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诚如史学大师陈寅恪所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公元960年，统率禁军的殿前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取了“主少国疑”的后周政权，建立了宋朝。唐末五代以来，战乱频仍，肇因于军权下移，藩镇拥兵跋扈，赵匡胤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剥夺功臣兵权，加强了中央集权，削弱了地方势力，并推行以文抑武的文臣治国体制，以右文崇儒为国策，优遇文人，开科取士，兴文教，办学校，勤学苦读蔚为社会风气。宋初承五代乱离、兵戈扰攘之后，文献坠散，书多荡焚。太祖建隆初年，官府藏书仅存一万二千余卷。为此，朝廷屡次下诏征求散在民间的遗书，或出资购买，或借来抄录，或补以官，以利诱之。朝廷公布缺书目录，竭力访求，对存世文献典籍进行裒集，校勘整理，群书渐备。至熙宁初年，官府藏书已达十六万卷。据《宋史》记载：“宋有天下，先后三百余年。考其治化之污隆，风气之离合，虽不足以拟伦三代，然其时君汲汲于道艺，辅治之臣莫不以经术为先务，学士缙绅先生，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岂不彬彬乎进于周之文哉！”
　　经宋初百余年发展，雕版刻书业已形成了产业规模，官刻、家刻、坊刻书各有市场，平行发展，互为补充，逐步形成了汴京、杭州、福建、四川四大刻书中心，迎来了中国古代出版业的黄金时代。有宋一代，刻书之多，雕镂之广，规模之大，版印之精，流通之宽，堪称超轶往古，足为后世楷式。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印刷拆版后无法再印，而雕版印刷虽刻版费工，但书版可长期保存，随时可印，其优势明显。因此，延至清末仍盛行不衰。
　　靖康之变，中原横溃，海宇鼎沸，汴京刻书业被摧折而声光不再。杭州、福建、四川幸未被兵，刻书业仍旺势不减，以其“浙本”、“建本”、“蜀本”各领风骚。民间坊刻因贴近市场多有创新，呈现出后来居上之势，其中以杭州陈氏书铺和福建建阳余氏书坊见誉于时。杭州陈氏书铺主人陈起以刊印《江湖集》而垂名后世，对南宋诗歌的继绝存真立有殊功。
　　二
　　南宋杭州睦亲坊棚北大街陈氏书铺享名当时，因编刊发售《江湖集》引发江湖诗祸。时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载：“《江湖集》九卷，临安书坊所刻本，取中兴以来江湖之士以诗驰誉者……然而士之不能自暴自白于世者，或赖此以有传。”
　　靖康乱后，宋鼎南移，偏隅东南，建都临安（杭州）。朝野酣嬉，笙歌游宴。面对强敌，廷无谋幄，边无折冲。内忧外患的诸多社会矛盾潜滋暗长，被掩盖在歌舞升平的表面繁荣之下。其中，不断增多的冗官使士人的进身之路受阻，导致大量失意文人、穷窘之士落拓江湖。这些科场失败者或困踬棘闱，屡试不售；或仕途不畅，小职卑官，士失其业，进退失据。为稻粱谋，他们被迫寓迹江湖，旅食天涯，不遑宁居，沿袭唐代文人以诗文为行卷干谒公卿，携艺以游，曳裾于达官显贵或赋闲缙绅之门，投献诗作，干私书，求俸余，逢迎世家华阀，以博取衣食，依高门而拥厚资。这个非官非隐的群体形成了以布衣游士、风尘小吏和前朝遗民为主干的文学流派——江湖诗派。在这些江湖谒客中，确有以诗行谒博得声名、谋得造华屋、买酒色的诗家，刘过、姜虁就是这种诗人中的麟凤。刘过（1154—1206）字改之，自号龙洲道人。吉州太和（今江西泰和）人。终身布衣，为人豪侠，一生不忘恢复中原大业，报国无门，指陈时事，慷慨激昂。词风豪放，语意峻拔。著有《龙洲集》、《龙洲词》。他与陆游、陈亮、辛弃疾、岳珂等人有交谊，诗歌酬答。辛弃疾晚年任浙江东安抚使，曾邀刘过入幕，刘过因事无法践约，刻意仿效辛弃疾的词风，填词作答。