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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藏族女子独舞《母亲》是著名舞蹈编导家张继刚为藏族舞蹈家卓玛度身创作的一部作品。编导通过独树一帜的编创风格，使舞蹈的个性中透露出人性的美。在文章中通过对《母亲》舞蹈语言、编舞技法等方面的分析，来看该作品的成功之处。
关键词：《母亲》;舞蹈创作;舞蹈语言;形象塑造
“母亲”看似两个平凡、简单的字眼，却蕴含着无穷的力量。她充当着生活中最为平凡、朴实的形象。母亲的伟大无法用标尺去衡量，它并无固定的标准，正因此，艺术家们驰骋在自身的思维创作中，使其形式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呈现在作品中，成为艺术创作领域中的永恒主题。在《母亲》这个作品中，观众感受到的不止是一个“母亲”的形象，更是这个形象背后的群像，即“农耕文明中一切堪称民族的脊梁者”。
一、藏族女子独舞《母亲》的形式结构
舞蹈是一门形式感很强的艺术，舞蹈的形式结构过程，是根据舞蹈内容寻求与之相适应的舞蹈形式的过程[1] 。在该作品的形式结构中，层次清晰、结构严谨、段与段之间衔接紧密，可较好的将观众带入编导和演员创作的情境中。
作品第一部分是对“老态”母亲形象的塑造。通过夸张化的表现，配合柔缓的音乐，采用老年人典型的形态特征，赋予艺术化的表现“压低上身，前倾90度”的体态，这是作品中最具典型性的姿态。弦子的动律和屈伸贯穿作品始终，配合相适应的舞蹈语汇为塑造人物形象而服务。例如母亲在保持下压90度姿态的基础上展露如鹰般的臂膀细心呵护着儿女，直到白发苍苍爱依旧未变。在劳累中母亲想要努力的伸展身躯却力不从心，编导对塑造苍老母亲的每个细节都进行细腻的处理，完美地演绎着一位被压弯了腰的母亲形象。在第二部分，音乐旋律明显加快，动作的节奏、力度同样进行了改变。舞姿不再是颤颤巍巍，而是轻盈、优美，与作品开始时的语言设计有极为明显的差异性，舞者调度空间也并非处在小范围，而是流动式占用舞台空间。在舞动中，其肢体表达越加的豪放、洒脱，情绪情感也越发的激情似火，这是“年轻母亲”青春的绽放，青春独有的激情。在第三部分演员利用旋转巧妙地回转在“老态”的母亲形象中，与开头形成首尾呼应。这种情绪的突然变化、时空的瞬间转换产生出不同层次的感染力，但无论是沉重或是轻快都对观众的心灵、情感造成强烈的撞击。
二、藏族女子独舞《母亲》的舞蹈语言应用
舞蹈语言在舞蹈创作中担任着重要位置，具有一定的情感表达功能，能给观众带来形式美的审美感受。维斯根斯坦说：“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的最好的图画”，弗洛伊德说“没有人可以隐藏机密，假如他的嘴不说话，他会用指尖说话。”可见身体语言的重要性，尤其以人体为物质载体的舞蹈艺术而言，舞蹈语汇的应用则显得尤为重要。
在作品的舞蹈语汇应用中，编导选用优美流畅的藏族弦子舞为基本动作语汇，以藏族连绵不断的屈伸，舒展、飘逸的弦子为整部作品的基本动律核心[2] 。在跳弦子時要有优美不妩媚、谦和不压抑、豪放不张扬、悠闲不松懈的风格特征[3] 。而这恰也是藏族老妪的特性，可见编导能准确的为表现主题寻求与之相适应的舞蹈语言，使得二者之间进行很好的贴合。在塑造第一段“年迈”母亲形象时，其屈伸的节奏缓慢而沉重，所占的空间也甚小，几乎是看不到的起伏颤动，更为贴切的表现步入晚年、步履蹒跚的母亲，同时为拥有青春活力的母亲埋下伏笔。到第二段，屈伸频率明显加快，所占的空间有意外放，脚步也越发的轻盈。在保持动律的基础上加入了跃、跳以及高抬腿等动作，无不说明着“母亲”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以及一颗年轻、快乐的心。最后又回归到缓慢的节奏中，编导利用前倾90度的姿态与颤颤悠悠的舞姿动作相融合，将“母亲”和观众拉回现实。而母亲想继续像年轻时一般舞动却心有余而力不足，自己偷偷的捂着嘴笑，笑年轻时的逍遥、快乐，又仿佛在笑年迈的自己却还想像年轻时一样活力四射。
三、编舞技法中：限定中的美感
张继刚指出：一个成熟编导的成功作品肯定有它独特的形式、选材、表现方式，“这是压倒一切的”[4] 。的确，编导在创作中以各不相同的方式来书写并寄托他们所体验到的时代精神状貌。20世纪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舞蹈思潮大概是属于编舞技法的勃兴，现代舞编舞技法实际上也是一种舞蹈创作元素”[5] 。或者说舞蹈创作离不开编舞技法的使用。在这个年代，西方各种类型的编舞技法以不同形式纷纷传入中国，比如：机遇编舞法、即兴编舞法等等，西方的编舞技法对中国编导的技法和手段的使用有着一定的影响。
