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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有影响的发展观大都产生于国外，而科学发展观产生于21世纪初的中国，堪称发展观演化史上的最高阶段。科学发展观涵盖了各个阶段发展观的所有主题内容，体现了这些发展观的核心思想，如社会综合协调发展的思想、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的思想、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等，提升了发展观的实践价值。科学发展观作为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新境界，开拓了中国新的发展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集中体现，是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当代中国；发展理论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287(2009)02—0014—06
“发展”是一个足以引起人们关注的字眼。人类有史以来，就一直为自身的发展问题所困扰，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变，是一个在不断克服人与自然的矛盾以及社会矛盾中得到发展的过程。无论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还是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出发，发展都被看作是由旧质到新质、由简到繁和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过程，因而，发展通常被认为是进步的同义词。目前，中国正处于自唐宋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中国奇迹”为世人所称颂，“千年之梦”正在变为现实。与世间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中国也存在着不少发展中的问题，“中国经验”的内涵需要不断得到丰富和充实。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为了实现中国的科学发展，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思想，这些重大战略思想对中国的发展不仅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长远和全局性的指导意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北京大学哲学系黄楠森教授认为。“科学发展观这一概念至少有3个层次的理解：宇宙发展观、社会发展观和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观”。宇宙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应属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范畴，社会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应属于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范畴，而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则属于指导具体实践的战略思想范畴。科学发展观作为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是由这3个不同层次的理论范畴构成的完整体系，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新境界，开拓了中国实现新的发展的前进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集中体现，因而成为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
一、科学发展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新境界
发展观是指人们在发展实践中所形成的对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途径、发展方式和发展战略，可以说，发展观对发展实践产生着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重大影响。发展观的产生源远流长，基本上与人类文明同步而生。自人类历史有文字记载以来，人类对发展问题就有过一些简单的、朴素的观点，而且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和思考，尽管这些观点并不完备，但极富哲理，是现代发展观形成的精神基础。
人类真正把发展作为研究对象始于20世纪4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这一学派把发展等同于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这是现代发展观的第一阶段。二次大战后，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从经济角度，着重探究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经济增长问题，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原因就在于工业化程度不高，通过经济增长走向工业化社会，是这些国家的主要发展目标和战略选择。第二阶段的现代发展观，把发展看作整个社会结构的变革过程。20世纪60年代末，联合国倡导的“第一个发展10年(1960～1970年)”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遭到失败，付出了沉重代价。一些西方社会学家对发展等同于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发展观进行了反思，认为发展除了经济增长外还要进行社会变革，通过整个社会结构的变革来扬弃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第三阶段的现代发展观，开始注重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协调。1973年罗马俱乐部提出的“增长极限论”，摒弃了大多数国家所奉行的经济中心论。第四阶段的现代发展观，把发展作为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的过程。1995年的哥本哈根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把“以人为中心”作为“发展的最终目标”，突出发展的人文价值。
20世纪有影响的发展观大都产生于国外，而科学发展观产生于21世纪初的中国，堪称发展观演化史上的最高阶段。科学发展观涵盖了各个阶段发展观的所有主题内容，不但体现了这些发展观的核心思想，如社会综合协调发展的思想、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的思想、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等，而且提升了发展观的实践价值。科学发展观之所以不同于以往的发展观，就在于它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的30年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近两位数的发展速度，创造了“中国奇迹”。在此实践基础上提炼而成的发展观，是对前一阶段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不仅用于指导中国的下一步发展，而且也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以往的发展观均是学者们的谈而论道，或是事后反思，缺乏指导实践的效力，而科学发展观则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决定着中国现实的发展，并对未来的中国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邓小平理论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发展思想。邓小平理论从中国实际出发，以发展为主线，全面系统地阐明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中国要发展，究竟怎样发展，这是邓小平理论所要回答的核心主题。在发展的具体问题上，邓小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改革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途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强大动力；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等等。只要我们认真研读邓小平同志的原著，不难发现唯物辩证法贯穿其始终。他对任何一个发展问题都不是孤立地、片面地去看待，而是全面地、联系地、辩证地去认识和把握，从利益协调、增进福利、社会和谐等角度来思考如何更好地实现发展。例如，发展与改革、稳定的统一；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统一；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与共同富裕的统一；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波浪式前进与跳跃式发展的统一；重视城市发展与改变农村面貌的统一；等等。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形成了关于发展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发展阶段问题上。