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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出你的开心，让我不开心一下。朋友圈里每个人都过得比你好。生活中所有的猥琐、逼仄、尴尬都在这里被裁剪了，所剩下的，是生活局部的真相。朋友圈越来越大，你的世界越来越小，圈子越来越多，朋友却越来越少。真相越来越少，营销却越来越多。
所谓朋友圈，朋友只是幌子，其重点，无非一个圈字。圈就是资源，就是生财的土壤。它更像社交的市场，将我们的社交圈和关系网打包起来，成为一种可见的资产。无数所谓私密的社交圈，相互打包构成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网，这网上的每一个人都成为这个新新市场的一部分，善于谋利者自然在其中发现商机。这些虚无缥缈的手段，无非是滋养了这庞大网络、庞大市场的根基。
我们在社交网络所精心构建、类同于沙雕的庞大建筑，成为我们人生的代言，而我们真实生活是好是坏，是成功或失意，反倒不再重要。
朋友圈满足了我们的虚荣和妄想，我们自得其乐，并获得满足，另一些人，看到这些原始欲望所构成的社交网络本身是一个大市场，所以他们从中谋利，借力打力。本质上，都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这些，都与“朋友”二字无缘。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生活的年代还没有Twitter、Facebook、Instagram以及微博、微信，但他却先知般地洞见了一切社交网络中的人格。聪明的戈夫曼理应是个受欢迎的人，但是聪明且犀利的人容易没朋友。人至察则无徒，北美人戈夫曼一定不曾领会这句古老的中国式生存哲学，至于“人艰不拆”这样的网络时代社交准则，只活到1982年的他自然更没机会领教。哪怕在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地位堪称泰斗，戈夫曼仍被人讽刺为“小说家”。他的“拟剧理论”呈现了人际交往的虚伪又现实之处，打击面之广、杀伤力之强，让人难以接受。戈夫曼认为，日常生活就像剧场，每个人都是天生的演员，只要站到前台，就会戴上假面具，有意识地通过各种符号美化自己，进行合乎他人期待的表演;与前台对应的后台是观众看不到的地方，只有在这里演员才能卸妆，或者表演些前台不适宜展现的戏码。演员们还需要给彼此反馈，以融入共同的社交场景，有时他们组成剧班，相互配戏;有时又互为观众，进行互动——演员和观众，是一场完美表演的必备要素。“拟剧理论”从1959年提出就招致批评，承认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必然戳伤无数玻璃心。不过，隔了半个世纪后再看，戈夫曼简直为网络社交的种种病态提供了绝佳的注脚。病况最严重的无疑是微信。朋友圈就是那个天然的“剧场”，文字、图片、表情、点赞皆为符号，圈里人分饰演员和观众，可是因为演技过于浮夸、角色陷入癫狂，这个剧场日渐成了失控的精神病场。
朋友圈本质上，它不会增进我们的友情，它更像一种方便的工具，便于我们维护所谓廉价的人际关系。它只是给了我们一个新天地，让我们可以去炫耀，去自我安慰，就像吗啡一样带来一时的快感，享受他人的赞誉，并且自欺欺人地以为，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人生之中。
“熟人社会”延伸的线上朋友圈
如果把微信朋友圈拉到被告席上，设想“庭审”现场，“他”大概也会以“约炮不能成就陌陌的今天，假货不能成就淘宝的今天”旁征博引、雄辩滔滔。人家快播说了，工具无罪——此论点的版权其实还不属于王欣，而是1980年代的里根和他加入的“美国步枪协会”。
再者，就算工具有错，浮夸、虚假、导向错误等问题也存在于其他社交媒体，你们为什么不批评Twitter、Facebook、Instagram和微博，光批判“病态朋友圈”？
美国摄影师皮克斯·吉尔的作品《去除》。他将照片中的手机及平板电脑PS掉，使人们显得可笑又孤独。这组照片揭示了工具虽然产生便利，却也
可能阻碍人们在线下生活的交流。
有病的当然不只是微信朋友圈，溯本追源，病根在于圈子背后的中国式社交关系。同为本土化社交工具的微博和微信，最大区别在于微博偏向“陌生人社会”，而微信是把线下关系向线上移植的“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所以中国圈子文化的弊病林林总总都在朋友圈浮现。
