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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拿来主义》，鲁迅的本意是指向外来文化的，但在很长时间里对它的主题一直理解为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这种误读产生于文本自身的语言陷阱，也与文本的接受背景相关。对其解读的归真折射出中国文化的开放与进步。
【关键词】拿来主义 语言陷阱 接受背景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3-0092-02
一、被误读了的《拿来主义》
《拿来主义》是鲁迅的一篇后期杂文，很早就被选入中学课本。有很长一段时间，对它的主题一直是这样理解的：“拿来主义”表现了鲁迅对于“文化遗产”批判继承的态度。在所见到的各种版本的教材中，大多数认为《拿来主义》“这篇文章是鲁迅先生写的关于继承文化遗产的一篇文章”。比如：普通高中语文教材《教师教学用书》认为，“用‘孱头’、‘昏蛋’、‘废物’来批判三种对待文化遗产的错误观点和态度；用‘鱼翅’、‘鸦片’、‘烟枪和烟灯’来比作文化遗产中的三个组成部分；用‘占有’、‘挑选’创新来说明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三个步骤，都十分贴切，丝丝入扣”。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高中课本第一册的“预习提示”中说：
这是鲁迅先生写的关于继承文化遗产的一篇杂文。本世纪30年代，国民党实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奉行卖国主义政策，各种错误思潮随之泛滥，遗老遗少的封建复古主义，卖国求荣的“全盘西化”甚嚣尘上，在左翼文艺队伍中，对要不要和怎样继承文化遗产的问题，思想比较混乱。针对这种状况，鲁迅阐明马克思主义关于批评继承文化遗产的原理和方法，提倡“拿来主义”，反对“闭关主义”和“送去主义”，主张从文化遗产中吸取精华，剔除糟粕。这与毛泽东同志后来提倡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在中国现代文化语境下，“文化遗产”有其特定的含义，即指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拿来主义”的主题就被理解成“批评继承传统文化”。持这种观点的以徐中玉为代表，人教版教学参考书直到现在还选录了他的《创新必须择旧——读<拿来主义>札记》，文中说：“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一文，写于1934年6月4日。对文学遗产的批评继承问题，是鲁迅一直非常注意的一个重大问题。……大家知道，鲁迅早期曾非常尖锐地抨击过“国粹”。他曾以为要少看中国书，或者竟不看中国书。怎么后来又主张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了呢？这里有没有矛盾？我的看法是：没有矛盾，但有发展。……”可见徐中玉认为拿来主义就是对中国文学遗产，即所谓“国粹”的批评继承。不过他似乎也觉得如果拿来只是从传统拿来未免优点偏狭，所以在文中又引申了一笔：“为什么创新必须择旧——择取中国的和外国的旧文化？”这里加上“外国的旧文化”，似乎兼顾了“拿来”的意思，但却有违于中国现代文化的语境。现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就是为了拿来现代新文化，而不是西方的“旧文化”。将外国文化限定为遗产，是为了迁就鲁迅“大宅子”的比喻。就这样，认为拿来主义表现了鲁迅对于“文化遗产”的态度，成为长期以来影响最大的一种观点。
反思一下，就会觉得这种说法违离了鲁迅的本意。因而不断有一些语文教师对此提出疑问，仅就笔者所见：文小燕《是“文化遗产”还是“外来文化”——关于<拿来主义>中“大宅子”比喻的本体》（《中学语文教学参考》1996年第7期）、黄兴东《<拿来主义>是谈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吗？》（《中学语文》2005年第5期）、余唐洪《大宅子并非比喻文化遗产》（《语文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4期）、卢文锋《<拿来主义>主旨释疑》（《语文教学通讯》2010年第4期）。其实，找到鲁迅的本意很容易。众所周知，鲁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是持激烈的批判态度的。1925年，《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胡适、梁启超都开过“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鲁迅则主张青年应“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他不止一次批评胡适“整理国故”的主张，除了整理国故可能会导致青年“回避现实的社会问题”，也是因为他从“国故”中看到满纸都写着“吃人”。