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对我国从新世纪开始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进行了战略部署； 在发展战略问题上，提出了新型工业化道路、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经济结构调整战略等一系列战略举措；在发展的根本目的问题上，强调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要不断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发展的这些思想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重要思想来源，科学发展观把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发展的思想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内涵，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体系中，并没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叫发展观的组成部分，但其唯物主义辩证法中则蕴含着丰富的关于发展的观点。与其相对应，科学发展观在阐明发展观点时，始终贯穿着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逻辑主线，闪烁着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智慧光芒，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发展的思想在一个多世纪以后得到了充分发掘和科学运用。科学发展观认为发展要以人为本，人是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全体人民共同享有发展的成果，才能凝心聚力，共同创造美好的幸福生活，科学发展观才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科学发展观认为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同时，又要求发展做到“七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保持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认为发展是螺旋式的上升，是由量到质的转变，要求在发展中勇于开拓创新，不断突破发展的瓶颈制约，实现新的发展。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最新成果以及发展观的最新阶段，把唯物主义辩证法科学地运用到中国发展的具体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揭示发展本质和规律的新观点，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新境界。
二、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集中体现
科学社会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学说之所以是空想社会主义，就在于空想家们仅仅从理性、人性出发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构想未来社会的理想图景，而没有找到变革社会的真正主体和正确途径。马克思、恩格斯把徘徊在乌托邦荒漠上的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深刻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必然趋势，使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社会主义有理论、运动、社会形态3个方面的含义。19世纪开始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进行的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社会主义才由科学理论成为社会实践。从社会主义实践所经历的90多年的曲折历程看，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并没有穷尽真理，而只是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一切都有赖于社会主义者在实践中探索前进。这正应验了列宁早期所说的：“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前苏联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某些设想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把这一模式原样推广到二战后的一些东欧国家，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探索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总结，才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尽管其间经受了像苏东剧变这样的国际共运大挫折，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并没有因此而停顿下来，而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引下，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有两点是十分明确的：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也就是未来社会的本质规定，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二是对实现这一根本目的的手段和途径，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出具体答案，而需要后人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引入其理论，深刻阐明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对于解放劳动、消灭异化和分工、消灭阶级差别、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过渡创造前提和奠定基础的重要作用。邓小平正是基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的现实条件，从生产力角度来认识和概括社会主义本质的。虽然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全部内容，有了发达的生产力，也不一定意味着进入了社会主义，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为我们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奠定了思想基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其发展结果必然要反映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社会主义本质将越来越多地展现在实际的发展状态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一刻也没有停顿过，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提出把“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开启了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视角。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从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出发，不论是关注民生问题的“五有”，还是重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七个统筹”，均表明科学发展观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更加全面。
自从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理论产生以来，就一直在与形形色色的理论流派的斗争中发展，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也是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同各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理论流派的比较和斗争中形成的。一是在与新自由主义的交锋中，坚守了社会主义的经济阵地。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全面私有化，提倡“机会均等”；而科学发展观强调国家对经济运行实行必要的宏观调控，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实现“共同富裕”。二是在排除民主社会主义的干扰中，伸张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要求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宪政，把社会主义看作为一种道德价值的实现；而科学发展观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明确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在与党内外各种错误思潮的交锋中，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清醒了所要肩负的历史责任，更加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毫不避讳地将科学社会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上，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作出了极其精辟的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今年是社会主义中国诞生60周年。