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坛风行“四大日记”，为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翁同和的《翁文恭公日记》、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名曰“日记”，实为“著作”，这是清代名人学说的重要标志。阅读李、王的《日记》，笔者惊喜地发现，两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因缘。
　　李慈铭（1830—1894）字炁伯，号蒓客，世称越缦老人，晚清会稽名士，集官吏、学者、文学家于一身，被视为越学之大成者，著作十分丰厚。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号湘绮，世称湘绮先生，晚清经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号称湘学泰斗、潇湘名士，诗文亦称“天下第一”，门生弟子遍布天下。
　　李慈铭居浙，王闿运居湘，“越缦堂”与“湘绮楼”是两人各自取的书斋名，恰是天成一对。按《说文解字》：“缦，缯无文也”；“绮，文缯也”。所谓“君子和而不同”，此即是一个明证。
　　李慈铭喜读《庄子·齐物论》，曰：“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他期待自己能够进入古代圣贤那种“缦而不经心”的人生境界。王闿运好诵《杂体》中谢仪曹的诗句，云：“高文亦何绮，小儒安足为。”他说：“余好为文，而不喜儒生，绮虽未能，是吾志也。”
　　王闿运曾从师刘熙载于上海龙门书院，先生亲授“日程”（记载为学进度）与“日记”（记录心得和疑虑），乃每日必做的功课。他受益匪浅，感曰：“蒙融斋（刘熙载字）所重，此先生谦德溉人，壬秋年少时便令心折，亦不易也。”李慈铭从小秉承家学，敏思而多才，入京后曾从师翁同龢，自觉为学精进，尤感其师“日记之大观，掌故之渊薮”的名望。
　　《清史稿》称李慈铭：“为文沉博绝丽，诗尤工，自成一家。”钱仲联的《近百年诗坛点将录》把他排在第一位，称“托塔天王晁盖”，他还被誉为“旧文学的殿军”。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曰：“方民国肇造也，一时言文章老宿者，首推湘潭王闿运。”莫友芝联赞：“独立千秋谁与友，自成一家始逼真。”
　　章太炎尊两家为大师，将李慈铭与王闿运并称为“古文二大家”。无独有偶，张之洞也敬重他们为“诗坛老宿”，还将王、李并称：“王诗幽奥，李诗明秀。”孰料李慈铭闻知后竟然不快，在日记中对王闿运进行了冷嘲热讽，说：“此人盛窈时誉，妄肆激扬，好持短长，虽较赵之谦稍知读书，诗文亦较通顺，而大言诡行，轻险自炫，古人糟粕，尚未尽得，盖一江湖唇吻之士。”正是“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钱钟书在《复堂日记续录序》中，对两人的《日记》做了如下评介：“王（闿运）翁楚艳之侈，能以文字缘饰经术，收朋勤诲，化及湘蜀，及所作支晦无俚，虽运而无所积。与世为趣，不同曾文正、李炁伯之刺促鲜欢，而多记博塞奸进之事。学人之望，固勿如越缦之足以厚厌矣。李（慈铭）生小心精洁，匪唯摭华，颇寻厥根，自负能为本末兼该之学。观其故实纷罗，文词耀艳，洵近世中华士闻人也！”
　　无巧不成书，咸丰朝时李慈铭曾投靠军机大臣周祖培，做了他的家庭教师，兼作其幕僚。王闿运也曾当过曾国藩的幕僚，后来做了户部尚书肃顺的家庭教师，被待为上宾。同治帝继位时，孝钦太后慈禧欲“垂帘听政”，却遭到了以肃顺为首的八位顾命大臣竭力反对。于是慈禧嘱周祖培检历代贤后临朝政事，为垂帘听政寻找历史依据，当下李慈铭受命写了《临朝备考录》的条陈，列举汉如熹（和帝后）、顺烈（顺帝后）、晋康献（康帝后）、辽睿知（景宗后）、懿仁（兴宗后）宋章献（真宗后）、光献（仁宗后）、宣仁（英宗后）八位“贤后”的事迹，为主子大加赏识。
　　此后便发生了辛酉政变，肃顺等人被诛杀，王闿运涕泣为诗：“当时意气各无伦，顾我曾为丞相宾。俄罗酒味犹在口，几回梦哭春华新。”从此他被打上“肃党”烙印，不得超生。诚然，李慈铭混迹官场时曾受知于肃顺，也是心中惘然若有所失。正是，两家各为其主，虽政见相峙，然均可谓忠心耿耿矣。
