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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刷品的时代、文化单一的社会里，文学曾经是万众瞩目的对象。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文学正在变与不变的交织中呈现出新的面貌
当下的文学创作，总体来看是活跃而纷繁的，即以文坛内外最为关注的长篇小说来看，现在每年的长篇小说总产量都在4000多部以上。在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近两年的许多长篇小说，都表现出直面新的现实，讲述新的生活故事的审美取向。在受众极为广泛的网络文学领域，类型化的长篇小说，从题材到主题，广泛涉及历史与现实的方方面面；写实的和虚构的，都有现实性与想象力的各自支点。
在印刷品的时代，文化单一的社会里，文学曾经是万众瞩目的对象。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传播即时的革新，现在的文学，领域扩大了，观念多元了，写法多样了，作品丰富了，不同代际的读者和不同趣味的需求，都有与之相对应的作者和作品。文学在写与读、供与需上，达到的多样而深层的互动，是前所未有的，当下的中国文学，也在变与不变的交织中呈现出新的面貌。
多元社會，文学不再是唯一选择
文学在变化，写作者也在变化，张颐武说，“原来的文学就一大块，不分纯文学、通俗文学，而且文学站在整个社会的中央，万众瞩目。或者说，对于试图改变命运的人来说，写作可能就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道路。而到了现代，改革开放近40年之后，社会多元了，年轻人有了更多的选择，不一定非要选择文学。而且，即便是文学，本身也变了。”
其实文学依旧重要，虽然它的现实影响力慢慢让位于影视，让位于网络，但是它在社会生活中依然有它的作用。不论社会如何变化，阅读依旧是人们生活中重要的事情，而文学，也永远都不会失去读者。但是文学作为唯一精神的产品、文学占据社会文化中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当年的人们，把文学当作神圣的殿堂；把文学作品，作为价值的传播者和人生的标杆。但是在今天的多元时代，更多的意义、更多的价值、更多的成功之路，可供人们选择。
文学的影响力削弱，即便是表达方式，也有了更多的渠道，文学不再是唯一的标准。与此同时，文学本身的结构也在变化，张颐武说，“比如说在网上，文学被类型化地划分，盗墓、职场、探险、惊悚、青春等，这些类型文学，不但有数量庞大的读者群体，同时还有庞大的作者群。同时，这些文学作品，往往又会转化为影视、游戏等产品的资源，形成了一整套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生产消费链条”。
文学创作的“中国经验”
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2012年度举世瞩目的当代文学重大事件。这一事件也为人们反思包括创作与批评在内的当代文学现状，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契机。已有论者由莫言的荣获诺奖，敏锐地看到“中国经验”开始为海外学者所关注，并为世界文明添加新的因素的现象（见贺绍俊的《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中国经验与当代长篇小说新变》）。显然，这里体现出来的是一个双赢的意义，即莫言为世界文坛提供了他所观察和感知的中国故事，而诺奖评委会在众多的可能中首肯了这个讲述中国故事的杰出作家。中国作家带着中国故事走向世界，莫言的创作居功至伟，瑞典文学院的选择也功不可没。
其实，以个人化的叙事，讲述中国化的故事，一直为当代中国作家所孜孜以求，只不过莫言更为突出一些而已。新世纪以来，社会文化生活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传媒化的多种因素推导下，越来越走向混合性、交互性。这种缭乱的场域与喧嚣的背景，冲击着文学，也考验着作家，那就是只有那些有根基的写作与个性化的表达，才会从中凸显出来，具有引人关注的可能，实现切实有效的传播与流通。因而，众多的作家在小说创作中，都极力追求看取生活与表现感受的独特性，使不同角度的个性化、不同层面的中国化的艺术取向，成为一个时期以来的创作风尚。由这样的视觉来看近年来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就有可能跳出“丰收”与“歉收”的简单判断，从看似平常与平实之中，发现那些蕴藏于其中的独特叙事与精彩故事。
新型“乡土写作”的探索
