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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踏入古色古香的‘秘密基地’——春秋砚社,不得不被眼前的陈列所震撼,整整一面墙的玻璃展柜里摆放着800余方砚台,漫步其间,历朝各代古砚竞相辉映,现代生活与历史场景交融成趣,这家小型的‘私人博物馆’已经给每一位到访者营造出浓厚的文化境界。”这是一位“砚友”描述第一次探访春秋砚社所观所感,春秋砚社社长正是业内颇有盛名的砚台收藏家黄海涛。
黄海涛,字孟玄,号开悟堂主人、悟尘居士,河南杞县人,中华砚文化发展联合会副会长、中国砚研究会春秋砚社社长。这位一脸和气笑容的河南汉子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足迹踏遍中国各地,行程数万公里,然而,他从不寄情于山水,只为寻石觅砚,在“砚遇”中品味人生。
醉里挑灯看砚
“砚台的发展和变迁,见证并记载了中华文明史的全过程。收藏砚台既可助书写锦绣文章、治国之策,又可修身养性、传承文明。因此说,砚台堪称“文房雅藏之冠。”黄海涛说。
30年间,黄海涛收藏的砚台近千方,自史前研磨器至汉、南北朝、唐、宋、金、元、明、清、近现代等历代,涵盖了中华文明各个历史时期,材质包括石、泥、瓷、砖、水晶、象牙、铁、银等数十种类。可以说,他的藏品体现了一套完整的砚台发展史。“拿到好的砚台后,我也会做一首诗,叫砚铭诗。新砚,刻在砚台上,老砚,写在盒子上。”
在这些收藏品中,最早的当属史前研磨器,黄海涛将其称为砚台的雏形,而砚台兴起的秦汉时期也是他非常看重的。他收藏了一些具有个性特点的砚台,比如,一件汉代鹞子捕雀纹红砂石砚,造型得当,有汉代葬玉“汉八刀”的风韵。
黄海涛还收藏了一些隋唐时期的白釉、青釉瓷砚,这又是砚台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他认为,“中国砚台发展的第二次高峰在唐代。这个时期出现了数量庞大的砚台,特别是大量箕形砚的出现,社会对砚台的需求量增大。唐代实行科举制度以后,天下的寒士有机会通过科举考试去争得功名,文人、达官贵人荟萃,对砚的需求量增大。”
在黄海涛收藏的众多隋唐砚中,最为珍贵的是一方蹄足多达23条的青釉瓷砚台。此外,还有一方十分罕见的北齐铜砚,在唐代阎立本的画作《北齐校书图》中,就描绘了一方和他收藏的这方一模一样的砚台。他还收藏了很多唐代出现、造型非常特别的箕斗形砚,也叫风字形砚。
而宋砚也是黄海涛极为推崇的,“宋代是中国砚台发展的第三次高峰,宋代的砚主要特色在于文人参与治砚,使得中国砚台的风格定下来,也是中国砚台发展的转折期。在此之前,中国是工匠治砚。”他认为,宋砚的优点在于简约、冷峻、峭拔,砚出剑锋。“宋代是文人治国时代,与皇帝分权而治。在我想象中,宋代文人手里的砚是一把出锋的宝剑。辛弃疾写‘醉里挑灯看剑’,我认为可以改成‘醉里挑灯看砚’更有意思。宋代的文人非常有气节,砚台也具有文人的情怀,文人砚台的格局也是在宋代形成的。”
清代除了传统正形砚式外,变体砚大量出现。黄海涛将清代的这种变体砚台形容为“歪不歪,正不正,扭不扭,方不方……”“这是清代扭曲的审美观导致的结果,清代文人审美心态极其扭曲,造就了奇形怪状的砚台,”他说,“就如每个人性格一样,文化的多元化,使文人多元化,砚台也就多元化,千砚千貌。”他认为,收藏、把玩砚台实际上是玩味生活、品味人生,这是传统中国文化下的高雅生活方式,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之所在。
砚遇于方寸之间
