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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战俘作为新王国时期输入埃及社会的重要战利品，一方面在王室文献中埃及人极力表现出对战俘的束缚、控制与打击；另一方面，埃及人又将战俘编入军队，献给神庙或奖励给官员作为劳动力，接受他们成为埃及社会中的一员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价值。战俘为埃及文明的繁荣做出不可忽视的贡献，但是大规模外邦人的涌入也是新王国末期社会动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为日后外族统治埃及埋下伏笔。
[关键词] 古埃及；对外战争；战俘；外族军队；劳动力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6201（2017）04-0061-11
新王国时期埃及密集的对外征战为埃及带来大量的社会财富，战俘作为其中一种特殊的战利品，象征着埃及对外战争的胜利。在具有强烈政治宣传色彩的王室文献中战俘往往作为被打击和被控制的对象，但在现实生活中，埃及人对待战俘又以“人尽其力”为原则，对战俘进行一定程度地埃及化改造，使这些原本作为对立者的群体为埃及国家的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目前，国内外埃及学界有关新王国时期战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关于战俘的专题研究；①第二类与战俘相关的研究散落于新王国时期的对外战争研究以及对埃及社会的外邦人研究中；②第三类是原始文献，分为图像资料③与文献，④以及后世埃及学家对这些文献的解读与翻译。
一、图像资料中的战俘形象
新王国时期关于战俘主题的文献主要包括神庙墙壁上的王室铭文卡尔纳克阿蒙神庙、底比斯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Ⅱ）葬祭庙、阿布辛贝勒（AbuSimbel）神庙、麦地奈特哈布（Medinet Habu）拉美西斯三世（Ramesses Ⅲ）葬祭庙。和私人自传体铭文埃巴那（Ebana）之子阿赫摩斯（Ahmose）自传体铭文、阿赫摩斯派奈赫贝特（AhmosePennekhbet）、阿蒙奈姆海布（Amenemheb）自传体铭文、希巴斯特（Sibast）自传体铭文。；图像资料来自神庙墙壁浮雕卡尔纳克神庙多柱厅北墙塞梯一世战争浮雕、底比斯拉美西斯二世葬祭庙、阿布辛贝勒神庙、麦地奈特哈布拉美西斯三世葬祭庙、私人墓室的装饰性壁画位于萨卡拉（Saqqara）的赫拉姆海布（Horemheb）作为图坦哈蒙将军任期内的墓室；位于阿马尔那的阿吞神祭司美瑞拉（Meryra）墓室；位于西底比斯的查努尼（Tjanuny）墓室（TT 74）和战俘雕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编号47.2；64.260，此外，战俘形象还被匠心独运地用于王室用品图坦哈蒙（Tutenkhamun）墓室中出土的脚凳（开罗博物馆编号J.E.62045）表面装饰有9名被束缚的战俘。所以每一次国王双脚踩于脚凳上时，都意味着对战俘的踩踏。图坦哈蒙墓室中出土的拖鞋（开罗博物馆编号J.E.62685）底部与脚底接触的部位分别有一位努比亚战俘和一位利比亚战俘，其手臂分别被用莲花梗与纸莎草梗捆绑于背后，战俘的头上与脚下两端分别有四个弓代表九弓。图坦哈蒙墓室中出土的垫子（卡特编号Carter no.254）的装饰画面中描绘了两位并列俯伏的战俘围绕在蔷薇花周围，利比亚战俘双臂被捆绑于背后肘关节向后弯曲，亚洲战俘双臂被捆绑在躯体两侧，肘关节向后弯曲；图坦哈蒙墓室中出土的雪花石膏香料瓶（开罗博物馆编号J.E.62119）基座的四個角落分别有一名外邦人的头像雕刻，两名亚洲人和两名努比亚人，瓶身则刻入这些战俘头中。参见M.D.Janzen， The Iconography of Humiliation： The Depiction and Treatment of Bound Foreigners in New Kingdom Egypt， pp.9497，107.和王室建筑位于麦地奈特哈布的拉美西斯三世葬祭庙第一庭院的观景窗下的墙面上突出显示有二十位努比亚、利比亚和亚洲战俘的头像雕刻，当国王站在观景窗边时，营造出仿佛他践踏在战俘背上的画面感。参见M.D.Janzen， The Iconography of Humiliation： The Depiction and Treatment of Bound Foreigners in New Kingdom Egypt， p.107.的装饰中，画面中无一不体现了埃及人对战俘的践踏、控制和征服。
基于交战对象的不同，埃及艺术家笔下的战俘形象也不尽相同，在面部特征与发型服饰方面均表现出显著的民族特征。例如，来自利比亚地区的柴赫努（thnw）、利布（ribw）、迈什外什（mw）部落的战俘表现为齐耳短发，前额有整齐刘海，耳前分别有两束装饰性发辫垂直落至肩上，有时头顶会戴一片羽毛作为装饰。下巴处留有山羊胡须。面部特征表现为略微突出的额头，细长的鹰钩鼻，有些利比亚战俘表现出明显的法令纹。他们一般身着长袍，长袍上以线条或几何图形作为装饰，前方呈敞口样式。其中迈什外什部落的男子均戴有阴茎套。利比亚地区战俘的独有特征是印在手臂与腿部的纹身，形状有矩形、三角形、菱形、水平线条或竖直线条以及代表奈特（Neith）女神的象形符号。A.Nibbi， Lapwings and Libyans in ancient Egypt， pp.67164； W.Hlscher， Libyer und gypter， pp.1250； I.Rosellini， Monumenti Dell Egitto e Della Nubia： Monumenti Civili， n. LXXXIII； J.H.Breasted， Medinet Habu，Vol.I， plates 1， 18， 19， 20， 22， 23， 24， 26；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s 68， 70， 76， 78； Epigraphic Survey， The Battle Relief of King Sety I， plate 27. 叙利亚地区的战俘面部显得较为宽大，鼻子与下巴修长并向前突出，头发由于略微蓬松而在脑后形成球形，发带从额头绑至脑后。身着全封闭式长袍，一条细带系于腰间。Epigraphic Survey， The Battle Relief of King Sety I， plate 14； J.H. 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 91. 努比亚战俘则身材瘦小，面部扁平，鼻子短小，嘴唇较厚，带有圈状耳环，上身赤裸，腰间至膝盖处绑有一块完整的兽皮。Epigraphic Survey， The Battle Relief of King Sety I， plate 11.海上民族中的菲利斯汀战俘与舍尔登战俘面部特征较为相似，修长的眉毛与眼睛，鹰钩鼻，上身似乎穿有紧身铠甲，下身穿流苏短裙，舍尔登人最为鲜明的标志是带有一对尖角和圆盘的半圆形头盔，菲利斯汀人是扇形头冠。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 plate 41.沙苏人则面部较为修长，颧骨棱角突出，下巴处留有山羊胡须。头饰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带流苏的长头巾，流苏垂至脑后，一类是半圆形翻边帽饰，可能暗示了沙苏人的不同部落。上身赤裸，下身着及膝短裙。Epigraphic Survey， The Battle Relief of King Sety I， plates 6， 8. 虽然艺术家笔下不同民族的战俘面部特征与服饰各异，但是他们的形态趋于一致。图像中的战俘一般呈列阵行进姿态，双臂被象征上下埃及的莲花梗或纸莎草梗捆绑，一条长绳环绕于每名战俘颈部并将一排人串联起来，绳子的另一端被握在国王、王子或埃及士兵手中。有时战俘也呈跪姿、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 37.坐姿，即坐于地上、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 42. 战车上或战马上，Epigraphic Survey， The Battle Relief of King Sety I， plate 33；来自卡尔纳克神庙第四塔门的石块（开罗博物馆编号J.E.36360）用文字描述了阿蒙霍特普二世（Amenhotep Ⅱ）俘获战俘的场景，其中3名战俘坐于战马上，1名在战马与战车连接的横梁上，2名战俘立于战车中，7名战俘跟在战车后面； 孟菲斯石碑（开罗博物馆编号J.E.86763）和卡尔纳克石碑（卡尔纳克阿蒙神庙第八塔门南入口处）中记录了阿蒙霍特普二世第七年对叙利亚北部征战的铭文中提及俘获一名那哈林（Naharin）信使并将其置于国王战车旁带回埃及。参见G.J.Shaw， The Royal Authority in Egypts 18th dynasty， pp.263， 265.或匍匐在地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 plate 11，或被夹在国王臂弯处。Epigraphic Survey， The Battle Relief of King Sety I， plate 13.
从图像资料来看，对战俘的束缚形式并非千篇一律，根据双臂位置的不同大致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双臂置于身体前方。两只手重叠于胸前，手腕处被手环束缚；Epigraphic Survey， The Battle Relief of King Sety I， plates 6， 27， 33；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 plate 93.双臂前伸，肘关节处被捆绑并呈90度弯曲。上臂与地面平行，下臂与地面垂直；Epigraphic Survey， The Battle Relief of King Sety I， plate 6；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 plate 96.双臂前伸双手呈自然下垂状态，肘关节处被绳索捆绑；Epigraphic Survey， The Battle Relief of King Sety I， plate 33；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s 91， 98.上臂前伸与地面平行或伸向斜上方或斜下方，肘关节弯曲，下臂自然下垂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 plate 41.或是向身体一侧内弯。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 plate 43；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s 74， 93， 96.第二类双臂置于身体后方。双臂呈平行状自然后伸，手臂自然下垂，绳索捆绑于肘关节处；Epigraphic Survey， The Battle Relief of King Sety I， plate 6；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 plate 1；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s 74， 91， 96， 98. 雙臂紧贴背部，分别呈弧形弯曲，肘关节处有绳索捆绑，整体呈X型；Epigraphic Survey， The Battle Relief of King Sety I， plates 8，33；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 plate 1；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s 74， 91， 93；M.D.Janzen： The Iconography of Humiliation： The Depiction and Treatment of Bound Foreigners in New Kingdom Egypt， p.61. 上臂紧贴背部，肘关节弯曲，下臂紧贴上臂，手腕与上臂被绳索捆绑在一起；Epigraphic Survey， The Battle Relief of King Sety I， plate 32；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 plate 1；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 98. 上臂向后伸直几乎与地面平行，肘关节弯曲，下臂自然下垂并向背部方向弯曲，肘关节处上臂与下臂重叠部分被绳索捆绑。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 plate 41；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 98.第三类双臂置于头部上方。双臂上举，肘关节弯曲并被绳索捆绑，上臂与地面接近垂直，下臂与地面几乎平行；Epigraphic Survey， The Battle Relief of King Sety I， plate 6.双臂上举，上臂从头部后方向前伸，肘关节呈90度弯曲，上臂自然前伸；Epigraphic Survey， The Battle Relief of King Sety I， plates 8， 33；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 plate 1；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s 74， 91， 93， 98. 双臂上举，左右两臂向反方向延伸，右臂前伸，左臂后伸，肘关节处被捆绑弯曲；Epigraphic Survey， The Battle Relief of King Sety I， plates 8， 27， 33；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 plate 43；图坦哈蒙墓室出土的战车，开罗博物馆编号J.E.61989。双臂上举，上臂分别举至耳边，肘关节弯曲并被绳索捆绑，下臂紧贴上臂；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 74.双臂举至头部两侧，右臂伸向左侧，左臂伸向右侧；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 93.双臂举至脑后，肘关节相对，右臂向右侧弯曲，左臂向左侧弯曲，下臂紧贴上臂。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s 96， 98.第四类双臂分别置于身体两侧。上臂与地面垂直，下臂伸向身体前方与地面平行，肘关节呈90度弯曲；Epigraphic Survey， The Battle Relief of King Sety I， plate 27；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s 93， 96.上臂分别置于身体两侧并微微前倾，肘关节弯曲约90度，下臂伸向身体后侧；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 91. 上臂略微前倾，肘关节弯曲，下臂紧贴上臂并伸向身后；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 93. 两尊古王国时期的战俘雕像呈现双肘向后弯曲，绳索水平方向捆绑于双肘上方，双手呈握拳状自然垂于腿部两侧，双膝触地呈跪姿。这类雕像被认为通常置于诸如宫殿，通道之类装饰有战争和胜利场景的地方。A. Lansing， “An old Kingdom captive，”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Vol.5， No. 6，1974，pp.149152. 个别情况下，为宣扬国王的胜利，战俘中的首领可能被置于笼中，倒立地挂在船头或挂在城墙上。埃巴那之子阿赫摩斯自传体铭文记载了图特摩斯一世（Thutmose I）镇压努比亚叛乱后返回埃及途中将“卑鄙的人头朝下悬挂于陛下船头，在卡尔纳克着陆”；Ahmad Abo el Magd， “Prisoners cage in ancient Egypt，” p.5；K. Sethe， Urkunden der 18 Dynastie， pp.111； J.H.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Ⅱ， § 80.出自卡尔纳克神廟的两块石块上刻画的浮雕也描绘有类似场景，一艘船的船头悬挂有一个长方体笼子，笼中有一名战俘，呈双手被捆绑于胸前的站立姿态，船边有一排正在划桨的水手。Ahmad Abo el Magd， “Prisoners cage in ancient Egypt，” pp.1112， figure 3， 4； A.Grimm， “Ein Kfig für einen Gefangenen in einem Ritual zur Vernichtung von Feinden，” JEA， Vol.73，1997， plate XIV.
