中共中央领导组织机构的重大变革，这一变革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牢了领导组织基础。“以史为镜，可以明得失”，深入研究转战陕北期间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变革对于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仍有着重要启示。
一、转战陕北过程中党的领导组织机构——“中央三委”的设置
（一）“中央三委”的组建与领导机制
中共中央做出主动撤离延安的战略部署后，开始转战陕北。为了便于开展工作，1947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央后方委员会（简称“中央后委”），由叶剑英任书记、杨尚昆任副书记兼后方支队司令，到山西临县一带，进而深入到晋西北地区，统筹后方工作，负责中央的后勤保障。3月29—30日，中共中央带领人民解放军抵达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并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央的行动问题，最终形成决定：成立中央前敌委员会（简称“中央前委”），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位中央书记处书记构成，率领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的总部驻扎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并总体协调各解放区的协同作战任务;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由刘少奇任中央工委书记，朱德任副书记，董必武、彭真、康生、陈伯达为常委，伍云甫为秘书长，同时决定中央工委立即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深入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开展中央委托的工作。[1]
“中央三委”组建之后，分别开始了领导各自负责的工作。中央前委决定留在陕北，当务之急就是组建一支更加精干的队伍，毛泽东亲自把握精简机构等事宜，根据既要指挥陕北和全国各解放区的工作，又要便于在沟壑纵横的大山中来回转战的原则，他对中央前委的规模应该有多大、应该由那些部门和人员组成进行了深入思考。考虑到行动方便问题，前委决定成立“直属队司令部”：任弼时任司令，陆定一任政委，叶子龙任参谋长，汪东兴任副参谋长，廖志高任政治部主任。成员则包括侦听、通讯、宣传部门的骨干，以及中央警卫团留下的4个连共计800余人，进而整合编制为4个大队：一大队即警卫大队，负责警卫与作战任务;二大队即侦听大队，负责破译、截获情报工作;三大队即通讯大队，利用拥有的4个电台分别跟各个根据地、城市、地下党建立联系，及时上传下达各类信息;四大队即新华社，负责宣传工作，引导民众正确认识革命形势，抵制国民党方面的舆论压力。考虑到安全问题，中央前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均使用了化名，如毛泽东化名“李得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都取了革命必定成功之意。枣林沟会议召开两天之后，党中央的三路人马分别离开，中央工委东渡黄河前往华北地区;中央后委则挺进晋西北;毛泽东率领中央前委于深夜悄悄开始北上，各自奔赴不同的战场，去完成共同的使命。从这天起，毛泽东和党中央再次跨上了马背，组成了“马背上的司令部”，带领中央前委昼夜转战与陕北的崇山峻岭间，有时和敌人擦肩而过，有时受到敌人前后夹击，以4个连的警卫部队与20余万国民党大军展开了周旋。刘少奇带领中央工委等去建立一个新的党中央的根据地，挺进华北后指挥了晋察冀军事斗争、筹建了华北人民政府、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等，并且率先到达了西柏坡，为革命胜利后新政权的建设进行了先期实践并探索出了宝贵的经验。叶剑英和杨尚昆带领中央后委包含办公厅、卫生部、城市工作部、工委等部门，于1947年4月初抵达并驻扎在山西省临县三交镇，为中央前委开展工作提供了通讯保障、情报搜集、物资补充等，充分发挥了后勤保障和作战参谋作用，为前委军事决策和战役推进做出了巨大贡献。[2]
（二）“中央三委”机构设置得以实现的保障
一是党内的空前团结和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央红军1935年到达陕北，到1947年撤离前已發展了12年，期间中央总结了前期革命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继续坚持古田会议时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和制度，同时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在延安的根据地建设过程中又实现了党的建设史上的一大创举——“延安整风”运动，通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使全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1943年，王稼祥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为广大党员干部所接受。1945年4月在延安杨家岭村召开的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做了全面系统的概括，此后毛泽东思想成为指导革命和实践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核心地位也在形式上得以完全确立。正是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同时全党全军空前的团结和高度的统一，形成了坚持真理、同心同德的革命氛围，才在之后转战陕北过程党中央才敢于做出“一分为三”的决定，实现分别领导革命斗争、明确分工协作的局面，且不需过多顾虑党的领导权和党内团结问题。 