关于中国式关系，美国记者布德瑞写过一本《Guanxi：The Art of Relationships》，以微软在华研究院的故事为主线，剖析在中国做公关的潜规则。布德瑞认为，要在中国获得社会资源，“关系”的作用至关重要，而要获得关系需要混圈子。但中国式关系之复杂和微妙，让布德瑞难以用纯粹的relationships去表示，而是大有深意地使用了中文音译的“guanxi”。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有更精准的论述：“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形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费孝通认为，在中国圈子文化中，亲疏远近以及经济水平、社会地位、知识水准，都可以导致“差序格局”。
基于“熟人社会”的朋友圈，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线下圈子那根深蒂固的壁垒和等级。长辈、领导、同学、同事的角色，依然制约着个体在朋友圈的言行。于是发表状态就变得不是真正自由了，提供沟通便利的朋友圈有时反带来误解。2014年4月，北京海淀区法院审理了一则朋友圈引发的离职纠纷。李女士因为家事困扰，写了一段“扪心自问，自认坚强，不知还能坚持多久，泪流满面，无愧良心和天地，此时窗外雷声不断，老天为我在流泪，人在做，天在看”发在朋友圈，老板看到后愤而评论：“如果一份工作让人如此悲伤，不做也罢”、“你把我置于何地，周扒皮？刽子手？这是公众平台，请所有员工自律！”虽然李女士立即解释了双方语境不对等，但还是被动离职。
这并非个案。2015年，人大历史系硕士新生郝相赫在朋友圈点名称两位学界专家为“庸才”，这令他的导师孙家洲“极为震怒，怒斥狂徒”，出于“学界的规矩与尊严”，公开宣布断绝师徒关系。“言多必失”的中国式关系学，在看似“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朋友圈，依然灵验。 朋友圈甚至比线下圈子更庞杂。出于社交工具的特性，微信“好友关系”的建立更为随意，碍于各种考虑，我们不得不把原本敬而远之的领导、远房亲戚、一面之缘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八百年不联系的同学，乃至钟点工阿姨、送外卖大叔、早高峰的地推军小哥，通通放进朋友圈。
平台具备、演员到齐。这下，你的朋友圈剧场精彩了。
可能别人都在演戏
原来惹不起躲得起的同学会，都围堵朋友圈了。
原本下班后可以抛开的办公室政治，都蔓延朋友圈了。
这里有中医特色的养生，想象力一点不输《女医·明妃传》;有高贵冷艳的代购，比房产中介还无孔不入，比完美、安利更擅长营销。三观大战朋友圈，鸡汤与狗血齐飞，假新闻和伪科学PK。
以上其实也还好，只要你头脑够清醒、意志够坚定，不受坑蒙拐骗，大可冷笑置之。可让人意难平、最考验人性的，是被各种晒幸福刺激出来的负能量，那种屏蔽、拉黑之后仍然挥之不去的精神困扰、心态失衡。
有一种剧毒叫“朋友圈里，每个人都过得比我好”。
你失恋，他晒花;你加班，他度假;你蜗居家中蓬头垢面，他游走派对衣饰光鲜;你存够钱来海南挨宰，他一骑绝尘去了马代。没完没了的对比，衬得你外貌平平、感情乏味、思想肤浅、内心阴暗，人生的辛酸仿佛全集中在刷朋友圈的一刻，心情凄凉有如天窗朝北的阁楼，而嫉妒更是一只不断结网的蜘蛛。你一己之力，如何对抗整个朋友圈的浮夸？
冷门喜剧《波特兰迪亚》有一个片段，男主角带着新欢去意大利度假，虽然在酒店睡过了整个无聊的周末，但他们还是发布了许多秀恩爱的照片，收到来自朋友的恭喜。于是片中有了这个对话——“网上的所有人，他们过得并没有你觉得的那么爽。”“我想，人们只不过是把悲伤都裁剪掉了。”
被裁剪后的生活，难免成了局部的真相。但在社交网络上，我们判断别人过得好的依据不过是通过他提供的信息——即便有记录的成分，发布之前必然经过挑选，这种记录也就参杂表演性质。
中国人爱面子的程度恐怕举世皆知。戈夫曼对人际交往四类表演模式的剖析，在我们的朋友圈里到处可以找到案例：理想化表演，譬如晒花、晒书、晒美食，晒经过包装的生活方式，塑造想成为的自己，在点赞和评论中获得满足;误解性表演，譬如富人哭穷、穷人摆阔、大智若愚、假装高冷;神秘化表演，譬如发文留悬念，发图马赛克，欲拒还迎，犹抱琵琶半遮面;补救性表演，譬如自称各种狗、“人丑就该多读书”，看似自我矮化，实则求表扬、求抚摸。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技不如人，难免失意。