图像资料中所呈现的这些手臂的捆绑方式有些很容易做到，有些完全背离了人体骨骼结构，是不太可能做到的。笔者认为，图像中呈现的不同形式的束缚模式，一方面是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最大限度地表现埃及人对外邦战俘的羞辱与控制；另一方面，可能出于多样化艺术形式的需要，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单一模式造成的单调感，因为目前我们未发现同一排相邻两个战俘呈现同一种手臂捆绑方式。
在通常的战争过程中首先由国王、将领和士兵在战斗中俘获战俘，战争结束后立即对战俘与战利品进行清点，随后王子和官员将战俘带至国王面前进行检阅，同时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举行庆祝胜利的仪式。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s 22， 23， 42；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s 74， 96；卡尔纳克神庙多柱厅南墙描绘有拉美西斯二世检阅战俘的场景，参见K.A.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s， Vol.II， pp.2223.当国王带领战俘与战利品回到埃及，国内的神职人员和官员会组织欢迎仪式。一般战俘列阵走在最前面，国王及其座驾紧随战俘队列之后，并将串联战俘颈部的绳子握在手中，几名护卫并行国王左右，执扇者紧跟在国王后面。神职人员和官员迎面站立、跪立或匍匐于地面欢迎国王胜利归来。Epigraphic Survey， The Battle Relief of King Sety I， plate 6；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 77；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 98； A. Spalinger， “Egyptian New Kingdom Triumphs： A first blush，” in A.Spalinger and J.Armstrong， Rituals of Triumph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3， pp.95122. 例如卡尔纳克神庙多柱厅北墙塞梯一世对外战争浮雕中所描绘的国王战胜沙苏人后返回埃及时“先知（h·mntr）、官员（sr）以及上下埃及的市长（h·tyc tmc tmh·w）前来欢迎美丽之王带着大量战利品从亚洲领土归来。”K.A 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s， Vol.I， p.8. 最后，国王将俘获的大多战俘与物品献给阿蒙神庙。在埃及人看来，对外战争的胜利以及获得的一切战利品都得益于阿蒙神所赐予的力量。仪式中由国王用绳索拉着战俘将其带至阿蒙神（Amun）、穆特神（Mut）、孔苏神（Khonsu）面前Epigraphic Survey， The Battle Relief of King Sety I，plates 14， 32， 36；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 plates 11， 43， 49；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s 11， 78， 93， 99. ，并有可能以外邦首领进行人祭A.Spalinger， “Egyptian New Kingdom Triumphs： A first blush，” in A.Spalinger and J.Armstrong， eds.， Rituals of Triumph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p.103.。
在埃及语中，sqrcnh，sqr作为动词意思为打击（头部），击倒（敌人），握住，拍手。sqrcnh可以理解为活着的被击败的敌人。参见R.O.Faulkner， A Concise Dictionary of Middle Egyptian， Oxford： Griffith Institute， 2002， p.250； A.Erman， H.Grapow， Wrterbuch der gyptischen Sprache，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71，Vol.IV， p.307.译为“从敌方捕获的囚犯”。h·qwh·qw作为动词意思为劫掠（物品），攻占（城镇），俘获（战俘），抢劫，暗含受到经济动因的驱使。其引申的名词被证明从新王国开始使用，意义为抢夺的战利品。 参见R.O. Faulkner， A Concise Dictionary of Middle Egyptian， p163； A.Erman， H.Grapow， Wrterbuch der gyptischen Sprache，Vol.Ⅲ， pp.3233.，rmt kfcwrmt kfcw作为动词意思为捕获，占领，征用；作为名词的引申意思为战利品。参见R.O.Faulkner， A Concise Dictionary of Middle Egyptian， p.285.都具有“战俘”的含义，但是在实际中我们发现战俘应该是敌方不同阶层的集合体，包括敌方首领，王子，军职人员以及普通自由民和奴隶。例如，图特摩斯二世（Thutmose Ⅱ）时期的阿斯旺石碑（Aswan stela）中记录了努比亚战争之后，一个首领的孩子和其他努比亚人被俘获，他们被一同带到陛下面前。M.D.Janzen， The Iconography of Humiliation： The Depiction and Treatment of Bound Foreigners in New Kingdom Egypt， p.235.又如，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Ⅲ）年鉴中列举的第一次战役后的战利品清单中包括玛尔亚努（Maryannu）士兵38名，跟随这些敌人和首领的子女87名，男奴女奴以及他们的子女1796名，因饥饿而出城投降的103人。J.H.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II， §436.对于不同阶层的战俘埃及人会采取相应的处理方式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价值。 二、高级战俘的处置
叛乱的敌方首领一般将被处死。阿蒙霍特普二世时期的阿玛达石碑（Amada stela）和埃勒分提尼石碑（Elephatine stela）记载了第三年“陛下带着他的父亲阿蒙神的巨大喜悦返回，他亲自用他的棍棒杀死了塔赫斯（Takhsy）地区的7名首领，他们被头朝下地置于陛下船头。敌人中的6人被悬挂在底比斯的城墙上，另外1人被带到南方努比亚地区并悬挂在那帕塔（Napata）城墙上，以使陛下的胜利被永远目睹。”；G.J.Shaw， Royal Authority in Egypts Eighteenth Dynasty， pp.256257.卡尔纳克神庙记录的美棱普塔（Merenptah）第5年利比亚战争中“一场巨大的屠杀在他们的首领中进行……对于在我面前逃走的他们的首领，我命令我的部下去屠杀他，他将被化为灰烬，像野鸟一般被网住。”K.A.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s， Vol.IV， p.9.但是在卡尔纳克神庙中的普塔（Ptah）神殿所记录的关于塞梯一世第一次出征后国王向神庙奉献的铭文中提到“他们的首领被作为战俘带来，他们的贡赋在他们的背上，他将它们上交给他威严的父亲阿蒙神以及他的众神委员会”，K.A.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s， Vol.I， p.33.说明在个别情况下敌方首领也可能作为存活的战俘被带回埃及。
敌方首领的后代通常作为人质被带到埃及，当其父王去世后，他们被送回母邦接替王位。例如，图特摩斯二世时期的阿苏安石碑（Assuan stela）记录了国王派军队镇压努比亚叛乱期间“陛下的军队打败了这些外邦人，没有让男性中的任何一个人存活……除了卑鄙的库什首领的那些子女，他们连同他们的人被作为活的战俘一起带给陛下”；J.H.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II， §122； G.J.Shaw， Royal Authority in Egypt Eighteenth Dynasty， p.223.图特摩斯三世年鉴中也多次提及将地方首领的子女带到埃及作为人质的做法，米吉都（Meggido）战役后的战利品清单中记载了“……跟随这些敌人和首领的孩子 87人”；第六次战役后的战利品清单中有“首领的子女们和他们的兄弟们被带到埃及的要塞，这些首领中有任何人去世，陛下就会让他的儿子接替他的地位，这一年所带回的首领的子女有[x]+2，181名男奴和女奴……”；第七次出征乌拉萨（Ullasa）的战利品清单中有“敌方图尼坡（Tunip）首领之子”。J.H.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II， §§436， 467， 470.阿拜多斯（Abydoss）塞梯一世葬祭庙记载的瑙瑞敕令（Abydoss decree at Nauri）记录了“这里的奴隶是他从叙利亚带回的首领的后代，每个人被使得知晓他的职责，即洁净的规则”；K.A.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s， Vol.I， p.42； M.D.Janzen， The Iconography of Humiliation： The Depiction and Treatment of Bound Foreigners in New Kingdom Egypt， p.247.这些王子可能由于在幼年或青年时期受到埃及文化的熏陶，在日后的执政中更可能地采取亲近埃及的政策，同时还会将埃及文化带回母邦，充当埃及文化的传播者。例如图坦哈蒙时期米亚姆（Miam）位于下努比亚地区的行政中心。王子赫卡奈菲尔（Hekanefer）， 他具有的头衔之一“幼儿所之子”表明他幼年时可能在埃及与埃及王子一起接受教育，他的墓室设计以及墓室内的壁画主题具有典型的埃及特征。C.Bouth， The Role of Foreigners in Ancient Egypt， pp.5051.