二是敌强我弱的形势和党领导人的科学决策。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大背景是在1946年国民党发动了向各个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妄图用3—6个月的时间打垮共产党，然而战事发展并没如蒋介石所愿，全面内战爆发后8个多月，国民党在各个战场接连失败，损兵折将70多万。由于战线过长，大量兵力被牢牢困住，致使国民党军不得不放弃全面进攻，此时蒋介石开始谋划针对陕北和山东两大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企图斩断解放区的左右两臂。进攻陕北，蒋介石选择的进攻核心就是延安，认为只要攻占了延安就可以一举消灭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因为延安正是共产党的决策和指挥中心，最终决定把进攻延安的重要任务交给他最为信赖的西北绥靖公署最高军政长官——“西北王”胡宗南，其率领的军队一度号称“天下第一军”。1947年2月28日，胡宗南制定出《攻略延安方案》，部署国民党五分之三的空军力量在西安、宁夏、青海和陕西榆林，共计34个旅25万人马从南、西、北三个方向对陕甘宁边区形成了包围。与此同时，共产党的主力部队大多分散在陇东和山西一带作战，而在陕北总共加起来只有6个旅共计2.6万余人。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47年3月8日在延安城外召开了聲势浩大的“誓死保卫延安战斗大会”，周恩来、朱德等人都在会上讲了话，然而身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却没有出席此次大会。毛泽东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考虑，针对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和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进行了审时度势的重点考量，经过深思熟虑，他不失时机的做出了撤离延安的战略决策，目的在于保留实力、诱敌深入，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对此毛泽东曾将放弃延安形象地比喻为“甩包袱”。这一决策经过革命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科学的，也为转战陕北期间中央领导机构转变为“三委分工”提供了可操作空间。
二、“中央三委”的分工协作及作用发挥
（一）中央前委是领导全党全军的坚强核心
在“中央三委”的明确分工中，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领导前委留在陕北作战，这一决策是带有全局性的，不止要与胡宗南的军队周旋，同时还要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毛泽东通过其卓越的战略家眼光和有理有据的思辨能力，成功说服了党内、军队中广大干部和战士们“誓死保卫延安”的思想倾向，指出延安不能不保，但也不能死保，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他强调“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3]在中共中央战略性主动撤离之后，胡宗南军队进驻延安，自我标榜已“顺利攻占延安”，但在撤离延安后6天，中央前委就率领军队取得了青化砭战役的胜利，鼓舞士气的同时更加坚定了对这一正确决策的信心。并在随后的羊马河和蟠龙镇战役中，接连取得了胜利，创造了著名的“陕北三捷”，稳定了战局，对国民党军队主力进行了有效打击，加速了革命力量的强弱转化。中央前委在稳住陕北战局的同时，还策划指导了山东战场的战略安排，陈赓、粟裕在指挥孟良崮战役中更是全歼了国民党军队整编74师3.2万余人，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打乱敌人的进攻部署，配合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战略进攻。
在当时的战争背景下，战场信息及革命形势的变化不可能得到及时有效的传达，很多时候各个解放区指挥的战役都是由指战员临机决断，但是总体的战斗思路是清晰明确的。这都得益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前委领导集体对于革命形势的准确把控和战略方针的正确制定，整体战略构想就是“主力打到外线，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4]，在随后的三军出击经略中原更是全面改变了战争形势。中央前委是全党及全军的坚强领导核心，一方面极大地牵制住了国民党主力部队，使其不能分身投入到对其他解放区的进攻中;另一方面又总体把控，制定并指挥其他区域的人民解放军分别作战，最终实现大决战胜利的战略目标。
（二）中央工委是肩负探索建设新政权使命的重要分支
按照中央的安排部署，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带领中央工委经过晋绥解放区，前往晋西北开展革命工作，毛泽东对中央工委委以重任：“解决好晋察冀军事问题、组织召开好全国土地会议、建立起财经办事处。”[5]