60年前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开 辟了道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贫穷落后国家来说，搞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在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中也找不到明确的答案，完全靠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前进。回顾中国这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发展实践相结合的60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奋力开拓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60年，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和发展的60年。科学发展观集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问题理论思考之大成，是建国以来一代又一代党中央领导人和全党同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和付出代价的宝贵经验总结。毛泽东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缔造者，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驱；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气魄，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江泽民为核心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两代党中央在这条道路上加快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了辉煌成就。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最新认识，只要我们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渊源、丰富内涵、科学体系和指导意义，就不难领悟到其中所蕴含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精髓，在实践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将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三、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中心任务。发展是一个不断打破原先平衡的过程，发展过程中必然要付出代价。所谓发展的代价，就是为了实现一种发展目标而牺牲另一种目标，即以某种“失”来换取某种“得”。西方发达国家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片面地追求工业化规模，导致严重的城市病。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南美发展中国家曾出现过较快的经济增长，但在社会发展方面却暴露出许多问题，如贫富两极分化、环境污染、社会失去公平等，这种现象被发展经济学家称之为“有增长而无发展”。不可否认，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样存在着发展代价问题，邓小平在1993年曾经指出：“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面对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我们不能把它仅仅看作为纯消极的东西，也不能否认其在发展中必然会产生的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而要在看到它消极一面的同时，认识到它的积极意义。其积极意义就在于我们对待发展代价的态度，我们不能因其产生的必然性就消极旁观、任其扩大，而要努力把代价控制在最小限度，并通过扬弃代价选择更为科学的发展途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选择科学的发展道路，实现新的发展，必须坚持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发展的目标与手段的统一。
科学发展观着眼于中国进入新阶段后的发展，吸收借鉴了国内外发展理论的新成果，深刻总结了国内外发展实践的新经验，为中国实现新的发展开拓了前进道路，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和长远的指导意义。其具体表现在：“以人为本针对社会主义建设中忽视人的需要与要求的片面性，全面发展针对忽视政治、文化建设的片面性，协调发展针对忽视贫富差异、城乡差异、东西部差异等方面的片面性，可持续发展针对忽视生态平衡的片面性”。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进程，虽然每个发展阶段都会有新情况、新问题出现，发展理论也必然会不断增添新内容，但科学发展观对发展所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既是人类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般规律，也是中国现阶段高质量发展必须遵循的特殊规律。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再到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紧密结合当代中国发展的实际，创造性地对发展内涵、发展阶段、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发展规律、发展制度、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发展目标等重大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使之上升为理论形态，成为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
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新兴工业体国家，在未来世界发展的格局中还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作为一个体制改革、社会转型进入关键阶段的国家，在未来的发展中还将出现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步入老年期的资本主义开始日渐僵化，而经过改革的社会主义的活力得到进一步增强，面临着许多新的发展机遇。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实现新的发展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应对发展挑战、创新发展理念、把握发展规律的强大理论武器。党的十七大报告全面归纳了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呈现的8个阶段性特征，科学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基本经验，将其归结为“十个结合”。这“十个结合”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对进入新阶段的我国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中，“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这4个结合所涉及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是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基础和制度保证。“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这6个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总体要求。
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由华尔街次贷危机所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至今还在发展之中，已经逐步危及实体经济。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是自1929年资本主义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触及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再次印证了马克思所揭露的资本的逐利性和贪婪性，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中国经济受这次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虽不大，但也难以独善其身，如何在新的条件下发挥国际资本的积极作用，为我所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需要我们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新中国成立60年来所积累的发展基础，成为我们下一步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一方面，继续发展需要突破长期形成的矛盾困扰，另一方面，新的发展又要积极应对新出现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需要破解不发展与发展后的两大难题。科学发展观就是在实践的呼唤中产生的，并将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成为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
参考文献：
[1]黄楠森.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位置[J].学习与研究，2008(2).
