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时间是在各类镜头下度过的，不久前的一则趣闻可以印证这个观点：纽约的一家高档餐厅总接到顾客抱怨，近几年来等座位的时间变长了，上菜变慢了，整体的服务质量也变差了。这样严厉的负面意见，餐厅管理者当然要认真对待，他们对大量顾客就餐的录像进行了详尽的统计和分析，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智能手机是餐馆服务不佳的罪魁祸首。
　　分析者用数据说话：在随机抽取的45桌顾客中，有26桌会花3分钟以上时间给食物拍照，14桌彼此拍照，27桌要求与服务员合影—其中有14桌还因为第一次拍得照片不好，要求再补拍一张。心思花在拍照、查看照片和补拍上，饭菜本身当然就受到冷落：餐馆统计，有五分之一的顾客会因为食物变冷而要求后厨重新加热，而这无疑又延长了就餐时间。总体来说，顾客的平均就餐时间从10年前的1小时5分增长到了惊人的1小时55分。每桌客人一餐饭花费的时间越长，晚到的顾客等座位的时间当然也就越久；而即便雇佣更多服务员，也很难应付因为合影、热菜、询问Wi-Fi密码等琐事而增加的工作量。谁能想到，餐厅运营危机的根源竟是人们对摄影的迷恋。
　　哲学家说，当今的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世界图景的时代”。我们斗胆把这个命题推进一步：它也许首先意味着，我们越来越多地通过相机镜头的“中介”来理解世界、理解自身。正如玛丽莲·梦露不涂好脚趾甲油就不能出门见人一样，如今的时尚人士不按下快门也没法下箸吃饭，因为拍照已经成为我们感知和体验事物的根本途径。吃饭而不拍照分享会让老饕们食不甘味、恍然若失；旅游而不拍照留念，对于今天的游客们就无异于衣锦夜行，简直白白糟践了良辰美景。若不是在镜头里、通过镜头，我们竟似乎没法再精彩尽兴地生活了。
　　“摄影迷恋”无疑经历了漫长的形成过程，我们在德国人略维特的回忆录能找到这种流行病的早期病例：作者在1936年底游览雅典卫城，陶醉于那里“干涩却又饶富意趣的美感”，可突然闯进来几个日本人“穿梭其中，彼此拍照”，在旁人眼中好像是些不和谐的杂音。我每次读到这里都会感到时代变迁的反讽意味：1936年时，乱拍照还算一种煞风情的异常现象，而到了21世纪，身处景区却不拍照，往往反倒会被视为古怪而碍事的行径。当今的文明人心目中似乎已形成了一条铁律：一个景点里那些最美的区域系为摄影活动专门保留，出没于上述区域而不参加此项活动的人员，须自觉东躲西窜避让镜头，以免败坏拍照者的雅兴。
　　除了危害就餐体验之外，这种对摄影的迷恋态度还有哪些不可取的地方？我们知道，相机的快门部件有“快门寿命”，因此对于高级相机来说，不加限制的滥拍是一种不经济的行为。抛开简单的成本考虑，相机里又多了一张图片，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记忆中增添了一帧值得保留的图景。随意而不假思索的拍照只能捕捉到浅近空乏的影像，而这又僵化了我们对事物的感知，在记忆之眼中只留下它们扁平单薄的遗蜕。由此言之，过度的摄影欲望会扼杀我们深入体验世界的可能性。浏览很多游客分享的旅行快照，我们往往会感到千篇一律，并不比电脑制作的仿真留影更高明。如果这就是我们在旅行和生活中最珍视的瞬间的话，那么坦率地说，这种旅行、这种生活本身也未免是空乏而苍白的。
　　我曾向多位旅行摄影师请益，也多次近距离观摩他们的拍摄实践。与游客们的挥洒自如相比，专业摄影师对待拍照的态度要沉稳郑重得多。哪怕是瞬间抓拍，在他们那里也是精心构思和充分准备的产物。他们不会用“拍下就好”的幻觉自我麻痹，而是每一次都力求借助镜头捕捉事物的实质。这是真正的热爱摄影者，是用镜头善待世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