根据戈夫曼的理论，表演也存在被拆穿的风险，比如当观众闯进后台。然而在朋友圈，除了少数“装逼失败”事件，许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总是别人的前台，被嫉妒和自卑冲昏头脑，失去了辨别和思考的独立。
不必对技术因噎废食
20年前，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勾勒过一种“并行表达”的沟通场景：一群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唯一不会说法语的那个人显得很孤独，虽然所有的主、客体都处于同一时空，但他倘若想要接收其他人的信息，需要另外一种解码和编码的能力。
如今，互联网解决了编码、解码，虚拟空间的互动，代替了过去手势、眼神、会话等的面对面交流。所有社交媒体的初衷都是为促进沟通、消减孤独。“它是个快乐的地方，一个可以找乐子，提供消遣，一个和朋友聊天，让你感到愉快，受人认同的地方。”瑞士伯尔尼大学研究信息系统的汉娜·克拉斯诺娃说。Facebook起初让人们从交流中获得积极、快乐，但后来却出现了被称为“脸书抑郁”的社交综合症。
密歇根大学社会心理学家伊桑·克劳斯2013年的一项调查发现，人们汇报自己在某一时刻上Facebook越多，从这一时段他们的情绪就恶化得越多。
连续4年里，缅因州科尔比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索托对1.6万余人使用社交网络的幸福感进行追踪调查，结果显示，最初“外向、和蔼可亲、正直的人幸福感增强”，但当幸福指数升高以后，受调查者反而会开始变得内向。
交友过热，反而孤独。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越刷朋友圈真正的朋友反而越少。
廉价的点赞、虚伪的感动、没脸没皮的哗众取宠、不经思考的愤怒，异化的朋友圈带跑了生活，表演性质的“前台”无限扩大，属于自己的“后台”时间越来越少，人们仿佛成了被圈养其中、被牵着走的动物。
我们都是朋友圈的病人，但，有些病也不是关闭朋友圈就能痊愈的。
在中国式社交关系格局里，无论什么圈，都不要忘记对被绑架、被圈养、被同化、被规训的警惕。
（文/邓娟）
所谓朋友圈，朋友只是幌子，其重点，无非一个圈字。圈就是资源，就是生财的土壤。它更像社交的市场，将我们的社交圈和关系网打包起来，成为一种可见的资产。无数所谓私密的社交圈，相互打包构成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网，这网上的每一个人都成为这个新新市场的一部分，善于谋利者自然在其中发现商机。这些虚无缥缈的手段，无非是滋养了这庞大网络、庞大市场的根基。
我们在社交网络所精心构建、类同于沙雕的庞大建筑，成为我们人生的代言，而我们真实生活是好是坏，是成功或失意，反倒不再重要。
朋友圈满足了我们的虚荣和妄想，我们自得其乐，并获得满足，另一些人，看到这些原始欲望所构成的社交网络本身是一个大市场，所以他们从中谋利，借力打力。本质上，都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这些，都与“朋友”二字无缘。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生活的年代还没有Twitter、Facebook、Instagram以及微博、微信，但他却先知般地洞见了一切社交网络中的人格。聪明的戈夫曼理应是个受欢迎的人，但是聪明且犀利的人容易没朋友。人至察则无徒，北美人戈夫曼一定不曾领会这句古老的中国式生存哲学，至于“人艰不拆”这样的网络时代社交准则，只活到1982年的他自然更没机会领教。哪怕在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地位堪称泰斗，戈夫曼仍被人讽刺为“小说家”。他的“拟剧理论”呈现了人际交往的虚伪又现实之处，打击面之广、杀伤力之强，让人难以接受。戈夫曼认为，日常生活就像剧场，每个人都是天生的演员，只要站到前台，就会戴上假面具，有意识地通过各种符号美化自己，进行合乎他人期待的表演;与前台对应的后台是观众看不到的地方，只有在这里演员才能卸妆，或者表演些前台不适宜展现的戏码。演员们还需要给彼此反馈，以融入共同的社交场景，有时他们组成剧班，相互配戏;有时又互为观众，进行互动——演员和观众，是一场完美表演的必备要素。“拟剧理论”从1959年提出就招致批评，承认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必然戳伤无数玻璃心。不过，隔了半个世纪后再看，戈夫曼简直为网络社交的种种病态提供了绝佳的注脚。病况最严重的无疑是微信。朋友圈就是那个天然的“剧场”，文字、图片、表情、点赞皆为符号，圈里人分饰演员和观众，可是因为演技过于浮夸、角色陷入癫狂，这个剧场日渐成了失控的精神病场。