所以拿来主义本来是指向“外来文化”的，这一点毫无疑义。问题是，那种“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误读是怎么产生的。
二、《拿来主义》的语言陷阱
《拿来主义》一文一共10个自然段，第一段用一句话批判“闭关主义”作为引入之后转而主要批判“送去主义”，鲁迅在这里为什么一定要提“闭关主义”？鲁迅自然有他的用意。“闭关主义”和“送去主义”表面上看来不同，从思想实质来看，“送去主义”和“闭关主义”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以文明古国自居，自夸自大，不肯向外国学习，对照“闭关主义”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送去主义”的后果，所以第二段鲁迅更加明确指出了一味“送去”的后果就是使中国国力日弱。既然一味“送去”是有害的，所以我们不能光“送”不“拿”，我们也要从外国人手里拿些东西来，是为“拿来主义”，为了防止拿到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能坐等外国“送来”，而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鲁迅的论证思路非常的明确，第八段第一句是“譬如罢”，很明显是承接着第七段的内容。
鲁迅本意是批判地选择外来文化，何以到了读者这里就成了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了呢？
从语文学的角度看，问题出在“大宅子”的比喻上。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得了一所“大宅子”，这个比喻太容易产生歧义，让人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鲁迅以喻证法说明问题，当然要拿具体的事物打比方。那么他为什么要用大宅子来做比喻呢？着仅仅是语言的失误吗？其实不然。“语言是存在的家”，我们无法超越语言去想像世界，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与思维习惯，就有什么样的语言。鲁迅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角色：“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并不是和青年一代一起走向光明。他是站在光明与黑暗的交界处，掮住黑暗的闸门，直到自己精疲力竭，和黑暗同归于尽。他是传统社会的逆子贰臣，却不是现代社会的新生儿；他是旧宅子的破坏者，却不是新宅子的建设者。同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如果说胡适是主张“全盘西化”的，鲁迅则明显没有如此明确的西化意识，传统的影响在他身上象影子一样摆脱不掉，他太熟悉传统的语境了，以至于在向我们描述从外面拿来的别样生活时，还是无意中又落入传统语境的窠臼。结果语言绑架了思想，他本来是想从国外引进一套建筑，一不小心又掉进了传统的“大宅子”里。所以“大宅子”其实在这里只是一个比喻，只是鲁迅选用了为中国人所熟悉的容易理解的事例而已。 断为“中国旧文化遗产”的论者，其实是凭自己主观对鲁迅认识的思路惯性造成的：因为鲁迅是中国的民族文学家，是反“国粹主义”的新文化运动主将，所以一看见鲁迅笔下的“旧”，就想当然。鲁迅其所论，其用词，虽针对某些具体文艺现象或理论问题，却常常由此而及彼、由具体而上升到普遍性的文艺理论高度；在论及文化的问题上，他极力主张既要继承中国的文化遗产，也要吸取外国文化可以借鉴的东西，认为这是用来建设中国的“新文化”、“新文艺”的两条路。这是鲁迅的基本文化遗产思想之一。只有这样去理解“大宅子”的象征性比喻，才符合鲁迅的思想实际。
“鲁迅所接触、介绍和翻译的外国作品，绝大部分是资产阶级文学，这就有如何对待的问题，既不能如国粹主义者那样一律排斥，全盘否定；也不能如一些资产阶级文人那样顶礼膜拜，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拿来主义就是他的宝贵经验结晶”。所谓“做了女婿换来的”，正是鲁迅随手的具体特指，旁敲侧击依靠“全盘继承”而登上文坛的邵询美，他娶了清末的大富翁盛宣怀的孙女为妻，“换来”自己的富翁地位，“换来”他的“金屋书店”和《金屋月刊》主编及其文坛地位，宣传西方唯美主义文学。盛宣怀乃大官僚、大买办，所以邵洵美“换来的”当中，更多的还是“洋货”。