“一方小小的砚台,可使人从中窥见到历史、文化、艺术、政治、哲学……收藏砚台让我由无知,打开了新领域的一扇门,发展成我的兴趣,甚至事业。”黄海涛在大学期间学的是历史专业,学的是通史,但他常常跑到考古班旁听。“虽然当时我对文化史、特别是对文房文化没有具体学习,更不用说有深层次的接触了,但是我喜欢看一些正史外的闲书,对古代文化零星积累了一些皮毛知识。”
大学毕业后不久,一次到广东肇庆,同行朋友纷纷购买当地食品土特产,黄海涛则无意发现地摊摆售的“端溪名砚”。“当即,我的脑子里储备的少得可怜的相关知识迅速跳了出来,端砚是四大名砚之首啊,应该买一个做纪念品。然而,不怕朋友们笑话,当时的我只知道‘端砚是四大名砚之首’,至于四大名砚是哪些名硯,产地在哪里、历史上是什么状况等,一概不知。于是,我以一个学生的心态买了两方‘学生砚’。”
虽然初次没有淘到宝物,但从那时起,黄海涛便对砚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到外地出差,他就寻找当地的砚台做纪念品,并注意查询有关砚台的典籍,日积月累,也有了几十方砚。
“起初,我还曾想过收集全国各地的石材,制成砚台。后来,认识了一位洛阳古籍善本收藏家,他建议我关注一下古砚,并多次带我周游一些古玩市场。”喜欢学习研究的黄海涛收到古砚,了解到上面承载着的古代文化信息,便被古代博大精深的文化深深吸引。
据他回忆,那时的古玩市场上历朝历代的砚台均有,以汉唐砚居多。而当时的砚台收藏还未形成风气,对古砚的介绍资料更是寥寥无几。于是,黄海涛就边买边学,为此他跑遍了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并利用出差之机到国家图书馆的古籍善本库抄书。
凭着这样一股勤奋、执著的劲儿,他对古砚有了清晰而深刻的认识,也有了独到的见解。“既然还没有一本完整介绍古砚的书籍,我为什么不试试呢?”一个大胆的想法产生在他的脑海里。
从喜欢到痴迷,黄海涛像一位砚田中辛勤的耕耘者,寻石觅砚,穷究其源,一本以资料和考据见长的砚学专著《开悟堂聊砚》,就是他多年潜心研究砚台的结晶,使人们在对历代美砚甄别欣赏的同时,感受到砚学的博大与精深。
多年与砚为舞,黄海涛称这是收藏,也是生活。他笑说,“玩砚的人都有一个毛病,那就是盘砚。电视剧《大宅门》里有一个镜头,有人躺在被窝里盘砚,这种事情我也做过。盘砚有个不太好的习惯,大家可能会认为不卫生,其实古人都是这样做的,就是利用脸上的油脂,在脸上蹭。早在民国,徐世昌收藏古砚,专门雇了一群瞎子,天天给他们吃肉,吃完肉开始盘砚。盘砚盘得油油的,会有成就感。” 谈及体会,黄海涛坦陈,有人生感悟层面的、有学习知识方面的、有收藏经验方面的。“就收藏经验方面来说,收藏首先要选对主项和选对老师。所谓收藏选项,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选一个兴趣点,做到高精深。所谓收藏老师,不能迷信‘台面上’的专家和粗制滥造的收藏读物,民间‘土行家’往往是真正的高手,他们是对花钱负责任的。”
“我玩砚文化的”
“砚台不仅仅是块石头,更是一种文化,用艺术感悟把石头打造成有文化的承载体,收藏砚台的同时就是在品读砚文化。”黄海涛介绍道,“现在收藏砚台大概分成几种,一是按照砚台的发展史来收藏的,像我一样,这种收藏的人少,国内有几个。多数人收藏砚台,都是喜欢明清的砚台,因为上面多数都有提跋、文人刻款等,特别是明清砚中端砚歙砚居多,包括很多文人多在砚台倾注了感情,写了很多跋文。还有专收端砚的、歙砚的等等。”
“而鉴赏砚台更是一门很吃功夫的事情,一来是砚文化博大精深,承载的文化信息量之大,非一般显学所能比;二来是砚台在民国以前是热门藏品,尤其是达官貴人热衷于藏砚,造成藏界对历代名砚趋之若鹜,于是各地仿冒假砚也如雨后春笋。”黄海涛称,这些都给当今对旧砚的识别和砚文化的研究,带来了许多课题。