朋友圈本质上，它不会增进我们的友情，它更像一种方便的工具，便于我们维护所谓廉价的人际关系。它只是给了我们一个新天地，让我们可以去炫耀，去自我安慰，就像吗啡一样带来一时的快感，享受他人的赞誉，并且自欺欺人地以为，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人生之中。
“熟人社会”延伸的线上朋友圈
如果把微信朋友圈拉到被告席上，设想“庭审”现场，“他”大概也会以“约炮不能成就陌陌的今天，假货不能成就淘宝的今天”旁征博引、雄辩滔滔。人家快播说了，工具无罪——此论点的版权其实还不属于王欣，而是1980年代的里根和他加入的“美国步枪协会”。
再者，就算工具有错，浮夸、虚假、导向错误等问题也存在于其他社交媒体，你们为什么不批评Twitter、Facebook、Instagram和微博，光批判“病态朋友圈”？
可能阻碍人们在线下生活的交流。
有病的当然不只是微信朋友圈，溯本追源，病根在于圈子背后的中国式社交关系。同为本土化社交工具的微博和微信，最大区别在于微博偏向“陌生人社会”，而微信是把线下关系向线上移植的“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所以中国圈子文化的弊病林林总总都在朋友圈浮现。
关于中国式关系，美国记者布德瑞写过一本《Guanxi：The Art of Relationships》，以微软在华研究院的故事为主线，剖析在中国做公关的潜规则。布德瑞认为，要在中国获得社会资源，“关系”的作用至关重要，而要获得关系需要混圈子。但中国式关系之复杂和微妙，让布德瑞难以用纯粹的relationships去表示，而是大有深意地使用了中文音译的“guanxi”。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有更精准的论述：“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形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费孝通认为，在中国圈子文化中，亲疏远近以及经济水平、社会地位、知识水准，都可以导致“差序格局”。
基于“熟人社会”的朋友圈，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线下圈子那根深蒂固的壁垒和等级。长辈、领导、同学、同事的角色，依然制约着个体在朋友圈的言行。于是发表状态就变得不是真正自由了，提供沟通便利的朋友圈有时反带来误解。2014年4月，北京海淀区法院审理了一则朋友圈引发的离职纠纷。李女士因为家事困扰，写了一段“扪心自问，自认坚强，不知还能坚持多久，泪流满面，无愧良心和天地，此时窗外雷声不断，老天为我在流泪，人在做，天在看”发在朋友圈，老板看到后愤而评论：“如果一份工作让人如此悲伤，不做也罢”、“你把我置于何地，周扒皮？刽子手？这是公众平台，请所有员工自律！”虽然李女士立即解释了双方语境不对等，但还是被动离职。
这并非个案。2015年，人大历史系硕士新生郝相赫在朋友圈点名称两位学界专家为“庸才”，这令他的导师孙家洲“极为震怒，怒斥狂徒”，出于“学界的规矩与尊严”，公开宣布断绝师徒关系。“言多必失”的中国式关系学，在看似“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朋友圈，依然灵验。 朋友圈甚至比线下圈子更庞杂。出于社交工具的特性，微信“好友关系”的建立更为随意，碍于各种考虑，我们不得不把原本敬而远之的领导、远房亲戚、一面之缘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八百年不联系的同学，乃至钟点工阿姨、送外卖大叔、早高峰的地推军小哥，通通放进朋友圈。
平台具备、演员到齐。这下，你的朋友圈剧场精彩了。