[2]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80.
[3]张军扩.重温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思想[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05—12—12(17).
[4]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94.
[5]罗文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46—356.
[6]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64.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当代中国；发展理论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287(2009)02—0014—06
“发展”是一个足以引起人们关注的字眼。人类有史以来，就一直为自身的发展问题所困扰，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变，是一个在不断克服人与自然的矛盾以及社会矛盾中得到发展的过程。无论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还是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出发，发展都被看作是由旧质到新质、由简到繁和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过程，因而，发展通常被认为是进步的同义词。目前，中国正处于自唐宋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中国奇迹”为世人所称颂，“千年之梦”正在变为现实。与世间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中国也存在着不少发展中的问题，“中国经验”的内涵需要不断得到丰富和充实。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为了实现中国的科学发展，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思想，这些重大战略思想对中国的发展不仅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长远和全局性的指导意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北京大学哲学系黄楠森教授认为。“科学发展观这一概念至少有3个层次的理解：宇宙发展观、社会发展观和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观”。宇宙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应属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范畴，社会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应属于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范畴，而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则属于指导具体实践的战略思想范畴。科学发展观作为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是由这3个不同层次的理论范畴构成的完整体系，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新境界，开拓了中国实现新的发展的前进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集中体现，因而成为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
一、科学发展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新境界
发展观是指人们在发展实践中所形成的对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途径、发展方式和发展战略，可以说，发展观对发展实践产生着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重大影响。发展观的产生源远流长，基本上与人类文明同步而生。自人类历史有文字记载以来，人类对发展问题就有过一些简单的、朴素的观点，而且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和思考，尽管这些观点并不完备，但极富哲理，是现代发展观形成的精神基础。
人类真正把发展作为研究对象始于20世纪4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这一学派把发展等同于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这是现代发展观的第一阶段。二次大战后，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从经济角度，着重探究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经济增长问题，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原因就在于工业化程度不高，通过经济增长走向工业化社会，是这些国家的主要发展目标和战略选择。第二阶段的现代发展观，把发展看作整个社会结构的变革过程。20世纪60年代末，联合国倡导的“第一个发展10年(1960～1970年)”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遭到失败，付出了沉重代价。一些西方社会学家对发展等同于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发展观进行了反思，认为发展除了经济增长外还要进行社会变革，通过整个社会结构的变革来扬弃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第三阶段的现代发展观，开始注重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协调。1973年罗马俱乐部提出的“增长极限论”，摒弃了大多数国家所奉行的经济中心论。第四阶段的现代发展观，把发展作为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的过程。1995年的哥本哈根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把“以人为中心”作为“发展的最终目标”，突出发展的人文价值。
20世纪有影响的发展观大都产生于国外，而科学发展观产生于21世纪初的中国，堪称发展观演化史上的最高阶段。科学发展观涵盖了各个阶段发展观的所有主题内容，不但体现了这些发展观的核心思想，如社会综合协调发展的思想、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的思想、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等，而且提升了发展观的实践价值。科学发展观之所以不同于以往的发展观，就在于它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的30年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近两位数的发展速度，创造了“中国奇迹”。在此实践基础上提炼而成的发展观，是对前一阶段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不仅用于指导中国的下一步发展，而且也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以往的发展观均是学者们的谈而论道，或是事后反思，缺乏指导实践的效力，而科学发展观则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决定着中国现实的发展，并对未来的中国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邓小平理论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发展思想。邓小平理论从中国实际出发，以发展为主线，全面系统地阐明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中国要发展，究竟怎样发展，这是邓小平理论所要回答的核心主题。在发展的具体问题上，邓小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改革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途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强大动力；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等等。只要我们认真研读邓小平同志的原著，不难发现唯物辩证法贯穿其始终。他对任何一个发展问题都不是孤立地、片面地去看待，而是全面地、联系地、辩证地去认识和把握，从利益协调、增进福利、社会和谐等角度来思考如何更好地实现发展。例如，发展与改革、稳定的统一；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统一；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与共同富裕的统一；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波浪式前进与跳跃式发展的统一；重视城市发展与改变农村面貌的统一；等等。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形成了关于发展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发展阶段问题上。