岳珂《桯史》记其事：“嘉泰癸亥岁，改之在中都，时辛稼轩弃疾帅越，闻其名，遣介招之。适以事不及行，作书归辂者。因效辛体《沁园春》一词，并缄往，下笔便逼真。其词曰：“斗酒彘肩，醉渡浙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苏公等，驾勒吾回。坡谓：‘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照台。’诸人者，都掉头不顾，只管传杯。白云：‘天竺去来，图画里，峥嵘楼观开。看纵横二涧，东西水绕，两山南北，高下云堆。’逋曰：‘不然，暗香疏影，只可孤山先探梅。蓬莱阁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辛得之大喜，致馈数百千，竟邀之去。馆燕弥月，酬唱亹亹，皆似之，逾喜。垂别，赒之千缗，曰：‘以是为求田资。’”一时传为美谈，让游食江湖的诗人们钦羡不已。刘熙载《艺概》评刘过词：“刘改之词，狂逸之中自饶俊致，虽沉着不及稼轩，足以自成一家。”姜虁（1155—1221），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江西鄱阳县）人。终身草莱，流徙江湖，依人作客。他精于诗，长于词，深于乐，通赏鉴，工翰墨，博艺通才，有《白石道人歌曲》、《白石诗集》等传世。以野云孤飞般的天涯羁旅，先后依凭萧德藻、杨万里、范成大、张鉴等名公巨卿为清客，志在江湖，情寄林泉，其自度曲《暗香》、《疏影》寄意幽邃，以冷香幽韵、瘦骨逸神驰名播传，开清空骚雅的词风。冯煦《宋六十家词选例言》评骘姜虁在词史上的地位：“白石为南渡一人，千秋论定，无俟扬榷。”辛弃疾为南宋词坛豪放派领袖，姜虁则为格律派代表，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论》评云：“白石脱胎稼轩，变雄健为清刚，变驰骤为疏宕。”后世“辛姜”并称，以其开宗立派、自张一帜而倍加推挹。成功者的范例也为饱尝世态炎凉况味的江湖游士提供了一个景行前贤的参照系。
　　江湖诗派兴起于南宋中晚期，是以山林隐士、江湖游士为主体的诗人群体。当时，中兴四大诗人尤袤、范成大、杨万里、陆游相继物故，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渐呈式微，其末流襞积故典、生硬拗捩的流弊为世人诟病。永嘉四灵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半是薄宦，半是布衣，专力为诗，“厌傍江西篱落”，在大儒叶适的倡导下标举中晚唐体，诗宗贾岛、姚合，刻意求新，生造苦吟，字酌句炼，四灵诗风行一时，力矫江西诗派之弊，出现了“四灵诗体变江西”的局面。影响所及，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为江湖诗派的形成导夫先路。
　　诗歌流派的形成与诗社活动密切相关。唐代诗人唱和之风甚盛，中唐以后，诗人结社之风兴起，白居易等人的洛阳九老会享有盛名。沿及宋代，结社的风流余韵遍布域中，北宋时文彦博洛阳耆英会、司马光洛阳真率会等令时人称羡。南宋吟诗结社之风更浓，江湖诗派活动的数十年间，就有不少诗社存世，许多江湖派诗人也是诗社中人。薛师石在寄赠赵师秀的《秋晚寄赵紫芝》的诗中说：“数日秋风冷，丘园独自身。闲看篱下菊，忽忆社中人。”他通过结社唱和倡扬江湖诗风，对江湖诗派形成颇有助益。邓允端《题社友诗稿》云：“诗里玄机海样深，散于章句敛于心。会时要似庖丁刃，妙处应同靖节琴。”诗社同人结友招群，唱和联吟，切磋诗艺，品题标榜，甄选评裁，他山攻错，愈莹其玉，对群体精神的涵濡不为无功，对诗歌流派的发展壮大有催化的作用。 　　江湖流派诗人众多，较有名的有戴复古、方岳、叶绍翁、敖陶孙等，其中以刘克庄领袖群伦。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号后村。