三、普通战俘在埃及社会中的流向
首先，具备军事技能的战俘应该会被编入埃及军队中。战利品清单中敌方士兵作为其中一类战俘通常被单独列出。例如，图特摩斯三世第23年米吉都战役的战利品清单中有“43名玛尔亚努士兵”；J.H.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II， §436.孟菲斯石碑中所记载的阿蒙霍特普二世第7年和第9年亚洲战役的战利品清单中有“607名马尔亚努士兵”；K.Sethe， Urkunden der 18 Dynastie， pp.13051307； G.J.Shaw， Royal Authority in Egypts Eighteenth Dynasty， pp.263264.图特摩斯三世第29年出征扎黑的战争中“俘获[图]希尔士兵（[T]hr）329人”；J.H.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II， §459.记录拉美西斯二世第5年埃及与赫梯卡叠什战役的卡尔纳克神庙多柱厅南墙以及阿布辛贝勒神庙北墙浮雕所描绘的王子带领战俘接受国王检阅的场景中，有5位王子带领不同地区的马尔亚努士兵，另外有3位王子带领不同地区的士兵或步兵。其中拉美西斯（Ramesses） 带领那哈林（Naharina） 的马尔亚努士兵，派瑞希尔渥奈迈弗（Prehirwonmef） 带领阿来坡（Aleppo）的马尔亚努士兵，蒙图希尔霍坡筛弗（Montuhirkhopshef ）带领旮斯旮斯（Gasgas）的马尔亚努士兵，奈本胡如（Nebenkhurru）带领阿勒筛（Alshe）、乌伽里特（Ugarit）、努哈塞（Nuhasse） 的马尔亚努士兵，迈瑞阿蒙（Meryamun ）带领达尔达那亚（Dardanaya）的马尔亚努士兵，阿蒙奈姆维亚（Amenemwia） 带领玛撒（Masa） 的军队和卢库（Lukku）的士兵，塞师（Sethy） 带领卡赫美什（Carchemish） 的步兵，美棱普塔（Merenptah） 带领乌伽里特的步兵，参见K.A.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s， Vol.II， pp.2425.当然由于卡叠什战争埃及并未取得事实上的胜利，王子带领战俘的场景也不能作为史实来看待，但从中不难看出，军职战俘在埃及人观念中的重要地位。由于在新王国时期的文献中我们发现埃及军队中诸多外族士兵的身影，由此推测这类军职战俘可能是埃及军队中外族士兵的来源之一。卡叠什赞美诗中写道“陛下把装备分发给他的步兵和战车兵，以及陛下用他那双无所不胜的勇猛双臂俘获的舍尔登武士”；K.A.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s，Vol.II， p.3.拉美西斯三世第5年和第11年两次抗击利比亚部落入侵的战斗中，舍尔登人、贝督因人和努比亚人一并出现在埃方军队中的外族士兵队列中；K.A.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s，Vol.II， p.127；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 plate 17.拉美西斯三世第8年海上民族横扫小亚和东地中海沿岸各国的情况下，拉美西斯三世葬祭庙铭文记录了国王组织军队前往扎黑（Djahy）扎黑，大概方位在巴勒斯坦南部地区，但具体位置不详。抗击海上民族之前“……发放武器给步兵和战车兵，以及舍尔登和努比亚军队”。 K.A.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s， Vol.V， pp.2425.在描绘拉美西斯三世围猎雄狮的浮雕中，舍尔登人与巴勒斯坦南部地区的贝督因人均左手持矛右手持剑，与埃及重装步兵一并出现在护驾队伍中。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 p.35.在一些非政治宣传性文献中也发现外邦人作为埃及士兵的例证。莱比锡399号石碑描绘的国王拉美西斯三世和官员拉美苏（Ramessu）欢迎阿蒙神之船的场景，这名官员所持的头衔是“〈图〉希尔长官”；K.A.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s， Vol.V， p.325.大英博物馆10068号纸草记录的拉美西斯九世时期王室盗墓案的审判卷宗中记录有两位持有“图希尔长官”（c n twhr）”头衔的人。王亮：《新王国时期古代埃及法律文献整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第106页； K.A.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s， Vol.VI， pp.501502. 对于“图希尔长”一职，舒曼（A.R.Schulmam） 认为这是对管理外邦士兵长官的统称，由外邦人担任，它与“五十人长”同属一个级别，其上级为“主方司令官（h·wty n pdt）”，这两个上一级军职由埃及人担任。参见A.R.Schulman， Military Rank， Title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Egyptian New Kingdom， pp.3437。但笔者认为图希尔可能指叙利亚北部地区的一个军事阶层。在阿布辛贝勒神庙、拉美西斯二世葬祭庙以及卢克索神庙的浮雕中所记录了图希尔士兵作为赫梯军队阵营的一员参与了拉美西斯二世第五年埃及与赫梯的卡叠什战役：“图希尔军队长，卡玛伊查（Kamaytja），倒下的赫梯的图希尔作战士兵，在他前面的图希尔近距离（作战）士兵：18000人；在他之后的其他图希尔作战士兵：19000人；图希尔士兵：倒下的赫梯的盾牌兵和贴身护卫，倒下的赫梯的军营中的辎重图希尔士兵”从中可以看出图希尔士兵以步兵作战为专长，同时也兼有盾牌手、贴身护卫、辎重兵种。同时可以肯定的是图希尔是对于某个军事阶层的称呼而非地域名稱。因为卡叠什战役中赫梯军队中的外邦联军长官例如卡巴苏（Qabasu）的司令官、阿勒筛（Alshe）的司令官在这两个地域名称之后均有表示外邦的象形文字hswt作为限定符，但是图希尔一词之后使用的是表示敌人的符号，即加德那符号列表中的A13或A14作为限定符。同时维尔伯纸草中记录了5位持有此头衔的人，杨熹：《〈维尔伯纸草〉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2016年，第106、205、222、223、228、231页。从中可以推断，第20王朝后期埃及社会中的图希尔士兵进行独立编制并拥有自己的长官；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Ⅲ） 王后提伊（Tiye） 的父亲就是一位外邦人，在埃及军队中担任战车兵中尉一职；C. Booth， The Role of Foreigners in Ancient Egypt， p.43.阿马尔那时代的墓室壁画中有多处描绘利比亚人作为护卫的场景。例如，麦瑞拉（Meryra） 墓室中所描绘的两排护卫士兵中有一名叙利亚装扮的士兵和一名利比亚装扮的士兵；N. De. G. Davies， The Rock Tomb of ElAmarna： The Tombs of Panehesy and Meryra Ⅱ， London： Egypt Exploration Fund， 1905， plate 40.图特摩斯四世时期的一位军队书吏兼士兵统领查努尼（Tjanuny）墓室壁画中描绘有5名努比亚士兵，其中4位右手举木棒，一位手举军旗，这5名士兵均表现为埃及人的红棕色皮肤，身着白色亚麻短裙，腹部略微向外突出，其中一边的臀部和腿部包裹有一块网状物，应该是作为身体的保护，腰后和膝盖后分别系着一条猫尾状饰物。猫尾饰物是一种典型努比亚风格的装饰物，在努比亚总督胡伊（Huy）墓室壁画中所描绘的四位努比亚王子中，其肘关节后也戴有这种猫尾型的装饰物。参见C. Booth， The Role of Foreigners in Ancient Egypt， p.50.来自卡尔纳克神庙阿蒙神殿的一封信件记录了拉美西斯九世第2年阿蒙神祭司对一批努比亚侦察兵给予赞赏，因为他们保护了一批被送往东部哈玛玛特干河谷（Wadi Hammamat） 金矿的工人；R. Giveon， “The Shosu of the Late XXth Dynasty，” JARCE， Vol.8，1969—1970， p.51.同期的文学作品阿那斯塔西纸草卷一阿那斯塔西纸草卷一是19王朝一篇用于书吏培养的讽刺性文学作品。其原型应该源自两位军队书吏间的信件往来。其内容是以一位军队书吏霍尔（Hori）的口吻对另一位军队书吏阿蒙奈姆普（Amenemope）就军队书吏的技能与职责，士兵供给份额的分配，工程建设中的计算以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理分布进行说教。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编号为BM 10247。参见A.Erman， Ancient Egyptian Poetry and Prose， trans. by A.M.Blackman，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95， pp.214234.（P.Anastasi I）记载的19王朝埃及向迦南地区军事远征前的准备工作中，军队书吏所统领的辅助军队有1900人，舍尔登人520人，赫荷赫人（Khehekh）1600人，迈什外什人100人，努比亚人880人，共计5000人。其中埃及本土士兵不足士兵总数的40%。J.P.Emanuel， “RDN of the stronghold， RDN of the Sea： The Sherden in Egyptian Society Reassess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3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Research Center in Egypt， 2012， p.4. 其次，大多数普通战俘被献给神庙作为劳动力。阿蒙霍特普三世葬祭庙铭文中记录了在他的葬祭庙中“填满了男女奴隶和陛下所俘获的外邦首领的后代，以及不计其数的叙利亚人”；C. Bouth， The Role of Foreigners in Ancient Egypt， p.20； M.D.Janzen， The Iconography of Humiliation： The Depiction and Treatment of Bound Foreigners in New Kingdom Egypt， p.243.卢克索神庙前厅西墙所描绘的拉美西斯二世检阅由王子带领的战俘场景中记录了“请将我有力的臂膀所俘获的战俘排列成队，由军队来护送他们，直到他们到达尼罗河之地，将他们置于我的父亲阿蒙神面前，作为他神庙的奴隶，以至于他能够给予众神食物类的贡品……”；K.A 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s， Vol.II， p.44.这些献给神庙的战俘将集中安置在定居点进行统一管理。哈里斯大纸草（P.Harris）提到拉美西斯三世在赫里奥坡里斯（Heliopolis）的阿图姆（Atum）神庙“建造了一个纯净的众多阶层（居住）的定居点，我将他们的后代带到你的领地‘对外邦人的俘获’”，J.H.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IV， § 278.从这一定居点名称推断它应该是外邦战俘的安置点。同时在新王国时期的法律文献与经济文献中的确可以发现一些隶属于神庙的外邦人，这些外邦人中一些具有明确职责，例如，阿蒙神庙的牧人、阿蒙神的土地测量员、索白克神（Sobek）的祭司、阿蒙神管家的随从；另一些则没有被提及明确的职责，例如，蒙图（Montu）神庙的外邦人、塞梯神庙外邦人、阿蒙神祭司长统辖的外邦人、监督者管理的外邦人，但是这些外邦人都没有明确的奴隶身份。王亮：《新王国时期古代埃及法律文献整理研究》，第107—176页。都林税收纸草记录的从哈图尔神庙先知手中收取的30袋大麦均来自8名外邦人，杨熹，郭丹彤：《〈都林税收纸草〉译注》，《古代文明》 2016年第1期。从中推断，这些外邦人应该隶属于神庙并且在神庙先知的集中管理下。虽然文献未明确提及他们的来源，但是笔者猜测他们可能与献给神庙的战俘有关。个别文献中也涉及到具有明确奴隶身份的外邦人，例如阿姆赫尔斯特纸草（P.Amherst）中记录了一名隶属于阿蒙神祭司的努比亚奴隶泰拉蒙（Thelamun），同时这名奴隶还负责着一名叫阿皓提奈菲尔（Ahautinufer）的盗墓者。T.E. Peet， The Great Tomb Robberies of the Twentieth Egyptian Dynasty，Vol.I： Tex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 p.49.