要想找到传统意义上的乡土题材作品，已经不很容易了。这里的“传统意义”，是指那种以乡土社会为舞台、以乡土人物为主角的相对纯粹的乡土题材作品。与乡土生活有关的长篇小说写作，更多地体现于对城乡交叉地带的城镇生活的描写，以及那些带有田野调查意味的纪实类作品。这种明显可见的变化，也许带有某种标志性意义，即旧有的乡土文学写作开始走向终结，而新型的乡土文学写作由此正式开启。乡土文学的时代转型，由此拉开了它的新的帷幕。
城乡交叉地带所以形成新的写作重心，与社会生活近年来的巨大变异密切相关。从新时期到新世纪以来，旧有的乡村在现代性的强力主导之下，以城镇化、产业化、空巢化等多种方式，从生存方式、生活形态，到生产方式、人员结构等，都发生了剧烈又重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方兴未艾，始终变动不居。这种持续的新变，使得大部分的乡村走向了城镇化，而新的城镇又与乡村脱不开干系，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杂状态。乡土文明的整体性已不复存在，变动中的城乡现实又充满不确定性，这些都给作家们认识和把握新变中的乡土现实带来极大的难度。
例如，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青年作家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之后又写作的《梁庄在中国》，写了一群远离梁庄的梁庄人在外打拼人生的漂泊史和心灵史。外出务工的梁庄人，分布于城市与城镇的五行八作，而作者对他们的追踪与素描，也涉及人生的方方面面。有意味的是，作者一方面以他们个人的口述实录，自然而然地叙说他们自己的打工、传销、相亲、做生意、打官司、恋爱等诸般人生与感受，另一方面又以叙述者的视角追踪、采访与调查，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与乡土情结相兼顾，反思精神与终极关怀相杂糅的行动姿态与清醒意识。可以说，这部作品以深厚的文学功底与社会学功力，由共名“梁庄”的城市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和精神状态，描摹出一个村庄中村民的变迁和伤痛，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从乡村到城市的艰难历程，也在一定的意义上显示了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立场，以及介入当下社会，发挥能动作用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 李肖含
当下的文学创作，总体来看是活跃而纷繁的，即以文坛内外最为关注的长篇小说来看，现在每年的长篇小说总产量都在4000多部以上。在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近两年的许多长篇小说，都表现出直面新的现实，讲述新的生活故事的审美取向。在受众极为广泛的网络文学领域，类型化的长篇小说，从题材到主题，广泛涉及历史与现实的方方面面；写实的和虚构的，都有现实性与想象力的各自支点。
在印刷品的时代，文化单一的社会里，文学曾经是万众瞩目的对象。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传播即时的革新，现在的文学，领域扩大了，观念多元了，写法多样了，作品丰富了，不同代际的读者和不同趣味的需求，都有与之相对应的作者和作品。文学在写与读、供与需上，达到的多样而深层的互动，是前所未有的，当下的中国文学，也在变与不变的交织中呈现出新的面貌。
多元社會，文学不再是唯一选择
文学在变化，写作者也在变化，张颐武说，“原来的文学就一大块，不分纯文学、通俗文学，而且文学站在整个社会的中央，万众瞩目。或者说，对于试图改变命运的人来说，写作可能就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道路。而到了现代，改革开放近40年之后，社会多元了，年轻人有了更多的选择，不一定非要选择文学。而且，即便是文学，本身也变了。”
其实文学依旧重要，虽然它的现实影响力慢慢让位于影视，让位于网络，但是它在社会生活中依然有它的作用。不论社会如何变化，阅读依旧是人们生活中重要的事情，而文学，也永远都不会失去读者。但是文学作为唯一精神的产品、文学占据社会文化中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当年的人们，把文学当作神圣的殿堂；把文学作品，作为价值的传播者和人生的标杆。但是在今天的多元时代，更多的意义、更多的价值、更多的成功之路，可供人们选择。
文学的影响力削弱，即便是表达方式，也有了更多的渠道，文学不再是唯一的标准。与此同时，文学本身的结构也在变化，张颐武说，“比如说在网上，文学被类型化地划分，盗墓、职场、探险、惊悚、青春等，这些类型文学，不但有数量庞大的读者群体，同时还有庞大的作者群。同时，这些文学作品，往往又会转化为影视、游戏等产品的资源，形成了一整套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生产消费链条”。
