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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野，原名马启昕，甘肃合水人，大学时代开始文学创作，曾在《诗刊》、《读书》、《星星》诗刊、《散文》、《飞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文学报》、《甘肃日报》等报刊发表散文、随笔、杂文、诗、小说等体裁的作品。曾获得《光明日报》、《文学报》、《甘肃日报》征文及全国环境保护诗歌征文奖，有多篇作品被转载或收入文集，两篇作品被《新华文摘》转载，其中一篇入选高职高专语文教材。出版作品集《独屋里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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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从哪里说起呢？对于这样一起影响巨大的公众事件——有些人也定性为政治事件，过程许多人都知道了，尽管消息来源不一，但大致脉络清楚。目前，我想人们最想知道的是后来，后来怎么样了呢？
我想说的就是后来。
后来，袁本初如愿辞了职，但并没有如愿回到古北县第一中学当他的语文老师，而是被任命为市畜牧兽医站副站长。
消息可靠不可靠？绝对可靠！现在的消息来源太多，微信的，贴吧的，酒桌上的，街头巷尾的，以及打麻将的老头老太太豁了牙、走风漏气的嘴里的，口口相传、一传十十传百的，耳提面命、嘀嘀咕咕、酝酿发酵的，自媒体、标题党拍砖灌水、争夺眼球的。以前消息闭塞，却耳根清净，现在信息爆炸，却莫衷一是。今天刚有某小小名人微博言之凿凿某大佬名人离世，明天的微博又郑重辟谣道歉，就像以前吃不饱肚子，但树皮野菜、包括观音土都是绿色环保的，现在不缺吃了，却连生姜都有敌百虫、白酒都添加敌敌畏。信，还是不信？吃，还是不吃？信谁？吃啥？每个人都有哈姆雷特的彷徨踟蹰。
袁本初辞职的事一度沸沸扬扬，消息满天飞，有说批了，有说屁了！怎么可能批？有说直接撤了，有说胡扯！怎么可能撤？有说查进去了，有说插个黄瓜！一块顽石能插得进去？架打得就像遍地狼烟的战国！
诸侯征战，为什么我就是强秦，要车同轨、书同文，让大家都听我的？我是谁？对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我是袁本初的同学。且慢，先不要急着撇嘴拍砖，我知道光是袁本初的同学，不能说明我的消息的可靠。袁本初的同学多了去了，从幼儿园，哦，对了，袁本初小时候没有上幼儿园的条件，就算从小学到大学吧，还有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的同学，同班的，同级的，同校的，袁本初当教师的时候有一百吧，当副校长的时候有一千吧，当副县长的时候有几千吧，他的同学都知道了，那不等于全社会、广大人民群众和小伙伴们都知道了？所以我说不要急，问题的关键的关键是，本人不仅仅是袁本初的同学，作为会议记录人员我参加了刚刚结束的市委常委会，会议上关于袁本初辞职事件的情况说明就是我的手笔，我正在着手写任命袁本初同志为市畜牧兽医站副站长的文件，会议还安排要我赶写一份总结袁本初辞职事件教训的材料。
这下知道什么消息可靠了吧？
是的，作为组织工作者应该严守组织机密，特别是人事调整这样特别敏感的事，市委常委会刚刚作出的决定，按说在组织谈话、正式发文之前，向我的老同学袁本初本人也不能透露一丝半毫，我也算是老组织了，岂能不知这规矩、犯这等低级错误？但这次情况不同，正是常委会决定要以非正式的、适当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实情，平息舆论，以正视听。什么是非正式、又适当的方式？我喜欢小说，我觉得就是小说，唯有小说！小说家言嘛，嬉笑怒骂，打情骂俏，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爱信信，爱信不信！正好，我这只爱写小说的手，写了多年不爱写的公文材料，有时候心痒手痒，想写篇小说，左一个担心领导批评不务正业，右一个害怕读者对号入座，只能用痒手挠痒心，以痒制痒。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地过一把写小说的瘾了。为了避免影响我和袁本初、焦大之间的友好关系，免得引起更大的舆论风波，建议编辑发表的时候最好放在纪实小说栏目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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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正式开始了。
大概是半个多月前的一天上午，我正在赶写一个讲话稿，接到了焦大的电话，口气既没有对组织部门领导干部的客气和尊敬，也没有老同学之间的亲切和随意，而是有些气急败坏：“袁棒槌那家伙疯了，要找孙部长，你给我拦住！”还没有等我问缘由，电话就断了，我拿着听筒发愣的时候，仿佛还能听见焦大呼哧呼哧喘粗气的声音。
趁袁棒槌还没有来，先解释一下，袁棒槌就是袁本初。
放下电话，我赶紧打开房门，一边继续写讲话，一边密切注视门外的动静。果然，一个小时不到，袁棒槌大步流星地来了，我急忙出去拦住。
“老袁来了，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我没有敢叫“棒槌”。
“去去去，一边去，我找孙部长！”袁棒槌气喘吁吁地一甩膀子攉过了我。
因为我办公室的门紧挨着孙部长办公室的门，属于真正的领导身边人，我“孙部长不在”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已经“咚咚咚”地敲响了孙部长的房门。
房门当然没有开，因为我说了，“孙部长不在”。
袁棒槌心有不甘地还要敲，我生拉硬拽把他请进了我的办公室。我倒不害怕他真把门敲开见着孙部长，有负焦大的重托。袁棒槌不知道，孙部长根本不是这么个见法。
领导要见孙部长，领导或秘书打个电话，孙部长会腋下夹个本子去领导办公室汇报；平级同僚想见孙部长也会先打个电话预约，谁去谁的办公室那就看相对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了；下级和普通群众要见孙部长，只有跟我预约，由我敲门带路。我敲门和袁棒槌敲门可大不同，我会“笃笃”两下，相当于称呼了“部长”，再“笃笃笃”三下，相当于说“来人了”，然后再“笃笃”两下，相当于请“开门”，门就开了。这不是摩斯密码，也不是规定的暗号，只是相互熟稔之后的约定俗成。否则，我这个秘书科长就太不称职了；否则，组织部长每天就只能开门迎客了。
进了我的办公室，袁棒槌仍然气咻咻的不死心，“孙部长去哪了？”
“省上开会。”
“啥时候回来？”袁棒槌一脸狐疑。
“三两天吧，说不准。”
“真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你们这些看门的小鬼，是要门敬还是怎么的？”袁棒槌好像真的一肚子的火。 这个时候我可不能引火烧身。避开话茬，递烟倒茶。眼看到了下班时间，我害怕孙部长出来被袁棒槌看见，就说：“老同学难得来见一次小鬼，今儿中午小鬼请你吃饭。”
袁棒槌骂骂咧咧跟我来到我们加班时常去的一家家常菜馆，我要了一个小包间，点了两凉两热四个菜，上了一瓶古北产的本地名酒古北情，给袁棒槌的玻璃杯满上。袁棒槌端起杯子要跟我碰杯，发现我面前的杯子空着，“你怎么不喝？”
我尽量赔着小心：“我敢喝吗？”
“孙部长不是不在吗？有什么不敢的！”
“孙部长是不在，不是还有其他部长哩吗？”这家伙还是不相信我的鬼话。
袁棒槌自个儿喝下一大口，长叹一声，“活得太累！太累！”
我附和着：“是呀，我们这些做服务工作的，哪比你这七品县令？”
袁棒槌继续发泄着自己的情绪：“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目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袁棒槌渐渐地竟无语凝噎。
我知道袁棒槌是个情绪化的人，不能多问，多问无异于挑逗，便以尽量漠然的口气问：“啥事又触发喷涌的诗情了？”
袁棒槌果然又高涨起来了：“不干了！不干了！老子不干了！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尽管焦大给我打过电话，只是要我拦住袁棒槌，并没有说为什么。见袁棒槌这种情形，看来不仅仅是发发神经的问题，我倒迫切想知道缘由。但是，公共场合人多眼杂，要防止隔墙有耳，就截住话头，一杯杯给袁棒槌灌酒。我就是这样一个小心翼翼、又尽心尽力的人。好在袁棒槌并不难灌，一瓶刚过半，已经醉眼迷离、舌根发硬。我赶紧叫来他的车，塞进车里，安排司机哪里都不要去，直回古北。
汽车发动的时候，我听见袁棒槌嘴里还搅拌着：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下午上班以后，我就给焦大打电话复命：“人我给你拦住了，也给你送回来了。”
焦大恨意未消：“真是个棒槌！”焦大在准备挂电话的时候，似乎想起了什么，又补充了一句，“谢谢了，这事暂时不要跟人说。我们先想办法压，看看压得住压不住。”
别人不主动说的事，绝不打听，这是组织工作者的基本素养。但是，折腾了这么一番，还是一脑子浆糊，况且都是同学，如果是焦大和袁棒槌之间有什么龃龉，作为他俩共同的同学，我得居间调停，得压，闹出去不好听，就试试探探问了句：“咋了？”
“他没有给你说？”焦大似乎不相信我不知情。因为他知道，以袁棒槌的个性，不可能不给我说。但焦大不知道，不是袁棒槌不愿说，而是为了完成他的任务，我根本没有给袁棒槌机会说。
“没说！”
“烧包了，咋了！副县长不当了，要辞职！”
我也很吃惊：“辞职？”
“辞职！我也不知道你们组织咋想的，县政府又不洗衣服，要个棒槌干什么？”听得出来，焦大的怒气又上来了。
我真是没有想到，也无话可说，只好诺诺。
“我要解决这个麻烦去了，有机会你也劝劝那个棒槌。”挂断电话之前，焦大又叮嘱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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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不写小说，手也生了。现在该交待交待已经出场的三个人物了：袁棒槌、焦大和我。
大家已经知道了，袁棒槌小名棒槌，大名袁本初，很文雅的名字。棒槌还是棒槌的时候，就颇有异象，和一村的土猴子大不同，从来不参与上房揭瓦、上树掏鸟、掐青扭黄的勾当，鼻子下不吊线，嘴里不吐脏字。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一个人在村子里游魂一样荡来荡去。有时候躺在秋天枯黄的草坡上，盯着天上的一只飞鸟好半天不眨一下眼睛；有时候在一块庄稼地里走过来走过去，像一朵飘来飘去的云。他妈说娃把魂走丢了，隔三差五手里拎根擀面杖，怀里揣着用棒槌的衣服包裹着的馒头，半夜三更的扯开嗓子呼唤：棒槌——唉，回来！回来吃馍馍喝米汤来——棒——槌，回来——回来吃馍馍喝米汤来！抑扬顿挫，空旷悠远。他妈间或的叫，他天天的游；他妈叫她的，棒槌游荡他的，好像是两件互不相干的事。
棒槌在成为袁本初、上了大学以后，这些童年独有的感受，都成了他的诗作里飞扬的想象和夸张奇崛的词句，这当然是后话。在棒槌还是棒槌的时候，他的游荡看似漫无目的，其实也有目的，他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村里的学校。棒槌在校园里的操场、厕所、墙角四处游荡，一会儿捡起一片纸看看，一会儿抱住一棵树闻闻，一会儿在教室门口静静地站一会儿，今天在一年级，明天在二年级，后天可能在三年级。
棒槌不理人，别人也不理棒槌，彼此都习以为常。人们常常把棒槌不当棒槌，当棒槌的影子、棒槌的魂。
一天下课之后，一个老师看见在校园的墙角独自挖弄什么的棒槌，突然心血来潮想到了什么，就喊：“棒槌，棒槌，过来！”
棒槌像被人惊了好梦一样，不情愿地走过来。
老师问：“棒槌，你老站在教室外面弄啥呢？”
棒槌摇摇小脑袋：“不弄啥。”
“你是不是像古代上不起学的那谁，在偷听我上课？”老师也不知道古代的那谁。
棒槌还是不说话。
老师又问：“你偷听了多少？我考考你。”棒槌这才重重地点了几下头。
老师顺手拿过一根柴棍，在地上画一个“毛”，棒槌说“毛”，老师画一个“主”，棒槌说“主”，老师又画了个“席”，棒槌说“席”。老师有些惊奇，他嘴皮都磨薄了，有些娃娃一年级上了三年，硬是认不下个“毛主席”。联想、启发等多种教学方式都用上，反倒弄得更加驴唇不对马嘴。他说：毛，就是羊毛的毛，你们家炕上铺的羊毛毡的毛。他说：王字上面加一点，就是“主”，过事立碑“点主”的那个主，主比王还大。他说：席，就是羊毛毡下面、炕上面铺的那个席。下次写个“毛”，问这是什么？回答“毡”；写个“主”，问这是什么？回答“王”；写个“席”，问这是什么？回答“炕”。气得就差吐血。老师气得不言语了，学生却来劲了，互相争得脸红脖子粗，争着争着，都不知道争的是什么了。这个说你们家没有席，那个说你们家没有毡，另一个说你们家连被子都没有。这个反过来强辩，他们家明明有被子，还是三面新的。正好进入圈套，那个但怕放过好机会，立即接话：早被你大蹬到地上了。最后拳头也上了，脚也上了，教室里就像麻雀窝里戳了一扁担，老师只有无奈。别看这些土匪种，斗大的字认不下几个，天大的窟窿却一捅就是几个，一天到晚不省心。这个还没有上学、整天不吭不哈的棒槌却是写一个认一个。认完老师又让写，棒槌也捡了一根柴棍，在地上一个字一个字写。考完语文考算术，考了一年级又考二年级，直到下一节上课的时间都过了，值周老师忘了打铃，全校的师生都围了过来。老师和棒槌被厚厚的人墙围在中心，像是一场擂台赛。老师不服气似的一直考到三年级的课程，棒槌不会的问题才越来越多。 考完棒槌，老师双腿酸麻，两手撑着膝盖艰难地站起身，冲着围了一大圈鼻子下吊着长串子、头脑像鸡窝、眼睛瞪得铜铃一样的学生大喊一声：“你们这一群烧火棍，还不快滚回教室去！”
棒槌这样聪明的孩子都是棒槌，那些土猴子不是烧火棍是什么？棒槌的事迹很快在村里传开了，传得神乎其神，越来越神。神到老师没有考住棒槌，棒槌考住了老师。棒槌是文曲星下凡，精灵鬼儿投胎。
老师就是本村人，改天见到棒槌大，说：“让棒槌来学校吧！”
棒槌大说：“还小哩。”
老师说：“娃聪明，能行！”
五岁半的棒槌就走进了校门。
棒槌临上学时，村里自诩最有学问的七爷主动找到棒槌大，说：“给娃取个学名吧，那么聪明个娃，一天棒槌、棒槌的，说不定以后大小当上个官官子，叫个棒槌有失官体嘛！”
棒槌大当然乐意，连连附和。
七爷就说：“就叫袁本初吧。”
棒槌大说：“你是先生，你说啥就是啥。”
绞尽脑汁才想出来的好名字，却得到棒槌大这样平淡的对待，七爷有点不满：“咋能我说啥就是啥？这都是有出处的。我是受下国学教育的，不像那些上了几天新学堂就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给人取个名，东呀军呀的，就只认得那么几个字。人之初，性本善嘛，人一生下来，本性就是善良的，本初就是以良善为本嘛。我顺便给小的也取了一个，袁本善。本初而本善，一个袁本初，一个袁本善，妙啊！”七爷上过几天私塾，其实《百家姓》记住的超不过五十个，引用《三字经》也不会超过前二十句，但他对自己的国学根底颇为自得。不过，就给袁棒槌更名这一点，他还是有先见之明的。
解释完之后，老先生知道棒槌大不懂，但还免不了要自鸣得意一番。
棒槌大大字不识，接承不上七爷的话，七爷觉得无趣，就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叠得四四方方的麻纸片，轻轻展开，上面是七爷浓墨正楷写的“袁本初”几个字，给棒槌大展示了一下，又依原样叠好，交给棒槌大，“让娃报名的时候带上，省得好好一个名字，让那些先生给写岔了。”
棒槌大——哦，应该说袁本初爸了，唯唯诺诺，小心翼翼双手接过，揣进怀里。
我拼音学得不好，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前后鼻音不分，我一辈子都分不开。前些年写稿子都是手写，写完改一遍抄一遍，给报刊投稿，人家不用也不退稿，必须自留底稿，投一份，抄一份，抄的时间比写的时间多，所以我就只写字数少的诗。这些年电脑普及了，我的拼音水平也能打字了，写的公文汗牛充栋。间或也写点小说，虽然打字还是“一指禅”的功夫，但也基本跟得上我的思路，就是遇上“英雄”、“雄鹰”、“声音”、“音讯”、“盛名”、“生命”、“名称”、“名城”这些词非常麻烦，得前鼻音、后鼻音倒腾几次。好在打字软件越来越先进，用过一遍的词、特别是人名，下次直接打声母就行了。在我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吃惊地发现“袁棒槌”与“袁本初”的声母竟然一模一样的。七爷肯定不会拼音，只能说是有趣的巧合。这是闲话，言归正传。
当棒槌变成袁本初以后，村小好像变成了袁本初的村小，到处弥漫着他的气息；村小因为袁本初，也变得更像一所学校了。他像一片云，抹去了老师心头的乌烟瘴气；他像一只大手，捋顺了学校的一团乱麻。老师们发现整个村子只有袁本初属于四堵墙里面这一小片地方，其他孩子都属于墙外的世界，对其他孩子也少了管束。袁本初就这样一路上到初中、高中，直到考上大学，和我们坐在同一个教室。
我们上的是一所省属师范学院，二本，提前录取。在今天看来，考得算不上好，连一本都不是，好像与袁本初童年的盛名难以相符，其实不然。那时候高校少，招生少，有的人连续复读六七年仍然考不上，袁本初五岁半进校门，村里上小学，乡里上初中，县里上高中，一级未留，一年未复读，当属聪明绝顶又勤奋好学的学生。
如果说袁本初是一条鱼，上大学之前是沙地里挣扎的鱼；上大学以后，就成了在汪洋大海里畅游的鱼，他的聪明和勤奋在大学期间得到了充分展示和发挥。一年级的时候，他还是独来独往，游魂一样在校园里飘来荡去。他经常缺课，有的课干脆不上，有的两节连上的课只上一节。最常去的是图书馆和小花园，经常看见他抱着一摞书从图书馆出来，匆匆走向小花园，然后一天不见踪影。后来他才给我说，他小时候无书可读，上中学以后没有时间读课外书，唐诗宋词他仅仅知道课本上那几首，作为中文系学生他很惭愧，他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才把以前应该读而没有读过的书读完了，补上了中小学的课程。