莆田（今福建莆田）人。早年漫游江湖，后以世家子荫官入仕。在建阳令任上，因写《落梅》诗被告发，兴江湖诗案，被免官废置十年。后官至工部尚书，以龙图阁学士致仕，是江湖诗人中少有的“钜公”之一，俨然文坛宗主，著有《后村先生大全集》、《后村长短句》等。他继承苏轼、辛弃疾豪放的词风，多忧国伤时之作，豪迈悲壮，且有疏狂旷放之什。冯煦《蒿庵论词》认为：“后村与放翁、稼轩，犹鼎三足。其生丁南渡，拳拳君国，似放翁；志在有为，不欲以词人自域，似稼轩。”杨慎评其词：“壮语足以立懦。”胡仲弓《寄呈后村》诗中盛称他：“江湖从学者，尽欲倚刘墙。”可见他在江湖诗人中受尊崇的地位。
　　三
　　书商陈起以一己之力编刊《江湖集》，江湖诗派因此得名，流誉书林，引发的江湖诗祸使江湖诗派扬名于世，许多默默无闻的诗人凭诗名世，对此陈起为功殊多。
　　陈起字宗之，号芸居，临安（今浙江杭州）人。书肆名“芸居楼”，遍刻唐人诗集，所刊书尾有“临安府棚北大街陈氏书铺”牌记。丁申《武林藏书录》云：“钱塘陈宗之起，事母孝，宁宗（1196—1224在位）时乡贡第一，称陈解元，居睦亲坊，开肆鬻书，自称陈道人，著《芸居乙稿》，凡江湖诗人皆与之善，取名人小集数十家选为《江湖集》。”他集诗人、藏书家、书商、选家和出版家身份于一身，结交文人墨客，与江湖游士广通声气，以书会友，聚吟唱和，宾主有融融之乐。叶绍翁《靖逸小集赠陈宗之》诗云：“十载京尘染布衣，西湖烟雨与心违。随车尚有书千卷，拟向君家卖却归。”杜耒《赠陈宗之》诗也说：“往年曾见赵天乐，数说君家书满床。”足见陈氏藏书颇富。友人不备之书，陈起不吝瓻借，张弋《夏日从陈宗之借书偶成》诗：“案上书堆满，多应借得归。”赵师秀《赠陈宗之》诗云：“每留名士饮，屡索老夫吟。最感书烧尽，时容借检寻。”诗友不仅可以随时借阅陈氏藏书，成为免费图书馆，还不时得到其惠赠之书，朱继芳《桃源官罢，芸居以唐诗、拙作赠别》：“自作还相送，唐诗结伴来。”许棐《陈宗之叠寄书籍小诗为谢》亦言：“君有新刊必寄我，我逢佳处必思君。”吟友交谊融融睦睦，历历可见。
　　不仅如此，陈起以儒商理念经营书铺，有市场眼光的他迎合江湖诗人的需要，向他们约稿，为他们审稿，帮助他们出版诗集，进行商业化运作，从而加速了江湖诗人的诗作传播，实现了诚一不欺、自他两利的双赢。陈起往往主动向江湖诗人索稿，危稹《赠书肆陈解元》诗云：“巽斋幸自少人知，饭饱官闲睡转宜。刚被旁人去饶舌，刺桐花下客求诗。”陈起曾求其诗作付刊，以危氏之号为名《巽斋小集》。张至龙有《雪林删余》一卷，收入《江湖前集》，在此书自序中张氏称：“予自髫龄癖吟，所积稿四十年，凡删改者数四。比承芸居先生又为摘为小编，特不过十中之一耳。”对于诗人之作，陈起详加审读，以晚唐诗风的审美观进行编辑加工，躬自亲为，涵咏环诵，怡然忘倦，他在《题西窗食芹稿》诗中津津乐道：“曾味西窗稿，经年齿颊清。细评何物似？碧涧一杯羹。”陈起的为人与交友之道被江湖诗人视为友挚，徐从善《呈芸居》诗称扬陈起：“生来稽古心，文士独知音。”陈起曾把刘克庄《南岳稿》刻入《江湖集》中，使之在江湖间诗名大振。刘克庄在《赠陈起诗》中说：“陈侯生长纷华地，却以芸香自沐薰。炼句岂非林处士，鬻书莫是穆参军。雨檐兀坐忘春去，雪案清谈至夜分。何日我闲君闭肆，扁舟同泛北山云。”陈起去世以后，周端臣《挽芸居二首》其一云：“天地英灵在，江湖名姓香。良田书满屋，乐事酒盈觞。字画堪追晋，诗刊欲遍唐。音容今已矣，老我倍凄凉。”胡仲弓《哭芸居》：“锦囊方络绎，忽报殒吟身。泉壤悲千古，江湖少一人。”寄山阳邻笛之思于缅怀追念之中，知交高谊于斯可见。