在该作品的编舞技法中，编导采用“限定性”编舞方式，力求在限定中寻找最大的可能性。一是对身体的限定。编导在作品中对演员的身体形态加以限制，采用“上身下压”的老年姿态以及弦子的舞姿相配合刻画“老态”母亲形象，将母亲心灵的伟大以低矮的身体来反衬。看似被限定住的身体幅度，反而越发增添母亲坚韧和顽强的品性。随后母亲的身体出现直立与上扬的形态，以塑造另一阶段母亲的形象。最后又回在老态的状态中。这种突变的反差为观众的心理、视觉造成强烈的冲击。这就是张继刚所说的通过“限制身体，使之持续，形成常态”来使偶然的“破坏”形成亮点[6] 。二是对舞蹈语汇的限定。在舞蹈编创中，除了对主题的选定外，舞蹈语汇的限定使用也极为重要。《母亲》是以藏族弦子舞为基本动作语汇，对其基本动律给予限制形成新的动态特征，对动作的节奏、力度、幅度等进行不同程度的改变，使之呈现出不一样的审美感受。三是对心理状态的限定。若要有出色的表演，演员心理状态的要求是不可忽视的。它需要舞者摈弃本身，进入舞蹈创作中所需的角色内。在编导张继刚的这部作品中是对生活在雪域高原藏族老妪的描述。对于演员而言，调整自身的心理状态，揣摩老母亲的各种复杂心理，对于淋漓尽致的诠释这个角色是极为重要的，深入了解角色才能更好的达到身心合一的结合。
结语
作品《母亲》朴实无华，但也正因为此，母爱的凸显也就更伟大。作品以小见大，看到的不只是一位母亲的形象，更是母亲所处在的那个古朴、淳真的民族。为什么这个作品会不禁让人潸然泪下，因为母亲的辛酸、母爱的伟大，正因为有了她们在背后的支撑，民族才更强盛。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去赞颂伟大的母亲呢。
参考文献：
[1] 隆荫培、徐尔充.舞蹈艺术概论[M] .出版地：上海音乐出版社，年份：2013.
[2] 张翠萍.浅析如何表现藏族舞蹈《母亲》中的人物形象[J].大众文艺，2015.
[3] 杨英.论藏族弦子舞的美学特征[J].西藏艺术研究，2016.
[4] 沈敏华.孕育精品的摇篮——记’95全国舞蹈编导研修班[J].舞蹈，1999.
[5] 冯双白.新中国舞蹈史：1949-2000[M].（新中国艺术史系列），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
[6] 张继刚.限制是天才的磨刀石——张继刚论艺术[M]北京：三联书店，2011.
关键词：《母亲》;舞蹈创作;舞蹈语言;形象塑造
“母亲”看似两个平凡、简单的字眼，却蕴含着无穷的力量。她充当着生活中最为平凡、朴实的形象。母亲的伟大无法用标尺去衡量，它并无固定的标准，正因此，艺术家们驰骋在自身的思维创作中，使其形式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呈现在作品中，成为艺术创作领域中的永恒主题。在《母亲》这个作品中，观众感受到的不止是一个“母亲”的形象，更是这个形象背后的群像，即“农耕文明中一切堪称民族的脊梁者”。
一、藏族女子独舞《母亲》的形式结构
舞蹈是一门形式感很强的艺术，舞蹈的形式结构过程，是根据舞蹈内容寻求与之相适应的舞蹈形式的过程[1] 。在该作品的形式结构中，层次清晰、结构严谨、段与段之间衔接紧密，可较好的将观众带入编导和演员创作的情境中。
作品第一部分是对“老态”母亲形象的塑造。通过夸张化的表现，配合柔缓的音乐，采用老年人典型的形态特征，赋予艺术化的表现“压低上身，前倾90度”的体态，这是作品中最具典型性的姿态。弦子的动律和屈伸贯穿作品始终，配合相适应的舞蹈语汇为塑造人物形象而服务。例如母亲在保持下压90度姿态的基础上展露如鹰般的臂膀细心呵护着儿女，直到白发苍苍爱依旧未变。在劳累中母亲想要努力的伸展身躯却力不从心，编导对塑造苍老母亲的每个细节都进行细腻的处理，完美地演绎着一位被压弯了腰的母亲形象。在第二部分，音乐旋律明显加快，动作的节奏、力度同样进行了改变。舞姿不再是颤颤巍巍，而是轻盈、优美，与作品开始时的语言设计有极为明显的差异性，舞者调度空间也并非处在小范围，而是流动式占用舞台空间。在舞动中，其肢体表达越加的豪放、洒脱，情绪情感也越发的激情似火，这是“年轻母亲”青春的绽放，青春独有的激情。在第三部分演员利用旋转巧妙地回转在“老态”的母亲形象中，与开头形成首尾呼应。这种情绪的突然变化、时空的瞬间转换产生出不同层次的感染力，但无论是沉重或是轻快都对观众的心灵、情感造成强烈的撞击。
二、藏族女子独舞《母亲》的舞蹈语言应用