袁本初引人注意是在大二快结束的时候。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激情燃烧的年代，是诗的年代。大学里每一个学生都是诗人，至少也要做出诗人状。学校有学校的诗社，系有系的诗社，中文系更是一个班一个诗社，每个诗社都有自己油印的诗刊。起初，袁本初并没有参加诗社，也没有发现他写过诗，可他一出手就轰动校园。当时，甘肃省文联主办的《飞天》杂志开设了一个“大学生诗苑”专栏，影响巨大，简直就是大学生心目中的圣地、伊甸园，师院只有极少的几个人在这里发表过一两首短诗。当同学们急切地打开还散发着油墨芳香的大二那一年的第11期刊物，赫然发现了目录中一组诗署着我的大学、我的系，而在中文系后面署的袁本初，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虽然同学两年了，除过同班同学，中文系其他班同学根本不认识袁本初，更不用说其他系的同学了，即使本班同学对整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袁本初也不甚了解。一连串的感叹号和问号相互碰撞撕扯，是编辑搞错了，还是自己搞错了？一行人上蹿下跳、东奔西走，急得头上长角，终于在小花园的一个角落里找到袁本初的时候，他正在背诵诸葛亮的《出师表》。气喘吁吁的班里的诗社社长指着手里的杂志问：“袁本初，这是你吗？”
当时，我就在人群之中，我觉得诗社社长的表情有点怪，不知道希望是袁本初，还是希望不是袁本初。其实，袁本初早都收到了用稿通知，他很淡然，“正是在下。”
以前不相信是不敢相信，现在终于可以完全相信了！社长抛下手中的杂志，抢过袁本初手中的书，远远的甩去，一伙人把袁本初抬起来，抛出去，一次，一次，又一次…… 那时候学生单纯，也羡慕，也嫉妒，但不恨。连诗社社员都不是的袁本初，却在人人向往的“大学生诗苑”发表了一组诗，是呀，一组，不是一首，确实让人有点尴尬，但他为我们班争了光，为中文系露了脸，大家还是发自内心地高兴，也真诚地弥补以前的疏漏。于是，诗社的诗刊出袁本初的专号，学校诗社举办袁本初诗歌朗诵会。袁本初一夜成名天下知！袁本初的处女作，成了他的成名作，风靡校园，那一组题为《没有人代替我疼痛》的四首诗，我至今都记得。如果让我默写，我相信会与原作一字不差。
袁本初和其他校园诗人不同，他因诗成名，却不做诗人状，没有留长发、酗酒打架、晚上不睡、白天不起、课基本不上、衣服基本不洗、比着赛着换女朋友，不以“他妈的”、“我操”做发语词不说话，他一如既往地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清癯瘦高的身影在校园飘来飘去，就差一袭青袍、一条长围脖，简直就是后来深为人们怀恋的民国文人范儿。最大的变化是他好像当初走进村小一样，又成了一条游进水里的鱼，自如洒脱了许多，坚辞了学校诗刊并列主编、系诗社社长职务，只同意把自己的名字写入社员名单，然后，以普通社员身份积极参加一切社团活动。
袁本初和其他校园诗人还有一点不同，他爱诗，还在继续写诗，但诗不是他的全部。他那时候就清醒地知道因诗而获得的光环是虚幻的，毕业要有一个理想的工作，还需要考试的高分，需要扎实的学问。大三的末尾，他又一次轰动校园。这一次轰动的不仅是诗歌爱好者，不仅是学生，还有老师。他在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说”的各地方言表述探微》，从“侃”、“谝”、“喧”、“款”、“谑”等十多种不同方言，探讨“说”的不同表述的渊源。那时候的校园，热的不仅是诗，还有思想、学术，只不过年轻学生的热血容易被诗点燃而已，最被看重的还是学术。加之，恢复评定职称不久，许多名头很响的老师连副教授都还不是，缺的就是论文，学报就是他们争相抢占的主阵地。一个在校学生能在学报占据五六个页面，怎能不让人刮目相看？袁本初更火了，他的前途一片光明。
近乎完美的形象，让袁本初很受女生们的青睐，班花、系花、校花都对他加以青眼。袁本初又表现得异常清醒，没有乱花迷眼、自我陶醉，他冷静地拨开身边的人群，走出仰慕者的队伍，主动追求英语系一个相貌平平、恬静朴实的女生。这个女生幸福并自豪地投进了袁本初的怀抱。
就在我们度过了大学的狂热期，开始设想各自的未来的时候，日历翻到了1989年。一向清醒的袁本初也感到迷茫，他给母校的校长打了个电话，校长以偏远贫困地区急需师资为由，五月份就把他接回母校，提前成了古北县第一中学一名语文老师。作为条件，他那个英语系的姑娘成了古北一中的英语老师。
再说焦大。焦大当然不叫焦大，本名焦爱国，他在我们的大学是一个与袁本初迥然不同的重要人物。中文系四个班，一个班一个班长，称为小班长，全年级有一个大班长，就是焦爱国。焦大是我们对焦大班长的简称。这不是我的记忆误差，更不是我的杜撰。把冀检察长简称“冀检”，把武大队长简称为“武大”，确实是近几年才有的事，我们之所以把焦爱国简称为焦大，不仅因为他是大班长，还因为他长得“大”，五大三粗的大。
焦爱国、袁本初和我虽然同在一个班，却没有过多的交集，焦爱国和袁本初都是一时的风云人物，但像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焦爱国追求的是政治理想，他并不看重袁本初所谓的成就，没有羡慕，没有嫉妒，也没有喜悦，他觉得与自己无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袁本初丝毫不关心政治，当然也不关心关心政治的人物。他没有料到的是多少年后，他也走进了政治，做了焦爱国的部属，而且成了一起政治事件的核心人物。这是后话。
经过三年多的不懈努力，焦爱国也在一步一步地接近自己的目标。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学生党员，是优秀学生干部，他的理想是留校做团的工作。日历翻到1989年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一个教书匠的焦爱国，费尽周折进了位于省城远郊的一家省属企业做了团干。随着国企越来越不景气，也随着焦爱国政治才能的逐步显露，他上调到国企主管省厅，多年后，原来单位里的同事都统一改名为下岗职工，焦爱国却以正处之职下派挂职县委副书记，再由挂职变任职，由副书记到县长，再到县委书记。
至于我嘛，最没有特点的一个人，既不像焦爱国那样成熟老到、目标清晰，也不像袁本初那样才华横溢、超脱清高。毕业回本县一所乡镇中学教书，后调教育局写材料，再调市委组织部写材料，科级职务挂了一个副县级组织员的虚衔。二十六年的工龄，二十二年的行政工作经历，夹在焦爱国与袁本初这两种人之间，被磨砺得光溜溜、圆丢丢，更是一点特点也没有了，无恶可做，也乏善可陈，不说也罢。只是焦爱国和袁本初虽然阴差阳错走到一条道上了，但终究还是拴不到一个槽上的两条驴。作为他们俩共同的同学，还得受他们的磨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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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本初辞职这件事，焦爱国最初想包住，自己消化解决；但在一个小县，一个副县长辞职这样的事，就像迅速燃烧的煤球，用纸是包不住的。以焦爱国的政治追求、政治抱负、政治智慧，加上这些年的官场历练，经历的大风大浪多了，但遇上粪坑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的袁本初还就是一点办法没有。这件事就是抹不平、包不住、压不下，上面领导已经开始过问，县上的两会时间已定。我成了焦爱国最后一根稻草。
焦爱国下派挂职的时候，我就在市委组织部工作，也许是觉得我做干部工作还有点经验，加上老同学的关系，他极其恳切地请求我帮帮他，做做“棒槌”的工作。我知道这是他极不情愿的事情，没有那个金刚钻，也得揽这瓷器活。我也因此有机会了解了这件事的全过程。
就是在焦爱国给我打电话让我拦住“袁棒槌”、袁本初找孙部长的那一天早晨，刚一上班，袁本初就来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蒋敬久的办公室。蒋敬久正在低头修改要在即将召开的县人代会上作的人大工作报告，对于袁本初没有特别在意，只是微微抬了一下头，说：袁县长来了？先坐。
自从“唧唧唧”事件之后，蒋敬久见到袁本初视若不见，袁本初也躲着尽量不见蒋敬久。 袁本初坐下，等蒋敬久再次从讲话稿上抬起头问：“袁县长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了？”语气中含着不满。
袁本初没有管蒋敬久的态度，语气坚决地说：“我要辞职！”
蒋敬久没有反应过来：“辞什么职？”
“辞去古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职务。”袁本初说得一板一眼。
“有事说事，开什么玩笑？我还忙！”蒋敬久有些不耐烦。
“不是开玩笑。”袁本初双手把一份材料递到蒋敬久的面前。
蒋敬久粗略地扫了一遍，抬起双眼，盯视袁本初几秒钟，袁本初的眼神也毫不回避。
“你写的这是啥？我看不懂！”蒋敬久说。
“字句通顺，意思明白，就是我要辞职，请求批准！”袁本初说。
蒋敬久满脸疑惑：“你这玩笑开得有点大！”
袁本初一脸诚恳：“不开玩笑！”
蒋敬久向后展了展腰，又坐起来扔给袁本初一支烟，自己点着长吸了一口，意味深长地说：“你们知识分子就是爱闹意气，动不动甩球拌卵子的！”蒋敬久以为袁本初有求于他，开始拿起了资深领导的架子，本地土话也出口了，“说吧，是不是和班子成员闹意见了？我们这些人虽然在二线岗位，没有什么实际权力，但为党工作几十年，人脉还是有的，说话一般人还是会给点面子的。”
“没有和谁闹意见，也不是我个人有事求你，是我作为古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正式向古北县人大常委会提出辞职请求！”袁本初说得斩钉截铁、平心静气，不像一时的气话。
袁本初的认真让蒋敬久觉得有些可笑，但他只是不易觉察地轻笑了一下，挠挠已经没有几根头发的头皮，又扫了一眼袁本初递交的辞呈，怪腔怪调地说：“臣本布衣——你以为你诸葛亮啊？”
“我袁本初。”
“谁是臣？谁的臣？”
“我是臣，人民的臣！”
“你是人民三顾茅庐请出山的？”
“我是人民投票选出来的。”
蒋敬久与袁本初斗嘴不是对手，也无心与这个耍了半辈子嘴皮子的嘴力劳动者斗嘴，就又换了一种语重心长的口气说：“袁县长，你当副县长也有三年了吧？这点常识你应该懂，你要真想辞职，就去找焦书记，而不是找我！”
“对不起，蒋主任，我所知道的常识是我是县人代会选举、县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副县长，辞职就应该向人大常委会提出辞呈。”袁本初说得不卑不亢。
在蒋敬久眼里，袁本初虽然是个副县长，但他从来没有把他当个官看，就是一个书生，所以毫不掩饰地说：“书生！书生之见！”
袁本初还要争辩，蒋敬久不耐烦地挥挥手，“辞职报告先放我这儿，你要真想辞职，就先去找焦书记，我这还忙着。”
袁本初刚出门，蒋敬久就给焦爱国打了电话，把过程当笑话似的说了一遍。所以当袁本初给焦爱国说要辞职的时候，焦爱国极其不耐烦，有些粗暴地说：“有事说事，不要拿辞职吓人！”
袁本初还是那样不卑不亢：“我不吓唬人，就是辞职！”
焦爱国更加不耐烦，更加粗暴，“要辞职找市委去，你是市委管的干部，不是县委管的人。”
袁本初还是那样一副样子：“那我就找市委去了，焦书记。”
焦爱国满腔的怒火无处可发，站在窗前想透透气，看见袁本初真的坐上车朝市里方向去了，才赶紧给我打了个拦截的电话。
望着袁本初远去的背影，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焦爱国突然意识到，这件事不能小视，给我打了电话以后，立即找来人大主任蒋敬久、县长穆逢春、政协主席范豪天及组织部长、统战部长等一干人，焦爱国先要来袁本初的辞职报告，逐字逐句地看了，并没有给其他人传阅，而是放进了抽屉。他让蒋敬久简单说了一下情况，就问怎么处理。
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没有认真当回事。
穆逢春说：“纯粹发神经嘛，正事干不了多少，净添乱！”
范豪天说：“睡的想着了，祖坟里冒青烟了，白捞了个副县长，当了几年棒槌县长，脑子烧坏了！”
蒋敬久说：“要我说，谁都不要理，由棒槌县长自己折腾去！”
一帮人七嘴八舌、嘻嘻哈哈，根本没有注意焦爱国的脸色。桌子突然“啪”的一响，焦爱国站起来了，其他人都吓了一跳。
“糊涂，糊涂啊！”焦爱国激动地在地上走来走去，“你们都算是小县大官了，从政多少年，连这么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竟然糊涂到了如此地步！这是简单的发神经、胡折腾吗？你们都叫他棒槌县长，你们知道棒槌吗？棒槌不开窍，但棒槌是直的，棒槌是硬的！是折不弯、掰不断的！袁本初辞职，绝不是闹情绪、要待遇、要挟组织，他是真辞！你们也不要只记着他是个棒槌县长，忘了他还是个非党副县长，这就意味着这件事不是一个简单的副县长辞职，关系着党的统战政策！这也不是袁本初个人的问题，一个党外副县长辞职，为什么？当初组织怎么选人用人的，这几年和党外干部是怎么合作共事的？这是组织问题！是多党合作的大问题！必须放弃偏见，尽快弄明原因，就地消化，不能外传！”
也许是被焦爱国的态度震慑了，也许是让焦爱国的一番话点醒了，再没有人说风凉话了，认认真真讨论起了应对方案。最后形成一致意见，分头做工作，让袁本初收回辞呈。袁本初是人大任命的副县长，蒋敬久从人大的角度做工作；袁本初是政府副县长，穆逢春从班子的角度做工作；袁本初是市政协常委，范豪天从政协的角度做工作；袁本初是领导干部，组织部长从组织的角度做工作；袁本初是党外干部，统战部长从统战的角度做工作。放低身段，亲自登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严守纪律，严格保密；并通知宣传部门，严密注意舆论动态，及时上报。通知办公室，近期不经县长同意，不安排袁县长出县城。焦书记暂不出面，随时听取汇报。
可以想象，那几天袁本初的办公室及家里是从未有过的热闹，真可谓门庭若市，冠盖云集。像蒋敬久这种从没有登过袁本初门的人，要见袁棒槌也得预约。尽管每个人都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大到国体政体，中到县域发展，小到个人待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走马灯似的这个出来那个进去，一圈工作做下来，难度远远比想象的大，个个铩羽而归。同僚共事几年，这些自以为政治经验丰富的头头脑脑，才领教了这个被他们一直私下里称为棒槌的书生的冥顽不化。任谁说破天，他的态度只有一个：去意已决，挽留无益。他们给焦爱国汇报的结论也只有一个：辞职是真的，知识分子的犟病犯了，十头牛也拉不回来。 焦爱国只好出马了。他亲自打电话，把袁本初请到办公室，开门见山地问：“为什么？”
“我不适合官，官不适合我。”
“不辞行不行？”
“不行！”
“去政协当个副主席行不行？”
“不行。”
“人大副主任呢？”
“不行。”
“为什么？”
“还是官！”
“可以不干事的官。”
“我要干事。”
“想干事也可以干一些。”
“我要干我想干的事，我能干的事。”
“那你想干啥？”
“回一中教书。”
“你想能回去吗？”
“我想能回去，我从那里出来的，我是中学语文特级教师。”
“可你当过副县长了。”
“我已经辞了。”
“我给市委建议去市一中当副校长行不行？”
“不行！”
“为什么？”
“我没有钱，我在市上买不起房，我也不想离开古北。”
“古北离不开你？你离不开古北？”
“不是！我没有犯错误，我只是辞职，我在古北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你没有犯错误，难道是组织选拔你错了，人民代表选你错了，人大任命你错了？”
焦爱国尽量克制，但还是忍不住动了肝火，袁本初倒是一直平静如水：“你说的那些我无法置评，我只是希望回归本位。”
“如果我不同意呢？”
“本来就不需要你同意。”
“那要谁同意？”
“人大常委会。”
“人大不同意呢？”
“我就找市委。”
“没有其他的选择？”
“没有！”
“那好，你去吧！”
“再见！”
县上两会的日子日益临近，焦爱国意识到包不住了，再不能这样私下里解决了。尽管严格要求保密，那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哪里有什么密可保，已经是舆论纷纷、沸沸扬扬，这件事不能担在自己一个人肩上，必须要走组织程序了。他召集了一个县委常委会，进行专题研究。所有与会的人没有一个表示诧异，也没有一个人积极出主意、想办法，说明所有人不但知道这件事，而且知道前面做工作的全过程。只有纪委书记犹犹豫豫地说：要不查一下？立即被嗤之以鼻：那个不开窍的棒槌，还会以权谋私、行贿受贿？最后形成的决议是继续做好两会准备工作，继续做好袁本初的思想工作，同时随时准备向市委汇报。
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我才知道我压根儿就不是焦爱国的什么最后一根稻草，焦爱国请我出面的目的根本就不是看重我的什么干部工作经验，他明知谁说、说啥都无益了，他只是想通过我向孙部长传达一个信息，他焦爱国竭尽了全力；他也想通过我向所有同学传达一个信息，不是他撵走了袁本初，他已经仁至义尽。
当晚，我拎了两瓶酒，走进袁本初的家门。
4
我和袁本初谁都没有提辞职的事，袁本初是去意已决，无需再提，我是不知该从何提起。袁本初追到的那个姑娘、他的老婆，给我们炒了一个土豆丝，一个油炸花生，拌了一根黄瓜，我俩一人一只玻璃杯，只管推杯换盏喝酒。
毕业二十多年了，我俩从没有这样喝过酒。刚毕业的时候，我们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县教书，后来，我到了市上，他还在县上教书，后来的后来，他也走上了仕途。