　　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陈起为联络组织的江湖诗人刻印诗集，采用丛刊形式，随得随刊，一家一家地发售，总名《江湖集》。冠名之由，或有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寓意，人在江湖，心忧魏阙，位卑忧国，忠悃可鉴。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也记其事：“临安鬻书陈道人，芸香累叶续芸频。其他鞔鼓桥南宅，亦与江钿共姓陈。”《江湖集》的出版成为江湖诗派继南宋四大家之后开始执掌诗坛，管领一代风骚的标志。诗集出版后引起不小反响。叶茵《赠陈芸居》高度评价：“气貌老成闻见熟，江湖指作定南针。”蒋廷玉《赠陈宗之》更盛赞陈起“南渡好诗都刻尽，中朝名士与交多”。不料，诗集刊成，斗筲奸佞断章取义，罪以谤讪朝廷大臣，锻炼成狱，大兴江湖诗祸。厉鹗《南宋杂事诗》记云：“《江湖集》列几名家，陈道人诗颇足夸。摊向睦亲坊畔卖，相公语禁累梅花。”
　　四
　　江湖诗祸与南宋末年政局动荡和济王废立有关。嘉定十七年（1224），宁宗赵扩病逝。因无子嗣，曾于嘉定十三年（1220）立沂王之子赵竑为皇子。因赵竑与权相史弥远不睦，史弥远于宁宗驾崩时擅权矫诏，另立宗室皇侄赵昀为皇子，嗣皇帝位，是为理宗，诏降赵竑为济阳郡王。理宗宝庆元年（1225），因湖州人潘壬、潘丙、潘甫三兄弟谋立济王赵竑，史弥远谕旨逼迫赵竑自缢，诈称死于疾病。不久，追贬赵竑为巴陵郡公，后又降为县公。对史弥远的倒行逆施，朝臣真德秀、洪咨夔、胡梦昱和魏了翁仗义执言，交章上疏，为济王鸣冤，被史弥远的走卒、时人称为“三凶”的李知孝、梁成大、莫泽弹劾，真德秀被罢祠禄，洪咨夔去二职，胡梦昱流窜岭南，魏了翁以“朋邪谤国”连降三官，靖州居住。一时间，万喙息声，朝野噤若寒蝉，“名人贤士，排斥殆尽”。
　　《江湖集》出版发行之际，正是史弥远因拥立理宗有功而权势熏灼、操秉国政之时。史弥远的爪牙“三凶”对《江湖集》进行重点检查，从中寻章摘句，对刘克庄、曾极、陈起等人诗作中的四联诗深文周纳，加以笺注，指斥为谤讪时政之作，几位江湖诗人被陷入狱，肆意迫害，尽罹毒焰。方回《瀛奎律髓》：“当宝庆初，史弥远废立之际，钱塘书肆陈起宗之能诗，凡江湖诗人皆与之善。宗之刊《江湖集》以售，南岳稿与焉。宗之赋诗有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哀济邸而诮弥远，本改刘屏山（子翚）句也。敖器之（陶孙）为太学生时，以诗痛赵忠定（汝愚）丞相之死，韩侂胄下吏逮捕，亡命。韩败，乃始登第，致仕而老矣。或嫁‘秋雨’、‘春风’之句为器之所作，言者并潜夫《梅》诗论列，劈《江湖集》板，二人皆坐罪。”罗大经《鹤林玉露》记云：“宝（庆）、绍（定）间，《中兴江湖集》出，刘潜夫诗云：‘不是朱三能跋扈，只缘郑五欠经纶。’又云：‘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敖器之诗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杨柳春风彼相桥。’曾景建（极）诗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乱时多。’当国者见而恶之，并行贬斥。”周密《齐东野语》也记其事：“宝庆间，李知孝为言官，与曾极景建有隙，每欲寻衅以报之。适极有春诗云：‘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事乱时多。’刊之《江湖集》中，因复改刘子翚《汴京纪事》一联为极诗云：‘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风杨柳相公桥。’初，刘诗云：‘夜月池台王傅宅，春风杨柳太师桥。’今所改句，以为指巴陵及史丞相。及刘潜夫《黄巢战场》诗云：‘未必朱三能跋扈，都缘郑五欠经纶。’遂皆指为谤讪，押归听读。同时被累者，如敖陶孙、周文璞、赵师秀，及刊诗陈起，皆不得免焉。”三人所记虽有歧误，如赵师秀、周文璞已逝于诗祸以前，但大致如此。严加惩治的结果是：曾极贬死于舂陵，陈起发配流放，敖陶孙遭斥逐，刘克庄幸得朝臣郑清之代为开脱，免除下狱治罪。《江湖集》被劈版，书被禁毁，摧烧化薪。 　　刘克庄因咏梅花贾祸，罢官归里后，对江湖诗祸耿耿在怀，曾撰《贺新郎·宋庵访梅》以抒愤懑，词中说：“老子平生无他过，为梅花，受取风流罪。”端平元年（1234），他在《病后访梅九绝句》之一中说：“梦得因桃却左迁，长源为柳忤当权。幸然不识桃与柳，却被梅花累十年。”郁愤难平之情随处辄发。