中央工委即刻开展了在晋察冀地区的军事行动，朱德、刘少奇会同聂荣臻对晋察冀军事力量进行了整合改编，明确了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方针。随后成立晋察冀野战军，建立起军区后勤部，并使两者相互脱离，确保野战军能够集中精力进行训练和打仗，先后发起了正太、清仓、保北战役，轮番对国民党军队展开进攻，这就拖住了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陕北战场的“三战三捷”也彻底扭转了华北战场局势，使该区域国民党军队自顾不暇，更加无力出关，保证了日后辽沈战役的胜利进行。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指挥的围点打援战术的代表作——清风店战役创下了晋察冀歼灭战的纪录，随后攻克石家庄，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为把中央工委大本营移驻西柏坡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华北地区各根据地的连通，组建华北财经办事处也随即提上日程，目的之一是解决个别解放区的财政困难，为战争提供必需的财力支持。中央工委适时发布《关于召开华北财经会议的指示》，从各区域选派人员成立华北财经情报和指导机关。华北财经办事处于1947年4月正式成立，至1948年5月伴随中央工委一并撤销，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央工委直接领导华北财经办事处开展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之后建立新政权的财经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1947年7—9月，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这也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颁布的第一个土地改革制度的纲领性文件，为在全国消灭封建土地制度、推动新老解放区土地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央工委在组织开展革命工作中，严格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委托，围绕自身承担的三项任务采取了有效的举措，很好的完成了任务，同时对于革命取得胜利后建设新政权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先期探索，土地改革和财经工作都为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积累了经验，属于成功的工作试点，而中央工委也作为党领导机构的重要分支光荣完成了使命，在党的历史上谱写了浓重的一笔。 （三）中央后委是统筹后勤工作、参谋作战的得力保障
枣林沟会议后，中央后委由叶剑英、杨尚昆率领，前往山西省临县三交镇驻扎并开展工作。当时的中央后委由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两个机，包含机關各个部门在内3000余人组成，具体任务是做好协助中央前委指挥全国战争过程中的后勤保障和作战参谋工作。[6]
保持全党全军的通讯畅通是中央后委的首要任务，鉴于中央前委在陕北与敌作战期间为避开侦查，并没有固定驻地的客观实际，叶剑英、杨尚昆同志在晋绥后方领导并建立了中央大电台，负责收取各类电报，并通过专人、专门渠道直接与中央前委联络，将各类命令、指示及时向各解放区、根据地、分局传达分送，充分发挥了信息的桥梁作用，为制定各项战争决策部署提供了可靠的情报。同时，侦察敌情也是中央后委的另一项重要工作。通过全面加强对国民党军事信息的侦查与搜集，统一整理、分析、总结后上报中央，并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建议，为毛泽东主席指挥作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充分发挥了作战参谋的作用。此外，中央后委还担负着为在陕北作战的单位提供后勤保障职责。分别从各地方征集新兵及时训练并输送到陕北前线战场，负责联络、抽调、训练、输送优秀干部补充到前线队伍中去;同时运送后勤物资如棉衣、枪弹、电台、药品、马匹等，根据需要及时运送，为前线部队提供了尽可能优质的后勤保障。
三、“中央三委”设置及作用的现实启示
中共中央在转战陕北期间设置的“中央三委”是党历史上的一项正确决策，结合当时革命斗争形势需要将党的领导权合理分配，既使党和人民解放军摆脱战争困境实现革命力量的扭转，又为新中国成立后政权的建设和巩固做了充分准备。今日，重新研究“中央三委”的分工协作及作用发挥，对于新时代正确认识党的初心使命、认识党的决策、认识党内民主仍有重要启示。
（一）早期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的生动体现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近百年党的奋斗历程也正是赓续初心使命的一部光辉史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的早期共产党人在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时期就充分彰显出了这一特质。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一方面是从面临的敌强我弱客观实际出发为党的事业前途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为了使延安百姓免受战乱之苦的考量。虽然撤离了延安，但毛泽东坚持率领中央前委战斗在陕北，战争形势严峻时，也有意见提出向西北进军，前往国民党军队薄弱的地方同其他解放区会师，但毛泽东同志却指出如果此时离开陕北，胡宗南的军队就会向周边解放区进军，会给我军其他战场带来沉重压力，如果不撤离就可以极大地牵制国民党主力部队，给周围解放区创造良好的作战环境。在转战陕北过程中，中央前委坚持群众路线，帮助百姓修桥铺路，严明纪律，一路上得到百姓的衷心拥护和爱戴，给与人民解放军极大的物资和人员补充。人民群众在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希望，鼓舞了斗志，提升了必胜的信念。正是早期共产党人这种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无数革命先烈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品格，铸就了伟大的新中国诞生。当下，我们奋斗在新时代，助力于中国梦，更是要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系统学习党史、国史，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经验和智慧，从中获得精神动力，不断提升党性修养，锻炼意志品格，提升斗争本领，践行初心使命。