袁本初走上仕途，同学们没有想到，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毕业以后，在音信渐疏、依稀仿佛的信息里，袁本初的书教得很好，县里的名师，市里的名师，省上的园丁奖，职称也由初级、中级，以至于高级。诗还在写，有时候也写散文，报刊上零零星星可以看到。名气大了，相继担任了县政协委员、市政协委员。我经常在部长们忙得会开不过来的时候，受命顶替列席市政协会议，听过袁本初几次大会发言。他的发言观点尖锐犀利，表达风趣幽默，总能让人精神为之一振，博得长时间热烈的掌声，一扫会场的低迷沉闷之气。作为同学，我倒也从来没有因此为他担心过，政协委员嘛，位置超脱，“说”是他们最大、也是最基本的权利，说好了是参政议政，说不好就是耳旁风。设这个机构，就有这个雅量。遇见了，我还会真诚地说几句赞扬的话，表示支持。袁本初听到的赞扬话可能多了，应对得已经有些油滑：说了也白说，不说白不说，白说谁不说。打个哈哈，显示的不是谦虚，而是洒脱。袁本初是个爱动脑筋、把事当事做的人，他心底里其实并不这样认为。他一贯的态度是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好。不愿意做而违心地去做，又做不好，影响自己的声誉。做政协委员，对于许多人而言，只是个虚衔，是个荣誉，属于政治安排，袁本初却当事地去做。他把自己做政协委员的感受，写了一篇《委员说了不白说》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在政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次，省政协主席到古北调研，点名要见袁本初。从此，这个县中学语文教师在陪同调研的市委领导那里留下了印象。
袁本初的命运可能正是因此发生了转折。
这之后不久的一天晚上，大概已经十点了，袁本初正躺在自家的摇椅上悠哉游哉看电视，学校办公室电话通知：明天早晨八点半召开全体教职工会议，会议的内容是民主推荐一名非党副县级领导干部。袁本初例行公事地应了一声：知道了。
挂掉电话，继续看自己的电视。他担心忘了明天的会议，为加深记忆，回想了一下刚才通知的开会时间、内容，他突然惊得一跳，差点儿从摇椅上摔下来，把坐在一旁的妻子也吓了一大跳。
“发什么神经”？妻子嗔怪着。
非党？副县级领导干部？我就是非党呀！副县级领导干部不是要从正科级中推荐吗？我副校长，正科八年，全校唯一。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
袁本初拿起电话，回拨办公室，办公室可能正忙着通知其他人，电话一直占线。这个事情太突然，突然得令他坐立不安，他必须立刻弄清楚。袁本初把电话打给了校长。 “校长，明天早晨开会啊？”试试探探、犹犹豫豫的。
“是呀！”
“通知说推荐一名副县级领导干部？”袁本初没有好提“非党”的事。
“是呀！”
“那——校长知道是什么岗位吗？”
“不知道，我也是刚接到通知，比你早不了一分钟。”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没法再说了，袁本初还是禁不住好奇，“那组织有没有什么意向？我们好把握。”
“大约是要你代替我当校长吧！”
袁本初好像真的代替了校长似的，不好意思地连连说：“哪能哩，哪能哩！”
袁本初当副校长比现任校长早了两年，老校长退休时推荐袁本初接替当校长，袁本初无可无不可，现任校长却一直在积极争取，最后如愿以偿。传说中的理由是因为袁本初非党。对此，袁本初从来没有放在心上，倒是现任校长一直疙疙瘩瘩、别别扭扭，好像最后当了校长的是袁本初似的。
袁本初度过了一生中最难熬的一夜。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对自己在学校的影响和威信有充分的自信，推荐肯定没问题。看来，这个副县级领导干部非己莫属，可是，会是什么岗位？会让自己干什么？他真正关心的不是当个什么官，而是到底会让他干什么。也许要换个工作，换个地方，毕竟是人生的大事。他想找个人打听打听，一是与官场中人素无交情，二是也害怕让人觉得急不可耐，招人嗤笑。
没有人可以一起探讨，袁本初反反复复把已经入睡的妻子推醒，让妻子帮他分析分析。妻子就是一个勤奋敬业的英语老师，她知道袁本初是她踏实可靠的丈夫，至于副校长、校长或者别的什么东西，统统与她无关，她也不感兴趣，但也不好驳了丈夫的面子，就呓语般的应付着，实在不耐烦了，就说：“你除过能教个书，还能干什么？最多也就是当个校长！”
“是呀，我也觉得我最多就当个校长，可现在的校长当得好好的，我骑到人家头上去呀？”
“不会交流到其他学校？难道只有古北有学校？”
这正是袁本初内心最担心的事情，妻子捅到了他的要害处，他一下失去了继续探讨的热情，嗫嚅着说：“那我就要离开你和孩子了？”
妻子心里甜得蜜一样，嘴上还不饶人：“四十大几的人了，还离不开老婆孩子热炕头，没出息！”
第二天的民主推荐如预料中的一样顺利。会开完不久，袁本初大概是实在难耐煎熬，给我打了个电话。语气扭扭捏捏、期期艾艾的，“你们今天来人到我们学校——考察干部——”
我简单地应了一声。袁本初便秘似的终于挣出一句：“大家推荐的可能是我。”
“那好啊！”我说。
“不知道会让我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我这个人——你知道——除过教书，什么都不会，顶多当个校长也许称职。”
“反正是提拔，很快就有结果了。”结果我肯定知道，我也理解袁本初的心情，但事关纪律，我不能说。
三天后，袁本初在报纸上看到公示的时候，简直有五雷轰顶的感觉。几天时间，他想破脑袋也没有想到是“提名古北县副县长候选人”。
我当县长？我怎么能当县长？！这也太出乎意料了吧！这个跨度也太大了吧！
可能也只有袁本初和他学校的老师、学生以及社会上不明真相的群众会认为，这是祖坟冒青烟、一步登天的了不得的事。但在蒋敬久、范豪天他们看来，这是再也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干部结构需要的“结构性干部”。关于这一点，袁本初以后也深深地体会到了。
无论袁本初如何不敢相信，古北县两会隆重召开，换届选举如期进行，袁本初根据市委提名、经古北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当选古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古北县人大常委会颁发了任命状。一切都在热热闹闹、热烈隆重、按部就班地进行。
在一波又一波的道贺声中，袁本初的办公室搬到了县政府。他仍然懵懵懂懂、晕头转向，找不到当县长的感觉。好在春节到了。
由于父母健在，每年的春节袁本初都要拖家带口回老家过。往年一家人先坐班车，只能坐到村部，能遇上熟人的三轮车、摩托车，就捎带一程，遇不上，只好“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后还背个胖娃娃”，一步一步蹀躞到他们家所在的那个咀稍。儿子大了，不需要再背了，却比背还难过，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怎么就不是个官三代、富三代什么的，哪怕是个普普通通的城三代也行啊，偏偏是个农三代！袁本初虽然是名师，是中学副校长，但生活的窘迫很让当初树他为榜样的那些人失望，他甚至不如那些一年级上三年还不认识“毛主席”的孩子，他们卖菜、贩羊、栽苹果树，一个个腰杆挺硬得像一沓新崭崭的“毛主席”，嘎嘣嘎嘣的。今年就不一样了，县政府派了小车，年货放在后备箱里，儿子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喜气洋洋的，也体会了一把官二代的感觉，袁本初和妻子坐在后座上，舒舒服服地抽烟。
车子一溜烟就到了家门口。袁本初看见门口的碾麦场里聚集了一大帮人，他以为谁家要过什么事。汽车在人群前停下，他看见七爷满脸菊花迎了上来。
儿子一蹦子窜出去，七爷一愣：“这娃没规矩，你咋坐前头，让县太爷坐后头？”
儿子嬉皮笑脸做了个鬼脸：“你老土了吧？领导和秘书坐后排，警卫员、司机坐前排。”
袁本初和妻子下了车，七爷顾不得和儿子啰嗦，树根一样的手向后一挥：“鸣炮！”
鞭炮炸响，妻子和儿子吓得捂住了耳朵。袁本初还没有反应过来，七爷伸手接过一块大红的绸被面子，左右交叉挂到袁本初的身上。
袁本初左躲右闪，身子都扭成了麻花状，“七爷，你这是做啥？”
七爷中气十足地长喝一声：“挂红——”
袁本初的脸通红，在大红被面的映衬下，更是鲜红如猪血。妻子和儿子被这场面震到了，呆立无语。
七爷又喝一声：“欢迎袁县长衣锦还乡——荣归故里——”
袁本初赶紧从人群的包围中挣脱出来，打发走司机，否则，他将无地自容。 袁本初知道，挂红是乡间喜事中最隆重的仪式。挂红结束后，袁本初在一行人的簇拥下，来到七爷家，参加族人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七爷硬要拉袁本初坐在首位，袁本初抵死不从，七爷只好让步，“既然县太爷谦让，草民就倚老卖老了。”然后硬拉袁本初坐在自己身边，还对其他人说，“今天所有人等，不管是大是妈，伯父叔父，不论辈分，袁县长就坐我这，你们自己找位子坐去。”
七爷精神倍爽，频频举杯，几番致辞，最是不厌其烦地数次夸耀：“我当初的名字改得好吧？袁本初，袁县长本初，多大气，多文气！要是不改，袁县长棒槌，成什么体统！”大家一阵哄笑，七爷板了脸，继续说道，“人之初，性本善嘛！是有出处、有来历的。”
有人故意惹逗七爷：“那本善咋没有当县长？”
七爷也佯作生气地与大家逗乐：“去去去，酒肉还堵不住你的破嘴。”
大年初一，是拜家谱的日子，七爷又郑重其事地在袁本初的名下添了一笔：任古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正月初六，村里一户人家给老人过三年，袁本初去行情。以前老家的红白喜事，他都要去行情，这次他的感受明显不一样，处处被礼让着，被先敬着，人们在他面前变得拘谨、客气，甚至陌生，没有了以往的亲切、自然、随和，他能感觉到，总有人在身后偷偷地打量他，嘀嘀咕咕在说他，却没有人近前和他说话、谝传，包括他那些小学同学。他感到孤单无趣，可当他要找点活的时候，拿起扫帚，扫帚被人抢去了，“这活儿怎么能让你干？”拿起端饭的盘子，盘子被人抢去了，“县长怎么能干这活儿？”
下午，主人家要给父母立碑。立碑有个仪式，在碑子上已经刻好的“王”字上，用红笔点上一点，就成了“主”，意味着安好了神主，叫“点主”。一般都是德高望重、富有学识之人才有这种资格。点主者身份越高，地位越尊崇，主人家越有面子。袁本初的村子偏远落后，没有出过什么高官大儒，以往这事都专属七爷。可这次七爷主动让贤，主家百般恳求，袁本初才颤抖着手，提笔点了一个很不圆满的圆点，就这还接受了主人家五十元的礼敬。
春节在热热闹闹的氛围中过完了。这个春节让袁本初感慨万端。上任副县长几天，还没有品尝到当县长的滋味就过年了。在老家过年期间所受到的礼敬，让他觉得当县长就是好啊！当县长原来这么好！颇有些飘飘然、美滋滋的。
过年实在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情。回到自己家，痛痛快快洗了个澡，仰面八叉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愉悦的心情无法表达，就没话找话地说：“你说我都县太爷了，也没有人给我倒杯茶，还要本县亲自动手吗？”
“应该。”老婆说。
“那还不快去！”
“我吗？你都县太爷了，我就是县太太了，怎么干这种粗活呢？失本县的身份哩！”
袁本初目光转向儿子，儿子慌忙摆手，“别打本少爷的主意！”
袁本初的老婆故作失落地长叹一声，“看来县太爷需要一个丫鬟了。”
一家人说笑着度过了春节长假的最后一个晚上。
换届就是一次人事大调整，官场大换血，关系再平衡。古北县原任县委书记升任副市长，过年上班以后，市委决定焦爱国交流到古北县任县委书记。
对焦爱国袁本初当然熟悉，大学同班同学，只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交情很浅。焦爱国下派挂职以后，袁本初也知道，因为不在一个县，很少见面。教了二十年书，习惯了四堵墙里面的生活，不愿意跟墙外的人打交道，作为本地土著，也没有主动联系，有失礼节。所以，焦爱国到古北来，对刚刚升任副县长的袁本初来说，没有什么特别。
迎接焦爱国上任，是袁本初上任以后第一次公开露面。
四大班子所有在家领导齐聚县宾馆宴会厅等候，焦爱国在县长穆逢春陪同下，春风满面地阔步走了进来。穆逢春逐一介绍，焦爱国一一热情握手。到了袁本初这里，穆逢春介绍说：“刚刚当选的副县长，党外代表人士袁本初，袁县长。”
焦爱国伸手相握，“祝贺袁县长，我们的诗人也走上仕途了，殊途同归嘛！”
袁本初的简历在人代会上多次宣读过，穆逢春也查过焦爱国的简历，知道他们应该是同学，但还是故作惊讶地问：“你们以前认识？”
焦爱国说：“我们是大学同班同学，袁县长是我们的风流才子。”
袁本初说：“我既不是才子，更不风流，数风流人物，要看焦书记。”
这话说得焦爱国比较受用，他打着哈哈走向下一个人。
穆逢春致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他最后说：“虽然时值春节，人逢喜事，但我们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不喝白酒，以水代酒，向焦书记表示全县四大班子、全县三十万人民的热烈欢迎之意，请大家干杯！”
一系列的繁文缛节，让还不太适应的袁本初口干舌燥，他举起面前的玻璃杯，一口喝进大半杯，又一口喷了出来。辣得涕泪横流，呲牙咧嘴。一边用手扇着风，一边直叫唤：“这哪里是水呀？明明是酒嘛！”
闹闹嚷嚷的现场一下变得寂静无声，侍立一旁的服务员在掩口偷笑。穆逢春反应很快，忙说：“只要感情有，喝啥都是酒。焦书记和袁县长是多年老同学，有着深厚的情谊，今天故友相逢，袁县长心情激动，把水都喝出了酒味。那咱们就以水当酒，干杯！”
袁本初浅抿了一口，觉得自己没错，确实是酒，而且有股浓浓的酱香味。但是，服务员手里都没有拿酒瓶，也没有酒壶，一人拿着一个没有标签的纯净水瓶；在座的每个人面前也只有水杯，没有酒杯。
在袁本初疑疑惑惑之间，已经“水”过三巡，开始轮流敬“水”。首先敬的当然是焦爱国，然后人人见面，挨个碰杯。在每个人面前，除过喝“水”，还都要有一套说辞。袁本初“水”量一般，尤其不能适应酱香的味道，被敬过几番以后，已经感到晕晕乎乎的。他想他毕竟是本地人，应该在醉倒之前敬焦爱国一杯，表达欢迎之意；也应该敬每人一杯，表示感谢，都是给自己投过票的人。
组织部长刚给焦爱国敬完，袁本初就端起了“水杯”，步态已经有点摇晃。 走到焦爱国面前，焦爱国正在低头吃菜，没有看见，袁本初拍了一下焦爱国的肩头，本来想称“焦书记”，叫出口却成了“焦大”，已经无法挽回，只好将错就错，面向众人用夸耀的口气大声大气地说道：“焦书记曾是我们的焦大，全年级四个班的大班长！”
肩头突然被一拍，就一错愕，听到袁本初喊自己焦大，脸彻底拉下来了。
穆逢春接过话茬，“焦书记现在是我们古北的老大，”袁本初可能没有听出来，穆逢春说的是老大，不是焦大，“我们四大班子的大班长！”焦爱国才勉强站起来与袁本初碰了碰杯子沿。
敬到蒋敬久的时候，袁本初万分真诚地说：“感谢人大，感谢蒋主任！”
蒋敬久却并没有回报相应的热情，“不要感谢我，还是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吧！”也是碰了碰杯子沿就坐下了。
轮到宣传部长的时候，还没有等袁本初说话，宣传部长就站起来说：“袁县长起得够早的。”没有和袁本初碰杯，自己一口喝下，就坐下来。
不知道袁本初本人现在明白没有，他的初次以副县长身份亮相很不成功，甚至可以说很失败。他犯了官场几大忌讳。首先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情，不要说破，《皇帝的新衣》里面那个孩子那是童言无忌，儿童不能当县长，县长也不能是儿童。其次，不能跟自己的上司拍拍打打，即便曾经是同学。第三，不能在公开场合叫上司的外号，尽管叫焦爱国焦大不含任何贬义，但焦爱国肯定不爱听，特别是刚刚履新，面对这么多下属。因为对于不知道这个外号来历的人，立即想到的肯定是《红楼梦》，《红楼梦》中的焦大毕竟是个粗人蛮汉。第四，哪怕是敬酒这样的事，也不能越位。在组织部长敬酒之后，他敬酒之前，还有多位常委、人大副主任、副县长，官簿上的排名都在他的前面。还有第四、第五……第N，这样的故事袁本初一直续写着。
一瓶酒见底之后，袁本初的话稠了起来，激动得双目炯炯地盯着我说：“我小名叫个棒槌，我做人做事像个棒槌吗？你说！你说！”
我可不是《皇帝的新衣》里的小孩，即使同学该虚伪也得虚伪，嘴里应着：“不是，不是，怎么会呢？”心里想的却是：在学校不是，在官场还就是个棒槌。
5
袁本初虽然上小学时改了名字，但棒槌的小名大学同学也早知道。他也从没有忌讳过，发表作品还用棒槌做过笔名。谁没有小名呢，农村孩子的小名有几个好听的？鸡叨、狗剩、六斤、七斤等等，贾平凹不就是贾平娃嘛！我还看到一个高官叫什么“际瓦”，怎么都想不通意思，也许原本就是“鸡娃”，有什么不好呢？况且棒槌就是捶衣服的木头棒子，光溜溜、沉甸甸的，当然也比喻不开窍，那叫个莲藕就一定开窍了？代号而已。
袁本初回到母校当老师以后，经常有亲戚朋友、村里乡邻来学校办事，给孩子送干粮，见了就直呼棒槌，同事学生都知道。开始几年，一些调皮捣蛋的孩子背地里还偷偷地喊棒槌，后来，随着他的声望越来越高，历届学生中，无论学习好坏，对他都很敬佩。再没有人这样喊了，偶尔有人喊一声，会受到全体学生的鄙视。因为他不但课讲得好，而且特别爱学生，尤其是那些家庭困难的学生，偷偷塞点钱、叫到家里吃顿热乎饭，那是经常的事。他不光爱学习好的学生，对学习不好的学生也一视同仁，所以受到所有同学的尊敬。
棒槌这个名字，是他当了副县长以后又逐步叫开的，而且已经不是他的小名，而是绰号。
很快已经是春暖花开、满目青翠的时节了，袁本初当副县长三个月，他似乎还没有找到当县长的感觉，他不知道他这个副县长是干什么的，应该干什么，好像除过开会还是开会，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会。每个会他都在主席台上傻傻呆呆的坐着，听别人讲话，听别人主持，听别人发言。所说的事情与他无关嘛，也有关，他是副县长，说的都是古北县的事；有关嘛，又无关，不需要他做任何一件具体的事。不开会的时候，就在办公室坐着，看看报，喝喝茶，上上网。每天进出他办公室的，除过政府办送报纸、送传阅文件的工作人员，就是各路亲戚。亲戚们上门商量好了似的，先是备述袁本初小时候多么聪明、多么懂事、多么好学，他们当初就如何夸赞，早就预料是个干大事、当大官的，然后就是对曲里拐弯的亲戚关系的说明。亲戚越说越亲，他越听越云里雾里的糊涂。最后，无一例外的要他帮帮忙、办点事。这些事确实都不大，办个低保，申请点民政救助，多报销点医疗费，最大的就是给大学毕业的孩子找个工作，但他一件都办不了。每次只能充满歉疚地把满脸失望的亲戚送出门。有时候，为了表达歉意，他一直把亲戚送出政府大门，遇上饭时，就带到附近的小饭馆吃个便饭。亲戚们都是很朴实的人，又反过来安慰袁本初：事能办就办，不能办就算，不难为，看到你没忘本，把亲戚还当亲戚，我们就知足。