第三，一部分普通战俘由国王赠送给一些军事官员作为奖励。通过对比第18王朝3名军职官员的战绩与获得的奖励可以发现，能否获得战俘作为奖励与战绩并无必然联系，而与当事人的军职高低有关。埃巴那之子阿赫摩斯埃巴那之子阿赫摩斯任职于阿赫摩斯一世至图特摩斯一世期间，他参加的主要战争有，阿赫摩斯一世，第一次阿瓦利斯战争，因作为步兵表现英勇，被任命到“孟菲斯的闪耀”之舰任职；第二次阿瓦利斯战争，斩获1只手，获得英勇级黄金奖励；第三次阿瓦利斯战争，斩获1只手，获得勇敢级黄金奖励；镇压努比亚叛乱，捕获1名俘虏，获得双倍黄金奖励；最终攻占阿瓦利斯战争，捕获1名男性俘虏，3名女性俘虏，获得这1名男性和3名女性俘虏作为奖励；萨如横（Sharuhen）战役，捕获2名女性俘虏，斩获1只手，获得这2名女性俘虏和勇敢级黄金奖励；努比亚战役，俘获2名男性俘虏，斩获3只手，获得2名女奴、双倍黄金奖励；第二次镇压努比亚叛乱，俘获2名弓箭手，获得5名奴隶、5斯塔特土地；第三次镇压努比亚叛乱，由于文献缺失，战绩不详，获得3名奴隶、5斯塔特土地；阿蒙霍特普一世期间，库什战役，捕获1名俘虏，获得黄金、2名女奴、1名带给陛下的俘虏作为奖励，被任命为“君主的勇士”；图特摩斯一世期间，库什战役，在险恶的河流中表现英勇，被任命为“水师之首”；那哈林战役，俘获1辆战车、1匹战马和1名战车兵，获得双倍黄金奖励。参见J.H.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II， §§ 816，39，8081.在早期跟随阿赫摩斯一世驱逐希克索斯人的3次战争和1次平复努比亚反叛中，虽然有过俘获战俘的战绩，但是均没有获得俘虏作为奖励，并且战后都需要将战利品向王室传令官报告。在最后一次占领阿瓦利斯（Avaris）的战役中，陛下将他所俘获的战俘奖励给他作为奴隶，同时他也无需再向王室传令官报告战绩。将军阿蒙奈姆海布阿蒙奈姆海布参加的主要战役及获得的奖励如下：奈盖博（Negeb）战役：捕获3名亚洲俘虏；瓦恩（Wan）战役：捕获13名亚洲俘虏，70只活驴，13只青铜[箭]；森扎尔（Senzar）战役：斩获1只手，获得荣誉级黄金奖励，[……]2枚银环；卡叠什战役：捕获2名活的马尔亚努士兵，获得勇敢级黄金物品奖励，有2条金项链、4枚金臂环、2只金苍蝇、1只金狮子；塔赫西战役：捕获3名亚洲俘虏，获得1名男奴和1名女奴。参见D. B. Redford， The Wars in Syria and Palestine of Thutmose Ⅲ， p.167； J.H.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II， §§579592.金苍蝇和金狮子指一种由黄金制作的苍蝇形状或狮子形状吊坠，是新王国时期出现的由国王授予高级军职人员的奖励。受奖励者通常会将其悬挂在颈部，诸如底比斯第85号、200号、92号墓室（TT 85， TT 200， TT 92）主人以及埃及开罗博物馆馆藏的一尊雕像（J.E.49.565）和苏格兰国家博物馆馆藏的一尊雕像（A. 1948.486）均佩戴有这类吊坠。有时金狮子吊坠和金苍蝇吊坠会被串联在一起，通常是一只金苍蝇两侧搭配相对的两只金狮子。对于苍蝇的象征意义，学界有不同的解释：塞特（K. Sethe）认为苍蝇在攻击猎物时往往具有迅速、不屈不挠的精神，象征了被授予奖励者在战场上顽强的品质；玛莎乐（A. Marshall）则认为苍蝇可能被赋予消极意义，作为一种害虫，象征了被屠杀被击败的敌人。对于狮子的象征意义，学界也有不同看法：塞特（K. Seth） 认为狮子象征勇猛与力量，意味着接受此奖励的士兵在战场上像狮子一般勇猛；德威特（C. Dewit）， 史威茨（ U. Schweitzer） 认为金狮子是作为王室象征来授予功勋卓著的将领。参见A. Marshall， “Fly and Lion： Military Awards in Ancient Egypt，” KMT， Vol.26， No.3， 2015， pp.3947.在图特摩斯三世期间的前几次战役中虽然战绩也不算小，战后获得的奖励主要为物质奖励，例如，金项链、金臂环、银环、金狮子、金苍蝇。随后在塔赫西战役中他俘获3名亚洲俘虏，战后得到1名男奴和1名女奴作为奖励。笔者推测可能正是因为前几次战役的功绩使他们的军阶提升才得以在之后的战役中获得奴隶作为奖励。另外一位军事官员阿赫摩斯派奈赫贝特阿赫摩斯派奈赫贝特任职于阿赫摩斯一世至哈特舍普苏特和图特摩斯三世联合执政时期，他参加的主要战争及获得的奖励有阿赫摩斯一世，扎黑战役：俘获1名俘虏，斩获1只手；阿蒙霍特普一世，库什战役：俘获1名俘虏，出征利比亚地区，斩获3只手；图特摩斯一世，库什战役：俘获5名俘虏，那哈林战役：斩获21只手、俘获1匹战马、1辆战车。获得的黄金奖勵共有：7枚手镯、12条项链、5枚臂章、3把斧头、1把匕首、1件头饰、1把扇子、2件黄金饰品、6枚金苍蝇护身符、3枚金狮子护身符。参见J.H.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II， §§1825， 4142， 8485.在阿赫摩斯一世、阿蒙霍特普一世和图特摩斯一世期间参加了对亚洲和努比亚的战争，也有捕获俘虏、战马、战车和斩获手的战绩，但是他在阿赫摩斯一世期间没有获得任何奖励，在阿蒙霍特普一世、图特摩斯一世和图特摩斯二世期间获得的奖励均为物质奖励，其原因可能是他的军阶还没有达到获得战俘作为奖励的品级。M.D.Janzen， The Iconography of Humiliation： The Depiction and Treatment of Bound Foreigners in New Kingdom Egypt， p.234. 而在埃巴那之子阿赫摩斯自传体铭文中可以发现的一个细微变化是在阿赫摩斯一世统治期间的4次阿瓦利斯战役、1次平复努比亚叛乱以及萨如横战役中，埃巴那之子阿赫摩斯所获得的奴隶奖励均为他在战争中俘获的俘虏，但是从随后的努比亚战争开始，他所获得的奴隶奖励并非是他在战争中俘获的俘虏，其中似乎可以反映出国家在对待战俘问题上的政策变化，即在早期国家统一过程中为鼓励将士的积极性，个人俘获的战俘可能归当事人所有；上下埃及统一之后出于国家建设的需要以及国家机器的完善，个人俘获的战俘开始收归国家并统一分配。不过这只是笔者的猜测，在之后的历史时期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当事人拥有战场上亲自俘获的战俘，例如图特摩斯三世的理发师希巴斯特自传体铭文中提到“我有一名分配给我的奴隶，名叫伊维阿蒙（Iwy Amen），是由我分配给自己的，他是当我陪同国王时我亲自捕获的人……他没有被鞭打，也没有[被禁止进入]宫殿的任何一个大门，我把我妹妹奈贝托（Nebetto）的女儿塔卡蒙特（Takament）嫁给他作为妻子，她可以像我的妻子和女儿一样继承其中一份遗产。如果他对我的妹妹犯任何罪行，任何人都不应该采取行为惩罚他”。D. B. Redford， Egypt， Canaan and Isreal in Ancient Times， p.230； D. B. Redford， The Wars in Syria and Palestine of Thutmose Ⅲ， p.165； K.Sethe， Urkunden der 18 Dynastie， p.1369.
第四，普通战俘还被用来进行工程建设。努比亚总督塞塔乌（Setau）自传体铭文中记录了拉美西斯二世期间外邦战俘被用来进行神庙工程建设的情况“陛下命令总督塞塔乌带领在利比亚土地上俘获的战俘去建设拉美西斯二世神庙的阿蒙之屋，同时命令军队官员拉摩斯……它从西方的山峦中凿通，被用陛下所俘获的众多人填满，我完全地重盖了库什之地的所有神庙。”M.D.Janzen， The Iconography of Humiliation： The Depiction and Treatment of Bound Foreigners in New Kingdom Egypt， p.246. 利比亚战俘被调集到努比亚进行神庙建设的用意可能是防止战俘逃跑或是聚众联合反抗一类的事件；M.D.Janzen， The Iconography of Humiliation： The Depiction and Treatment of Bound Foreigners in New Kingdom Egypt， p.246拉美西斯二世时期一名书吏肯伊阿蒙（Qenyamun）写给其主人马厩战车兵胡伊（Huy）的信件中，书吏被其主人要求向负责拉动孟菲斯南部拉美西斯二世宫殿基座的军队人员以及阿皮如（Apiru） 人分发配给；K.A 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s， Vol.III， p.178.拉美西斯四世第3年派遣人力到哈玛玛特干河谷开采石料的铭文中，记录有军营中的800名阿皮如人参加这次远征。K.A.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s， Vol.VI， p.15.
第五，女性战俘也是埃及对外战争俘获的目标之一。孟菲斯石碑中记载了阿蒙霍特普二世第7年对亚洲的征战中俘获“232名首领的妻子，270名外邦首领的妾”。K.Sethe， Urkunden der 18 Dynastie， p.1305.女性战俘可能被集中安置在一个被称为“女奴之屋”的机构中，这可能是一个专门出生大量婴儿的机构。M.D.Janzen， The Iconography of Humiliation： The Depiction and Treatment of Bound Foreigners in New Kingdom Egypt， p.247.哈里斯大纸草第一卷中提及普塔神庙中存在“纯女性的定居点”，其功能可能是为普塔神庙制造奴隶作为劳动力。M.D.Janzen， The Iconography of Humiliation： The Depiction and Treatment of Bound Foreigners in New Kingdom Egypt， p.247； J.H.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IV， § 321.
从整体来讲，埃及人对待战俘的处理相对比较温和与注重实效，在对战俘的改造中倾向于文化的传输与融合，使其逐渐接受埃及民族的语言和生活习俗，并成为埃及社会中的一员。例如在麦地奈特哈布拉美西斯三世葬祭庙中记录了“他劫掠了[利比亚]之地、利布和迈什外什，他带他们跨过了尼罗河，将其带回埃及。他们被安置在胜利之王的要塞。他们听着（埃及）人的语言，侍奉着国王。他废除了他们的语言，他改变了他们的舌头。他们降临在他们（之前）从未走过的道路上”“强大的公牛，他横越外邦领土，南方之地，努比亚人的提瑞瓦于（Tiriwayu） 和伊荏（Irem），他终止了他们的[自夸]，因为他们来到了国王的领地。他们成为国王随行人员中的持盾者，战车兵，侍从和执扇者。”K.A.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s， Vol.V， p.70.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埃及人也会以较为残忍的方式对待战俘，诸如将国王的名字烙在战俘身体上，哈里斯大纸草中提及利比亚战争后“我带回数目众多的被我的剑所饶恕的人，他们在我的战马前面，手被捆绑于背后，他们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成千上万，他们的牲畜盈千累百，被囚禁在要塞，并印上我的名字。我把弓箭手之长和部落首领给他们，笔者认为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将这些利比亚战俘置于弓箭手之长和部落首领的管理之下。烙上我的名字并将他们奴役，他们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也被以相同的方式对待。”J.H.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IV， § 405； M.D.Janzen， The Iconography of Humiliation： The Depiction and Treatment of Bound Foreigners in New Kingdom Egypt， p.243. 战俘还有可能被火烧或割掉眼睛或耳朵，例如在美棱普塔第6年镇压努比亚瓦瓦特（Wawat）地区叛乱中提及“他们的首领在他们的亲人面前被扔到火中……对于其他人则被除去耳朵和眼睛并被带到库什。”K.A 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s， Vol. IV， p.2.