　　天道好还，剥极必复。绍定六年（1233），史弥远去世，政以人移，朝廷禁止士大夫作诗的诏令解除。历劫余生的陈起遇赦放归，重操旧业，鸠工锓椠，对江湖诗集荟而付梓。他把初刻的《江湖集》称为前集，诗禁解后重新辑刻的称为后集，第三次辑刻的称为续集。其书雕版工致，纸墨精良，堪称南宋书坊刻本的代表作。陈起之子陈思，字续芸，又称小陈道人，父业子继，父子济美，先后刻有《两宋名贤小集》、《宝刻丛编》、《书苑菁华》、《书小史》、《海棠谱》等。朱继芳《赠续芸诗》：“谁谓芸居死？余香解返魂。六丁将不去，孤子续犹存。”黄文雷《挽芸居》有“芸叶一窗千古在，好将事业付佳儿”之句。鲍廷博诗云：“大街棚北睦亲坊，历历刊行字一行。喜与太丘同里闬，芸编重拟续芸香。”对陈思克绍书业备加称赞。
　　五
　　书贵初刻。时光流转，明末《江湖集》原书失传，只有部分诗集的多种版本流播坊间。崇祯年间，毛晋汲古阁刻印影抄本《两宋名贤小集》。此外，清代曹寅另有藏本，众人争相传抄，后几经易主，不可踪迹。嘉庆六年（1801），顾修读画斋另外辑刻《两宋名贤小集》。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收录两淮盐政采进本《江湖小集》，或为抄本。四库馆臣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江湖后集》。由于辗转传抄，不免真赝错杂、原本莫辨了。数百年间，《江湖集》屡付墨版，传刻至再至三，足见世人对其价值的认同。近代以来，版本学家偶有经眼目睹，诧为罕秘。如赵万里在《芸庵群书经眼录》中记有：“《江湖后集》二十四卷（抄本四册），宋陈起编。”是鲍廷博手校本。上海古书流通处陈立炎从邓邦述群碧楼商借毛晋影抄本《两宋名贤小集》，将以影印，以广其传。陈乃乾在《影印〈两宋名贤小集〉序》中称：“行款大小悉依原书，纸墨必择上品，承邓氏意也。”顾廷龙《南宋书棚本江湖小集经眼记》记云：“来青阁书肆收得南宋书棚本《江湖小集》，书林竞传，叹为观止。余曾由徐森玉先生偕往，亦得翻帘一过，确为希觏之本。”并录其书全目。瞿冕良《版刻质疑》亦载文对《北京大学图书馆〈李氏书目〉》，邵懿辰、邵章《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中国丛书综录》和《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四种书目中有关《江湖集》的记载判别是非。文史学者对《江湖集》和江湖诗派的研究也多有推进，如胡念贻先生《南宋〈江湖前、后、续集〉的编纂和流传》为精心结撰之作，对这套研究南宋诗歌流派的丛刊的多种传抄本流播进行梳理，指陈得失，希望此书新的版本出现，以裨宋诗研究。张宏生先生所著《江湖诗派研究》以新视角，对江湖诗派进行考察，将其放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中加以体认，资料考证与艺术分析并重，背景探索与作品本身并重，多有发覆和新见。《江湖集》之所以受到历代重视，不仅因为它促进了文学史上一个流派的形成，更在于它保存了晚宋五六十年诗坛群英的诗作，没有江湖诗派这一重要流派，文学史这一段将是空白。2002年，国家重点工程“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启动，至2007年，完成唐宋编、金元编七百五十八种，《江湖集》中陈起撰《芸居乙稿》有幸列入其中，实现了清代著名版本学家、校勘学家顾广圻所说的“缩今日为宋元”、“缓千百年为今日”的愿望，化身百千，利于学术界方便利用，洵为功德无量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