换届以后，县政府一直没有分工。因为这次换届政府班子变化不大，一个副县长变成常委了，继续管着原来的事，不影响工作；再加上政府分工要与县委配套，焦爱国刚来不久，人员情况不熟，县委班子分工也没有调整。其他人都在各忙各的事，也就是只有袁本初是个闲人，他有时候进到别的副县长办公室，想聊聊天、取取经，看人家都忙着，就讪讪地退出来了。走到政府办公室，所有人都站起来叫一声袁县长，听候吩咐，他却没有什么可吩咐的，也只好讪讪地退出来。
穆逢春多次考虑过分工的事，他吃不准让袁本初分管什么好。焦爱国都说：不急，不急，又不影响，啥事都转着哩。穆蓬春说：那袁县长没有具体事。焦爱国说：不急，让先多学学，再看看。穆逢春最吃不准的是焦爱国与袁本初的同学关系。
没有具体分工，就只有开会，别人只开分管工作相关的会，袁本初是县上的啥会都开，市上没有人开的会都是他开。除过开会，就是接待。自迎接焦爱国的宴会之后，袁本初再没有参加过酒宴，但几乎天天有接待。各种没有人陪同的考察团、调研组，都由袁本初出面。特别是到了周末，很多领导是交流到古北的，家不在本县，只要面对的不是重要的人、重要的事，穆逢春就批示请袁县长接待；其他领导也会私下委托，请袁县长代劳一下。于是，陪同调研，陪同吃饭，汇报工作，听取意见。所汇报的工作都是他不熟悉的，就只好照本宣科念稿子；办公室准备的稿子用的都是他不习惯的话语体系，一个中学高级语文教师，照本宣科也磕磕巴巴的；听取意见之后表态，每次都是非常重要、非常及时，一定贯彻落实。看起来很忙，实际很闲，袁本初觉得无趣、无聊。难道县长就是这样当？当县长就是这样的？ 转眼到了夏天。
袁本初仍然住在一中家属楼。早晨从家里出来，看见校园里忙忙碌碌的人、匆匆忙忙的脚步，他才想起又到高考季了，难怪妻子整天早出晚归，好像好久没有见过人面了。他临时改变主意，打发走司机，拎着包走进高三年级的一个教室。
正好是一节语文课，代课的郑老师和他以前是一个教研室的，关系很好，甚至可以说是交心交肺的朋友。郑老师看见他坐在教室的后排，先是一愣，又看看周围，没有发现其他的人，就从讲台走下来，热情地握住他的手说：“袁县长，你怎么来听课了？你一个人？”
他使上暗劲，用力捏着郑老师的手，压低声音说：“什么袁县长、扁县长，看我把你捏扁。”
郑老师是非常优秀的语文老师，一直带高三毕业班，以前袁本初当副校长的时候，也经常不打招呼听课，老师都习以为常，你听你的，我讲我的。这节课却像一个刚上讲台的新手，讲得磕磕绊绊，经常出现口误和嗯嗯啊啊的缀语。
下课后，袁本初本来想和郑老师好好聊聊，郑老师却支吾了几句脱身走了。袁本初正想着再听一节数学课，校长匆匆忙忙地赶来了，后面还跟着副校长等一干人。
“啊哈哈——袁县长，”校长老早伸出双手，“欢迎您来检查指导工作！”
“什么检查指导，就是想听听课。”袁本初说。
“那您也不打声招呼，这是微服私访啊——”
“咱们听课啥时候打过招呼？”
“您现在是县长啊，您这才走几天，就对我们不放心了？快先到我办公室，我给您汇报！”
在一帮人的裹挟下，袁本初来到校长的办公室，一杯热茶还没有喝两口，校办主任进来说：“准备好了！”
校长作出一个请的动作，说：“请袁县长到会议室！”
袁本初问：“到会议室干什么？”
校长说：“难得袁县长还记挂一中，我们给袁县长系统汇报一下学校近期的工作。”
这却不是袁本初的初衷，“给我汇报什么？我又不分管教育，我就是想听两节课。”
校长坚持说：“您不分管也是县领导，再说说不定哪一天就分管了。”
推辞不过，袁本初被簇拥着来到会议室，一切都是他很熟悉的地方。
说是熟悉，其实也很陌生。会议室摆着一个大圆桌，以前开职工会时，校长顶头一坐，副校长、各处室主任分列两边，其他老师各取方便，坐在圆桌后面的椅子上。今天他被安排坐在一侧，校长和其他人坐在对面。他有一种被遗弃的飘零感，被对立的孤独感。
校长先是代表校班子、全体教职员工欢迎袁县长到一中检查指导工作，接着高度评价了袁本初在学校的工作业绩，称赞他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从县一中走出的优秀领导干部，是一中的自豪和骄傲，希望袁县长“苟富贵，勿相忘”，一如既往地支持、关心一中的发展。然后全面汇报了学校的各项工作，特别是高考准备工作，提出几条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请求县政府支持解决，最后以高亢昂扬的腔调号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请袁县长发表重要讲话！”
在热烈的掌声中，袁本初感到惶恐不安。这是他上任以来第一次要以副县长身份讲话，学校工作是他最熟悉的，尤其是县一中，但他却不知道说什么、怎么说。他以前就不喜欢校长的腔调，就是说不上为什么，今天他才知道，这种腔调和他最近频繁参加的各种会议的腔调如出一辙，这令他更加难以忍受。
袁本初勉勉强强说了几句，自己都不知所云。校长对于袁县长的重要讲话给予了高度评价，理论性、指导性、可操作性，视野开阔、高屋建瓴，如此等等。在校长再一次号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之后，袁本初感到胃里极不舒服，坚辞了学校安排的午饭，回了自己的家。
几天以后，传阅文件中有一份教育局关于高考安排的上报文件，办公室主任批的是“各副县长阅，穆县长阅示，并报县委焦书记批示”。往常袁本初看到这类文件就学其他人的样子，要么签上自己的名字，有自己名字的时候就照猫画虎画个圈，这叫圈阅。搞了多年教育工作，他觉得高考是全县的大事，他又组织一中的高考多年，还听了一中今年的高考准备情况，就用钢笔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意见，把意见栏写得满满当当。分管教育的县长看到以后，就直接拿到穆逢春的办公室摔到桌子上质问：“咱们的分工啥时候调整的？怎么没有人通知我？”
穆逢春知道这个副县长不是冲自己来的，拿起文件夹认真看了一遍袁本初签署的意见，由衷地赞叹：“袁县长的钢笔书法真好，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能写出这样一笔钢笔字了！”又对办公室主任说，“给袁县长买点好纸，这样漂亮的字，写到这种纸上，亏了。”然后在阅文单的底角用一次性中性笔写上：“请焦书记批示。”并工工整整签上自己的全名。
焦爱国拿到这份文件，只粗看了一下，放下手中的中性笔，从面前的笔筒中拿出一支红色粗笔，在袁本初的意见上面大大地写了“焦爱国”三个字，并署上日期，名字加日期几乎覆盖了袁本初的全部批示，交给了县委办主任。
叶子绿了又黄，秋天到了。
大半年时间，穆逢春总算摸清了焦爱国和袁本初的关系，吃准了焦爱国的态度，县政府班子分工也明确了。袁本初分管县旅游局、畜牧局，联系红十字会、工商联、电力公司、电信公司、移动公司、联通公司。
袁本初对这个分工没有任何意见，觉得只要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事干就行了。在他正要认认门、认认人、熟悉一下所联系和分管的部门的时候，省行政学院秋季开学了，穆逢春一纸批示，他又上学去了。
叶子黄了又落了，一场难得一见的大雪覆盖了古北的原原峁峁、沟沟壑壑。
到行政学院学习，对别人是个负担，对袁本初来说却很有必要，颇有收获。在这里，他知道了许多行政程序，懂了许多规矩。尽管是行政学院，学术的氛围还是比较浓厚，老师讲课也是不遮不掩，紧密联系社会现实。他知道了明规矩，还知道有许多暗规矩、前规矩、潜规则。他以前很看不惯的那些会议公文、迎来送往的八股套路，现在他知道那也是学问，是和自己以前钻研的不同的学问。他很为以前自己的看法、做法感到脸红。他觉得自己这才会当副县长了，知道怎么做一个副县长了。 其实不然。
袁本初在行政学院的学习刚刚结束，县上的两会又要召开了。人代会开幕大会正式开始前，代表们陆陆续续进场，领导们坐在主席台一侧的休息室等候。大家相互打趣逗乐，说笑话，讲段子，一派和谐热闹的景象。行政学院的老师讲，在小地方的官场，官员互相之间越是开玩笑，越是毫无顾忌，说明关系越亲近；越是客客气气，说明心里肯定疙疙瘩瘩。袁本初以前很不习惯，觉得都老大不小了，而且有地位、有身份，动不动日娘叫老子的，还把女儿、儿媳妇等女性亲属统统拉出来，插科打诨，就是他的学生这样也是不容许的，现在他不这样认为了，他觉得身为官场人，就要融入官场，否则永远都是个隔岸观火的人。
在大家的笑闹声中，他接过一个话头，对着蒋敬久说：“蒋主任的姓好，配上这个职务更好。”
蒋敬久问：“好在哪里？”大家也都住了嘴，想听听从来不参与这种话题的袁本初要说什么。
“人大领导在全国就叫委员长，那你就是蒋委员长。”
在古北也有人这么叫蒋敬久，这话并没有趣儿。袁本初又继续说：“不过，你的名字没有叫对，”袁本初语文老师咬文嚼字的职业病犯了，“明明是《将进酒》，怎么能叫成蒋敬酒呢？”
蒋敬久明显不知道《将进酒》是什么，他说：“我大就姓蒋，不姓‘抢’，我只能叫蒋敬久，不能叫你说的那个什么将进酒。”
袁本初也不傻，他之所以拿蒋敬久“开刀”，作为进入这个圈子的入口，是因为他教书的时候，县上许多人都想方设法要把孩子放到他的班上，县领导的孩子他几乎都教过，他把蒋敬久的孩子送到了南开，学的也是中文。孩子考上大学以后，蒋敬久备了几桌酒席，专门把他请到首席首座，派老婆上门给他送了两瓶五粮液酒、两条中华烟。他觉得他们是有点私交的，所以就自顾自地说了下去，“蒋主任的名字还有一个特点，三个字声母都是J，连在一起就是JJJ。”
大家都突然噤声了，袁本初还以为别人不懂拼音，没有明白意思，正准备作进一步解释，蒋敬久勃然变色，恨恨的指着袁本初：“你——你真是个棒槌！”
这是袁本初当副县长以后第一次有人当面叫他棒槌，而且是这种语气神态。他蒙了。
正好开会时间到了，焦爱国说了一声“走”，人们鱼贯而出，走向主席台，只有袁本初还愣愣的坐着，也没有人理会他。
袁本初至今不理解，这样一个不伤大雅的玩笑话，怎么就惹着蒋敬久了？当着那么多人，发那么大的火，让自己下不来台。他不知道，他无意中的玩笑话戳到了蒋敬久的痛处，也公开叫响了蒋敬久的绰号。
蒋敬久人所共知的吝啬，本地把吝啬的人叫“唧唧毛”，也叫“唧唧唧”，人们私下都这样叫蒋敬久，蒋敬久知道，袁本初不知道。
怀着极不愉快的心情参加完县上的两会，袁本初去参加市政协的会议。走出学校以后，只有在这里他才能找回自信，才有被肯定、被称赞的成就感。
在今年的大会发言中，针对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旅游产业发展规划，他连连反问：“要把我市建成省城的后花园，省城人民知道吗？同意吗？知情吗？省城人民要是知道我们在给他们建设后花园是应该高兴地奔走相告呢，还是直犯愁呢？有人主动给建个后花园谁不高兴，可省城人民会问，这里虽然‘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还有‘八九十枝花’，风景如画，有没有车接车送呀？这一去可不是二三里，而是二三百公里！”
在一次又一次的掌声中，袁本初感到舒心、惬意、自得，但这一次的发言带给他的不仅是雷鸣般的掌声，还有焦爱国的雷霆震怒。
袁本初虽然在县上分管旅游，但他还没有接触实际工作，就被派出学习了。县上开两会穆逢春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他刚刚被“唧唧唧”痛骂，还陷入沮丧和不解的心情中，根本没听，也没想，两会结束第二天，就去开市政协会议。拿到市政府工作报告，晚上在宾馆写了这个发言稿。他哪里知道，这个后花园正是焦爱国的创意，是古北的文化产业项目。
市政协会议结束，已经临近春节，大红的春联和零星响起的鞭炮营造出越来越浓的年味儿，机关也准备放假，人们开始忙忙碌碌地置办年货，古北县委却决定举办一个党外干部培训班，统战部长亲自上门请袁县长务必参加。
这次培训班实际上就是给袁本初一人办的，焦爱国讲话的时候，眼睛盯着坐在下面第一排的袁本初，大谈特谈非党干部、特别是非党领导干部也要讲党性、与党保持一致，同心、同行、同向，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在古北，就是要与县委保持一致，县委作出的决策，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在古北发展的关键时期不能有杂音。我们的非党领导干部，有的参与了县委、县政府决策的，有不同意见，可以按照组织程序善意地提出来，也可以保留，但不能拿到外面说三道四、胡说八道、传导负能量，尤其不能污蔑、讽刺。对于这样的人我们不得不反问：你的动机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你想干什么？声色俱厉，咄咄逼人。
袁本初是个诗人气质的简单人，好激动，不管什么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但这个春节他一直很郁闷。
老家人对他当县长这件事，新鲜、好奇、激动等情绪都过去了，一切都归于平淡。而且，亲戚们找他办的事，一件也没有办成。就连弟弟本善的儿子高考落榜，想进郑老师的班复读，这样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他当普通老师时也就一句话的事情，也没有办成。他给校长打电话，校长连连叫苦：“袁县长，你知道的，想进郑老师班的人太多了，你说得迟了，咋不早说？连一张桌子都加不下了，要不其他班行不？”后来还是本善通过别人送了礼以后进去的。这当然是县政府班子分工明确以后的事，让他在家人面前很没有面子。家人也终于知道了他这个副县长到底有多大，很少有人找他办事了，倒也落个清静。
大年初一，例行的祭家谱活动，袁本初本来不想去，七爷专门派人请了一次，他才满怀愧疚地去了。当着家门父子的面，七爷说：“咱们这个干山秃岭的地方，多少年了，出过什么官、出过什么商、出过什么有学问的人？出个县长不容易，是祖宗的阴德！县长是全县人民的县长，不是我们袁家的县长，我们要维护、要支持，不能添麻烦。以后你们那陈谷子旧糜子的烂场事，再不要找咱们的县长！现在上面管得那么严，你们是要咱们户族几百年才出的一个县长犯错误吗？” 看着七爷抖抖的发白的山羊胡子，袁本初的眼泪喷涌而出。
过罢年，省社会主义学院春季班要开学了，穆逢春一纸批示，袁本初学习了三个月。到了秋天，市委党校县处级班要开学了，给县上分了一个名额，派的又是袁本初。袁本初倒也愿意，他并不认为在这些地方能学到多少有用的东西，只是觉得待在县里憋闷、尴尬。政府刚分了工，他就被派去学习了，让他分管的旅游局仍然由原来分管的副县长管着，他回来也没有人交接，到现在他都没有见过旅游局长的面，呆着也没事可干。但是，当副县长一年半了，从来没有理过政事，参加了两次学习培训，又得去培训，好像四大班子就他一个人少教缺管、需要学习，就拿着批示去找穆逢春。
“县长，我是党外干部，这党校的培训班也让我去？”
穆逢春很客气，“党外干部也是党管的干部嘛，学习共产党的理论也是必须的。”
“可我一年时间都参加了两次学习班了，人大、政协也有党外领导。”
“我知道，他们每个人至少都学过三四次了，所以焦书记才批到了政府，也都是没有办法，还请袁县长理解，啊——”
从穆逢春那里出来，袁本初从未有过的失落、失望。也许就是从那时开始，他就萌生了辞职的想法。
袁本初最后还是去上了党校的培训班。
6
那天晚上的酒喝了好长好长时间，袁本初的老婆实在陪不住，就提前睡了。
袁本初的话匣子打开就再也没有关住，他把三年来满腔的愤懣都冲我发泄出来了，他一再质问我：“老同学，你理解吗？你理解吗？我是个没能力的人吗？我是个让人看不起的人吗？误入官场颜面尽失，一世清名荡然无存！”
我倒是理解了袁本初，也深感同情。同情一个人由县中学的副校长升任副县长，听起来有点像笑话，但袁本初确实需要同情。试想，让一个副县长去当中学语文老师，就一定能当好吗？
我知道他心有不甘，我知道他不服输，就试探着问：“必须辞吗？”这是我第一次正式问他这个问题。
袁本初没有回答，他沉默了一阵，从胸前的衣兜里掏出折叠得四方四正的几张稿纸，像七爷当年给他父亲的那张浓墨正楷写着“袁本初”三个字、叠得四方四正的纸一样。这是他用钢笔工工整整书写的辞呈。他艰难地从沙发上站起身，就像当年朗诵自己的诗作一样，抑扬顿挫地给我朗诵了一遍。
古北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我袁本初，职系古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徙履此职，荏苒三年，感慨良多。
我本书生，初心良善。曾怀报国之志，立鲲鹏之愿。十年寒窗，九载熬油，终得所愿。步入高校，求学四年，孜孜矻矻，虽未成大器，亦无愧我心。毕业还乡，以嘴为生；三尺讲台，放马驰骋；面对童蒙，我自君临；寒微卑鄙，乐在其中。原当效春蚕蜡炬，吐丝成灰；组织念我劬劳，略有微功，委以重任，遂感激涕零，亦欣然窃喜。自以为千里骐骥，甘为驱驰，奋蹄效力，夙兴夜寐，宵衣旰食，不遑寝息；时时拂尘在握，日日清水洗脑，唯恐明镜蒙尘，但怕青莲玷污。诚惶诚恐，几无宁日。怎奈半路出仕，终非正途。教书乃我之长，为官乃我之短；弃我之长，用我之短，非组织之过，亦非袁某之过，实为造化弄我。昔我为人师，人奉我为名师；今我为民官，民讽我为庸官；我误官，官误我也！尊于我者，亦曾提我；长于我者，亦曾携我；怎奈即使良将，驱牛为马亦难；纵使良医，易男作女无可。我惶惑愧怍，亦曾朝惕夕惊，紧跟亲随，邯郸学步，亦步亦趋，然竟非我所学，非我所长，落得个东施效颦，贻笑大方。以致我久被遗忘的乳名，冠于县长之前，棒槌县长之称，你知，他知，我亦知，全县人人皆知。此乃天大之笑话！
愚以为，县官乃国之重臣，民之重托。任当所宜，我非其宜；尸位素餐，误我苍生，非我所取。而今，大梦方觉，明于自知，为时未晚。臣本布衣，诚请褫夺官服，回归布衣；放我归山，重操旧业；青灯黄卷，课我子弟；结茧自焚，无怨无悔。恳切呈辞，殷殷此情，耿耿此心，清风拂尘，明月可鉴！
呈请者，棒槌县长袁本初。
读完以后，袁本初颓然倒在沙发上，像一只吐尽了丝的蚕。
天快要亮了，晨光透过窗帘，洒在地板上，洒在袁本初的脸上。他睡着了，不知道是醉了还是累了。他的手里还紧紧地攥着他的辞呈。