结语
新王国时期大规模的战俘输入的确是埃及文明发展至鼎盛时期的促成因素之一。根据图特摩斯三世年鉴中可考的记录来看，在他执政期间的17次战役中大约有6500多名普通战俘被带到埃及，其中明确提及具有奴隶身份的战俘大约5033名左右；哈里斯大纸草中记载了拉美西斯三世期间献给卡尔纳克的阿蒙神庙、赫里奧坡里斯的阿图姆神庙以及孟菲斯的普塔神庙的叙利亚和努比亚战俘共计4905名J.H.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IV， §§225， 281， 321.。然而大量战俘的涌入也是造成新王国末期社会动荡的原因之一。第20王朝末期盗墓活动的参与者中不乏外邦人的身影。例如在阿博特待审人员名单中有9名外邦人。梅尔纸草卷A中提及5名与盗墓活动相关的外邦人王亮：《新王国时期古代埃及法律文献整理研究》，第152，160页。。
此外，将外邦人编入埃及军队确实在短期内提升了埃及军队的整体战斗力，使埃及在海上民族以及利比亚部落的武装移民浪潮中幸免，但将权宜之策当作长久之计，极不利于本土军队战斗力的提升与民族凝聚力的培养，这也是造成日后外族连续统治埃及的一个重要因素。
（责任编辑：郭丹彤）
[关键词] 古埃及；对外战争；战俘；外族军队；劳动力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6201（2017）04-0061-11
新王国时期埃及密集的对外征战为埃及带来大量的社会财富，战俘作为其中一种特殊的战利品，象征着埃及对外战争的胜利。在具有强烈政治宣传色彩的王室文献中战俘往往作为被打击和被控制的对象，但在现实生活中，埃及人对待战俘又以“人尽其力”为原则，对战俘进行一定程度地埃及化改造，使这些原本作为对立者的群体为埃及国家的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目前，国内外埃及学界有关新王国时期战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关于战俘的专题研究；①第二类与战俘相关的研究散落于新王国时期的对外战争研究以及对埃及社会的外邦人研究中；②第三类是原始文献，分为图像资料③与文献，④以及后世埃及学家对这些文献的解读与翻译。
一、图像资料中的战俘形象
新王国时期关于战俘主题的文献主要包括神庙墙壁上的王室铭文卡尔纳克阿蒙神庙、底比斯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Ⅱ）葬祭庙、阿布辛贝勒（AbuSimbel）神庙、麦地奈特哈布（Medinet Habu）拉美西斯三世（Ramesses Ⅲ）葬祭庙。和私人自传体铭文埃巴那（Ebana）之子阿赫摩斯（Ahmose）自传体铭文、阿赫摩斯派奈赫贝特（AhmosePennekhbet）、阿蒙奈姆海布（Amenemheb）自传体铭文、希巴斯特（Sibast）自传体铭文。；图像资料来自神庙墙壁浮雕卡尔纳克神庙多柱厅北墙塞梯一世战争浮雕、底比斯拉美西斯二世葬祭庙、阿布辛贝勒神庙、麦地奈特哈布拉美西斯三世葬祭庙、私人墓室的装饰性壁画位于萨卡拉（Saqqara）的赫拉姆海布（Horemheb）作为图坦哈蒙将军任期内的墓室；位于阿马尔那的阿吞神祭司美瑞拉（Meryra）墓室；位于西底比斯的查努尼（Tjanuny）墓室（TT 74）和战俘雕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编号47.2；64.260，此外，战俘形象还被匠心独运地用于王室用品图坦哈蒙（Tutenkhamun）墓室中出土的脚凳（开罗博物馆编号J.E.62045）表面装饰有9名被束缚的战俘。所以每一次国王双脚踩于脚凳上时，都意味着对战俘的踩踏。图坦哈蒙墓室中出土的拖鞋（开罗博物馆编号J.E.62685）底部与脚底接触的部位分别有一位努比亚战俘和一位利比亚战俘，其手臂分别被用莲花梗与纸莎草梗捆绑于背后，战俘的头上与脚下两端分别有四个弓代表九弓。图坦哈蒙墓室中出土的垫子（卡特编号Carter no.254）的装饰画面中描绘了两位并列俯伏的战俘围绕在蔷薇花周围，利比亚战俘双臂被捆绑于背后肘关节向后弯曲，亚洲战俘双臂被捆绑在躯体两侧，肘关节向后弯曲；图坦哈蒙墓室中出土的雪花石膏香料瓶（开罗博物馆编号J.E.62119）基座的四個角落分别有一名外邦人的头像雕刻，两名亚洲人和两名努比亚人，瓶身则刻入这些战俘头中。参见M.D.Janzen， The Iconography of Humiliation： The Depiction and Treatment of Bound Foreigners in New Kingdom Egypt， pp.9497，107.和王室建筑位于麦地奈特哈布的拉美西斯三世葬祭庙第一庭院的观景窗下的墙面上突出显示有二十位努比亚、利比亚和亚洲战俘的头像雕刻，当国王站在观景窗边时，营造出仿佛他践踏在战俘背上的画面感。参见M.D.Janzen， The Iconography of Humiliation： The Depiction and Treatment of Bound Foreigners in New Kingdom Egypt， p.107.的装饰中，画面中无一不体现了埃及人对战俘的践踏、控制和征服。
基于交战对象的不同，埃及艺术家笔下的战俘形象也不尽相同，在面部特征与发型服饰方面均表现出显著的民族特征。例如，来自利比亚地区的柴赫努（thnw）、利布（ribw）、迈什外什（mw）部落的战俘表现为齐耳短发，前额有整齐刘海，耳前分别有两束装饰性发辫垂直落至肩上，有时头顶会戴一片羽毛作为装饰。下巴处留有山羊胡须。面部特征表现为略微突出的额头，细长的鹰钩鼻，有些利比亚战俘表现出明显的法令纹。他们一般身着长袍，长袍上以线条或几何图形作为装饰，前方呈敞口样式。其中迈什外什部落的男子均戴有阴茎套。利比亚地区战俘的独有特征是印在手臂与腿部的纹身，形状有矩形、三角形、菱形、水平线条或竖直线条以及代表奈特（Neith）女神的象形符号。A.Nibbi， Lapwings and Libyans in ancient Egypt， pp.67164； W.Hlscher， Libyer und gypter， pp.1250； I.Rosellini， Monumenti Dell Egitto e Della Nubia： Monumenti Civili， n. LXXXIII； J.H.Breasted， Medinet Habu，Vol.I， plates 1， 18， 19， 20， 22， 23， 24， 26；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s 68， 70， 76， 78； Epigraphic Survey， The Battle Relief of King Sety I， plate 27. 叙利亚地区的战俘面部显得较为宽大，鼻子与下巴修长并向前突出，头发由于略微蓬松而在脑后形成球形，发带从额头绑至脑后。身着全封闭式长袍，一条细带系于腰间。Epigraphic Survey， The Battle Relief of King Sety I， plate 14； J.H. 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 91. 努比亚战俘则身材瘦小，面部扁平，鼻子短小，嘴唇较厚，带有圈状耳环，上身赤裸，腰间至膝盖处绑有一块完整的兽皮。Epigraphic Survey， The Battle Relief of King Sety I， plate 11.海上民族中的菲利斯汀战俘与舍尔登战俘面部特征较为相似，修长的眉毛与眼睛，鹰钩鼻，上身似乎穿有紧身铠甲，下身穿流苏短裙，舍尔登人最为鲜明的标志是带有一对尖角和圆盘的半圆形头盔，菲利斯汀人是扇形头冠。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 plate 41.沙苏人则面部较为修长，颧骨棱角突出，下巴处留有山羊胡须。头饰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带流苏的长头巾，流苏垂至脑后，一类是半圆形翻边帽饰，可能暗示了沙苏人的不同部落。上身赤裸，下身着及膝短裙。Epigraphic Survey， The Battle Relief of King Sety I， plates 6， 8. 虽然艺术家笔下不同民族的战俘面部特征与服饰各异，但是他们的形态趋于一致。图像中的战俘一般呈列阵行进姿态，双臂被象征上下埃及的莲花梗或纸莎草梗捆绑，一条长绳环绕于每名战俘颈部并将一排人串联起来，绳子的另一端被握在国王、王子或埃及士兵手中。有时战俘也呈跪姿、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 37.坐姿，即坐于地上、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 42. 战车上或战马上，Epigraphic Survey， The Battle Relief of King Sety I， plate 33；来自卡尔纳克神庙第四塔门的石块（开罗博物馆编号J.E.36360）用文字描述了阿蒙霍特普二世（Amenhotep Ⅱ）俘获战俘的场景，其中3名战俘坐于战马上，1名在战马与战车连接的横梁上，2名战俘立于战车中，7名战俘跟在战车后面； 孟菲斯石碑（开罗博物馆编号J.E.86763）和卡尔纳克石碑（卡尔纳克阿蒙神庙第八塔门南入口处）中记录了阿蒙霍特普二世第七年对叙利亚北部征战的铭文中提及俘获一名那哈林（Naharin）信使并将其置于国王战车旁带回埃及。参见G.J.Shaw， The Royal Authority in Egypts 18th dynasty， pp.263， 265.或匍匐在地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 plate 11，或被夹在国王臂弯处。Epigraphic Survey， The Battle Relief of King Sety I， plate 13.
从图像资料来看，对战俘的束缚形式并非千篇一律，根据双臂位置的不同大致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双臂置于身体前方。两只手重叠于胸前，手腕处被手环束缚；Epigraphic Survey， The Battle Relief of King Sety I， plates 6， 27， 33；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 plate 93.双臂前伸，肘关节处被捆绑并呈90度弯曲。上臂与地面平行，下臂与地面垂直；Epigraphic Survey， The Battle Relief of King Sety I， plate 6；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 plate 96.双臂前伸双手呈自然下垂状态，肘关节处被绳索捆绑；Epigraphic Survey， The Battle Relief of King Sety I， plate 33；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s 91， 98.上臂前伸与地面平行或伸向斜上方或斜下方，肘关节弯曲，下臂自然下垂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 plate 41.或是向身体一侧内弯。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 plate 43；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s 74， 93， 96.第二类双臂置于身体后方。双臂呈平行状自然后伸，手臂自然下垂，绳索捆绑于肘关节处；Epigraphic Survey， The Battle Relief of King Sety I， plate 6；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 plate 1；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s 74， 91， 96， 98. 雙臂紧贴背部，分别呈弧形弯曲，肘关节处有绳索捆绑，整体呈X型；Epigraphic Survey， The Battle Relief of King Sety I， plates 8，33；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 plate 1；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s 74， 91， 93；M.D.Janzen： The Iconography of Humiliation： The Depiction and Treatment of Bound Foreigners in New Kingdom Egypt， p.61. 上臂紧贴背部，肘关节弯曲，下臂紧贴上臂，手腕与上臂被绳索捆绑在一起；Epigraphic Survey， The Battle Relief of King Sety I， plate 32；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 plate 1；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 98. 上臂向后伸直几乎与地面平行，肘关节弯曲，下臂自然下垂并向背部方向弯曲，肘关节处上臂与下臂重叠部分被绳索捆绑。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 plate 41；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 98.第三类双臂置于头部上方。双臂上举，肘关节弯曲并被绳索捆绑，上臂与地面接近垂直，下臂与地面几乎平行；Epigraphic Survey， The Battle Relief of King Sety I， plate 6.双臂上举，上臂从头部后方向前伸，肘关节呈90度弯曲，上臂自然前伸；Epigraphic Survey， The Battle Relief of King Sety I， plates 8， 33；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 plate 1；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s 74， 91， 93， 98. 双臂上举，左右两臂向反方向延伸，右臂前伸，左臂后伸，肘关节处被捆绑弯曲；Epigraphic Survey， The Battle Relief of King Sety I， plates 8， 27， 33；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 plate 43；图坦哈蒙墓室出土的战车，开罗博物馆编号J.E.61989。双臂上举，上臂分别举至耳边，肘关节弯曲并被绳索捆绑，下臂紧贴上臂；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 74.双臂举至头部两侧，右臂伸向左侧，左臂伸向右侧；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 93.双臂举至脑后，肘关节相对，右臂向右侧弯曲，左臂向左侧弯曲，下臂紧贴上臂。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s 96， 98.第四类双臂分别置于身体两侧。上臂与地面垂直，下臂伸向身体前方与地面平行，肘关节呈90度弯曲；Epigraphic Survey， The Battle Relief of King Sety I， plate 27；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s 93， 96.上臂分别置于身体两侧并微微前倾，肘关节弯曲约90度，下臂伸向身体后侧；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 91. 上臂略微前倾，肘关节弯曲，下臂紧贴上臂并伸向身后；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 93. 两尊古王国时期的战俘雕像呈现双肘向后弯曲，绳索水平方向捆绑于双肘上方，双手呈握拳状自然垂于腿部两侧，双膝触地呈跪姿。这类雕像被认为通常置于诸如宫殿，通道之类装饰有战争和胜利场景的地方。A. Lansing， “An old Kingdom captive，”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Vol.5， No. 6，1974，pp.149152. 个别情况下，为宣扬国王的胜利，战俘中的首领可能被置于笼中，倒立地挂在船头或挂在城墙上。埃巴那之子阿赫摩斯自传体铭文记载了图特摩斯一世（Thutmose I）镇压努比亚叛乱后返回埃及途中将“卑鄙的人头朝下悬挂于陛下船头，在卡尔纳克着陆”；Ahmad Abo el Magd， “Prisoners cage in ancient Egypt，” p.5；K. Sethe， Urkunden der 18 Dynastie， pp.111； J.H.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Ⅱ， § 80.出自卡尔纳克神廟的两块石块上刻画的浮雕也描绘有类似场景，一艘船的船头悬挂有一个长方体笼子，笼中有一名战俘，呈双手被捆绑于胸前的站立姿态，船边有一排正在划桨的水手。Ahmad Abo el Magd， “Prisoners cage in ancient Egypt，” pp.1112， figure 3， 4； A.Grimm， “Ein Kfig für einen Gefangenen in einem Ritual zur Vernichtung von Feinden，” JEA， Vol.73，1997， plate XIV.