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对我国从新世纪开始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进行了战略部署； 在发展战略问题上，提出了新型工业化道路、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经济结构调整战略等一系列战略举措；在发展的根本目的问题上，强调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要不断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发展的这些思想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重要思想来源，科学发展观把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关于发展的思想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内涵，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体系中，并没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叫发展观的组成部分，但其唯物主义辩证法中则蕴含着丰富的关于发展的观点。与其相对应，科学发展观在阐明发展观点时，始终贯穿着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逻辑主线，闪烁着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智慧光芒，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发展的思想在一个多世纪以后得到了充分发掘和科学运用。科学发展观认为发展要以人为本，人是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全体人民共同享有发展的成果，才能凝心聚力，共同创造美好的幸福生活，科学发展观才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科学发展观认为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同时，又要求发展做到“七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保持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认为发展是螺旋式的上升，是由量到质的转变，要求在发展中勇于开拓创新，不断突破发展的瓶颈制约，实现新的发展。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最新成果以及发展观的最新阶段，把唯物主义辩证法科学地运用到中国发展的具体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揭示发展本质和规律的新观点，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新境界。
二、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集中体现
科学社会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学说之所以是空想社会主义，就在于空想家们仅仅从理性、人性出发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构想未来社会的理想图景，而没有找到变革社会的真正主体和正确途径。马克思、恩格斯把徘徊在乌托邦荒漠上的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深刻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必然趋势，使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社会主义有理论、运动、社会形态3个方面的含义。19世纪开始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进行的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社会主义才由科学理论成为社会实践。从社会主义实践所经历的90多年的曲折历程看，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并没有穷尽真理，而只是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一切都有赖于社会主义者在实践中探索前进。这正应验了列宁早期所说的：“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前苏联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某些设想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把这一模式原样推广到二战后的一些东欧国家，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探索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总结，才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尽管其间经受了像苏东剧变这样的国际共运大挫折，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并没有因此而停顿下来，而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引下，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有两点是十分明确的：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也就是未来社会的本质规定，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二是对实现这一根本目的的手段和途径，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出具体答案，而需要后人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引入其理论，深刻阐明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对于解放劳动、消灭异化和分工、消灭阶级差别、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过渡创造前提和奠定基础的重要作用。邓小平正是基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的现实条件，从生产力角度来认识和概括社会主义本质的。虽然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全部内容，有了发达的生产力，也不一定意味着进入了社会主义，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为我们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奠定了思想基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其发展结果必然要反映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社会主义本质将越来越多地展现在实际的发展状态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一刻也没有停顿过，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提出把“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开启了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视角。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从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出发，不论是关注民生问题的“五有”，还是重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七个统筹”，均表明科学发展观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更加全面。
自从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理论产生以来，就一直在与形形色色的理论流派的斗争中发展，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也是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同各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理论流派的比较和斗争中形成的。一是在与新自由主义的交锋中，坚守了社会主义的经济阵地。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全面私有化，提倡“机会均等”；而科学发展观强调国家对经济运行实行必要的宏观调控，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实现“共同富裕”。二是在排除民主社会主义的干扰中，伸张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要求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宪政，把社会主义看作为一种道德价值的实现；而科学发展观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明确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在与党内外各种错误思潮的交锋中，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清醒了所要肩负的历史责任，更加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毫不避讳地将科学社会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上，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作出了极其精辟的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今年是社会主义中国诞生60周年。60年前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开 辟了道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贫穷落后国家来说，搞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在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中也找不到明确的答案，完全靠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前进。