黄海涛认为,鉴赏砚台应该分为砚学理论方面和识砚实战方面。“在砚学理论方面,早在2006年,我的专著《开悟堂聊砚》一书中,就提到‘砚学’的观点,并在书中系统地提出了砚台发展史几个主要阶段的划分,形成了砚学关于砚台断代划分的理论体系。在识砚实战方面,我提出了外形的形制气韵和外观的包浆皮壳辨别历代砚台的‘三观、三维鉴定法’,即:远观形气、中观包浆、近看工铭。皮壳理念方面,提出土皮、水皮、气皮、墨皮、蜡皮、油皮、手皮、砂皮、铁皮、铜皮等多个参考条件。”
黄海涛希望多一些有学术修养与道德修养的收藏家,真正把传承、探索和研究古今艺术品的事情做好。“收藏的根本,是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经过学习研究,黄海涛发现砚在中国历史、文化艺术史等诸方面的价值和意义非同凡响。于是,在他的心中逐渐生成一个梦想——让西方文明重新回顾曾经璀璨的历史,让东方文明的脚印,再现历史的光芒。
黄海涛一方面利用自有资金收集流散在民间的历代砚台,筹建了打通历代砚台发展史的专题博物馆——郑州市东方翰典文化博物馆,接下来正在创办东方翰典文化园,力求在“入于古人”的同时“出于古人”,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砚文化继承、传播下去。
另一方面,他拿出主要精力,探索砚文化和砚学理论。在参与多次历代砚台展览、出版多部有关历代砚台图录和多家报刊发表相关文章外,2014年他与朋友合作出版了砚文化新著《中轴线·风雅颂》。2014年12月,他的又一新著《文明的脚印——东方翰典文化博物馆藏砚选》也已完稿,将于今年年初发行。
“虽然,宋代士人的高峰尚无法逾越,但是,只要敢于担当,勇于坚持,不断求索、挖掘,始终保持着那份觉悟和执着,目标终将越来越近。”黄海涛不无感慨地说,“砚文化已经深深融入我的血脉之中。人到中年以后,我的主要工作和生活就是学习砚文化、研究砚文化、传播砚文化。”
责任编辑 董颖
黄海涛,字孟玄,号开悟堂主人、悟尘居士,河南杞县人,中华砚文化发展联合会副会长、中国砚研究会春秋砚社社长。这位一脸和气笑容的河南汉子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足迹踏遍中国各地,行程数万公里,然而,他从不寄情于山水,只为寻石觅砚,在“砚遇”中品味人生。
醉里挑灯看砚
“砚台的发展和变迁,见证并记载了中华文明史的全过程。收藏砚台既可助书写锦绣文章、治国之策,又可修身养性、传承文明。因此说,砚台堪称“文房雅藏之冠。”黄海涛说。
30年间,黄海涛收藏的砚台近千方,自史前研磨器至汉、南北朝、唐、宋、金、元、明、清、近现代等历代,涵盖了中华文明各个历史时期,材质包括石、泥、瓷、砖、水晶、象牙、铁、银等数十种类。可以说,他的藏品体现了一套完整的砚台发展史。“拿到好的砚台后,我也会做一首诗,叫砚铭诗。新砚,刻在砚台上,老砚,写在盒子上。”
在这些收藏品中,最早的当属史前研磨器,黄海涛将其称为砚台的雏形,而砚台兴起的秦汉时期也是他非常看重的。他收藏了一些具有个性特点的砚台,比如,一件汉代鹞子捕雀纹红砂石砚,造型得当,有汉代葬玉“汉八刀”的风韵。
黄海涛还收藏了一些隋唐时期的白釉、青釉瓷砚,这又是砚台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他认为,“中国砚台发展的第二次高峰在唐代。这个时期出现了数量庞大的砚台,特别是大量箕形砚的出现,社会对砚台的需求量增大。唐代实行科举制度以后,天下的寒士有机会通过科举考试去争得功名,文人、达官贵人荟萃,对砚的需求量增大。”