图像资料中所呈现的这些手臂的捆绑方式有些很容易做到，有些完全背离了人体骨骼结构，是不太可能做到的。笔者认为，图像中呈现的不同形式的束缚模式，一方面是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最大限度地表现埃及人对外邦战俘的羞辱与控制；另一方面，可能出于多样化艺术形式的需要，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单一模式造成的单调感，因为目前我们未发现同一排相邻两个战俘呈现同一种手臂捆绑方式。
在通常的战争过程中首先由国王、将领和士兵在战斗中俘获战俘，战争结束后立即对战俘与战利品进行清点，随后王子和官员将战俘带至国王面前进行检阅，同时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举行庆祝胜利的仪式。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s 22， 23， 42；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s 74， 96；卡尔纳克神庙多柱厅南墙描绘有拉美西斯二世检阅战俘的场景，参见K.A.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s， Vol.II， pp.2223.当国王带领战俘与战利品回到埃及，国内的神职人员和官员会组织欢迎仪式。一般战俘列阵走在最前面，国王及其座驾紧随战俘队列之后，并将串联战俘颈部的绳子握在手中，几名护卫并行国王左右，执扇者紧跟在国王后面。神职人员和官员迎面站立、跪立或匍匐于地面欢迎国王胜利归来。Epigraphic Survey， The Battle Relief of King Sety I， plate 6；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 77；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 98； A. Spalinger， “Egyptian New Kingdom Triumphs： A first blush，” in A.Spalinger and J.Armstrong， Rituals of Triumph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3， pp.95122. 例如卡尔纳克神庙多柱厅北墙塞梯一世对外战争浮雕中所描绘的国王战胜沙苏人后返回埃及时“先知（h·mntr）、官员（sr）以及上下埃及的市长（h·tyc tmc tmh·w）前来欢迎美丽之王带着大量战利品从亚洲领土归来。”K.A 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s， Vol.I， p.8. 最后，国王将俘获的大多战俘与物品献给阿蒙神庙。在埃及人看来，对外战争的胜利以及获得的一切战利品都得益于阿蒙神所赐予的力量。仪式中由国王用绳索拉着战俘将其带至阿蒙神（Amun）、穆特神（Mut）、孔苏神（Khonsu）面前Epigraphic Survey， The Battle Relief of King Sety I，plates 14， 32， 36；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 plates 11， 43， 49； 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I， plates 11， 78， 93， 99. ，并有可能以外邦首领进行人祭A.Spalinger， “Egyptian New Kingdom Triumphs： A first blush，” in A.Spalinger and J.Armstrong， eds.， Rituals of Triumph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p.103.。
在埃及语中，sqrcnh，sqr作为动词意思为打击（头部），击倒（敌人），握住，拍手。sqrcnh可以理解为活着的被击败的敌人。参见R.O.Faulkner， A Concise Dictionary of Middle Egyptian， Oxford： Griffith Institute， 2002， p.250； A.Erman， H.Grapow， Wrterbuch der gyptischen Sprache，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71，Vol.IV， p.307.译为“从敌方捕获的囚犯”。h·qwh·qw作为动词意思为劫掠（物品），攻占（城镇），俘获（战俘），抢劫，暗含受到经济动因的驱使。其引申的名词被证明从新王国开始使用，意义为抢夺的战利品。 参见R.O. Faulkner， A Concise Dictionary of Middle Egyptian， p163； A.Erman， H.Grapow， Wrterbuch der gyptischen Sprache，Vol.Ⅲ， pp.3233.，rmt kfcwrmt kfcw作为动词意思为捕获，占领，征用；作为名词的引申意思为战利品。参见R.O.Faulkner， A Concise Dictionary of Middle Egyptian， p.285.都具有“战俘”的含义，但是在实际中我们发现战俘应该是敌方不同阶层的集合体，包括敌方首领，王子，军职人员以及普通自由民和奴隶。例如，图特摩斯二世（Thutmose Ⅱ）时期的阿斯旺石碑（Aswan stela）中记录了努比亚战争之后，一个首领的孩子和其他努比亚人被俘获，他们被一同带到陛下面前。M.D.Janzen， The Iconography of Humiliation： The Depiction and Treatment of Bound Foreigners in New Kingdom Egypt， p.235.又如，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Ⅲ）年鉴中列举的第一次战役后的战利品清单中包括玛尔亚努（Maryannu）士兵38名，跟随这些敌人和首领的子女87名，男奴女奴以及他们的子女1796名，因饥饿而出城投降的103人。J.H.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II， §436.对于不同阶层的战俘埃及人会采取相应的处理方式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价值。 二、高级战俘的处置
叛乱的敌方首领一般将被处死。阿蒙霍特普二世时期的阿玛达石碑（Amada stela）和埃勒分提尼石碑（Elephatine stela）记载了第三年“陛下带着他的父亲阿蒙神的巨大喜悦返回，他亲自用他的棍棒杀死了塔赫斯（Takhsy）地区的7名首领，他们被头朝下地置于陛下船头。敌人中的6人被悬挂在底比斯的城墙上，另外1人被带到南方努比亚地区并悬挂在那帕塔（Napata）城墙上，以使陛下的胜利被永远目睹。”；G.J.Shaw， Royal Authority in Egypts Eighteenth Dynasty， pp.256257.卡尔纳克神庙记录的美棱普塔（Merenptah）第5年利比亚战争中“一场巨大的屠杀在他们的首领中进行……对于在我面前逃走的他们的首领，我命令我的部下去屠杀他，他将被化为灰烬，像野鸟一般被网住。”K.A.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s， Vol.IV， p.9.但是在卡尔纳克神庙中的普塔（Ptah）神殿所记录的关于塞梯一世第一次出征后国王向神庙奉献的铭文中提到“他们的首领被作为战俘带来，他们的贡赋在他们的背上，他将它们上交给他威严的父亲阿蒙神以及他的众神委员会”，K.A.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s， Vol.I， p.33.说明在个别情况下敌方首领也可能作为存活的战俘被带回埃及。
敌方首领的后代通常作为人质被带到埃及，当其父王去世后，他们被送回母邦接替王位。例如，图特摩斯二世时期的阿苏安石碑（Assuan stela）记录了国王派军队镇压努比亚叛乱期间“陛下的军队打败了这些外邦人，没有让男性中的任何一个人存活……除了卑鄙的库什首领的那些子女，他们连同他们的人被作为活的战俘一起带给陛下”；J.H.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II， §122； G.J.Shaw， Royal Authority in Egypt Eighteenth Dynasty， p.223.图特摩斯三世年鉴中也多次提及将地方首领的子女带到埃及作为人质的做法，米吉都（Meggido）战役后的战利品清单中记载了“……跟随这些敌人和首领的孩子 87人”；第六次战役后的战利品清单中有“首领的子女们和他们的兄弟们被带到埃及的要塞，这些首领中有任何人去世，陛下就会让他的儿子接替他的地位，这一年所带回的首领的子女有[x]+2，181名男奴和女奴……”；第七次出征乌拉萨（Ullasa）的战利品清单中有“敌方图尼坡（Tunip）首领之子”。J.H.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II， §§436， 467， 470.阿拜多斯（Abydoss）塞梯一世葬祭庙记载的瑙瑞敕令（Abydoss decree at Nauri）记录了“这里的奴隶是他从叙利亚带回的首领的后代，每个人被使得知晓他的职责，即洁净的规则”；K.A.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s， Vol.I， p.42； M.D.Janzen， The Iconography of Humiliation： The Depiction and Treatment of Bound Foreigners in New Kingdom Egypt， p.247.这些王子可能由于在幼年或青年时期受到埃及文化的熏陶，在日后的执政中更可能地采取亲近埃及的政策，同时还会将埃及文化带回母邦，充当埃及文化的传播者。例如图坦哈蒙时期米亚姆（Miam）位于下努比亚地区的行政中心。王子赫卡奈菲尔（Hekanefer）， 他具有的头衔之一“幼儿所之子”表明他幼年时可能在埃及与埃及王子一起接受教育，他的墓室设计以及墓室内的壁画主题具有典型的埃及特征。C.Bouth， The Role of Foreigners in Ancient Egypt， pp.5051.