（二）提升党科学决策能力的成功范例
转战陕北过程中“中央三委”的分工协作及发挥作用已经被历史所证明是一项科学决策，基于毛泽东主席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正确分析和预测。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一伟大理论成果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广大党员干部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时也能够更加的贴近革命实际，贴近中国现实国情。虽然在党的历史上，也有过多次错误决策，“左”和右的错误甚至在党内一度占据领导地位，正确的主张却受到排挤，致使革命走了不少弯路，但是我们党敢于直面错误并改正错误，一次次将革命斗争转危为安，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积累了宝贵的决策经验。再加上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转战陕北期间将中共中央“一分为三”各自领导革命工作的战略决策也更加让人信服，效果也更加显著，而这一决策也只是党历史上诸多科学决策的成功范例之一。当前，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全面深化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全面从严治党也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但是这一伟大事业同样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没有惯例可以参照，只能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各项事业“牵一发而动全身”，每一项决策部署是否科学合理就显得尤为重要。党的历史上不乏科学决策范例，在当前阶段，决策机制较为成熟完善，必须予以坚持和落实，并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国际国内局势，做出科学的分析和预测，只有这样，才能把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确前进的方向。
（三）新时代发扬党内民主的有益借鉴
中共中央做出转战陕北、设置“三委”的决策部署并不是毛泽东同志一言决定、没有异议的。在枣林沟会议上，与会同志就五大书记的去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考虑到党中央的安全，任弼时建议东渡黄河;毛泽东则坚持“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他认为党中央若留在陕北，对敌人必将是强有力的牵制。针对其他同志对中共中央安全的担忧，毛泽东大胆的提出留在陕北安全是有保障的。撤离延安初期，由于敌情随时变化，党中央一直没有制定明确的撤离路线，只是沿着咸榆公路为轴心向北撤退，此时关于去向的意见主要有两种：一是继续向北走，去更加偏僻但群众基础好的边区腹心地带;二是往东走，靠近主力部队随时可以得到掩护。两种意见都得到了了充分的讨论，但最终毛泽东决定走第三条路——向西走，虽然这一决策是他力排众议，但也给党内其他领导同志充分发表观点和意见的机会。正是这种良好而又激烈的商讨氛围，最终形成了决议，也给当下我们发扬党内民主提供了有益借鉴：一是要充分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保障党员的权利，推进党务的公开，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使共产党员切实做到“光明磊落，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二是坚持健全民主集中制，在作出任何一项重大决策前，都要充分的了解民意，做到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切实贯彻好党的这一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三是发扬党内民主要坚定坚决维护党的领导核心，转战陕北期间也有部分同志对党的决策部署提出了异议和不解，但最终形成决议后全党同心同德坚决贯彻。当前我们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各项决议时，更是需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保持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
参考文献：
[1]枣林沟会议[EB/OL].人民网，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65617/166497/168114/10105691.html.
[2]王昆.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时期的“三委分工”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09.
[3]转战陕北——中共重要战略决策[EB/OL]. https：//baike.so.com/doc/494638-523735.html.
[4]张琦.雄才大略的统帅[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5]中央档案馆等.中共中央在西柏坡[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
[6]纪学.叶剑英元帅[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杨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