在黄海涛收藏的众多隋唐砚中,最为珍贵的是一方蹄足多达23条的青釉瓷砚台。此外,还有一方十分罕见的北齐铜砚,在唐代阎立本的画作《北齐校书图》中,就描绘了一方和他收藏的这方一模一样的砚台。他还收藏了很多唐代出现、造型非常特别的箕斗形砚,也叫风字形砚。
而宋砚也是黄海涛极为推崇的,“宋代是中国砚台发展的第三次高峰,宋代的砚主要特色在于文人参与治砚,使得中国砚台的风格定下来,也是中国砚台发展的转折期。在此之前,中国是工匠治砚。”他认为,宋砚的优点在于简约、冷峻、峭拔,砚出剑锋。“宋代是文人治国时代,与皇帝分权而治。在我想象中,宋代文人手里的砚是一把出锋的宝剑。辛弃疾写‘醉里挑灯看剑’,我认为可以改成‘醉里挑灯看砚’更有意思。宋代的文人非常有气节,砚台也具有文人的情怀,文人砚台的格局也是在宋代形成的。”
清代除了传统正形砚式外,变体砚大量出现。黄海涛将清代的这种变体砚台形容为“歪不歪,正不正,扭不扭,方不方……”“这是清代扭曲的审美观导致的结果,清代文人审美心态极其扭曲,造就了奇形怪状的砚台,”他说,“就如每个人性格一样,文化的多元化,使文人多元化,砚台也就多元化,千砚千貌。”他认为,收藏、把玩砚台实际上是玩味生活、品味人生,这是传统中国文化下的高雅生活方式,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之所在。
砚遇于方寸之间
“一方小小的砚台,可使人从中窥见到历史、文化、艺术、政治、哲学……收藏砚台让我由无知,打开了新领域的一扇门,发展成我的兴趣,甚至事业。”黄海涛在大学期间学的是历史专业,学的是通史,但他常常跑到考古班旁听。“虽然当时我对文化史、特别是对文房文化没有具体学习,更不用说有深层次的接触了,但是我喜欢看一些正史外的闲书,对古代文化零星积累了一些皮毛知识。”
大学毕业后不久,一次到广东肇庆,同行朋友纷纷购买当地食品土特产,黄海涛则无意发现地摊摆售的“端溪名砚”。“当即,我的脑子里储备的少得可怜的相关知识迅速跳了出来,端砚是四大名砚之首啊,应该买一个做纪念品。然而,不怕朋友们笑话,当时的我只知道‘端砚是四大名砚之首’,至于四大名砚是哪些名硯,产地在哪里、历史上是什么状况等,一概不知。于是,我以一个学生的心态买了两方‘学生砚’。”
虽然初次没有淘到宝物,但从那时起,黄海涛便对砚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到外地出差,他就寻找当地的砚台做纪念品,并注意查询有关砚台的典籍,日积月累,也有了几十方砚。
“起初,我还曾想过收集全国各地的石材,制成砚台。后来,认识了一位洛阳古籍善本收藏家,他建议我关注一下古砚,并多次带我周游一些古玩市场。”喜欢学习研究的黄海涛收到古砚,了解到上面承载着的古代文化信息,便被古代博大精深的文化深深吸引。
据他回忆,那时的古玩市场上历朝历代的砚台均有,以汉唐砚居多。而当时的砚台收藏还未形成风气,对古砚的介绍资料更是寥寥无几。于是,黄海涛就边买边学,为此他跑遍了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并利用出差之机到国家图书馆的古籍善本库抄书。
凭着这样一股勤奋、执著的劲儿,他对古砚有了清晰而深刻的认识,也有了独到的见解。“既然还没有一本完整介绍古砚的书籍,我为什么不试试呢?”一个大胆的想法产生在他的脑海里。
从喜欢到痴迷,黄海涛像一位砚田中辛勤的耕耘者,寻石觅砚,穷究其源,一本以资料和考据见长的砚学专著《开悟堂聊砚》,就是他多年潜心研究砚台的结晶,使人们在对历代美砚甄别欣赏的同时,感受到砚学的博大与精深。
