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姐是下岗工人，在一次“再就业”公益活动中被招进报社当清洁工。她每天必须在上午和下午各打扫一次厕所，然后还要拖两次楼道，除此之外，她还必须在编辑和记者工作之前抹干净他们的桌子和电脑键盘，并将桌下的垃圾带走。这些工作对于她一米五八的娇小个头来说确实显得沉重了些。而且，相对于她一个月三百元的收入来说，则更显得有些不近情理。但艳姐却从未因此而懈怠。因为来报社之前，四十多岁的她在劳务市场碰了太多壁，她说，三百元虽然不多，但总能贴补儿子在学校里的伙食费。
　　活儿再多也有做完的时候，做完活的时候是艳姐最难受的时候，她本可以坐下来看取之不竭的报纸，但她总觉得不适合自己的身份。她曾经还带过毛线偷偷地织毛衣，但在行管科长不经意间看到一次之后，地便再没织过了。
　　但就在这时候，艳姐找到一件事。确切地说，是事找到了她。
　　这是一个无聊的下午，艳姐像往常那样做完了自己的工作，坐在办公区门口与保安有一句没一句地拉着家常。这时，从外面来了一个乞丐样的年轻女子，她背着一个硕大的包裹。看样子走了很远的路，很疲惫的样子。她几乎是扑着进了报社的门，眼神极像急切冲进庙门的祥林嫂。不用说也知道，这又是一个心里有冤屈的人，在有关部门碰壁碰到没辙之后，把最后一线希望押到了新闻媒体。
　　如果他们所遇到的难事仅限于小孩走丢了，或亲人治病没钱医，或考上大学没钱读，或受到村支书以下级别官员的欺负，或遭到三个门面以下的商家欺诈，大多数记者还是愿意伸出援手的，因为这些都是不错的新闻线索，把当事人往镜头前一拉，搞个声泪俱下的特写镜头，然后再写一段让人动容的文字，文章后面加个援助热线，既助人又助己，其乐融融，皆大欢喜。
　　但事实上，找到报社来的大多数都不是幸运者，不是拿出几斤重的上访材料的老者，就是十几年前官司胜诉至今没有执行的伤残人士，要么就是祖屋被强拆的人。用新闻业内人士的话说，这些都是“高压线”人士，谁碰谁倒霉。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做出的稿子大多发不出来。因此，每当遇上这类事，所有编辑记者都是避之犹恐不及的，一个个与来访者的关系像同性的电子一样，始终保持一段距离。心好的，大多装着看看材料，送上一声同情的叹息，然后自己忙自己的事，任来访者在那里自言自语。心狠点的，则直接叫保安。
　　那天那个青年女子恰属后者，遇上的是报社无法帮她的事。保安是个乡下后生，他让女子进去，碰遍了所有部门，最后灰溜溜地回来。最后，保安向那女子提供了最后的帮助——给她一把椅子，让眼看就要散了架的她坐坐。
　　她就坐在艳姐身旁。
　　艳姐成为她唯一的听众。
　　她讲着，哭着。
　　艳姐听着，也跟着抹泪。
　　那天。艳姐听她讲述忘了下班，几年里第一次错过给老公做晚饭的时间。那年轻女子走时，给她磕了头，感谢她能听听自己心里的憋屈。
　　自那以后。艳姐工作之余就多了一些事——听那些没人接待的来访者讲自己的故事。在那些绝望的人们眼中，她毕竟是报社的一员，尽管她的工作与记者有天大的差距。但他们并不知道。
　　艳姐也知道这种差距，她努力想缩小它。起码，在外形上也可以做这种尝试。于是她破天荒地买了女记者们爱穿的套装，梳了女编辑常梳的发型。她穿这身行头扫厕所显得特别扭，如果不打扫卫生则确实有点像个新闻工作者了。
　　这样，艳姐俨然是报社的一个工作人员了。她听那些上访者的哭诉，并陪他们流泪。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
　　这种状况被一位专写卧底报道起家的副总发现了。这位一贯从坏处着眼看人的领导恰好主管后勤工作。他觉得这个清洁工有冒充记者的嫌疑，而这背后，很可能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
　　保安科和后勤科联合调查，看艳姐是否冒充过记者?看她在这种冒充中捞取过何种好处?她是否有向来访者收取和企图收取钱物的行为?
　　在接受调查时，艳姐说自己从未主动向别人说过自己是记者。只是含混地说自己是报社工作人员，只是别人叫自己记者时，没有明确否认而已。至于得了什么，那些人身上除了投诉材料之外便只剩下悲伤了。他们把悲伤分了些给我。
　　调查人员认为不可理喻，问她动机是什么?她回答说：想这么做就这么做了，没有动机。
　　大家不相信，于是决定加大力度，去找那些来访者来调查。报社一位同事看不过眼了，悄悄将这事报告给老总，老总是一位干了三十年新闻工作的老人。他听了这事之后，沉吟了很久，叹息说：想不到本报没有麻木的竟只剩一名清洁工人了。
　　他当即下令不要再查了，并让行管科给艳姐安了一张办公桌到门口。立一个“接待处”的牌子，让她在做完清洁之后，可以体体面面地代表报社听那些可怜人诉诉苦。
　　编辑　薛峰
　　[高兴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