我轻轻扳开他的手指，取出他的辞呈，像当年袁本初的父亲从七爷的手中接过那张写着“袁本初”三个字的纸一样，原样折叠起来，装进胸前的衣兜，轻轻拉开房门，轻轻走出袁本初的家。
责任编辑 子 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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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从哪里说起呢？对于这样一起影响巨大的公众事件——有些人也定性为政治事件，过程许多人都知道了，尽管消息来源不一，但大致脉络清楚。目前，我想人们最想知道的是后来，后来怎么样了呢？
我想说的就是后来。
后来，袁本初如愿辞了职，但并没有如愿回到古北县第一中学当他的语文老师，而是被任命为市畜牧兽医站副站长。
消息可靠不可靠？绝对可靠！现在的消息来源太多，微信的，贴吧的，酒桌上的，街头巷尾的，以及打麻将的老头老太太豁了牙、走风漏气的嘴里的，口口相传、一传十十传百的，耳提面命、嘀嘀咕咕、酝酿发酵的，自媒体、标题党拍砖灌水、争夺眼球的。以前消息闭塞，却耳根清净，现在信息爆炸，却莫衷一是。今天刚有某小小名人微博言之凿凿某大佬名人离世，明天的微博又郑重辟谣道歉，就像以前吃不饱肚子，但树皮野菜、包括观音土都是绿色环保的，现在不缺吃了，却连生姜都有敌百虫、白酒都添加敌敌畏。信，还是不信？吃，还是不吃？信谁？吃啥？每个人都有哈姆雷特的彷徨踟蹰。
袁本初辞职的事一度沸沸扬扬，消息满天飞，有说批了，有说屁了！怎么可能批？有说直接撤了，有说胡扯！怎么可能撤？有说查进去了，有说插个黄瓜！一块顽石能插得进去？架打得就像遍地狼烟的战国！
诸侯征战，为什么我就是强秦，要车同轨、书同文，让大家都听我的？我是谁？对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我是袁本初的同学。且慢，先不要急着撇嘴拍砖，我知道光是袁本初的同学，不能说明我的消息的可靠。袁本初的同学多了去了，从幼儿园，哦，对了，袁本初小时候没有上幼儿园的条件，就算从小学到大学吧，还有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的同学，同班的，同级的，同校的，袁本初当教师的时候有一百吧，当副校长的时候有一千吧，当副县长的时候有几千吧，他的同学都知道了，那不等于全社会、广大人民群众和小伙伴们都知道了？所以我说不要急，问题的关键的关键是，本人不仅仅是袁本初的同学，作为会议记录人员我参加了刚刚结束的市委常委会，会议上关于袁本初辞职事件的情况说明就是我的手笔，我正在着手写任命袁本初同志为市畜牧兽医站副站长的文件，会议还安排要我赶写一份总结袁本初辞职事件教训的材料。
这下知道什么消息可靠了吧？
是的，作为组织工作者应该严守组织机密，特别是人事调整这样特别敏感的事，市委常委会刚刚作出的决定，按说在组织谈话、正式发文之前，向我的老同学袁本初本人也不能透露一丝半毫，我也算是老组织了，岂能不知这规矩、犯这等低级错误？但这次情况不同，正是常委会决定要以非正式的、适当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实情，平息舆论，以正视听。什么是非正式、又适当的方式？我喜欢小说，我觉得就是小说，唯有小说！小说家言嘛，嬉笑怒骂，打情骂俏，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爱信信，爱信不信！正好，我这只爱写小说的手，写了多年不爱写的公文材料，有时候心痒手痒，想写篇小说，左一个担心领导批评不务正业，右一个害怕读者对号入座，只能用痒手挠痒心，以痒制痒。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地过一把写小说的瘾了。为了避免影响我和袁本初、焦大之间的友好关系，免得引起更大的舆论风波，建议编辑发表的时候最好放在纪实小说栏目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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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正式开始了。
大概是半个多月前的一天上午，我正在赶写一个讲话稿，接到了焦大的电话，口气既没有对组织部门领导干部的客气和尊敬，也没有老同学之间的亲切和随意，而是有些气急败坏：“袁棒槌那家伙疯了，要找孙部长，你给我拦住！”还没有等我问缘由，电话就断了，我拿着听筒发愣的时候，仿佛还能听见焦大呼哧呼哧喘粗气的声音。
趁袁棒槌还没有来，先解释一下，袁棒槌就是袁本初。
放下电话，我赶紧打开房门，一边继续写讲话，一边密切注视门外的动静。果然，一个小时不到，袁棒槌大步流星地来了，我急忙出去拦住。
“老袁来了，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我没有敢叫“棒槌”。
“去去去，一边去，我找孙部长！”袁棒槌气喘吁吁地一甩膀子攉过了我。
因为我办公室的门紧挨着孙部长办公室的门，属于真正的领导身边人，我“孙部长不在”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已经“咚咚咚”地敲响了孙部长的房门。
房门当然没有开，因为我说了，“孙部长不在”。
袁棒槌心有不甘地还要敲，我生拉硬拽把他请进了我的办公室。我倒不害怕他真把门敲开见着孙部长，有负焦大的重托。袁棒槌不知道，孙部长根本不是这么个见法。
领导要见孙部长，领导或秘书打个电话，孙部长会腋下夹个本子去领导办公室汇报；平级同僚想见孙部长也会先打个电话预约，谁去谁的办公室那就看相对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了；下级和普通群众要见孙部长，只有跟我预约，由我敲门带路。我敲门和袁棒槌敲门可大不同，我会“笃笃”两下，相当于称呼了“部长”，再“笃笃笃”三下，相当于说“来人了”，然后再“笃笃”两下，相当于请“开门”，门就开了。这不是摩斯密码，也不是规定的暗号，只是相互熟稔之后的约定俗成。否则，我这个秘书科长就太不称职了；否则，组织部长每天就只能开门迎客了。
进了我的办公室，袁棒槌仍然气咻咻的不死心，“孙部长去哪了？”
“省上开会。”
“啥时候回来？”袁棒槌一脸狐疑。
“三两天吧，说不准。”
“真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你们这些看门的小鬼，是要门敬还是怎么的？”袁棒槌好像真的一肚子的火。 这个时候我可不能引火烧身。避开话茬，递烟倒茶。眼看到了下班时间，我害怕孙部长出来被袁棒槌看见，就说：“老同学难得来见一次小鬼，今儿中午小鬼请你吃饭。”
袁棒槌骂骂咧咧跟我来到我们加班时常去的一家家常菜馆，我要了一个小包间，点了两凉两热四个菜，上了一瓶古北产的本地名酒古北情，给袁棒槌的玻璃杯满上。袁棒槌端起杯子要跟我碰杯，发现我面前的杯子空着，“你怎么不喝？”
我尽量赔着小心：“我敢喝吗？”
“孙部长不是不在吗？有什么不敢的！”
“孙部长是不在，不是还有其他部长哩吗？”这家伙还是不相信我的鬼话。
袁棒槌自个儿喝下一大口，长叹一声，“活得太累！太累！”
我附和着：“是呀，我们这些做服务工作的，哪比你这七品县令？”
袁棒槌继续发泄着自己的情绪：“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目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袁棒槌渐渐地竟无语凝噎。
我知道袁棒槌是个情绪化的人，不能多问，多问无异于挑逗，便以尽量漠然的口气问：“啥事又触发喷涌的诗情了？”
袁棒槌果然又高涨起来了：“不干了！不干了！老子不干了！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尽管焦大给我打过电话，只是要我拦住袁棒槌，并没有说为什么。见袁棒槌这种情形，看来不仅仅是发发神经的问题，我倒迫切想知道缘由。但是，公共场合人多眼杂，要防止隔墙有耳，就截住话头，一杯杯给袁棒槌灌酒。我就是这样一个小心翼翼、又尽心尽力的人。好在袁棒槌并不难灌，一瓶刚过半，已经醉眼迷离、舌根发硬。我赶紧叫来他的车，塞进车里，安排司机哪里都不要去，直回古北。
汽车发动的时候，我听见袁棒槌嘴里还搅拌着：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下午上班以后，我就给焦大打电话复命：“人我给你拦住了，也给你送回来了。”
焦大恨意未消：“真是个棒槌！”焦大在准备挂电话的时候，似乎想起了什么，又补充了一句，“谢谢了，这事暂时不要跟人说。我们先想办法压，看看压得住压不住。”
别人不主动说的事，绝不打听，这是组织工作者的基本素养。但是，折腾了这么一番，还是一脑子浆糊，况且都是同学，如果是焦大和袁棒槌之间有什么龃龉，作为他俩共同的同学，我得居间调停，得压，闹出去不好听，就试试探探问了句：“咋了？”
“他没有给你说？”焦大似乎不相信我不知情。因为他知道，以袁棒槌的个性，不可能不给我说。但焦大不知道，不是袁棒槌不愿说，而是为了完成他的任务，我根本没有给袁棒槌机会说。
“没说！”
“烧包了，咋了！副县长不当了，要辞职！”
我也很吃惊：“辞职？”
“辞职！我也不知道你们组织咋想的，县政府又不洗衣服，要个棒槌干什么？”听得出来，焦大的怒气又上来了。
我真是没有想到，也无话可说，只好诺诺。
“我要解决这个麻烦去了，有机会你也劝劝那个棒槌。”挂断电话之前，焦大又叮嘱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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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不写小说，手也生了。现在该交待交待已经出场的三个人物了：袁棒槌、焦大和我。
大家已经知道了，袁棒槌小名棒槌，大名袁本初，很文雅的名字。棒槌还是棒槌的时候，就颇有异象，和一村的土猴子大不同，从来不参与上房揭瓦、上树掏鸟、掐青扭黄的勾当，鼻子下不吊线，嘴里不吐脏字。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一个人在村子里游魂一样荡来荡去。有时候躺在秋天枯黄的草坡上，盯着天上的一只飞鸟好半天不眨一下眼睛；有时候在一块庄稼地里走过来走过去，像一朵飘来飘去的云。他妈说娃把魂走丢了，隔三差五手里拎根擀面杖，怀里揣着用棒槌的衣服包裹着的馒头，半夜三更的扯开嗓子呼唤：棒槌——唉，回来！回来吃馍馍喝米汤来——棒——槌，回来——回来吃馍馍喝米汤来！抑扬顿挫，空旷悠远。他妈间或的叫，他天天的游；他妈叫她的，棒槌游荡他的，好像是两件互不相干的事。
棒槌在成为袁本初、上了大学以后，这些童年独有的感受，都成了他的诗作里飞扬的想象和夸张奇崛的词句，这当然是后话。在棒槌还是棒槌的时候，他的游荡看似漫无目的，其实也有目的，他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村里的学校。棒槌在校园里的操场、厕所、墙角四处游荡，一会儿捡起一片纸看看，一会儿抱住一棵树闻闻，一会儿在教室门口静静地站一会儿，今天在一年级，明天在二年级，后天可能在三年级。
棒槌不理人，别人也不理棒槌，彼此都习以为常。人们常常把棒槌不当棒槌，当棒槌的影子、棒槌的魂。
一天下课之后，一个老师看见在校园的墙角独自挖弄什么的棒槌，突然心血来潮想到了什么，就喊：“棒槌，棒槌，过来！”
棒槌像被人惊了好梦一样，不情愿地走过来。
老师问：“棒槌，你老站在教室外面弄啥呢？”
棒槌摇摇小脑袋：“不弄啥。”
“你是不是像古代上不起学的那谁，在偷听我上课？”老师也不知道古代的那谁。
棒槌还是不说话。
老师又问：“你偷听了多少？我考考你。”棒槌这才重重地点了几下头。
老师顺手拿过一根柴棍，在地上画一个“毛”，棒槌说“毛”，老师画一个“主”，棒槌说“主”，老师又画了个“席”，棒槌说“席”。老师有些惊奇，他嘴皮都磨薄了，有些娃娃一年级上了三年，硬是认不下个“毛主席”。联想、启发等多种教学方式都用上，反倒弄得更加驴唇不对马嘴。他说：毛，就是羊毛的毛，你们家炕上铺的羊毛毡的毛。他说：王字上面加一点，就是“主”，过事立碑“点主”的那个主，主比王还大。他说：席，就是羊毛毡下面、炕上面铺的那个席。下次写个“毛”，问这是什么？回答“毡”；写个“主”，问这是什么？回答“王”；写个“席”，问这是什么？回答“炕”。气得就差吐血。老师气得不言语了，学生却来劲了，互相争得脸红脖子粗，争着争着，都不知道争的是什么了。这个说你们家没有席，那个说你们家没有毡，另一个说你们家连被子都没有。这个反过来强辩，他们家明明有被子，还是三面新的。正好进入圈套，那个但怕放过好机会，立即接话：早被你大蹬到地上了。最后拳头也上了，脚也上了，教室里就像麻雀窝里戳了一扁担，老师只有无奈。别看这些土匪种，斗大的字认不下几个，天大的窟窿却一捅就是几个，一天到晚不省心。这个还没有上学、整天不吭不哈的棒槌却是写一个认一个。认完老师又让写，棒槌也捡了一根柴棍，在地上一个字一个字写。考完语文考算术，考了一年级又考二年级，直到下一节上课的时间都过了，值周老师忘了打铃，全校的师生都围了过来。老师和棒槌被厚厚的人墙围在中心，像是一场擂台赛。老师不服气似的一直考到三年级的课程，棒槌不会的问题才越来越多。 考完棒槌，老师双腿酸麻，两手撑着膝盖艰难地站起身，冲着围了一大圈鼻子下吊着长串子、头脑像鸡窝、眼睛瞪得铜铃一样的学生大喊一声：“你们这一群烧火棍，还不快滚回教室去！”
棒槌这样聪明的孩子都是棒槌，那些土猴子不是烧火棍是什么？棒槌的事迹很快在村里传开了，传得神乎其神，越来越神。神到老师没有考住棒槌，棒槌考住了老师。棒槌是文曲星下凡，精灵鬼儿投胎。
老师就是本村人，改天见到棒槌大，说：“让棒槌来学校吧！”
棒槌大说：“还小哩。”
老师说：“娃聪明，能行！”
五岁半的棒槌就走进了校门。
棒槌临上学时，村里自诩最有学问的七爷主动找到棒槌大，说：“给娃取个学名吧，那么聪明个娃，一天棒槌、棒槌的，说不定以后大小当上个官官子，叫个棒槌有失官体嘛！”
棒槌大当然乐意，连连附和。
七爷就说：“就叫袁本初吧。”
棒槌大说：“你是先生，你说啥就是啥。”
绞尽脑汁才想出来的好名字，却得到棒槌大这样平淡的对待，七爷有点不满：“咋能我说啥就是啥？这都是有出处的。我是受下国学教育的，不像那些上了几天新学堂就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给人取个名，东呀军呀的，就只认得那么几个字。人之初，性本善嘛，人一生下来，本性就是善良的，本初就是以良善为本嘛。我顺便给小的也取了一个，袁本善。本初而本善，一个袁本初，一个袁本善，妙啊！”七爷上过几天私塾，其实《百家姓》记住的超不过五十个，引用《三字经》也不会超过前二十句，但他对自己的国学根底颇为自得。不过，就给袁棒槌更名这一点，他还是有先见之明的。
解释完之后，老先生知道棒槌大不懂，但还免不了要自鸣得意一番。
棒槌大大字不识，接承不上七爷的话，七爷觉得无趣，就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叠得四四方方的麻纸片，轻轻展开，上面是七爷浓墨正楷写的“袁本初”几个字，给棒槌大展示了一下，又依原样叠好，交给棒槌大，“让娃报名的时候带上，省得好好一个名字，让那些先生给写岔了。”
棒槌大——哦，应该说袁本初爸了，唯唯诺诺，小心翼翼双手接过，揣进怀里。
我拼音学得不好，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前后鼻音不分，我一辈子都分不开。前些年写稿子都是手写，写完改一遍抄一遍，给报刊投稿，人家不用也不退稿，必须自留底稿，投一份，抄一份，抄的时间比写的时间多，所以我就只写字数少的诗。这些年电脑普及了，我的拼音水平也能打字了，写的公文汗牛充栋。间或也写点小说，虽然打字还是“一指禅”的功夫，但也基本跟得上我的思路，就是遇上“英雄”、“雄鹰”、“声音”、“音讯”、“盛名”、“生命”、“名称”、“名城”这些词非常麻烦，得前鼻音、后鼻音倒腾几次。好在打字软件越来越先进，用过一遍的词、特别是人名，下次直接打声母就行了。在我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吃惊地发现“袁棒槌”与“袁本初”的声母竟然一模一样的。七爷肯定不会拼音，只能说是有趣的巧合。这是闲话，言归正传。
当棒槌变成袁本初以后，村小好像变成了袁本初的村小，到处弥漫着他的气息；村小因为袁本初，也变得更像一所学校了。他像一片云，抹去了老师心头的乌烟瘴气；他像一只大手，捋顺了学校的一团乱麻。老师们发现整个村子只有袁本初属于四堵墙里面这一小片地方，其他孩子都属于墙外的世界，对其他孩子也少了管束。袁本初就这样一路上到初中、高中，直到考上大学，和我们坐在同一个教室。
我们上的是一所省属师范学院，二本，提前录取。在今天看来，考得算不上好，连一本都不是，好像与袁本初童年的盛名难以相符，其实不然。那时候高校少，招生少，有的人连续复读六七年仍然考不上，袁本初五岁半进校门，村里上小学，乡里上初中，县里上高中，一级未留，一年未复读，当属聪明绝顶又勤奋好学的学生。
如果说袁本初是一条鱼，上大学之前是沙地里挣扎的鱼；上大学以后，就成了在汪洋大海里畅游的鱼，他的聪明和勤奋在大学期间得到了充分展示和发挥。一年级的时候，他还是独来独往，游魂一样在校园里飘来荡去。他经常缺课，有的课干脆不上，有的两节连上的课只上一节。最常去的是图书馆和小花园，经常看见他抱着一摞书从图书馆出来，匆匆走向小花园，然后一天不见踪影。后来他才给我说，他小时候无书可读，上中学以后没有时间读课外书，唐诗宋词他仅仅知道课本上那几首，作为中文系学生他很惭愧，他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才把以前应该读而没有读过的书读完了，补上了中小学的课程。