舞蹈语言在舞蹈创作中担任着重要位置，具有一定的情感表达功能，能给观众带来形式美的审美感受。维斯根斯坦说：“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的最好的图画”，弗洛伊德说“没有人可以隐藏机密，假如他的嘴不说话，他会用指尖说话。”可见身体语言的重要性，尤其以人体为物质载体的舞蹈艺术而言，舞蹈语汇的应用则显得尤为重要。
在作品的舞蹈语汇应用中，编导选用优美流畅的藏族弦子舞为基本动作语汇，以藏族连绵不断的屈伸，舒展、飘逸的弦子为整部作品的基本动律核心[2] 。在跳弦子時要有优美不妩媚、谦和不压抑、豪放不张扬、悠闲不松懈的风格特征[3] 。而这恰也是藏族老妪的特性，可见编导能准确的为表现主题寻求与之相适应的舞蹈语言，使得二者之间进行很好的贴合。在塑造第一段“年迈”母亲形象时，其屈伸的节奏缓慢而沉重，所占的空间也甚小，几乎是看不到的起伏颤动，更为贴切的表现步入晚年、步履蹒跚的母亲，同时为拥有青春活力的母亲埋下伏笔。到第二段，屈伸频率明显加快，所占的空间有意外放，脚步也越发的轻盈。在保持动律的基础上加入了跃、跳以及高抬腿等动作，无不说明着“母亲”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以及一颗年轻、快乐的心。最后又回归到缓慢的节奏中，编导利用前倾90度的姿态与颤颤悠悠的舞姿动作相融合，将“母亲”和观众拉回现实。而母亲想继续像年轻时一般舞动却心有余而力不足，自己偷偷的捂着嘴笑，笑年轻时的逍遥、快乐，又仿佛在笑年迈的自己却还想像年轻时一样活力四射。
三、编舞技法中：限定中的美感
张继刚指出：一个成熟编导的成功作品肯定有它独特的形式、选材、表现方式，“这是压倒一切的”[4] 。的确，编导在创作中以各不相同的方式来书写并寄托他们所体验到的时代精神状貌。20世纪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舞蹈思潮大概是属于编舞技法的勃兴，现代舞编舞技法实际上也是一种舞蹈创作元素”[5] 。或者说舞蹈创作离不开编舞技法的使用。在这个年代，西方各种类型的编舞技法以不同形式纷纷传入中国，比如：机遇编舞法、即兴编舞法等等，西方的编舞技法对中国编导的技法和手段的使用有着一定的影响。
在该作品的编舞技法中，编导采用“限定性”编舞方式，力求在限定中寻找最大的可能性。一是对身体的限定。编导在作品中对演员的身体形态加以限制，采用“上身下压”的老年姿态以及弦子的舞姿相配合刻画“老态”母亲形象，将母亲心灵的伟大以低矮的身体来反衬。看似被限定住的身体幅度，反而越发增添母亲坚韧和顽强的品性。随后母亲的身体出现直立与上扬的形态，以塑造另一阶段母亲的形象。最后又回在老态的状态中。这种突变的反差为观众的心理、视觉造成强烈的冲击。这就是张继刚所说的通过“限制身体，使之持续，形成常态”来使偶然的“破坏”形成亮点[6] 。二是对舞蹈语汇的限定。在舞蹈编创中，除了对主题的选定外，舞蹈语汇的限定使用也极为重要。《母亲》是以藏族弦子舞为基本动作语汇，对其基本动律给予限制形成新的动态特征，对动作的节奏、力度、幅度等进行不同程度的改变，使之呈现出不一样的审美感受。三是对心理状态的限定。若要有出色的表演，演员心理状态的要求是不可忽视的。它需要舞者摈弃本身，进入舞蹈创作中所需的角色内。在编导张继刚的这部作品中是对生活在雪域高原藏族老妪的描述。对于演员而言，调整自身的心理状态，揣摩老母亲的各种复杂心理，对于淋漓尽致的诠释这个角色是极为重要的，深入了解角色才能更好的达到身心合一的结合。
结语
作品《母亲》朴实无华，但也正因为此，母爱的凸显也就更伟大。作品以小见大，看到的不只是一位母亲的形象，更是母亲所处在的那个古朴、淳真的民族。为什么这个作品会不禁让人潸然泪下，因为母亲的辛酸、母爱的伟大，正因为有了她们在背后的支撑，民族才更强盛。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去赞颂伟大的母亲呢。
参考文献：
[1] 隆荫培、徐尔充.舞蹈艺术概论[M] .出版地：上海音乐出版社，年份：2013.
[2] 张翠萍.浅析如何表现藏族舞蹈《母亲》中的人物形象[J].大众文艺，2015.
[3] 杨英.论藏族弦子舞的美学特征[J].西藏艺术研究，2016.
[4] 沈敏华.孕育精品的摇篮——记’95全国舞蹈编导研修班[J].舞蹈，1999.
[5] 冯双白.新中国舞蹈史：1949-2000[M].（新中国艺术史系列），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
[6] 张继刚.限制是天才的磨刀石——张继刚论艺术[M]北京：三联书店，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