文学创作的“中国经验”
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2012年度举世瞩目的当代文学重大事件。这一事件也为人们反思包括创作与批评在内的当代文学现状，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契机。已有论者由莫言的荣获诺奖，敏锐地看到“中国经验”开始为海外学者所关注，并为世界文明添加新的因素的现象（见贺绍俊的《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中国经验与当代长篇小说新变》）。显然，这里体现出来的是一个双赢的意义，即莫言为世界文坛提供了他所观察和感知的中国故事，而诺奖评委会在众多的可能中首肯了这个讲述中国故事的杰出作家。中国作家带着中国故事走向世界，莫言的创作居功至伟，瑞典文学院的选择也功不可没。
其实，以个人化的叙事，讲述中国化的故事，一直为当代中国作家所孜孜以求，只不过莫言更为突出一些而已。新世纪以来，社会文化生活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传媒化的多种因素推导下，越来越走向混合性、交互性。这种缭乱的场域与喧嚣的背景，冲击着文学，也考验着作家，那就是只有那些有根基的写作与个性化的表达，才会从中凸显出来，具有引人关注的可能，实现切实有效的传播与流通。因而，众多的作家在小说创作中，都极力追求看取生活与表现感受的独特性，使不同角度的个性化、不同层面的中国化的艺术取向，成为一个时期以来的创作风尚。由这样的视觉来看近年来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就有可能跳出“丰收”与“歉收”的简单判断，从看似平常与平实之中，发现那些蕴藏于其中的独特叙事与精彩故事。
新型“乡土写作”的探索
要想找到传统意义上的乡土题材作品，已经不很容易了。这里的“传统意义”，是指那种以乡土社会为舞台、以乡土人物为主角的相对纯粹的乡土题材作品。与乡土生活有关的长篇小说写作，更多地体现于对城乡交叉地带的城镇生活的描写，以及那些带有田野调查意味的纪实类作品。这种明显可见的变化，也许带有某种标志性意义，即旧有的乡土文学写作开始走向终结，而新型的乡土文学写作由此正式开启。乡土文学的时代转型，由此拉开了它的新的帷幕。
城乡交叉地带所以形成新的写作重心，与社会生活近年来的巨大变异密切相关。从新时期到新世纪以来，旧有的乡村在现代性的强力主导之下，以城镇化、产业化、空巢化等多种方式，从生存方式、生活形态，到生产方式、人员结构等，都发生了剧烈又重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方兴未艾，始终变动不居。这种持续的新变，使得大部分的乡村走向了城镇化，而新的城镇又与乡村脱不开干系，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杂状态。乡土文明的整体性已不复存在，变动中的城乡现实又充满不确定性，这些都给作家们认识和把握新变中的乡土现实带来极大的难度。
例如，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青年作家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之后又写作的《梁庄在中国》，写了一群远离梁庄的梁庄人在外打拼人生的漂泊史和心灵史。外出务工的梁庄人，分布于城市与城镇的五行八作，而作者对他们的追踪与素描，也涉及人生的方方面面。有意味的是，作者一方面以他们个人的口述实录，自然而然地叙说他们自己的打工、传销、相亲、做生意、打官司、恋爱等诸般人生与感受，另一方面又以叙述者的视角追踪、采访与调查，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与乡土情结相兼顾，反思精神与终极关怀相杂糅的行动姿态与清醒意识。可以说，这部作品以深厚的文学功底与社会学功力，由共名“梁庄”的城市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和精神状态，描摹出一个村庄中村民的变迁和伤痛，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从乡村到城市的艰难历程，也在一定的意义上显示了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立场，以及介入当下社会，发挥能动作用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 李肖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