袁本初引人注意是在大二快结束的时候。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激情燃烧的年代，是诗的年代。大学里每一个学生都是诗人，至少也要做出诗人状。学校有学校的诗社，系有系的诗社，中文系更是一个班一个诗社，每个诗社都有自己油印的诗刊。起初，袁本初并没有参加诗社，也没有发现他写过诗，可他一出手就轰动校园。当时，甘肃省文联主办的《飞天》杂志开设了一个“大学生诗苑”专栏，影响巨大，简直就是大学生心目中的圣地、伊甸园，师院只有极少的几个人在这里发表过一两首短诗。当同学们急切地打开还散发着油墨芳香的大二那一年的第11期刊物，赫然发现了目录中一组诗署着我的大学、我的系，而在中文系后面署的袁本初，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虽然同学两年了，除过同班同学，中文系其他班同学根本不认识袁本初，更不用说其他系的同学了，即使本班同学对整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袁本初也不甚了解。一连串的感叹号和问号相互碰撞撕扯，是编辑搞错了，还是自己搞错了？一行人上蹿下跳、东奔西走，急得头上长角，终于在小花园的一个角落里找到袁本初的时候，他正在背诵诸葛亮的《出师表》。气喘吁吁的班里的诗社社长指着手里的杂志问：“袁本初，这是你吗？”
当时，我就在人群之中，我觉得诗社社长的表情有点怪，不知道希望是袁本初，还是希望不是袁本初。其实，袁本初早都收到了用稿通知，他很淡然，“正是在下。”
以前不相信是不敢相信，现在终于可以完全相信了！社长抛下手中的杂志，抢过袁本初手中的书，远远的甩去，一伙人把袁本初抬起来，抛出去，一次，一次，又一次…… 那时候学生单纯，也羡慕，也嫉妒，但不恨。连诗社社员都不是的袁本初，却在人人向往的“大学生诗苑”发表了一组诗，是呀，一组，不是一首，确实让人有点尴尬，但他为我们班争了光，为中文系露了脸，大家还是发自内心地高兴，也真诚地弥补以前的疏漏。于是，诗社的诗刊出袁本初的专号，学校诗社举办袁本初诗歌朗诵会。袁本初一夜成名天下知！袁本初的处女作，成了他的成名作，风靡校园，那一组题为《没有人代替我疼痛》的四首诗，我至今都记得。如果让我默写，我相信会与原作一字不差。
袁本初和其他校园诗人不同，他因诗成名，却不做诗人状，没有留长发、酗酒打架、晚上不睡、白天不起、课基本不上、衣服基本不洗、比着赛着换女朋友，不以“他妈的”、“我操”做发语词不说话，他一如既往地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清癯瘦高的身影在校园飘来飘去，就差一袭青袍、一条长围脖，简直就是后来深为人们怀恋的民国文人范儿。最大的变化是他好像当初走进村小一样，又成了一条游进水里的鱼，自如洒脱了许多，坚辞了学校诗刊并列主编、系诗社社长职务，只同意把自己的名字写入社员名单，然后，以普通社员身份积极参加一切社团活动。
袁本初和其他校园诗人还有一点不同，他爱诗，还在继续写诗，但诗不是他的全部。他那时候就清醒地知道因诗而获得的光环是虚幻的，毕业要有一个理想的工作，还需要考试的高分，需要扎实的学问。大三的末尾，他又一次轰动校园。这一次轰动的不仅是诗歌爱好者，不仅是学生，还有老师。他在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说”的各地方言表述探微》，从“侃”、“谝”、“喧”、“款”、“谑”等十多种不同方言，探讨“说”的不同表述的渊源。那时候的校园，热的不仅是诗，还有思想、学术，只不过年轻学生的热血容易被诗点燃而已，最被看重的还是学术。加之，恢复评定职称不久，许多名头很响的老师连副教授都还不是，缺的就是论文，学报就是他们争相抢占的主阵地。一个在校学生能在学报占据五六个页面，怎能不让人刮目相看？袁本初更火了，他的前途一片光明。
近乎完美的形象，让袁本初很受女生们的青睐，班花、系花、校花都对他加以青眼。袁本初又表现得异常清醒，没有乱花迷眼、自我陶醉，他冷静地拨开身边的人群，走出仰慕者的队伍，主动追求英语系一个相貌平平、恬静朴实的女生。这个女生幸福并自豪地投进了袁本初的怀抱。
就在我们度过了大学的狂热期，开始设想各自的未来的时候，日历翻到了1989年。一向清醒的袁本初也感到迷茫，他给母校的校长打了个电话，校长以偏远贫困地区急需师资为由，五月份就把他接回母校，提前成了古北县第一中学一名语文老师。作为条件，他那个英语系的姑娘成了古北一中的英语老师。
再说焦大。焦大当然不叫焦大，本名焦爱国，他在我们的大学是一个与袁本初迥然不同的重要人物。中文系四个班，一个班一个班长，称为小班长，全年级有一个大班长，就是焦爱国。焦大是我们对焦大班长的简称。这不是我的记忆误差，更不是我的杜撰。把冀检察长简称“冀检”，把武大队长简称为“武大”，确实是近几年才有的事，我们之所以把焦爱国简称为焦大，不仅因为他是大班长，还因为他长得“大”，五大三粗的大。
焦爱国、袁本初和我虽然同在一个班，却没有过多的交集，焦爱国和袁本初都是一时的风云人物，但像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焦爱国追求的是政治理想，他并不看重袁本初所谓的成就，没有羡慕，没有嫉妒，也没有喜悦，他觉得与自己无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袁本初丝毫不关心政治，当然也不关心关心政治的人物。他没有料到的是多少年后，他也走进了政治，做了焦爱国的部属，而且成了一起政治事件的核心人物。这是后话。
经过三年多的不懈努力，焦爱国也在一步一步地接近自己的目标。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学生党员，是优秀学生干部，他的理想是留校做团的工作。日历翻到1989年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一个教书匠的焦爱国，费尽周折进了位于省城远郊的一家省属企业做了团干。随着国企越来越不景气，也随着焦爱国政治才能的逐步显露，他上调到国企主管省厅，多年后，原来单位里的同事都统一改名为下岗职工，焦爱国却以正处之职下派挂职县委副书记，再由挂职变任职，由副书记到县长，再到县委书记。
至于我嘛，最没有特点的一个人，既不像焦爱国那样成熟老到、目标清晰，也不像袁本初那样才华横溢、超脱清高。毕业回本县一所乡镇中学教书，后调教育局写材料，再调市委组织部写材料，科级职务挂了一个副县级组织员的虚衔。二十六年的工龄，二十二年的行政工作经历，夹在焦爱国与袁本初这两种人之间，被磨砺得光溜溜、圆丢丢，更是一点特点也没有了，无恶可做，也乏善可陈，不说也罢。只是焦爱国和袁本初虽然阴差阳错走到一条道上了，但终究还是拴不到一个槽上的两条驴。作为他们俩共同的同学，还得受他们的磨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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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本初辞职这件事，焦爱国最初想包住，自己消化解决；但在一个小县，一个副县长辞职这样的事，就像迅速燃烧的煤球，用纸是包不住的。以焦爱国的政治追求、政治抱负、政治智慧，加上这些年的官场历练，经历的大风大浪多了，但遇上粪坑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的袁本初还就是一点办法没有。这件事就是抹不平、包不住、压不下，上面领导已经开始过问，县上的两会时间已定。我成了焦爱国最后一根稻草。
焦爱国下派挂职的时候，我就在市委组织部工作，也许是觉得我做干部工作还有点经验，加上老同学的关系，他极其恳切地请求我帮帮他，做做“棒槌”的工作。我知道这是他极不情愿的事情，没有那个金刚钻，也得揽这瓷器活。我也因此有机会了解了这件事的全过程。
就是在焦爱国给我打电话让我拦住“袁棒槌”、袁本初找孙部长的那一天早晨，刚一上班，袁本初就来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蒋敬久的办公室。蒋敬久正在低头修改要在即将召开的县人代会上作的人大工作报告，对于袁本初没有特别在意，只是微微抬了一下头，说：袁县长来了？先坐。
自从“唧唧唧”事件之后，蒋敬久见到袁本初视若不见，袁本初也躲着尽量不见蒋敬久。 袁本初坐下，等蒋敬久再次从讲话稿上抬起头问：“袁县长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了？”语气中含着不满。
袁本初没有管蒋敬久的态度，语气坚决地说：“我要辞职！”
蒋敬久没有反应过来：“辞什么职？”
“辞去古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职务。”袁本初说得一板一眼。
“有事说事，开什么玩笑？我还忙！”蒋敬久有些不耐烦。
“不是开玩笑。”袁本初双手把一份材料递到蒋敬久的面前。
蒋敬久粗略地扫了一遍，抬起双眼，盯视袁本初几秒钟，袁本初的眼神也毫不回避。
“你写的这是啥？我看不懂！”蒋敬久说。
“字句通顺，意思明白，就是我要辞职，请求批准！”袁本初说。
蒋敬久满脸疑惑：“你这玩笑开得有点大！”
袁本初一脸诚恳：“不开玩笑！”
蒋敬久向后展了展腰，又坐起来扔给袁本初一支烟，自己点着长吸了一口，意味深长地说：“你们知识分子就是爱闹意气，动不动甩球拌卵子的！”蒋敬久以为袁本初有求于他，开始拿起了资深领导的架子，本地土话也出口了，“说吧，是不是和班子成员闹意见了？我们这些人虽然在二线岗位，没有什么实际权力，但为党工作几十年，人脉还是有的，说话一般人还是会给点面子的。”
“没有和谁闹意见，也不是我个人有事求你，是我作为古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正式向古北县人大常委会提出辞职请求！”袁本初说得斩钉截铁、平心静气，不像一时的气话。
袁本初的认真让蒋敬久觉得有些可笑，但他只是不易觉察地轻笑了一下，挠挠已经没有几根头发的头皮，又扫了一眼袁本初递交的辞呈，怪腔怪调地说：“臣本布衣——你以为你诸葛亮啊？”
“我袁本初。”
“谁是臣？谁的臣？”
“我是臣，人民的臣！”
“你是人民三顾茅庐请出山的？”
“我是人民投票选出来的。”
蒋敬久与袁本初斗嘴不是对手，也无心与这个耍了半辈子嘴皮子的嘴力劳动者斗嘴，就又换了一种语重心长的口气说：“袁县长，你当副县长也有三年了吧？这点常识你应该懂，你要真想辞职，就去找焦书记，而不是找我！”
“对不起，蒋主任，我所知道的常识是我是县人代会选举、县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副县长，辞职就应该向人大常委会提出辞呈。”袁本初说得不卑不亢。
在蒋敬久眼里，袁本初虽然是个副县长，但他从来没有把他当个官看，就是一个书生，所以毫不掩饰地说：“书生！书生之见！”
袁本初还要争辩，蒋敬久不耐烦地挥挥手，“辞职报告先放我这儿，你要真想辞职，就先去找焦书记，我这还忙着。”
袁本初刚出门，蒋敬久就给焦爱国打了电话，把过程当笑话似的说了一遍。所以当袁本初给焦爱国说要辞职的时候，焦爱国极其不耐烦，有些粗暴地说：“有事说事，不要拿辞职吓人！”
袁本初还是那样不卑不亢：“我不吓唬人，就是辞职！”
焦爱国更加不耐烦，更加粗暴，“要辞职找市委去，你是市委管的干部，不是县委管的人。”
袁本初还是那样一副样子：“那我就找市委去了，焦书记。”
焦爱国满腔的怒火无处可发，站在窗前想透透气，看见袁本初真的坐上车朝市里方向去了，才赶紧给我打了个拦截的电话。
望着袁本初远去的背影，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焦爱国突然意识到，这件事不能小视，给我打了电话以后，立即找来人大主任蒋敬久、县长穆逢春、政协主席范豪天及组织部长、统战部长等一干人，焦爱国先要来袁本初的辞职报告，逐字逐句地看了，并没有给其他人传阅，而是放进了抽屉。他让蒋敬久简单说了一下情况，就问怎么处理。
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没有认真当回事。
穆逢春说：“纯粹发神经嘛，正事干不了多少，净添乱！”
范豪天说：“睡的想着了，祖坟里冒青烟了，白捞了个副县长，当了几年棒槌县长，脑子烧坏了！”
蒋敬久说：“要我说，谁都不要理，由棒槌县长自己折腾去！”
一帮人七嘴八舌、嘻嘻哈哈，根本没有注意焦爱国的脸色。桌子突然“啪”的一响，焦爱国站起来了，其他人都吓了一跳。
“糊涂，糊涂啊！”焦爱国激动地在地上走来走去，“你们都算是小县大官了，从政多少年，连这么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竟然糊涂到了如此地步！这是简单的发神经、胡折腾吗？你们都叫他棒槌县长，你们知道棒槌吗？棒槌不开窍，但棒槌是直的，棒槌是硬的！是折不弯、掰不断的！袁本初辞职，绝不是闹情绪、要待遇、要挟组织，他是真辞！你们也不要只记着他是个棒槌县长，忘了他还是个非党副县长，这就意味着这件事不是一个简单的副县长辞职，关系着党的统战政策！这也不是袁本初个人的问题，一个党外副县长辞职，为什么？当初组织怎么选人用人的，这几年和党外干部是怎么合作共事的？这是组织问题！是多党合作的大问题！必须放弃偏见，尽快弄明原因，就地消化，不能外传！”
也许是被焦爱国的态度震慑了，也许是让焦爱国的一番话点醒了，再没有人说风凉话了，认认真真讨论起了应对方案。最后形成一致意见，分头做工作，让袁本初收回辞呈。袁本初是人大任命的副县长，蒋敬久从人大的角度做工作；袁本初是政府副县长，穆逢春从班子的角度做工作；袁本初是市政协常委，范豪天从政协的角度做工作；袁本初是领导干部，组织部长从组织的角度做工作；袁本初是党外干部，统战部长从统战的角度做工作。放低身段，亲自登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严守纪律，严格保密；并通知宣传部门，严密注意舆论动态，及时上报。通知办公室，近期不经县长同意，不安排袁县长出县城。焦书记暂不出面，随时听取汇报。
可以想象，那几天袁本初的办公室及家里是从未有过的热闹，真可谓门庭若市，冠盖云集。像蒋敬久这种从没有登过袁本初门的人，要见袁棒槌也得预约。尽管每个人都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大到国体政体，中到县域发展，小到个人待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走马灯似的这个出来那个进去，一圈工作做下来，难度远远比想象的大，个个铩羽而归。同僚共事几年，这些自以为政治经验丰富的头头脑脑，才领教了这个被他们一直私下里称为棒槌的书生的冥顽不化。任谁说破天，他的态度只有一个：去意已决，挽留无益。他们给焦爱国汇报的结论也只有一个：辞职是真的，知识分子的犟病犯了，十头牛也拉不回来。 焦爱国只好出马了。他亲自打电话，把袁本初请到办公室，开门见山地问：“为什么？”
“我不适合官，官不适合我。”
“不辞行不行？”
“不行！”
“去政协当个副主席行不行？”
“不行。”
“人大副主任呢？”
“不行。”
“为什么？”
“还是官！”
“可以不干事的官。”
“我要干事。”
“想干事也可以干一些。”
“我要干我想干的事，我能干的事。”
“那你想干啥？”
“回一中教书。”
“你想能回去吗？”
“我想能回去，我从那里出来的，我是中学语文特级教师。”
“可你当过副县长了。”
“我已经辞了。”
“我给市委建议去市一中当副校长行不行？”
“不行！”
“为什么？”
“我没有钱，我在市上买不起房，我也不想离开古北。”
“古北离不开你？你离不开古北？”
“不是！我没有犯错误，我只是辞职，我在古北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你没有犯错误，难道是组织选拔你错了，人民代表选你错了，人大任命你错了？”
焦爱国尽量克制，但还是忍不住动了肝火，袁本初倒是一直平静如水：“你说的那些我无法置评，我只是希望回归本位。”
“如果我不同意呢？”
“本来就不需要你同意。”
“那要谁同意？”
“人大常委会。”
“人大不同意呢？”
“我就找市委。”
“没有其他的选择？”
“没有！”
“那好，你去吧！”
“再见！”
县上两会的日子日益临近，焦爱国意识到包不住了，再不能这样私下里解决了。尽管严格要求保密，那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哪里有什么密可保，已经是舆论纷纷、沸沸扬扬，这件事不能担在自己一个人肩上，必须要走组织程序了。他召集了一个县委常委会，进行专题研究。所有与会的人没有一个表示诧异，也没有一个人积极出主意、想办法，说明所有人不但知道这件事，而且知道前面做工作的全过程。只有纪委书记犹犹豫豫地说：要不查一下？立即被嗤之以鼻：那个不开窍的棒槌，还会以权谋私、行贿受贿？最后形成的决议是继续做好两会准备工作，继续做好袁本初的思想工作，同时随时准备向市委汇报。
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我才知道我压根儿就不是焦爱国的什么最后一根稻草，焦爱国请我出面的目的根本就不是看重我的什么干部工作经验，他明知谁说、说啥都无益了，他只是想通过我向孙部长传达一个信息，他焦爱国竭尽了全力；他也想通过我向所有同学传达一个信息，不是他撵走了袁本初，他已经仁至义尽。
当晚，我拎了两瓶酒，走进袁本初的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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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袁本初谁都没有提辞职的事，袁本初是去意已决，无需再提，我是不知该从何提起。袁本初追到的那个姑娘、他的老婆，给我们炒了一个土豆丝，一个油炸花生，拌了一根黄瓜，我俩一人一只玻璃杯，只管推杯换盏喝酒。
毕业二十多年了，我俩从没有这样喝过酒。刚毕业的时候，我们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县教书，后来，我到了市上，他还在县上教书，后来的后来，他也走上了仕途。