可能别人都在演戏
原来惹不起躲得起的同学会，都围堵朋友圈了。
原本下班后可以抛开的办公室政治，都蔓延朋友圈了。
这里有中医特色的养生，想象力一点不输《女医·明妃传》;有高贵冷艳的代购，比房产中介还无孔不入，比完美、安利更擅长营销。三观大战朋友圈，鸡汤与狗血齐飞，假新闻和伪科学PK。
以上其实也还好，只要你头脑够清醒、意志够坚定，不受坑蒙拐骗，大可冷笑置之。可让人意难平、最考验人性的，是被各种晒幸福刺激出来的负能量，那种屏蔽、拉黑之后仍然挥之不去的精神困扰、心态失衡。
有一种剧毒叫“朋友圈里，每个人都过得比我好”。
你失恋，他晒花;你加班，他度假;你蜗居家中蓬头垢面，他游走派对衣饰光鲜;你存够钱来海南挨宰，他一骑绝尘去了马代。没完没了的对比，衬得你外貌平平、感情乏味、思想肤浅、内心阴暗，人生的辛酸仿佛全集中在刷朋友圈的一刻，心情凄凉有如天窗朝北的阁楼，而嫉妒更是一只不断结网的蜘蛛。你一己之力，如何对抗整个朋友圈的浮夸？
冷门喜剧《波特兰迪亚》有一个片段，男主角带着新欢去意大利度假，虽然在酒店睡过了整个无聊的周末，但他们还是发布了许多秀恩爱的照片，收到来自朋友的恭喜。于是片中有了这个对话——“网上的所有人，他们过得并没有你觉得的那么爽。”“我想，人们只不过是把悲伤都裁剪掉了。”
被裁剪后的生活，难免成了局部的真相。但在社交网络上，我们判断别人过得好的依据不过是通过他提供的信息——即便有记录的成分，发布之前必然经过挑选，这种记录也就参杂表演性质。
中国人爱面子的程度恐怕举世皆知。戈夫曼对人际交往四类表演模式的剖析，在我们的朋友圈里到处可以找到案例：理想化表演，譬如晒花、晒书、晒美食，晒经过包装的生活方式，塑造想成为的自己，在点赞和评论中获得满足;误解性表演，譬如富人哭穷、穷人摆阔、大智若愚、假装高冷;神秘化表演，譬如发文留悬念，发图马赛克，欲拒还迎，犹抱琵琶半遮面;补救性表演，譬如自称各种狗、“人丑就该多读书”，看似自我矮化，实则求表扬、求抚摸。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技不如人，难免失意。
根据戈夫曼的理论，表演也存在被拆穿的风险，比如当观众闯进后台。然而在朋友圈，除了少数“装逼失败”事件，许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总是别人的前台，被嫉妒和自卑冲昏头脑，失去了辨别和思考的独立。
不必对技术因噎废食
20年前，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勾勒过一种“并行表达”的沟通场景：一群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唯一不会说法语的那个人显得很孤独，虽然所有的主、客体都处于同一时空，但他倘若想要接收其他人的信息，需要另外一种解码和编码的能力。
如今，互联网解决了编码、解码，虚拟空间的互动，代替了过去手势、眼神、会话等的面对面交流。所有社交媒体的初衷都是为促进沟通、消减孤独。“它是个快乐的地方，一个可以找乐子，提供消遣，一个和朋友聊天，让你感到愉快，受人认同的地方。”瑞士伯尔尼大学研究信息系统的汉娜·克拉斯诺娃说。Facebook起初让人们从交流中获得积极、快乐，但后来却出现了被称为“脸书抑郁”的社交综合症。
密歇根大学社会心理学家伊桑·克劳斯2013年的一项调查发现，人们汇报自己在某一时刻上Facebook越多，从这一时段他们的情绪就恶化得越多。
连续4年里，缅因州科尔比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索托对1.6万余人使用社交网络的幸福感进行追踪调查，结果显示，最初“外向、和蔼可亲、正直的人幸福感增强”，但当幸福指数升高以后，受调查者反而会开始变得内向。
交友过热，反而孤独。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越刷朋友圈真正的朋友反而越少。
廉价的点赞、虚伪的感动、没脸没皮的哗众取宠、不经思考的愤怒，异化的朋友圈带跑了生活，表演性质的“前台”无限扩大，属于自己的“后台”时间越来越少，人们仿佛成了被圈养其中、被牵着走的动物。
我们都是朋友圈的病人，但，有些病也不是关闭朋友圈就能痊愈的。
在中国式社交关系格局里，无论什么圈，都不要忘记对被绑架、被圈养、被同化、被规训的警惕。
（文/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