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依靠人为的疫情防控措施已经无法扼制新冠疫情的持续蔓延与暴发，预防用疫苗可能是影响全球疫情进展的重要变量。截至2020年9月，全球大约有169个以上的候选疫苗，其中135个处于临床前阶段，24个在第一期临床，14个在第二期临床，9个在第三期临床阶段，3个被批准有限使用，迄今尚无批准完全使用的疫苗。
　　国际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首席执行官哈切特表示，新冠疫苗在全球范围内的需求量级在100亿剂以上。事实上，疫苗研发已不单单是商业竞争，疫苗更成为了一种战略物资，哪国率先成功将意味拥有决定地位和话语权。
　　疫苗研发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一种国际竞赛？怎么从公共性上理解疫苗的研发和供应？南风窗记者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教授查道炯。

疫苗不能竞赛

　　南风窗：纽约大学兰贡医学中心生物伦理学教授亚瑟·卡普兰认为，有些国家会有充足的疫苗，而另一些国家则根本无从获得疫苗，所以一些国家可能会利用其对疫苗的影响力来讨价还价或进行贸易谈判，甚至疫苗黑市还会由此兴起。有评论认为，疫苗研发已不单单是商业竞争，疫苗更成为了一种战略物资。各国都在加紧研制、试验疫苗，是否构成了某种“疫苗竞赛”的局面？
　　查道炯：我不赞成国家间“疫苗竞争”这个提法。疫苗不是一般性产品，从研发到三期临床实验，证明安全、有效后，在紧急使用阶段还需进一步优化，得到一个国家的医药管理机构批准才能投入量产、广泛接种使用。这个过程中一些疫苗难免要被淘汰。一款疫苗生产的经济和技术投入要求极高，产能必须以质量保障为前提；而这种质量保障又以先期实验的人群的健康保障需求为前提。所以，因为一些国家由于没有自行研制疫苗的能力，产品推出初期面临短缺是难免的。
　　疫苗又是各个国家社会经济恢复常态、国际旅行恢復常态的必需品。得到技术安全认可的疫苗要通过以世界卫生组织为平台的国际社会公开科学数据，要经得起检验。有的媒体会将这个医学的过程描述成国家间的一种竞争，尤其是西方媒体可能会鼓噪要把中国研发和生产的疫苗排除在外。现实世界中，疫苗的采购和使用，若是以产品的国别属性为核心指标，那将是有违基础医疗常识的，也是对本国人民不负责任的。
　　疫苗不是用来治病的，是用来预防疾病的，首先是要针对病毒形成有效的抗体。这次新冠肺炎的特殊性在于影响范围太广，疫苗有跨国使用的需求。历史上新出现的病毒疫苗需要跨国使用的情况并不多，没有疫情时，大部分时候是有多种疫苗供选择的。这次疫情的紧迫性导致没有什么选择，但这绝不意味着疫苗会变成战略物资（一种可以用作国家间外交角力的物资）。

一款疫苗生产的经济和技术投入要求极高，产能必须以质量保障为前提；而这种质量保障又以先期实验的人群的健康保障需求为前提。所以，因为一些国家由于没有自行研制疫苗的能力，产品推出初期面临短缺是难免的。

　　疫苗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对症、安全、有效。在证明了有效性后，再去解决产能问题。即使中国没有最先做出来也要乐见其他国家做出来，迅速投入应用。疫苗不单单是一种商品，不要陷入传统的那种哪国制造的、谁先制造的议论，要给科学、医学专业团体本着科学精神行事的空间。
　　目前还没有可以获批投入使用的疫苗产品，只有“准疫苗”或者说可以批准紧急使用，还谈不上竞争。过度强调会出现的可用剂量竞争有炒作嫌疑。
　　南风窗：根据盖茨基金会的测算，全球至少需要100亿剂疫苗才能实现群体免疫，远超目前全球疫苗的年产能，新冠疫苗的产能则更低。普遍认为充足的疫苗供应是全球疫情的唯一希望。
　　查道炯：一个群体的免疫有多种途径，疫苗只是其中之一，所以对疫苗的实际需求是在动态变化的。没有基础把世界对疫苗产能的需求说得特别肯定，还要看秋冬季节疫情的变化情况。一种可能是疫情继续恶化，疫苗生产出来，大批量制造和接种，形成群体免疫。但也可能随着疫情变化，对疫苗的需求会下降，甚至消失。
　　一旦疫情结束了，疫苗就没用了。历史上出现过至少两次这种情况，一种情况是2003年的SARS非典，没有人预料到非典6个月之后就结束了，非典也研发了疫苗，也有二期三期的临床试验，但是很快因疫情消失而弃用研发中的疫苗。其次是2009年H1N1流感病毒，主要是在美国、墨西哥以及一些欧洲国家，中国比较少，疫情也在几个月之内就结束了。
　　这一次应对疫情出现的急和慌的本质不是国家竞争，也不是商业利益，而是不知道这个病的病源在哪里。历史上有类似的大规模感染，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找到有效的疫苗。

