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和汪精卫同是民国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二者都是年纪轻轻就声名鹊起，一個是统领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少帅；一个是“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民主革命者。在其后的发展中，一个被铭刻于历史的纪念碑上，赢得亿万民众的尊敬；一个则被钉在民族的耻辱柱上，遭到世人的唾骂。两个出身、经历、追求和信仰都不相同的人物，却因时运与机缘，演绎了一段恩怨情仇。
　　“年轻时我最佩服汪精卫”
　　汪精卫，1883年生于广东三水，本名兆铭。“精卫”是他在《民报》上发表文章时所使用的笔名，取自“精卫填海”。汪精卫少时生得眉清目秀，后来曾一度被列为民国“四大美男”之一。他于1902年春考中秀才，1904年又考取了官费留日生，东渡日本政法大学留学。在日本，他开始投身革命，并成为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孙中山病危时，其著名的《总理遗嘱》就是由汪精卫代笔起草的。
　　1910年，年仅27岁的汪精卫置生死于度外，刺杀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虽然暗杀失利，身陷大狱，却因此闻名天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在狱中写的这首诗，悲壮动人、脍炙人口，被传诵一时，激励了很多有为青年投身到资产阶级革命中。
　　汪精卫口才极佳，他的演讲极具煽动力。在南洋演讲时，有一个华侨巨富的女儿名叫陈璧君，为其所动，从此弃学离家，汪精卫去哪，她跟到哪，只为聆听汪的精彩演说。汪精卫也为陈璧君的如此痴情所动，后与之结为连理。
　　对于这么一位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张学良也早就想一睹他的风采，只是苦于没有机会。到了1921年，为了联合反直，奉粤之间往来频繁，汪精卫作为孙中山的使者，曾6次来奉天，张学良才与汪精卫有了初步接触。
　　汪精卫第一次到奉天，曾举行过一次讲演。张学良听到汪精卫那条理清楚、慷慨激昂的现场版演讲时，全身热血沸腾，完全被这位年轻的革命家折服了。此后，每次汪精卫到奉，张学良都登门拜访，促膝相谈。谈得越多，了解得越深，张学良对汪精卫的钦佩之情就越深。
　　多年后，张学良回忆说：“年轻时我最佩服汪精卫！”此话并非虚言。客观地说，汪精卫对张学良民主爱国政治思想的形成曾起过积极的影响。
　　中原大战“伤”了汪精卫
　　此后，张学良一路攀升，最终荣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之职。而汪精卫却在政权的争夺中败于蒋介石之手，甚至一度出走香港。
　　其实，在国民党内论资历与名望，以及与孙中山的个人关系，汪精卫都超过蒋介石。1925年改组大元帅府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汪精卫还以全票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但由于军权掌握在蒋介石手中，没过多久，他就落了下风。
　　此外，汪精卫败于蒋介石，还有他个性的原因。汪精卫不贪钱财、不近女色，与他周围的污浊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汪精卫对自己的部下要求很严，从不搞“封官许愿”，由于跟他捞不到什么好处，愿意跟随他的人就很少。另外，汪精卫讨厌拜把子那一套，蒋介石曾两次给汪精卫送去兰谱，希望和汪精卫结为“拜把兄弟”，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作为国民党内资深的元老级人物，无论是从资历、声望、理论水平还是政治经验等诸方面综合来看，汪精卫仍不失为蒋介石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因而，在反蒋的军阀们想拧成一根绳讨伐蒋介石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汪精卫。于是，张发奎于1929年9月17日在湖北率先发表《拥汪讨蒋宣言》，电请汪精卫回国。
　　汪精卫回国后，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名义发布命令，分别委任阎锡山、冯玉祥、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锋、何键、李宗仁为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路军总司令。他一人统领这些反蒋大军，一时声势极盛。
　　但这支七拼八凑的队伍内部矛盾错综复杂，指挥不灵，步调不一。不到半年，汪精卫的反蒋大军就被蒋介石各个击破或收买瓦解。
　　到了1930年初，“中原大战”正式爆发后，阎锡山电请汪精卫北上主持党务。汪精卫在北平组织“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并被奉为“扩大会议”的领袖。此后不久，汪精卫、阎锡山等人又成立了反蒋国民政府。为争取东北军这一强大的力量，汪精卫又是去电又是派人，并应允优越条件，期望张学良能站在自己这边。
　　面对当年的偶像，张学良或许心中会有一丝别样情怀，但面对是支持国家统一，还是助力纷争乱战的选择，张学良最终站在了蒋介石一边，十万东北军进关，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当得知张学良已经出兵助蒋，汪精卫呆立无语，于20日匆匆离开北平。
　　张学良的选择，让汪精卫痛失难遇的一次倒蒋机会。此后，他便对这位东北少帅产生了难以化解的怨恨。
　　北平交恶反目成仇
　　1932年初，汪蒋二人再度释怨，重新合作，汪精卫就任行政院院长之职。这一时期，他对日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淞沪抗战正酣之际，汪精卫曾商请坐镇北方的张学良进兵热河，以牵制日军。但张学良却以“巩固后方”为辞，拒绝了汪的要求，让汪精卫很是不悦。
　　此后不久，汪精卫偕宋子文飞抵北平，与张学良进行了一次长谈。之后，二人交恶，甚至掀起一轮互相攻击的电报战。
　　对于这次会谈的内容，过去从未披露过，史家也难知其真相。在沉淀了几十年之后，张学良终于自揭谜团：“汪精卫对我说，现在，你的军队应该跟日本人打一下。我就问他，是真打吗？你中央是不是有所准备、有所办法？如果没有，打一下结果会怎样？一定打败！那你为什么要打呢？他说，现在外面的压力太大，南京政府受不了啦，你呀，军队动一动，跟日本人打一打，就可以了。你要是不这样，政府恐怕就维持不住了。打一下，可以先平息一下国内反对的声浪。我说，汪先生，你这是在说什么话？让我的部下打一下，让我的部下拿生命来换你们的政治生命？我张学良从来没有靠牺牲我部下的生命，来换取我的政治生命。为这事，你中央政府也好，你也好，都别来找我！”
　　当时，宋子文陪汪精卫一起去的。在张学良拒绝以后，汪精卫十分气愤，说：“我一个行政院长这么大地位来跟你谈。”张学良说：“不能因为你行政院长来了，我就把我部下牺牲多少维持你的政治生命。咱们有良心的人不做这个。你既然是政府的人，要打就下命令，何必跟我商量？你跟我商量当然就是有余地。你跟我商量，让我自动来主持这事，政府不负责任，我不走这路。”
　　张学良还揭露：“我当时就看出这个人（指汪精卫）没人格。我从前非常佩服他，后来他做了没人格的事。这个人，胡汉民说他的一句话很有意思，那时他还没失败。我出国回来，到香港去见胡先生。胡汉民这个（人）非常好，很会说笑话，他说个小故事骂了两个人，一个是汪先生，一个是蒋先生。他说：‘汪精卫当年在总理孙中山孙先生面前专办外交，办外交的人是不说真话的。汪精卫就是习惯了，跟谁也不说真话了。’汪说：‘我在总理面前是乱说话的，什么话都说，养成一个坏习惯，总理能饶恕我。现在我说出毛病来了。’这个话很有意思。”
　　（摘自《兰台世界》，肖建杰/文，《张学良口述历史》，唐德刚著，中国档案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