用选择批判的态度来面对传统文化未尝不对，只是在当时，继承传统还不是当务之急，那时的当务之急是从外来文化中输入新鲜的血液。从这个角度讲，拿来主义被误读是时代的悲剧。
三、“拿来主义”的接受背景
1934年前后，左翼文化界开展了关于民族形式、大众语和拉丁化文字改革等问题的讨论。讨论中，在对待古代和外国的文化问题方面，出现了一些错误观点。例如，把有批判地借鉴和采用旧形式攻击为“类乎投降”、“为整个旧艺术捧场”；把汉语中适当借用欧化语法和外来词汇说成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鲁迅也参加了讨论，他在这个时期写了一系列文章，生动而深刻地阐明对待古代和外国文化的基本原则，指出：“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写于1934年6月4日的《拿来主义》是其中的一篇。在写《拿来主义》前一个月，鲁迅写了《论“旧形式的采用”》，以“吃用牛羊”的生动比喻，阐明了正确对待文化遗产、古为今用的道理：“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融化于新作品中，那是不必赘说的事，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这样评论：“鲁迅在《论“旧形式的采用”》中全面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他的结论是‘采用旧形式，就是为了新形式的探求’。如何对待旧形式，涉及到批判继承遗产、创造新的民族形式等问题。”《论“旧形式的采用”》和《拿来主义》的主题不同，但关系互相映衬补充。一说继承文化遗产，一说对待外来文化，可以理解为正确对待文化遗产和外来文化的姊妹篇。
鲁迅的拿来主义，远一点说是鸦片战争以来洋务派“师夷长技”思潮的一种延续，近一点说是新文化运动早期思潮的一种延续。新文化运动早期，作为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的最新成果，民主、科学和个性主义无疑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最需要的一些东西。鲁迅是主张“别求新声于异邦”并身体力行的，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是必须要“放开度量，大胆地，无谓地，……尽量地吸收”；对外来文化，必须取分析的态度，“决不轻易的崇拜或轻易的唾弃”；在吸收外来文化时，必须进行“极精严的抉择”，分清精华与糟粕，不能囫囵吞枣、兼收并蓄，更不能从私利出发，把眼光放在个人享受上；要做到这些，就必须要有“恢廓的胸襟”、“雄大”的“魄力”，要“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先生对于外来文化的思想是逐步形成并日臻成熟的，只不过在《拿来主义》这篇文章中表述得更科学、更简练、更清楚而已。
就在鲁迅呐喊着中国应该“拿来”（原文中用了好几个感叹号）的时候，中国文化已经因现代革命政治的影响，出现了乾坤逆转的端倪——从拿来转向继承。拿来主义被误读的命运开始了。新文化运动后期，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历史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是“送来”的，但中国知识分子积极“拿来”的热情也是非常明显的。1918年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法俄革命比较观》，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转向：“第一文明偏于灵，第二文明偏于肉，吾宁欢迎第三之文明，盖第三之文明，乃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也”。
然而，对苏俄的拿来主义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三十年代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曾因遭受巨大挫折而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等到四十年代延安局势初定，毛泽东开始通过“整风运动”清算“左倾拿来主义”的错误，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显然，“言必称希腊”乃是春秋笔法，实指王明的从苏联回来，言必称共产国际，而“自己的祖宗”自然就是中国传统了。这种把目光从外国教条转向本国经验的变化意义深远，某种程度上，延安整风运动已经奠定了建国后反帝反修的格局。用鲁迅的话说，中国实际上重新回到了“闭关主义”的时代。这样，中国文化拿来主义的路子基本上被堵死了，只能“自力更生”。而自力更生的资源，除了向祖宗拿来，还有什么呢？