三、普通战俘在埃及社会中的流向
首先，具备军事技能的战俘应该会被编入埃及军队中。战利品清单中敌方士兵作为其中一类战俘通常被单独列出。例如，图特摩斯三世第23年米吉都战役的战利品清单中有“43名玛尔亚努士兵”；J.H.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II， §436.孟菲斯石碑中所记载的阿蒙霍特普二世第7年和第9年亚洲战役的战利品清单中有“607名马尔亚努士兵”；K.Sethe， Urkunden der 18 Dynastie， pp.13051307； G.J.Shaw， Royal Authority in Egypts Eighteenth Dynasty， pp.263264.图特摩斯三世第29年出征扎黑的战争中“俘获[图]希尔士兵（[T]hr）329人”；J.H.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II， §459.记录拉美西斯二世第5年埃及与赫梯卡叠什战役的卡尔纳克神庙多柱厅南墙以及阿布辛贝勒神庙北墙浮雕所描绘的王子带领战俘接受国王检阅的场景中，有5位王子带领不同地区的马尔亚努士兵，另外有3位王子带领不同地区的士兵或步兵。其中拉美西斯（Ramesses） 带领那哈林（Naharina） 的马尔亚努士兵，派瑞希尔渥奈迈弗（Prehirwonmef） 带领阿来坡（Aleppo）的马尔亚努士兵，蒙图希尔霍坡筛弗（Montuhirkhopshef ）带领旮斯旮斯（Gasgas）的马尔亚努士兵，奈本胡如（Nebenkhurru）带领阿勒筛（Alshe）、乌伽里特（Ugarit）、努哈塞（Nuhasse） 的马尔亚努士兵，迈瑞阿蒙（Meryamun ）带领达尔达那亚（Dardanaya）的马尔亚努士兵，阿蒙奈姆维亚（Amenemwia） 带领玛撒（Masa） 的军队和卢库（Lukku）的士兵，塞师（Sethy） 带领卡赫美什（Carchemish） 的步兵，美棱普塔（Merenptah） 带领乌伽里特的步兵，参见K.A.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s， Vol.II， pp.2425.当然由于卡叠什战争埃及并未取得事实上的胜利，王子带领战俘的场景也不能作为史实来看待，但从中不难看出，军职战俘在埃及人观念中的重要地位。由于在新王国时期的文献中我们发现埃及军队中诸多外族士兵的身影，由此推测这类军职战俘可能是埃及军队中外族士兵的来源之一。卡叠什赞美诗中写道“陛下把装备分发给他的步兵和战车兵，以及陛下用他那双无所不胜的勇猛双臂俘获的舍尔登武士”；K.A.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s，Vol.II， p.3.拉美西斯三世第5年和第11年两次抗击利比亚部落入侵的战斗中，舍尔登人、贝督因人和努比亚人一并出现在埃方军队中的外族士兵队列中；K.A.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s，Vol.II， p.127；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 plate 17.拉美西斯三世第8年海上民族横扫小亚和东地中海沿岸各国的情况下，拉美西斯三世葬祭庙铭文记录了国王组织军队前往扎黑（Djahy）扎黑，大概方位在巴勒斯坦南部地区，但具体位置不详。抗击海上民族之前“……发放武器给步兵和战车兵，以及舍尔登和努比亚军队”。 K.A.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s， Vol.V， pp.2425.在描绘拉美西斯三世围猎雄狮的浮雕中，舍尔登人与巴勒斯坦南部地区的贝督因人均左手持矛右手持剑，与埃及重装步兵一并出现在护驾队伍中。J.H.Breasted， Medinet Habu， Vol.I， p.35.在一些非政治宣传性文献中也发现外邦人作为埃及士兵的例证。莱比锡399号石碑描绘的国王拉美西斯三世和官员拉美苏（Ramessu）欢迎阿蒙神之船的场景，这名官员所持的头衔是“〈图〉希尔长官”；K.A.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s， Vol.V， p.325.大英博物馆10068号纸草记录的拉美西斯九世时期王室盗墓案的审判卷宗中记录有两位持有“图希尔长官”（c n twhr）”头衔的人。王亮：《新王国时期古代埃及法律文献整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第106页； K.A.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s， Vol.VI， pp.501502. 对于“图希尔长”一职，舒曼（A.R.Schulmam） 认为这是对管理外邦士兵长官的统称，由外邦人担任，它与“五十人长”同属一个级别，其上级为“主方司令官（h·wty n pdt）”，这两个上一级军职由埃及人担任。参见A.R.Schulman， Military Rank， Title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Egyptian New Kingdom， pp.3437。但笔者认为图希尔可能指叙利亚北部地区的一个军事阶层。在阿布辛贝勒神庙、拉美西斯二世葬祭庙以及卢克索神庙的浮雕中所记录了图希尔士兵作为赫梯军队阵营的一员参与了拉美西斯二世第五年埃及与赫梯的卡叠什战役：“图希尔军队长，卡玛伊查（Kamaytja），倒下的赫梯的图希尔作战士兵，在他前面的图希尔近距离（作战）士兵：18000人；在他之后的其他图希尔作战士兵：19000人；图希尔士兵：倒下的赫梯的盾牌兵和贴身护卫，倒下的赫梯的军营中的辎重图希尔士兵”从中可以看出图希尔士兵以步兵作战为专长，同时也兼有盾牌手、贴身护卫、辎重兵种。同时可以肯定的是图希尔是对于某个军事阶层的称呼而非地域名稱。因为卡叠什战役中赫梯军队中的外邦联军长官例如卡巴苏（Qabasu）的司令官、阿勒筛（Alshe）的司令官在这两个地域名称之后均有表示外邦的象形文字hswt作为限定符，但是图希尔一词之后使用的是表示敌人的符号，即加德那符号列表中的A13或A14作为限定符。同时维尔伯纸草中记录了5位持有此头衔的人，杨熹：《〈维尔伯纸草〉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2016年，第106、205、222、223、228、231页。从中可以推断，第20王朝后期埃及社会中的图希尔士兵进行独立编制并拥有自己的长官；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Ⅲ） 王后提伊（Tiye） 的父亲就是一位外邦人，在埃及军队中担任战车兵中尉一职；C. Booth， The Role of Foreigners in Ancient Egypt， p.43.阿马尔那时代的墓室壁画中有多处描绘利比亚人作为护卫的场景。例如，麦瑞拉（Meryra） 墓室中所描绘的两排护卫士兵中有一名叙利亚装扮的士兵和一名利比亚装扮的士兵；N. De. G. Davies， The Rock Tomb of ElAmarna： The Tombs of Panehesy and Meryra Ⅱ， London： Egypt Exploration Fund， 1905， plate 40.图特摩斯四世时期的一位军队书吏兼士兵统领查努尼（Tjanuny）墓室壁画中描绘有5名努比亚士兵，其中4位右手举木棒，一位手举军旗，这5名士兵均表现为埃及人的红棕色皮肤，身着白色亚麻短裙，腹部略微向外突出，其中一边的臀部和腿部包裹有一块网状物，应该是作为身体的保护，腰后和膝盖后分别系着一条猫尾状饰物。猫尾饰物是一种典型努比亚风格的装饰物，在努比亚总督胡伊（Huy）墓室壁画中所描绘的四位努比亚王子中，其肘关节后也戴有这种猫尾型的装饰物。参见C. Booth， The Role of Foreigners in Ancient Egypt， p.50.来自卡尔纳克神庙阿蒙神殿的一封信件记录了拉美西斯九世第2年阿蒙神祭司对一批努比亚侦察兵给予赞赏，因为他们保护了一批被送往东部哈玛玛特干河谷（Wadi Hammamat） 金矿的工人；R. Giveon， “The Shosu of the Late XXth Dynasty，” JARCE， Vol.8，1969—1970， p.51.同期的文学作品阿那斯塔西纸草卷一阿那斯塔西纸草卷一是19王朝一篇用于书吏培养的讽刺性文学作品。其原型应该源自两位军队书吏间的信件往来。其内容是以一位军队书吏霍尔（Hori）的口吻对另一位军队书吏阿蒙奈姆普（Amenemope）就军队书吏的技能与职责，士兵供给份额的分配，工程建设中的计算以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理分布进行说教。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编号为BM 10247。参见A.Erman， Ancient Egyptian Poetry and Prose， trans. by A.M.Blackman，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95， pp.214234.（P.Anastasi I）记载的19王朝埃及向迦南地区军事远征前的准备工作中，军队书吏所统领的辅助军队有1900人，舍尔登人520人，赫荷赫人（Khehekh）1600人，迈什外什人100人，努比亚人880人，共计5000人。其中埃及本土士兵不足士兵总数的40%。J.P.Emanuel， “RDN of the stronghold， RDN of the Sea： The Sherden in Egyptian Society Reassess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3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Research Center in Egypt， 2012， p.4. 其次，大多数普通战俘被献给神庙作为劳动力。阿蒙霍特普三世葬祭庙铭文中记录了在他的葬祭庙中“填满了男女奴隶和陛下所俘获的外邦首领的后代，以及不计其数的叙利亚人”；C. Bouth， The Role of Foreigners in Ancient Egypt， p.20； M.D.Janzen， The Iconography of Humiliation： The Depiction and Treatment of Bound Foreigners in New Kingdom Egypt， p.243.卢克索神庙前厅西墙所描绘的拉美西斯二世检阅由王子带领的战俘场景中记录了“请将我有力的臂膀所俘获的战俘排列成队，由军队来护送他们，直到他们到达尼罗河之地，将他们置于我的父亲阿蒙神面前，作为他神庙的奴隶，以至于他能够给予众神食物类的贡品……”；K.A 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s， Vol.II， p.44.这些献给神庙的战俘将集中安置在定居点进行统一管理。哈里斯大纸草（P.Harris）提到拉美西斯三世在赫里奥坡里斯（Heliopolis）的阿图姆（Atum）神庙“建造了一个纯净的众多阶层（居住）的定居点，我将他们的后代带到你的领地‘对外邦人的俘获’”，J.H.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IV， § 278.从这一定居点名称推断它应该是外邦战俘的安置点。同时在新王国时期的法律文献与经济文献中的确可以发现一些隶属于神庙的外邦人，这些外邦人中一些具有明确职责，例如，阿蒙神庙的牧人、阿蒙神的土地测量员、索白克神（Sobek）的祭司、阿蒙神管家的随从；另一些则没有被提及明确的职责，例如，蒙图（Montu）神庙的外邦人、塞梯神庙外邦人、阿蒙神祭司长统辖的外邦人、监督者管理的外邦人，但是这些外邦人都没有明确的奴隶身份。王亮：《新王国时期古代埃及法律文献整理研究》，第107—176页。都林税收纸草记录的从哈图尔神庙先知手中收取的30袋大麦均来自8名外邦人，杨熹，郭丹彤：《〈都林税收纸草〉译注》，《古代文明》 2016年第1期。从中推断，这些外邦人应该隶属于神庙并且在神庙先知的集中管理下。虽然文献未明确提及他们的来源，但是笔者猜测他们可能与献给神庙的战俘有关。个别文献中也涉及到具有明确奴隶身份的外邦人，例如阿姆赫尔斯特纸草（P.Amherst）中记录了一名隶属于阿蒙神祭司的努比亚奴隶泰拉蒙（Thelamun），同时这名奴隶还负责着一名叫阿皓提奈菲尔（Ahautinufer）的盗墓者。T.E. Peet， The Great Tomb Robberies of the Twentieth Egyptian Dynasty，Vol.I： Tex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 p.49.