袁本初走上仕途，同学们没有想到，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毕业以后，在音信渐疏、依稀仿佛的信息里，袁本初的书教得很好，县里的名师，市里的名师，省上的园丁奖，职称也由初级、中级，以至于高级。诗还在写，有时候也写散文，报刊上零零星星可以看到。名气大了，相继担任了县政协委员、市政协委员。我经常在部长们忙得会开不过来的时候，受命顶替列席市政协会议，听过袁本初几次大会发言。他的发言观点尖锐犀利，表达风趣幽默，总能让人精神为之一振，博得长时间热烈的掌声，一扫会场的低迷沉闷之气。作为同学，我倒也从来没有因此为他担心过，政协委员嘛，位置超脱，“说”是他们最大、也是最基本的权利，说好了是参政议政，说不好就是耳旁风。设这个机构，就有这个雅量。遇见了，我还会真诚地说几句赞扬的话，表示支持。袁本初听到的赞扬话可能多了，应对得已经有些油滑：说了也白说，不说白不说，白说谁不说。打个哈哈，显示的不是谦虚，而是洒脱。袁本初是个爱动脑筋、把事当事做的人，他心底里其实并不这样认为。他一贯的态度是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好。不愿意做而违心地去做，又做不好，影响自己的声誉。做政协委员，对于许多人而言，只是个虚衔，是个荣誉，属于政治安排，袁本初却当事地去做。他把自己做政协委员的感受，写了一篇《委员说了不白说》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在政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次，省政协主席到古北调研，点名要见袁本初。从此，这个县中学语文教师在陪同调研的市委领导那里留下了印象。
袁本初的命运可能正是因此发生了转折。
这之后不久的一天晚上，大概已经十点了，袁本初正躺在自家的摇椅上悠哉游哉看电视，学校办公室电话通知：明天早晨八点半召开全体教职工会议，会议的内容是民主推荐一名非党副县级领导干部。袁本初例行公事地应了一声：知道了。
挂掉电话，继续看自己的电视。他担心忘了明天的会议，为加深记忆，回想了一下刚才通知的开会时间、内容，他突然惊得一跳，差点儿从摇椅上摔下来，把坐在一旁的妻子也吓了一大跳。
“发什么神经”？妻子嗔怪着。
非党？副县级领导干部？我就是非党呀！副县级领导干部不是要从正科级中推荐吗？我副校长，正科八年，全校唯一。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
袁本初拿起电话，回拨办公室，办公室可能正忙着通知其他人，电话一直占线。这个事情太突然，突然得令他坐立不安，他必须立刻弄清楚。袁本初把电话打给了校长。 “校长，明天早晨开会啊？”试试探探、犹犹豫豫的。
“是呀！”
“通知说推荐一名副县级领导干部？”袁本初没有好提“非党”的事。
“是呀！”
“那——校长知道是什么岗位吗？”
“不知道，我也是刚接到通知，比你早不了一分钟。”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没法再说了，袁本初还是禁不住好奇，“那组织有没有什么意向？我们好把握。”
“大约是要你代替我当校长吧！”
袁本初好像真的代替了校长似的，不好意思地连连说：“哪能哩，哪能哩！”
袁本初当副校长比现任校长早了两年，老校长退休时推荐袁本初接替当校长，袁本初无可无不可，现任校长却一直在积极争取，最后如愿以偿。传说中的理由是因为袁本初非党。对此，袁本初从来没有放在心上，倒是现任校长一直疙疙瘩瘩、别别扭扭，好像最后当了校长的是袁本初似的。
袁本初度过了一生中最难熬的一夜。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对自己在学校的影响和威信有充分的自信，推荐肯定没问题。看来，这个副县级领导干部非己莫属，可是，会是什么岗位？会让自己干什么？他真正关心的不是当个什么官，而是到底会让他干什么。也许要换个工作，换个地方，毕竟是人生的大事。他想找个人打听打听，一是与官场中人素无交情，二是也害怕让人觉得急不可耐，招人嗤笑。
没有人可以一起探讨，袁本初反反复复把已经入睡的妻子推醒，让妻子帮他分析分析。妻子就是一个勤奋敬业的英语老师，她知道袁本初是她踏实可靠的丈夫，至于副校长、校长或者别的什么东西，统统与她无关，她也不感兴趣，但也不好驳了丈夫的面子，就呓语般的应付着，实在不耐烦了，就说：“你除过能教个书，还能干什么？最多也就是当个校长！”
“是呀，我也觉得我最多就当个校长，可现在的校长当得好好的，我骑到人家头上去呀？”
“不会交流到其他学校？难道只有古北有学校？”
这正是袁本初内心最担心的事情，妻子捅到了他的要害处，他一下失去了继续探讨的热情，嗫嚅着说：“那我就要离开你和孩子了？”
妻子心里甜得蜜一样，嘴上还不饶人：“四十大几的人了，还离不开老婆孩子热炕头，没出息！”
第二天的民主推荐如预料中的一样顺利。会开完不久，袁本初大概是实在难耐煎熬，给我打了个电话。语气扭扭捏捏、期期艾艾的，“你们今天来人到我们学校——考察干部——”
我简单地应了一声。袁本初便秘似的终于挣出一句：“大家推荐的可能是我。”
“那好啊！”我说。
“不知道会让我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我这个人——你知道——除过教书，什么都不会，顶多当个校长也许称职。”
“反正是提拔，很快就有结果了。”结果我肯定知道，我也理解袁本初的心情，但事关纪律，我不能说。
三天后，袁本初在报纸上看到公示的时候，简直有五雷轰顶的感觉。几天时间，他想破脑袋也没有想到是“提名古北县副县长候选人”。
我当县长？我怎么能当县长？！这也太出乎意料了吧！这个跨度也太大了吧！
可能也只有袁本初和他学校的老师、学生以及社会上不明真相的群众会认为，这是祖坟冒青烟、一步登天的了不得的事。但在蒋敬久、范豪天他们看来，这是再也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干部结构需要的“结构性干部”。关于这一点，袁本初以后也深深地体会到了。
无论袁本初如何不敢相信，古北县两会隆重召开，换届选举如期进行，袁本初根据市委提名、经古北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当选古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古北县人大常委会颁发了任命状。一切都在热热闹闹、热烈隆重、按部就班地进行。
在一波又一波的道贺声中，袁本初的办公室搬到了县政府。他仍然懵懵懂懂、晕头转向，找不到当县长的感觉。好在春节到了。
由于父母健在，每年的春节袁本初都要拖家带口回老家过。往年一家人先坐班车，只能坐到村部，能遇上熟人的三轮车、摩托车，就捎带一程，遇不上，只好“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后还背个胖娃娃”，一步一步蹀躞到他们家所在的那个咀稍。儿子大了，不需要再背了，却比背还难过，一路上嘟嘟囔囔抱怨他怎么就不是个官三代、富三代什么的，哪怕是个普普通通的城三代也行啊，偏偏是个农三代！袁本初虽然是名师，是中学副校长，但生活的窘迫很让当初树他为榜样的那些人失望，他甚至不如那些一年级上三年还不认识“毛主席”的孩子，他们卖菜、贩羊、栽苹果树，一个个腰杆挺硬得像一沓新崭崭的“毛主席”，嘎嘣嘎嘣的。今年就不一样了，县政府派了小车，年货放在后备箱里，儿子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喜气洋洋的，也体会了一把官二代的感觉，袁本初和妻子坐在后座上，舒舒服服地抽烟。
车子一溜烟就到了家门口。袁本初看见门口的碾麦场里聚集了一大帮人，他以为谁家要过什么事。汽车在人群前停下，他看见七爷满脸菊花迎了上来。
儿子一蹦子窜出去，七爷一愣：“这娃没规矩，你咋坐前头，让县太爷坐后头？”
儿子嬉皮笑脸做了个鬼脸：“你老土了吧？领导和秘书坐后排，警卫员、司机坐前排。”
袁本初和妻子下了车，七爷顾不得和儿子啰嗦，树根一样的手向后一挥：“鸣炮！”
鞭炮炸响，妻子和儿子吓得捂住了耳朵。袁本初还没有反应过来，七爷伸手接过一块大红的绸被面子，左右交叉挂到袁本初的身上。
袁本初左躲右闪，身子都扭成了麻花状，“七爷，你这是做啥？”
七爷中气十足地长喝一声：“挂红——”
袁本初的脸通红，在大红被面的映衬下，更是鲜红如猪血。妻子和儿子被这场面震到了，呆立无语。
七爷又喝一声：“欢迎袁县长衣锦还乡——荣归故里——”
袁本初赶紧从人群的包围中挣脱出来，打发走司机，否则，他将无地自容。 袁本初知道，挂红是乡间喜事中最隆重的仪式。挂红结束后，袁本初在一行人的簇拥下，来到七爷家，参加族人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七爷硬要拉袁本初坐在首位，袁本初抵死不从，七爷只好让步，“既然县太爷谦让，草民就倚老卖老了。”然后硬拉袁本初坐在自己身边，还对其他人说，“今天所有人等，不管是大是妈，伯父叔父，不论辈分，袁县长就坐我这，你们自己找位子坐去。”
七爷精神倍爽，频频举杯，几番致辞，最是不厌其烦地数次夸耀：“我当初的名字改得好吧？袁本初，袁县长本初，多大气，多文气！要是不改，袁县长棒槌，成什么体统！”大家一阵哄笑，七爷板了脸，继续说道，“人之初，性本善嘛！是有出处、有来历的。”
有人故意惹逗七爷：“那本善咋没有当县长？”
七爷也佯作生气地与大家逗乐：“去去去，酒肉还堵不住你的破嘴。”
大年初一，是拜家谱的日子，七爷又郑重其事地在袁本初的名下添了一笔：任古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正月初六，村里一户人家给老人过三年，袁本初去行情。以前老家的红白喜事，他都要去行情，这次他的感受明显不一样，处处被礼让着，被先敬着，人们在他面前变得拘谨、客气，甚至陌生，没有了以往的亲切、自然、随和，他能感觉到，总有人在身后偷偷地打量他，嘀嘀咕咕在说他，却没有人近前和他说话、谝传，包括他那些小学同学。他感到孤单无趣，可当他要找点活的时候，拿起扫帚，扫帚被人抢去了，“这活儿怎么能让你干？”拿起端饭的盘子，盘子被人抢去了，“县长怎么能干这活儿？”
下午，主人家要给父母立碑。立碑有个仪式，在碑子上已经刻好的“王”字上，用红笔点上一点，就成了“主”，意味着安好了神主，叫“点主”。一般都是德高望重、富有学识之人才有这种资格。点主者身份越高，地位越尊崇，主人家越有面子。袁本初的村子偏远落后，没有出过什么高官大儒，以往这事都专属七爷。可这次七爷主动让贤，主家百般恳求，袁本初才颤抖着手，提笔点了一个很不圆满的圆点，就这还接受了主人家五十元的礼敬。
春节在热热闹闹的氛围中过完了。这个春节让袁本初感慨万端。上任副县长几天，还没有品尝到当县长的滋味就过年了。在老家过年期间所受到的礼敬，让他觉得当县长就是好啊！当县长原来这么好！颇有些飘飘然、美滋滋的。
过年实在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情。回到自己家，痛痛快快洗了个澡，仰面八叉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愉悦的心情无法表达，就没话找话地说：“你说我都县太爷了，也没有人给我倒杯茶，还要本县亲自动手吗？”
“应该。”老婆说。
“那还不快去！”
“我吗？你都县太爷了，我就是县太太了，怎么干这种粗活呢？失本县的身份哩！”
袁本初目光转向儿子，儿子慌忙摆手，“别打本少爷的主意！”
袁本初的老婆故作失落地长叹一声，“看来县太爷需要一个丫鬟了。”
一家人说笑着度过了春节长假的最后一个晚上。
换届就是一次人事大调整，官场大换血，关系再平衡。古北县原任县委书记升任副市长，过年上班以后，市委决定焦爱国交流到古北县任县委书记。
对焦爱国袁本初当然熟悉，大学同班同学，只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交情很浅。焦爱国下派挂职以后，袁本初也知道，因为不在一个县，很少见面。教了二十年书，习惯了四堵墙里面的生活，不愿意跟墙外的人打交道，作为本地土著，也没有主动联系，有失礼节。所以，焦爱国到古北来，对刚刚升任副县长的袁本初来说，没有什么特别。
迎接焦爱国上任，是袁本初上任以后第一次公开露面。
四大班子所有在家领导齐聚县宾馆宴会厅等候，焦爱国在县长穆逢春陪同下，春风满面地阔步走了进来。穆逢春逐一介绍，焦爱国一一热情握手。到了袁本初这里，穆逢春介绍说：“刚刚当选的副县长，党外代表人士袁本初，袁县长。”
焦爱国伸手相握，“祝贺袁县长，我们的诗人也走上仕途了，殊途同归嘛！”
袁本初的简历在人代会上多次宣读过，穆逢春也查过焦爱国的简历，知道他们应该是同学，但还是故作惊讶地问：“你们以前认识？”
焦爱国说：“我们是大学同班同学，袁县长是我们的风流才子。”
袁本初说：“我既不是才子，更不风流，数风流人物，要看焦书记。”
这话说得焦爱国比较受用，他打着哈哈走向下一个人。
穆逢春致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他最后说：“虽然时值春节，人逢喜事，但我们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不喝白酒，以水代酒，向焦书记表示全县四大班子、全县三十万人民的热烈欢迎之意，请大家干杯！”
一系列的繁文缛节，让还不太适应的袁本初口干舌燥，他举起面前的玻璃杯，一口喝进大半杯，又一口喷了出来。辣得涕泪横流，呲牙咧嘴。一边用手扇着风，一边直叫唤：“这哪里是水呀？明明是酒嘛！”
闹闹嚷嚷的现场一下变得寂静无声，侍立一旁的服务员在掩口偷笑。穆逢春反应很快，忙说：“只要感情有，喝啥都是酒。焦书记和袁县长是多年老同学，有着深厚的情谊，今天故友相逢，袁县长心情激动，把水都喝出了酒味。那咱们就以水当酒，干杯！”
袁本初浅抿了一口，觉得自己没错，确实是酒，而且有股浓浓的酱香味。但是，服务员手里都没有拿酒瓶，也没有酒壶，一人拿着一个没有标签的纯净水瓶；在座的每个人面前也只有水杯，没有酒杯。
在袁本初疑疑惑惑之间，已经“水”过三巡，开始轮流敬“水”。首先敬的当然是焦爱国，然后人人见面，挨个碰杯。在每个人面前，除过喝“水”，还都要有一套说辞。袁本初“水”量一般，尤其不能适应酱香的味道，被敬过几番以后，已经感到晕晕乎乎的。他想他毕竟是本地人，应该在醉倒之前敬焦爱国一杯，表达欢迎之意；也应该敬每人一杯，表示感谢，都是给自己投过票的人。
组织部长刚给焦爱国敬完，袁本初就端起了“水杯”，步态已经有点摇晃。 走到焦爱国面前，焦爱国正在低头吃菜，没有看见，袁本初拍了一下焦爱国的肩头，本来想称“焦书记”，叫出口却成了“焦大”，已经无法挽回，只好将错就错，面向众人用夸耀的口气大声大气地说道：“焦书记曾是我们的焦大，全年级四个班的大班长！”
肩头突然被一拍，就一错愕，听到袁本初喊自己焦大，脸彻底拉下来了。
穆逢春接过话茬，“焦书记现在是我们古北的老大，”袁本初可能没有听出来，穆逢春说的是老大，不是焦大，“我们四大班子的大班长！”焦爱国才勉强站起来与袁本初碰了碰杯子沿。
敬到蒋敬久的时候，袁本初万分真诚地说：“感谢人大，感谢蒋主任！”
蒋敬久却并没有回报相应的热情，“不要感谢我，还是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吧！”也是碰了碰杯子沿就坐下了。
轮到宣传部长的时候，还没有等袁本初说话，宣传部长就站起来说：“袁县长起得够早的。”没有和袁本初碰杯，自己一口喝下，就坐下来。
不知道袁本初本人现在明白没有，他的初次以副县长身份亮相很不成功，甚至可以说很失败。他犯了官场几大忌讳。首先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情，不要说破，《皇帝的新衣》里面那个孩子那是童言无忌，儿童不能当县长，县长也不能是儿童。其次，不能跟自己的上司拍拍打打，即便曾经是同学。第三，不能在公开场合叫上司的外号，尽管叫焦爱国焦大不含任何贬义，但焦爱国肯定不爱听，特别是刚刚履新，面对这么多下属。因为对于不知道这个外号来历的人，立即想到的肯定是《红楼梦》，《红楼梦》中的焦大毕竟是个粗人蛮汉。第四，哪怕是敬酒这样的事，也不能越位。在组织部长敬酒之后，他敬酒之前，还有多位常委、人大副主任、副县长，官簿上的排名都在他的前面。还有第四、第五……第N，这样的故事袁本初一直续写着。
一瓶酒见底之后，袁本初的话稠了起来，激动得双目炯炯地盯着我说：“我小名叫个棒槌，我做人做事像个棒槌吗？你说！你说！”
我可不是《皇帝的新衣》里的小孩，即使同学该虚伪也得虚伪，嘴里应着：“不是，不是，怎么会呢？”心里想的却是：在学校不是，在官场还就是个棒槌。
5
袁本初虽然上小学时改了名字，但棒槌的小名大学同学也早知道。他也从没有忌讳过，发表作品还用棒槌做过笔名。谁没有小名呢，农村孩子的小名有几个好听的？鸡叨、狗剩、六斤、七斤等等，贾平凹不就是贾平娃嘛！我还看到一个高官叫什么“际瓦”，怎么都想不通意思，也许原本就是“鸡娃”，有什么不好呢？况且棒槌就是捶衣服的木头棒子，光溜溜、沉甸甸的，当然也比喻不开窍，那叫个莲藕就一定开窍了？代号而已。
袁本初回到母校当老师以后，经常有亲戚朋友、村里乡邻来学校办事，给孩子送干粮，见了就直呼棒槌，同事学生都知道。开始几年，一些调皮捣蛋的孩子背地里还偷偷地喊棒槌，后来，随着他的声望越来越高，历届学生中，无论学习好坏，对他都很敬佩。再没有人这样喊了，偶尔有人喊一声，会受到全体学生的鄙视。因为他不但课讲得好，而且特别爱学生，尤其是那些家庭困难的学生，偷偷塞点钱、叫到家里吃顿热乎饭，那是经常的事。他不光爱学习好的学生，对学习不好的学生也一视同仁，所以受到所有同学的尊敬。
棒槌这个名字，是他当了副县长以后又逐步叫开的，而且已经不是他的小名，而是绰号。
很快已经是春暖花开、满目青翠的时节了，袁本初当副县长三个月，他似乎还没有找到当县长的感觉，他不知道他这个副县长是干什么的，应该干什么，好像除过开会还是开会，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会。每个会他都在主席台上傻傻呆呆的坐着，听别人讲话，听别人主持，听别人发言。所说的事情与他无关嘛，也有关，他是副县长，说的都是古北县的事；有关嘛，又无关，不需要他做任何一件具体的事。不开会的时候，就在办公室坐着，看看报，喝喝茶，上上网。每天进出他办公室的，除过政府办送报纸、送传阅文件的工作人员，就是各路亲戚。亲戚们上门商量好了似的，先是备述袁本初小时候多么聪明、多么懂事、多么好学，他们当初就如何夸赞，早就预料是个干大事、当大官的，然后就是对曲里拐弯的亲戚关系的说明。亲戚越说越亲，他越听越云里雾里的糊涂。最后，无一例外的要他帮帮忙、办点事。这些事确实都不大，办个低保，申请点民政救助，多报销点医疗费，最大的就是给大学毕业的孩子找个工作，但他一件都办不了。每次只能充满歉疚地把满脸失望的亲戚送出门。有时候，为了表达歉意，他一直把亲戚送出政府大门，遇上饭时，就带到附近的小饭馆吃个便饭。亲戚们都是很朴实的人，又反过来安慰袁本初：事能办就办，不能办就算，不难为，看到你没忘本，把亲戚还当亲戚，我们就知足。