多年与砚为舞,黄海涛称这是收藏,也是生活。他笑说,“玩砚的人都有一个毛病,那就是盘砚。电视剧《大宅门》里有一个镜头,有人躺在被窝里盘砚,这种事情我也做过。盘砚有个不太好的习惯,大家可能会认为不卫生,其实古人都是这样做的,就是利用脸上的油脂,在脸上蹭。早在民国,徐世昌收藏古砚,专门雇了一群瞎子,天天给他们吃肉,吃完肉开始盘砚。盘砚盘得油油的,会有成就感。” 谈及体会,黄海涛坦陈,有人生感悟层面的、有学习知识方面的、有收藏经验方面的。“就收藏经验方面来说,收藏首先要选对主项和选对老师。所谓收藏选项,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选一个兴趣点,做到高精深。所谓收藏老师,不能迷信‘台面上’的专家和粗制滥造的收藏读物,民间‘土行家’往往是真正的高手,他们是对花钱负责任的。”
“我玩砚文化的”
“砚台不仅仅是块石头,更是一种文化,用艺术感悟把石头打造成有文化的承载体,收藏砚台的同时就是在品读砚文化。”黄海涛介绍道,“现在收藏砚台大概分成几种,一是按照砚台的发展史来收藏的,像我一样,这种收藏的人少,国内有几个。多数人收藏砚台,都是喜欢明清的砚台,因为上面多数都有提跋、文人刻款等,特别是明清砚中端砚歙砚居多,包括很多文人多在砚台倾注了感情,写了很多跋文。还有专收端砚的、歙砚的等等。”
“而鉴赏砚台更是一门很吃功夫的事情,一来是砚文化博大精深,承载的文化信息量之大,非一般显学所能比;二来是砚台在民国以前是热门藏品,尤其是达官貴人热衷于藏砚,造成藏界对历代名砚趋之若鹜,于是各地仿冒假砚也如雨后春笋。”黄海涛称,这些都给当今对旧砚的识别和砚文化的研究,带来了许多课题。
黄海涛认为,鉴赏砚台应该分为砚学理论方面和识砚实战方面。“在砚学理论方面,早在2006年,我的专著《开悟堂聊砚》一书中,就提到‘砚学’的观点,并在书中系统地提出了砚台发展史几个主要阶段的划分,形成了砚学关于砚台断代划分的理论体系。在识砚实战方面,我提出了外形的形制气韵和外观的包浆皮壳辨别历代砚台的‘三观、三维鉴定法’,即:远观形气、中观包浆、近看工铭。皮壳理念方面,提出土皮、水皮、气皮、墨皮、蜡皮、油皮、手皮、砂皮、铁皮、铜皮等多个参考条件。”
黄海涛希望多一些有学术修养与道德修养的收藏家,真正把传承、探索和研究古今艺术品的事情做好。“收藏的根本,是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经过学习研究,黄海涛发现砚在中国历史、文化艺术史等诸方面的价值和意义非同凡响。于是,在他的心中逐渐生成一个梦想——让西方文明重新回顾曾经璀璨的历史,让东方文明的脚印,再现历史的光芒。
黄海涛一方面利用自有资金收集流散在民间的历代砚台,筹建了打通历代砚台发展史的专题博物馆——郑州市东方翰典文化博物馆,接下来正在创办东方翰典文化园,力求在“入于古人”的同时“出于古人”,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砚文化继承、传播下去。
另一方面,他拿出主要精力,探索砚文化和砚学理论。在参与多次历代砚台展览、出版多部有关历代砚台图录和多家报刊发表相关文章外,2014年他与朋友合作出版了砚文化新著《中轴线·风雅颂》。2014年12月,他的又一新著《文明的脚印——东方翰典文化博物馆藏砚选》也已完稿,将于今年年初发行。
“虽然,宋代士人的高峰尚无法逾越,但是,只要敢于担当,勇于坚持,不断求索、挖掘,始终保持着那份觉悟和执着,目标终将越来越近。”黄海涛不无感慨地说,“砚文化已经深深融入我的血脉之中。人到中年以后,我的主要工作和生活就是学习砚文化、研究砚文化、传播砚文化。”
责任编辑 董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