第三，一部分普通战俘由国王赠送给一些军事官员作为奖励。通过对比第18王朝3名军职官员的战绩与获得的奖励可以发现，能否获得战俘作为奖励与战绩并无必然联系，而与当事人的军职高低有关。埃巴那之子阿赫摩斯埃巴那之子阿赫摩斯任职于阿赫摩斯一世至图特摩斯一世期间，他参加的主要战争有，阿赫摩斯一世，第一次阿瓦利斯战争，因作为步兵表现英勇，被任命到“孟菲斯的闪耀”之舰任职；第二次阿瓦利斯战争，斩获1只手，获得英勇级黄金奖励；第三次阿瓦利斯战争，斩获1只手，获得勇敢级黄金奖励；镇压努比亚叛乱，捕获1名俘虏，获得双倍黄金奖励；最终攻占阿瓦利斯战争，捕获1名男性俘虏，3名女性俘虏，获得这1名男性和3名女性俘虏作为奖励；萨如横（Sharuhen）战役，捕获2名女性俘虏，斩获1只手，获得这2名女性俘虏和勇敢级黄金奖励；努比亚战役，俘获2名男性俘虏，斩获3只手，获得2名女奴、双倍黄金奖励；第二次镇压努比亚叛乱，俘获2名弓箭手，获得5名奴隶、5斯塔特土地；第三次镇压努比亚叛乱，由于文献缺失，战绩不详，获得3名奴隶、5斯塔特土地；阿蒙霍特普一世期间，库什战役，捕获1名俘虏，获得黄金、2名女奴、1名带给陛下的俘虏作为奖励，被任命为“君主的勇士”；图特摩斯一世期间，库什战役，在险恶的河流中表现英勇，被任命为“水师之首”；那哈林战役，俘获1辆战车、1匹战马和1名战车兵，获得双倍黄金奖励。参见J.H.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II， §§ 816，39，8081.在早期跟随阿赫摩斯一世驱逐希克索斯人的3次战争和1次平复努比亚反叛中，虽然有过俘获战俘的战绩，但是均没有获得俘虏作为奖励，并且战后都需要将战利品向王室传令官报告。在最后一次占领阿瓦利斯（Avaris）的战役中，陛下将他所俘获的战俘奖励给他作为奴隶，同时他也无需再向王室传令官报告战绩。将军阿蒙奈姆海布阿蒙奈姆海布参加的主要战役及获得的奖励如下：奈盖博（Negeb）战役：捕获3名亚洲俘虏；瓦恩（Wan）战役：捕获13名亚洲俘虏，70只活驴，13只青铜[箭]；森扎尔（Senzar）战役：斩获1只手，获得荣誉级黄金奖励，[……]2枚银环；卡叠什战役：捕获2名活的马尔亚努士兵，获得勇敢级黄金物品奖励，有2条金项链、4枚金臂环、2只金苍蝇、1只金狮子；塔赫西战役：捕获3名亚洲俘虏，获得1名男奴和1名女奴。参见D. B. Redford， The Wars in Syria and Palestine of Thutmose Ⅲ， p.167； J.H.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II， §§579592.金苍蝇和金狮子指一种由黄金制作的苍蝇形状或狮子形状吊坠，是新王国时期出现的由国王授予高级军职人员的奖励。受奖励者通常会将其悬挂在颈部，诸如底比斯第85号、200号、92号墓室（TT 85， TT 200， TT 92）主人以及埃及开罗博物馆馆藏的一尊雕像（J.E.49.565）和苏格兰国家博物馆馆藏的一尊雕像（A. 1948.486）均佩戴有这类吊坠。有时金狮子吊坠和金苍蝇吊坠会被串联在一起，通常是一只金苍蝇两侧搭配相对的两只金狮子。对于苍蝇的象征意义，学界有不同的解释：塞特（K. Sethe）认为苍蝇在攻击猎物时往往具有迅速、不屈不挠的精神，象征了被授予奖励者在战场上顽强的品质；玛莎乐（A. Marshall）则认为苍蝇可能被赋予消极意义，作为一种害虫，象征了被屠杀被击败的敌人。对于狮子的象征意义，学界也有不同看法：塞特（K. Seth） 认为狮子象征勇猛与力量，意味着接受此奖励的士兵在战场上像狮子一般勇猛；德威特（C. Dewit）， 史威茨（ U. Schweitzer） 认为金狮子是作为王室象征来授予功勋卓著的将领。参见A. Marshall， “Fly and Lion： Military Awards in Ancient Egypt，” KMT， Vol.26， No.3， 2015， pp.3947.在图特摩斯三世期间的前几次战役中虽然战绩也不算小，战后获得的奖励主要为物质奖励，例如，金项链、金臂环、银环、金狮子、金苍蝇。随后在塔赫西战役中他俘获3名亚洲俘虏，战后得到1名男奴和1名女奴作为奖励。笔者推测可能正是因为前几次战役的功绩使他们的军阶提升才得以在之后的战役中获得奴隶作为奖励。另外一位军事官员阿赫摩斯派奈赫贝特阿赫摩斯派奈赫贝特任职于阿赫摩斯一世至哈特舍普苏特和图特摩斯三世联合执政时期，他参加的主要战争及获得的奖励有阿赫摩斯一世，扎黑战役：俘获1名俘虏，斩获1只手；阿蒙霍特普一世，库什战役：俘获1名俘虏，出征利比亚地区，斩获3只手；图特摩斯一世，库什战役：俘获5名俘虏，那哈林战役：斩获21只手、俘获1匹战马、1辆战车。获得的黄金奖勵共有：7枚手镯、12条项链、5枚臂章、3把斧头、1把匕首、1件头饰、1把扇子、2件黄金饰品、6枚金苍蝇护身符、3枚金狮子护身符。参见J.H.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II， §§1825， 4142， 8485.在阿赫摩斯一世、阿蒙霍特普一世和图特摩斯一世期间参加了对亚洲和努比亚的战争，也有捕获俘虏、战马、战车和斩获手的战绩，但是他在阿赫摩斯一世期间没有获得任何奖励，在阿蒙霍特普一世、图特摩斯一世和图特摩斯二世期间获得的奖励均为物质奖励，其原因可能是他的军阶还没有达到获得战俘作为奖励的品级。M.D.Janzen， The Iconography of Humiliation： The Depiction and Treatment of Bound Foreigners in New Kingdom Egypt， p.234. 而在埃巴那之子阿赫摩斯自传体铭文中可以发现的一个细微变化是在阿赫摩斯一世统治期间的4次阿瓦利斯战役、1次平复努比亚叛乱以及萨如横战役中，埃巴那之子阿赫摩斯所获得的奴隶奖励均为他在战争中俘获的俘虏，但是从随后的努比亚战争开始，他所获得的奴隶奖励并非是他在战争中俘获的俘虏，其中似乎可以反映出国家在对待战俘问题上的政策变化，即在早期国家统一过程中为鼓励将士的积极性，个人俘获的战俘可能归当事人所有；上下埃及统一之后出于国家建设的需要以及国家机器的完善，个人俘获的战俘开始收归国家并统一分配。不过这只是笔者的猜测，在之后的历史时期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当事人拥有战场上亲自俘获的战俘，例如图特摩斯三世的理发师希巴斯特自传体铭文中提到“我有一名分配给我的奴隶，名叫伊维阿蒙（Iwy Amen），是由我分配给自己的，他是当我陪同国王时我亲自捕获的人……他没有被鞭打，也没有[被禁止进入]宫殿的任何一个大门，我把我妹妹奈贝托（Nebetto）的女儿塔卡蒙特（Takament）嫁给他作为妻子，她可以像我的妻子和女儿一样继承其中一份遗产。如果他对我的妹妹犯任何罪行，任何人都不应该采取行为惩罚他”。D. B. Redford， Egypt， Canaan and Isreal in Ancient Times， p.230； D. B. Redford， The Wars in Syria and Palestine of Thutmose Ⅲ， p.165； K.Sethe， Urkunden der 18 Dynastie， p.1369.
第四，普通战俘还被用来进行工程建设。努比亚总督塞塔乌（Setau）自传体铭文中记录了拉美西斯二世期间外邦战俘被用来进行神庙工程建设的情况“陛下命令总督塞塔乌带领在利比亚土地上俘获的战俘去建设拉美西斯二世神庙的阿蒙之屋，同时命令军队官员拉摩斯……它从西方的山峦中凿通，被用陛下所俘获的众多人填满，我完全地重盖了库什之地的所有神庙。”M.D.Janzen， The Iconography of Humiliation： The Depiction and Treatment of Bound Foreigners in New Kingdom Egypt， p.246. 利比亚战俘被调集到努比亚进行神庙建设的用意可能是防止战俘逃跑或是聚众联合反抗一类的事件；M.D.Janzen， The Iconography of Humiliation： The Depiction and Treatment of Bound Foreigners in New Kingdom Egypt， p.246拉美西斯二世时期一名书吏肯伊阿蒙（Qenyamun）写给其主人马厩战车兵胡伊（Huy）的信件中，书吏被其主人要求向负责拉动孟菲斯南部拉美西斯二世宫殿基座的军队人员以及阿皮如（Apiru） 人分发配给；K.A 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s， Vol.III， p.178.拉美西斯四世第3年派遣人力到哈玛玛特干河谷开采石料的铭文中，记录有军营中的800名阿皮如人参加这次远征。K.A.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s， Vol.VI， p.15.
第五，女性战俘也是埃及对外战争俘获的目标之一。孟菲斯石碑中记载了阿蒙霍特普二世第7年对亚洲的征战中俘获“232名首领的妻子，270名外邦首领的妾”。K.Sethe， Urkunden der 18 Dynastie， p.1305.女性战俘可能被集中安置在一个被称为“女奴之屋”的机构中，这可能是一个专门出生大量婴儿的机构。M.D.Janzen， The Iconography of Humiliation： The Depiction and Treatment of Bound Foreigners in New Kingdom Egypt， p.247.哈里斯大纸草第一卷中提及普塔神庙中存在“纯女性的定居点”，其功能可能是为普塔神庙制造奴隶作为劳动力。M.D.Janzen， The Iconography of Humiliation： The Depiction and Treatment of Bound Foreigners in New Kingdom Egypt， p.247； J.H.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IV， § 321.
从整体来讲，埃及人对待战俘的处理相对比较温和与注重实效，在对战俘的改造中倾向于文化的传输与融合，使其逐渐接受埃及民族的语言和生活习俗，并成为埃及社会中的一员。例如在麦地奈特哈布拉美西斯三世葬祭庙中记录了“他劫掠了[利比亚]之地、利布和迈什外什，他带他们跨过了尼罗河，将其带回埃及。他们被安置在胜利之王的要塞。他们听着（埃及）人的语言，侍奉着国王。他废除了他们的语言，他改变了他们的舌头。他们降临在他们（之前）从未走过的道路上”“强大的公牛，他横越外邦领土，南方之地，努比亚人的提瑞瓦于（Tiriwayu） 和伊荏（Irem），他终止了他们的[自夸]，因为他们来到了国王的领地。他们成为国王随行人员中的持盾者，战车兵，侍从和执扇者。”K.A.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s， Vol.V， p.70.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埃及人也会以较为残忍的方式对待战俘，诸如将国王的名字烙在战俘身体上，哈里斯大纸草中提及利比亚战争后“我带回数目众多的被我的剑所饶恕的人，他们在我的战马前面，手被捆绑于背后，他们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成千上万，他们的牲畜盈千累百，被囚禁在要塞，并印上我的名字。我把弓箭手之长和部落首领给他们，笔者认为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将这些利比亚战俘置于弓箭手之长和部落首领的管理之下。烙上我的名字并将他们奴役，他们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也被以相同的方式对待。”J.H.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IV， § 405； M.D.Janzen， The Iconography of Humiliation： The Depiction and Treatment of Bound Foreigners in New Kingdom Egypt， p.243. 战俘还有可能被火烧或割掉眼睛或耳朵，例如在美棱普塔第6年镇压努比亚瓦瓦特（Wawat）地区叛乱中提及“他们的首领在他们的亲人面前被扔到火中……对于其他人则被除去耳朵和眼睛并被带到库什。”K.A 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s， Vol. IV， p.2.
结语
新王国时期大规模的战俘输入的确是埃及文明发展至鼎盛时期的促成因素之一。根据图特摩斯三世年鉴中可考的记录来看，在他执政期间的17次战役中大约有6500多名普通战俘被带到埃及，其中明确提及具有奴隶身份的战俘大约5033名左右；哈里斯大纸草中记载了拉美西斯三世期间献给卡尔纳克的阿蒙神庙、赫里奧坡里斯的阿图姆神庙以及孟菲斯的普塔神庙的叙利亚和努比亚战俘共计4905名J.H.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Vol.IV， §§225， 281， 321.。然而大量战俘的涌入也是造成新王国末期社会动荡的原因之一。第20王朝末期盗墓活动的参与者中不乏外邦人的身影。例如在阿博特待审人员名单中有9名外邦人。梅尔纸草卷A中提及5名与盗墓活动相关的外邦人王亮：《新王国时期古代埃及法律文献整理研究》，第152，160页。。
此外，将外邦人编入埃及军队确实在短期内提升了埃及军队的整体战斗力，使埃及在海上民族以及利比亚部落的武装移民浪潮中幸免，但将权宜之策当作长久之计，极不利于本土军队战斗力的提升与民族凝聚力的培养，这也是造成日后外族连续统治埃及的一个重要因素。
（责任编辑：郭丹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