　　曾朴的晚清官场谴责小说《孽海花》中，称李慈铭是“三朝耆硕，四海宗师”，并为之写照：“相貌清癯，脾气古怪。瞪起一双谷秋眼，竖起三根晓星须，肆口谩骂，不留馀地。其实性情直率，不过是个老孩儿……”王闿运读了《孽海花》，不禁兴趣盎然，即为之详加批注，在日记中补充其掌故之未足部分。
　　李慈铭为求功名历经坎坷，他曾参加过十一次科举考试，特意刻了一枚履历闲章来调侃：“道光庚戌茂才，咸丰庚申明经，同治庚午举人，光绪庚辰进士。”他还题写了一副自嘲式对联：“保安寺街，藏书十万卷；户部员外，补阙一千年。”
　　王闿运早已是举人，仕路难通，只好回乡去做他的潇湘名士。先生嘲讽官场世事亦无所不能，世犹盛传其民国总统之联曰：“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额曰：“旁观者清。”他还有自挽联曰：“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传诗礼；纵横计不就，空馀高咏满江山。”
　　章太炎力推王闿运：“其文可上追《史记》，高于明代之文，其骈文之能尽雅也。”先生自己也说：“余之骈文，非纱帽所能为。”《湘绮楼日记》中有《秋醒词序》为证：“盖梦在百年之中，愁居七情之外，由是澄心眇言，然脂和墨，聊赋其意，命曰《秋醒词》。飞萤入户，引幽想以俱明；早雁拂河，闻秋吟而不去。人间风月之赏，别有会心；道场人天之音，切于常听也！”
　　李慈铭的文章素有“老吏断案”之美称，《越缦堂日记》中骈文俯拾皆是，比如《秋景叹》：“赀郎回就，桑榆之景已斜；流品既分，蓬 之路遂绝。虚望后车之对，长循选格之名；虽出陈情，实非雅志。羞与少年为伍，乃与俗吏随波乎？金榜一题，玉堂永隔，当亦知己所累嘘，后人所深喟者也！”
　　当时，由樊增祥发起，在京城成立了“寒山诗社”，李慈铭与王闿运都是其中的成员，彼此多有交往，也少不了逢场作戏。
　　两家的诗说也是“英雄所见略同”，即博采众长，自成一体。王闿运曰：“余则尽法古人之美，一一而仿之，鎔铸而出之，功成未至而谬拟之。”李慈铭曰：“不名一家，不专一代，陶冶古人自成面目，八面受敌而为大家。”
　　从诗歌创作风格来看，两人亦有相似之处，比如五言诗中的清空风韵。李慈铭的《越中吟》：“落日放船好，一泓秋可寻。渺然如世外，清绝见吾心。藻影浮空动，荷香入定深。舻摇鱼跃际，都是故乡音。”王闿运的《雨过空灵滩》：“烟岫濛濛白，秋风瑟瑟清。归帆开雾雨，细浪响空灵。水驿双鬓报，滩声一枕听。霜鳊不易得，随处问渔汀。”
　　史载李慈铭为人清刚，曾多次向光绪皇帝上奏折，痛指时弊，弹劾朝官，颇具“越中之风”，正是一个典型会稽名士的风采。李慈铭喜欢“骂人”：他骂考官“不识字”，他骂士子“不知羞”，他骂学者“不读书”，他骂官场“贪弊成风”。王闿运性情豪爽，秉承了湖湘的倔强之气，常以经学之师指点门径，诲人不倦，且要求甚严，亦好针砭时弊，指责“不学无术”的世相。请看下面两则日记，颇值得细味与比较：
　　李慈铭同治壬申十月初八日所记：“嘉庆以后之为学者（指翁方纲、蒋士铨等），如经之注疏不能遍观也，于是讲《尔雅》、讲《说文》；知史之正杂不能遍观也，于是讲金石、讲日录；志已偷矣。”
　　王闿运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一日所记：“论读书致用，不读书如张之洞；陷篡杀而不自知，犹自以为读书多如王伟也。”
　　蔡元培敬仰自己的先生李慈铭，并感赋曰：“卌年心力此中殚，等子称来字字安。岂许刚肠容芥恶，为培美意结花欢。史评经证翻新意，国故乡闻荟大观。名士当时亦如鲫，独推此老最神完。”杨度是王闿运的得意门生，其为先生的挽联曰：“旷古圣人才，试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庄子·徳充符》曰：“自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从历史上看，越文化与楚文化（包含了湘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会稽名士李慈铭可谓越学之杰出代表，长沙名士王闿运乃是湘学的集大成者，一东一西的两家遥相呼应，他们遵循传统的文化规则，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历史舞台上，尽情演绎自己的独特个性与高雅风范，这就是缘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