换届以后，县政府一直没有分工。因为这次换届政府班子变化不大，一个副县长变成常委了，继续管着原来的事，不影响工作；再加上政府分工要与县委配套，焦爱国刚来不久，人员情况不熟，县委班子分工也没有调整。其他人都在各忙各的事，也就是只有袁本初是个闲人，他有时候进到别的副县长办公室，想聊聊天、取取经，看人家都忙着，就讪讪地退出来了。走到政府办公室，所有人都站起来叫一声袁县长，听候吩咐，他却没有什么可吩咐的，也只好讪讪地退出来。
穆逢春多次考虑过分工的事，他吃不准让袁本初分管什么好。焦爱国都说：不急，不急，又不影响，啥事都转着哩。穆蓬春说：那袁县长没有具体事。焦爱国说：不急，让先多学学，再看看。穆逢春最吃不准的是焦爱国与袁本初的同学关系。
没有具体分工，就只有开会，别人只开分管工作相关的会，袁本初是县上的啥会都开，市上没有人开的会都是他开。除过开会，就是接待。自迎接焦爱国的宴会之后，袁本初再没有参加过酒宴，但几乎天天有接待。各种没有人陪同的考察团、调研组，都由袁本初出面。特别是到了周末，很多领导是交流到古北的，家不在本县，只要面对的不是重要的人、重要的事，穆逢春就批示请袁县长接待；其他领导也会私下委托，请袁县长代劳一下。于是，陪同调研，陪同吃饭，汇报工作，听取意见。所汇报的工作都是他不熟悉的，就只好照本宣科念稿子；办公室准备的稿子用的都是他不习惯的话语体系，一个中学高级语文教师，照本宣科也磕磕巴巴的；听取意见之后表态，每次都是非常重要、非常及时，一定贯彻落实。看起来很忙，实际很闲，袁本初觉得无趣、无聊。难道县长就是这样当？当县长就是这样的？ 转眼到了夏天。
袁本初仍然住在一中家属楼。早晨从家里出来，看见校园里忙忙碌碌的人、匆匆忙忙的脚步，他才想起又到高考季了，难怪妻子整天早出晚归，好像好久没有见过人面了。他临时改变主意，打发走司机，拎着包走进高三年级的一个教室。
正好是一节语文课，代课的郑老师和他以前是一个教研室的，关系很好，甚至可以说是交心交肺的朋友。郑老师看见他坐在教室的后排，先是一愣，又看看周围，没有发现其他的人，就从讲台走下来，热情地握住他的手说：“袁县长，你怎么来听课了？你一个人？”
他使上暗劲，用力捏着郑老师的手，压低声音说：“什么袁县长、扁县长，看我把你捏扁。”
郑老师是非常优秀的语文老师，一直带高三毕业班，以前袁本初当副校长的时候，也经常不打招呼听课，老师都习以为常，你听你的，我讲我的。这节课却像一个刚上讲台的新手，讲得磕磕绊绊，经常出现口误和嗯嗯啊啊的缀语。
下课后，袁本初本来想和郑老师好好聊聊，郑老师却支吾了几句脱身走了。袁本初正想着再听一节数学课，校长匆匆忙忙地赶来了，后面还跟着副校长等一干人。
“啊哈哈——袁县长，”校长老早伸出双手，“欢迎您来检查指导工作！”
“什么检查指导，就是想听听课。”袁本初说。
“那您也不打声招呼，这是微服私访啊——”
“咱们听课啥时候打过招呼？”
“您现在是县长啊，您这才走几天，就对我们不放心了？快先到我办公室，我给您汇报！”
在一帮人的裹挟下，袁本初来到校长的办公室，一杯热茶还没有喝两口，校办主任进来说：“准备好了！”
校长作出一个请的动作，说：“请袁县长到会议室！”
袁本初问：“到会议室干什么？”
校长说：“难得袁县长还记挂一中，我们给袁县长系统汇报一下学校近期的工作。”
这却不是袁本初的初衷，“给我汇报什么？我又不分管教育，我就是想听两节课。”
校长坚持说：“您不分管也是县领导，再说说不定哪一天就分管了。”
推辞不过，袁本初被簇拥着来到会议室，一切都是他很熟悉的地方。
说是熟悉，其实也很陌生。会议室摆着一个大圆桌，以前开职工会时，校长顶头一坐，副校长、各处室主任分列两边，其他老师各取方便，坐在圆桌后面的椅子上。今天他被安排坐在一侧，校长和其他人坐在对面。他有一种被遗弃的飘零感，被对立的孤独感。
校长先是代表校班子、全体教职员工欢迎袁县长到一中检查指导工作，接着高度评价了袁本初在学校的工作业绩，称赞他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从县一中走出的优秀领导干部，是一中的自豪和骄傲，希望袁县长“苟富贵，勿相忘”，一如既往地支持、关心一中的发展。然后全面汇报了学校的各项工作，特别是高考准备工作，提出几条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请求县政府支持解决，最后以高亢昂扬的腔调号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请袁县长发表重要讲话！”
在热烈的掌声中，袁本初感到惶恐不安。这是他上任以来第一次要以副县长身份讲话，学校工作是他最熟悉的，尤其是县一中，但他却不知道说什么、怎么说。他以前就不喜欢校长的腔调，就是说不上为什么，今天他才知道，这种腔调和他最近频繁参加的各种会议的腔调如出一辙，这令他更加难以忍受。
袁本初勉勉强强说了几句，自己都不知所云。校长对于袁县长的重要讲话给予了高度评价，理论性、指导性、可操作性，视野开阔、高屋建瓴，如此等等。在校长再一次号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之后，袁本初感到胃里极不舒服，坚辞了学校安排的午饭，回了自己的家。
几天以后，传阅文件中有一份教育局关于高考安排的上报文件，办公室主任批的是“各副县长阅，穆县长阅示，并报县委焦书记批示”。往常袁本初看到这类文件就学其他人的样子，要么签上自己的名字，有自己名字的时候就照猫画虎画个圈，这叫圈阅。搞了多年教育工作，他觉得高考是全县的大事，他又组织一中的高考多年，还听了一中今年的高考准备情况，就用钢笔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意见，把意见栏写得满满当当。分管教育的县长看到以后，就直接拿到穆逢春的办公室摔到桌子上质问：“咱们的分工啥时候调整的？怎么没有人通知我？”
穆逢春知道这个副县长不是冲自己来的，拿起文件夹认真看了一遍袁本初签署的意见，由衷地赞叹：“袁县长的钢笔书法真好，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能写出这样一笔钢笔字了！”又对办公室主任说，“给袁县长买点好纸，这样漂亮的字，写到这种纸上，亏了。”然后在阅文单的底角用一次性中性笔写上：“请焦书记批示。”并工工整整签上自己的全名。
焦爱国拿到这份文件，只粗看了一下，放下手中的中性笔，从面前的笔筒中拿出一支红色粗笔，在袁本初的意见上面大大地写了“焦爱国”三个字，并署上日期，名字加日期几乎覆盖了袁本初的全部批示，交给了县委办主任。
叶子绿了又黄，秋天到了。
大半年时间，穆逢春总算摸清了焦爱国和袁本初的关系，吃准了焦爱国的态度，县政府班子分工也明确了。袁本初分管县旅游局、畜牧局，联系红十字会、工商联、电力公司、电信公司、移动公司、联通公司。
袁本初对这个分工没有任何意见，觉得只要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事干就行了。在他正要认认门、认认人、熟悉一下所联系和分管的部门的时候，省行政学院秋季开学了，穆逢春一纸批示，他又上学去了。
叶子黄了又落了，一场难得一见的大雪覆盖了古北的原原峁峁、沟沟壑壑。
到行政学院学习，对别人是个负担，对袁本初来说却很有必要，颇有收获。在这里，他知道了许多行政程序，懂了许多规矩。尽管是行政学院，学术的氛围还是比较浓厚，老师讲课也是不遮不掩，紧密联系社会现实。他知道了明规矩，还知道有许多暗规矩、前规矩、潜规则。他以前很看不惯的那些会议公文、迎来送往的八股套路，现在他知道那也是学问，是和自己以前钻研的不同的学问。他很为以前自己的看法、做法感到脸红。他觉得自己这才会当副县长了，知道怎么做一个副县长了。 其实不然。
袁本初在行政学院的学习刚刚结束，县上的两会又要召开了。人代会开幕大会正式开始前，代表们陆陆续续进场，领导们坐在主席台一侧的休息室等候。大家相互打趣逗乐，说笑话，讲段子，一派和谐热闹的景象。行政学院的老师讲，在小地方的官场，官员互相之间越是开玩笑，越是毫无顾忌，说明关系越亲近；越是客客气气，说明心里肯定疙疙瘩瘩。袁本初以前很不习惯，觉得都老大不小了，而且有地位、有身份，动不动日娘叫老子的，还把女儿、儿媳妇等女性亲属统统拉出来，插科打诨，就是他的学生这样也是不容许的，现在他不这样认为了，他觉得身为官场人，就要融入官场，否则永远都是个隔岸观火的人。
在大家的笑闹声中，他接过一个话头，对着蒋敬久说：“蒋主任的姓好，配上这个职务更好。”
蒋敬久问：“好在哪里？”大家也都住了嘴，想听听从来不参与这种话题的袁本初要说什么。
“人大领导在全国就叫委员长，那你就是蒋委员长。”
在古北也有人这么叫蒋敬久，这话并没有趣儿。袁本初又继续说：“不过，你的名字没有叫对，”袁本初语文老师咬文嚼字的职业病犯了，“明明是《将进酒》，怎么能叫成蒋敬酒呢？”
蒋敬久明显不知道《将进酒》是什么，他说：“我大就姓蒋，不姓‘抢’，我只能叫蒋敬久，不能叫你说的那个什么将进酒。”
袁本初也不傻，他之所以拿蒋敬久“开刀”，作为进入这个圈子的入口，是因为他教书的时候，县上许多人都想方设法要把孩子放到他的班上，县领导的孩子他几乎都教过，他把蒋敬久的孩子送到了南开，学的也是中文。孩子考上大学以后，蒋敬久备了几桌酒席，专门把他请到首席首座，派老婆上门给他送了两瓶五粮液酒、两条中华烟。他觉得他们是有点私交的，所以就自顾自地说了下去，“蒋主任的名字还有一个特点，三个字声母都是J，连在一起就是JJJ。”
大家都突然噤声了，袁本初还以为别人不懂拼音，没有明白意思，正准备作进一步解释，蒋敬久勃然变色，恨恨的指着袁本初：“你——你真是个棒槌！”
这是袁本初当副县长以后第一次有人当面叫他棒槌，而且是这种语气神态。他蒙了。
正好开会时间到了，焦爱国说了一声“走”，人们鱼贯而出，走向主席台，只有袁本初还愣愣的坐着，也没有人理会他。
袁本初至今不理解，这样一个不伤大雅的玩笑话，怎么就惹着蒋敬久了？当着那么多人，发那么大的火，让自己下不来台。他不知道，他无意中的玩笑话戳到了蒋敬久的痛处，也公开叫响了蒋敬久的绰号。
蒋敬久人所共知的吝啬，本地把吝啬的人叫“唧唧毛”，也叫“唧唧唧”，人们私下都这样叫蒋敬久，蒋敬久知道，袁本初不知道。
怀着极不愉快的心情参加完县上的两会，袁本初去参加市政协的会议。走出学校以后，只有在这里他才能找回自信，才有被肯定、被称赞的成就感。
在今年的大会发言中，针对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旅游产业发展规划，他连连反问：“要把我市建成省城的后花园，省城人民知道吗？同意吗？知情吗？省城人民要是知道我们在给他们建设后花园是应该高兴地奔走相告呢，还是直犯愁呢？有人主动给建个后花园谁不高兴，可省城人民会问，这里虽然‘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还有‘八九十枝花’，风景如画，有没有车接车送呀？这一去可不是二三里，而是二三百公里！”
在一次又一次的掌声中，袁本初感到舒心、惬意、自得，但这一次的发言带给他的不仅是雷鸣般的掌声，还有焦爱国的雷霆震怒。
袁本初虽然在县上分管旅游，但他还没有接触实际工作，就被派出学习了。县上开两会穆逢春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他刚刚被“唧唧唧”痛骂，还陷入沮丧和不解的心情中，根本没听，也没想，两会结束第二天，就去开市政协会议。拿到市政府工作报告，晚上在宾馆写了这个发言稿。他哪里知道，这个后花园正是焦爱国的创意，是古北的文化产业项目。
市政协会议结束，已经临近春节，大红的春联和零星响起的鞭炮营造出越来越浓的年味儿，机关也准备放假，人们开始忙忙碌碌地置办年货，古北县委却决定举办一个党外干部培训班，统战部长亲自上门请袁县长务必参加。
这次培训班实际上就是给袁本初一人办的，焦爱国讲话的时候，眼睛盯着坐在下面第一排的袁本初，大谈特谈非党干部、特别是非党领导干部也要讲党性、与党保持一致，同心、同行、同向，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在古北，就是要与县委保持一致，县委作出的决策，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在古北发展的关键时期不能有杂音。我们的非党领导干部，有的参与了县委、县政府决策的，有不同意见，可以按照组织程序善意地提出来，也可以保留，但不能拿到外面说三道四、胡说八道、传导负能量，尤其不能污蔑、讽刺。对于这样的人我们不得不反问：你的动机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你想干什么？声色俱厉，咄咄逼人。
袁本初是个诗人气质的简单人，好激动，不管什么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但这个春节他一直很郁闷。
老家人对他当县长这件事，新鲜、好奇、激动等情绪都过去了，一切都归于平淡。而且，亲戚们找他办的事，一件也没有办成。就连弟弟本善的儿子高考落榜，想进郑老师的班复读，这样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他当普通老师时也就一句话的事情，也没有办成。他给校长打电话，校长连连叫苦：“袁县长，你知道的，想进郑老师班的人太多了，你说得迟了，咋不早说？连一张桌子都加不下了，要不其他班行不？”后来还是本善通过别人送了礼以后进去的。这当然是县政府班子分工明确以后的事，让他在家人面前很没有面子。家人也终于知道了他这个副县长到底有多大，很少有人找他办事了，倒也落个清静。
大年初一，例行的祭家谱活动，袁本初本来不想去，七爷专门派人请了一次，他才满怀愧疚地去了。当着家门父子的面，七爷说：“咱们这个干山秃岭的地方，多少年了，出过什么官、出过什么商、出过什么有学问的人？出个县长不容易，是祖宗的阴德！县长是全县人民的县长，不是我们袁家的县长，我们要维护、要支持，不能添麻烦。以后你们那陈谷子旧糜子的烂场事，再不要找咱们的县长！现在上面管得那么严，你们是要咱们户族几百年才出的一个县长犯错误吗？” 看着七爷抖抖的发白的山羊胡子，袁本初的眼泪喷涌而出。
过罢年，省社会主义学院春季班要开学了，穆逢春一纸批示，袁本初学习了三个月。到了秋天，市委党校县处级班要开学了，给县上分了一个名额，派的又是袁本初。袁本初倒也愿意，他并不认为在这些地方能学到多少有用的东西，只是觉得待在县里憋闷、尴尬。政府刚分了工，他就被派去学习了，让他分管的旅游局仍然由原来分管的副县长管着，他回来也没有人交接，到现在他都没有见过旅游局长的面，呆着也没事可干。但是，当副县长一年半了，从来没有理过政事，参加了两次学习培训，又得去培训，好像四大班子就他一个人少教缺管、需要学习，就拿着批示去找穆逢春。
“县长，我是党外干部，这党校的培训班也让我去？”
穆逢春很客气，“党外干部也是党管的干部嘛，学习共产党的理论也是必须的。”
“可我一年时间都参加了两次学习班了，人大、政协也有党外领导。”
“我知道，他们每个人至少都学过三四次了，所以焦书记才批到了政府，也都是没有办法，还请袁县长理解，啊——”
从穆逢春那里出来，袁本初从未有过的失落、失望。也许就是从那时开始，他就萌生了辞职的想法。
袁本初最后还是去上了党校的培训班。
6
那天晚上的酒喝了好长好长时间，袁本初的老婆实在陪不住，就提前睡了。
袁本初的话匣子打开就再也没有关住，他把三年来满腔的愤懣都冲我发泄出来了，他一再质问我：“老同学，你理解吗？你理解吗？我是个没能力的人吗？我是个让人看不起的人吗？误入官场颜面尽失，一世清名荡然无存！”
我倒是理解了袁本初，也深感同情。同情一个人由县中学的副校长升任副县长，听起来有点像笑话，但袁本初确实需要同情。试想，让一个副县长去当中学语文老师，就一定能当好吗？
我知道他心有不甘，我知道他不服输，就试探着问：“必须辞吗？”这是我第一次正式问他这个问题。
袁本初没有回答，他沉默了一阵，从胸前的衣兜里掏出折叠得四方四正的几张稿纸，像七爷当年给他父亲的那张浓墨正楷写着“袁本初”三个字、叠得四方四正的纸一样。这是他用钢笔工工整整书写的辞呈。他艰难地从沙发上站起身，就像当年朗诵自己的诗作一样，抑扬顿挫地给我朗诵了一遍。
古北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我袁本初，职系古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徙履此职，荏苒三年，感慨良多。
我本书生，初心良善。曾怀报国之志，立鲲鹏之愿。十年寒窗，九载熬油，终得所愿。步入高校，求学四年，孜孜矻矻，虽未成大器，亦无愧我心。毕业还乡，以嘴为生；三尺讲台，放马驰骋；面对童蒙，我自君临；寒微卑鄙，乐在其中。原当效春蚕蜡炬，吐丝成灰；组织念我劬劳，略有微功，委以重任，遂感激涕零，亦欣然窃喜。自以为千里骐骥，甘为驱驰，奋蹄效力，夙兴夜寐，宵衣旰食，不遑寝息；时时拂尘在握，日日清水洗脑，唯恐明镜蒙尘，但怕青莲玷污。诚惶诚恐，几无宁日。怎奈半路出仕，终非正途。教书乃我之长，为官乃我之短；弃我之长，用我之短，非组织之过，亦非袁某之过，实为造化弄我。昔我为人师，人奉我为名师；今我为民官，民讽我为庸官；我误官，官误我也！尊于我者，亦曾提我；长于我者，亦曾携我；怎奈即使良将，驱牛为马亦难；纵使良医，易男作女无可。我惶惑愧怍，亦曾朝惕夕惊，紧跟亲随，邯郸学步，亦步亦趋，然竟非我所学，非我所长，落得个东施效颦，贻笑大方。以致我久被遗忘的乳名，冠于县长之前，棒槌县长之称，你知，他知，我亦知，全县人人皆知。此乃天大之笑话！
愚以为，县官乃国之重臣，民之重托。任当所宜，我非其宜；尸位素餐，误我苍生，非我所取。而今，大梦方觉，明于自知，为时未晚。臣本布衣，诚请褫夺官服，回归布衣；放我归山，重操旧业；青灯黄卷，课我子弟；结茧自焚，无怨无悔。恳切呈辞，殷殷此情，耿耿此心，清风拂尘，明月可鉴！
呈请者，棒槌县长袁本初。
读完以后，袁本初颓然倒在沙发上，像一只吐尽了丝的蚕。
天快要亮了，晨光透过窗帘，洒在地板上，洒在袁本初的脸上。他睡着了，不知道是醉了还是累了。他的手里还紧紧地攥着他的辞呈。
我轻轻扳开他的手指，取出他的辞呈，像当年袁本初的父亲从七爷的手中接过那张写着“袁本初”三个字的纸一样，原样折叠起来，装进胸前的衣兜，轻轻拉开房门，轻轻走出袁本初的家。
责任编辑 子 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