回顾中国这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发展实践相结合的60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奋力开拓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60年，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和发展的60年。科学发展观集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问题理论思考之大成，是建国以来一代又一代党中央领导人和全党同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和付出代价的宝贵经验总结。毛泽东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缔造者，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驱；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气魄，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江泽民为核心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两代党中央在这条道路上加快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了辉煌成就。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最新认识，只要我们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渊源、丰富内涵、科学体系和指导意义，就不难领悟到其中所蕴含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精髓，在实践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将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三、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中心任务。发展是一个不断打破原先平衡的过程，发展过程中必然要付出代价。所谓发展的代价，就是为了实现一种发展目标而牺牲另一种目标，即以某种“失”来换取某种“得”。西方发达国家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片面地追求工业化规模，导致严重的城市病。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南美发展中国家曾出现过较快的经济增长，但在社会发展方面却暴露出许多问题，如贫富两极分化、环境污染、社会失去公平等，这种现象被发展经济学家称之为“有增长而无发展”。不可否认，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样存在着发展代价问题，邓小平在1993年曾经指出：“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面对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我们不能把它仅仅看作为纯消极的东西，也不能否认其在发展中必然会产生的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而要在看到它消极一面的同时，认识到它的积极意义。其积极意义就在于我们对待发展代价的态度，我们不能因其产生的必然性就消极旁观、任其扩大，而要努力把代价控制在最小限度，并通过扬弃代价选择更为科学的发展途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选择科学的发展道路，实现新的发展，必须坚持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发展的目标与手段的统一。
科学发展观着眼于中国进入新阶段后的发展，吸收借鉴了国内外发展理论的新成果，深刻总结了国内外发展实践的新经验，为中国实现新的发展开拓了前进道路，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和长远的指导意义。其具体表现在：“以人为本针对社会主义建设中忽视人的需要与要求的片面性，全面发展针对忽视政治、文化建设的片面性，协调发展针对忽视贫富差异、城乡差异、东西部差异等方面的片面性，可持续发展针对忽视生态平衡的片面性”。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进程，虽然每个发展阶段都会有新情况、新问题出现，发展理论也必然会不断增添新内容，但科学发展观对发展所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既是人类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般规律，也是中国现阶段高质量发展必须遵循的特殊规律。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再到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紧密结合当代中国发展的实际，创造性地对发展内涵、发展阶段、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发展规律、发展制度、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发展目标等重大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使之上升为理论形态，成为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
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新兴工业体国家，在未来世界发展的格局中还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作为一个体制改革、社会转型进入关键阶段的国家，在未来的发展中还将出现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步入老年期的资本主义开始日渐僵化，而经过改革的社会主义的活力得到进一步增强，面临着许多新的发展机遇。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实现新的发展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应对发展挑战、创新发展理念、把握发展规律的强大理论武器。党的十七大报告全面归纳了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呈现的8个阶段性特征，科学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基本经验，将其归结为“十个结合”。这“十个结合”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对进入新阶段的我国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中，“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这4个结合所涉及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是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基础和制度保证。“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这6个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总体要求。
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由华尔街次贷危机所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至今还在发展之中，已经逐步危及实体经济。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是自1929年资本主义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触及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再次印证了马克思所揭露的资本的逐利性和贪婪性，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中国经济受这次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虽不大，但也难以独善其身，如何在新的条件下发挥国际资本的积极作用，为我所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需要我们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新中国成立60年来所积累的发展基础，成为我们下一步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一方面，继续发展需要突破长期形成的矛盾困扰，另一方面，新的发展又要积极应对新出现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需要破解不发展与发展后的两大难题。科学发展观就是在实践的呼唤中产生的，并将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成为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
参考文献：
[1]黄楠森.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位置[J].学习与研究，2008(2).
[2]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80.
[3]张军扩.重温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思想[N].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05—12—12(17).
[4]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94.
[5]罗文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46—356.
[6]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