疫苗是公共品，但不是公用品

　　南风窗：你曾撰文强调疫苗作为公共品的视角是关注如何在富国和穷国之间推进健康和保健领域相互受益的行为，而不是富国为穷国提供援助。怎样理解疫苗的公共性？
　　查道炯：公共品和跟公用的物品不是一回事，公共性强调的是物品使用背后的逻辑和理念。什么叫公共品？比如说某一地区有交通便利的需求，这是正当的；公共交通的使用，低价甚至免费当然有利于个人和整体经济发展。但规划、建筑、维护都是有成本的。很多人把“公共物品”或者是“公共产品”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免费品，那是错的。
　　由于公共品的消费是不可排他的，它与商业利益所追求的利润最大化本质相悖。一方面，各国政府有动力采取措施在本国范围内提供健康公共品；另一方面，不存在全球政府提供全球性适用的健康公共品或者为之支付成本。
　　为什么要把一个物品的公共品属性讲清楚？到了疫苗的问题上，很多讨论围绕中国的大国担当，提出要为其他的国家免费提供疫苗，这是有问题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义务给任何地方提供免费的疫苗。同时疫苗不是一般性的商业用品，它的价格要控制，在疫苗研制者的投资回报、人民的防病需求、其经济支付能力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既要有微利保障，也要阻止唯利是图行为。否则，就没有疫苗可用了。假若一个地方出现疫苗黑市，那将是管理环节出了问题。这个现象应当受到打击、谴责。 　　我想纠正的看法是，在国内外都有：这次防疫中有某些国家给别的国家免费提供提供防护设施、医疗物资，这是错误的表述。同时，疫苗也不是纯商业性质的，不应出现价格竞争，甚至黑市这种过度商业化的问题。

疫苗的适配性和安全性是国际合作的基础

　　南风窗：中国多次面向国际社会承诺“中国新冠疫苗将成为全球公共产品”，国际合作的基础是什么？
　　查道炯：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为共同面临的挑战提供共通性应对工具。随着全球化将世界各地联系在一起，“自家问题”与“他人问题”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模糊，共通性的工具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找到这些对症工具的合作却越来越难。
　　基础是匹配性。是否有人买，一定要医学基础上的匹配。疫苗也好，或者跟疫情相关的产品，不是一般的产品，如果不匹配或有强烈的副作用，那就不存在合作。

疫苗首先是要保证安全有效地使用，然后是确保公平，避免只有富人、有权势的人因用得起就接种，窮人就没有机会接种。要保证普通人使用疫苗的权利。

　　疫苗首先是要保证安全有效地使用，然后是确保公平，避免只有富人、有权势的人因用得起就接种，穷人就没有机会接种。要保证普通人使用疫苗的权利。国家不分大小、贫富，都应该为疫苗的产品链进行投入。生产方应该压缩牟利空间，需求方要支出成本，不能免费，也不是无止限地盈利。
　　疫苗开发和使用的国际合作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它涉及资金和人力物力的投入、知识产权的授权使用，更涉及国家的声誉。
　　在全球健康挑战面前，选择“合作”意味着相互保护。疫苗产业链的国际化和全球化程度都很高，是相互保护所依赖的基础设施。中国的新冠疫苗在境外使用，除了要考虑可负担性之外，产品安全性和国家信誉，才是行稳致远的基石。
　　南风窗：美国司法部主管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检察长约翰·德默斯曾表示，最先研究出疫苗的国家将会成为“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成功者”，从而在世界舞台上获得影响力。如何看待疫苗对国际格局可能带来的影响？
　　查道炯：对疫苗的讨论是一个非常技术性的问题，很多参与者不懂疫苗，不懂它的研发路径，就去讨论它的应用，这种情况下去评论是容易产生误导的。疫苗竞赛，特别是后边的大国竞争这种说法，要高度慎重。之所以要慎重，是因为对疫苗的需求是随着疫情的变化不断变化的。
　　疫苗方面展开国际合作的基础是适配性和安全性，而不是速度。一方面控制疫情有紧迫性，另一方面疫苗免疫受欲速则不达规律的制约，这是当前世界面临的窘境。
　　国与国之间的疫苗的交易，并不难实现。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通过联合国框架下的儿童基金会等其他组织、慈善机构，做中间担保人：谈判采购价格、组织购买和储运，从而低价出售或免费赠送给那些有迫切需要又无经济负担能力的国家。有赠送有销售，这样既有利于世界走出疫情，也有利于维护世界疫苗和药品研发与生产产业链的健康发展。当然，双边援助也是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