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这段话是针对传统文化的，在方法论上与鲁迅的“拿来主义”不谋而合，这就为“拿来主义”的误读提供了潜意识层面的支持。
可以说，从四十年代的延安到八十年代的大陆，中国人从祖宗继承下来的比从外国拿来的更多，文革时期甚至全面取消了“拿来主义”的历史语境，这也决定了对鲁迅本意不可避免的误读。 四、《拿来主义》解读的归真
可见，《拿来主义》被误读的原因很复杂，“误导”与“误读”共同作用，形成了比较顽固的思维定势。不过，当阅读的语境发生改变，中国向西方“拿来”变得司空见惯的时候，《拿来主义》的解读归真也就具备了普遍的思想与舆论的基础。
2003年版的成人高考语文教材的“提示”就略有变化：“这是一篇关于如何对待东西方文化遗产的杂文。”这说明编著者已经注意到：《拿来主义》是“关于继承文化遗产”的说法至少是不准确的，所以对“遗产”的外延有所扩大，不再局限于传统文化遗产。2006年人教版高中教材取消了先入为主的“预习提示”，教学参考书对文章的主题也没有明确定性，只是在课后练习部分提供了“参考答案”。比如：
第二题“运用比喻，以小件大地阐明抽象、深刻的道理，是这篇课文的一个特点。举例说明本文是怎样运用比喻来阐明道理的。你能不能用其他的比喻来说明这些道理？与同学交流一下”。参考答案：“从全文说，基本上是一个比喻，用大宅子比喻文化遗产和外国文化。从局部说，那些比喻也用得十分贴切。例如，用鱼翅比喻文化遗产中的精华；用鸦片比喻文化遗产中的糟粕，但也有某些有益的成分；用烟枪和烟灯、姨太太比喻文化遗产中的糟粕”。第四题“联系实际，全班或分组讨论：近年来我们从外国拿来了什么？还有哪些东西可以拿来？然后写成一篇短文”。参考答案：“近百年来，在科学、技术、文化方面我们从外国拿来了不少东西，近二十年来，在经济方面我国对外国的做法和经验更是多有借鉴。（可以让学生举出一些具体实例）”。
显然，新教参对《拿来主义》的解读比原来准确多了。只是编者还不敢断然与以前的观点决裂，所以采取了折中主义的处理方法，说“大宅子”比喻“文化遗产和外来文化”，与过去相比，已是一个不小的进步。高等教育出版社中职语文基础模块上册课本配套的教学参考书在《拿来主义》一文的课文分析中明确提出了“拿来主义旨在论述如何正确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
《拿来主义》不过千余字，然而因其特定的写作背景，对今天不熟悉历史的人来说，有些地方较难明白，理解主旨也就会遇到障碍；应本着“文史不分家”的理念一读再读，方能将其解透。一篇文章的解读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它却折射出中国文化走向开放、拥抱世界的曲折历程。从这个角度看，《拿来主义》的接受史比文本本身提供了更多值得思考的东西。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关键词】拿来主义 语言陷阱 接受背景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3-0092-02
一、被误读了的《拿来主义》
《拿来主义》是鲁迅的一篇后期杂文，很早就被选入中学课本。有很长一段时间，对它的主题一直是这样理解的：“拿来主义”表现了鲁迅对于“文化遗产”批判继承的态度。在所见到的各种版本的教材中，大多数认为《拿来主义》“这篇文章是鲁迅先生写的关于继承文化遗产的一篇文章”。比如：普通高中语文教材《教师教学用书》认为，“用‘孱头’、‘昏蛋’、‘废物’来批判三种对待文化遗产的错误观点和态度；用‘鱼翅’、‘鸦片’、‘烟枪和烟灯’来比作文化遗产中的三个组成部分；用‘占有’、‘挑选’创新来说明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三个步骤，都十分贴切，丝丝入扣”。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高中课本第一册的“预习提示”中说：
这是鲁迅先生写的关于继承文化遗产的一篇杂文。本世纪30年代，国民党实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奉行卖国主义政策，各种错误思潮随之泛滥，遗老遗少的封建复古主义，卖国求荣的“全盘西化”甚嚣尘上，在左翼文艺队伍中，对要不要和怎样继承文化遗产的问题，思想比较混乱。针对这种状况，鲁迅阐明马克思主义关于批评继承文化遗产的原理和方法，提倡“拿来主义”，反对“闭关主义”和“送去主义”，主张从文化遗产中吸取精华，剔除糟粕。这与毛泽东同志后来提倡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在中国现代文化语境下，“文化遗产”有其特定的含义，即指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拿来主义”的主题就被理解成“批评继承传统文化”。持这种观点的以徐中玉为代表，人教版教学参考书直到现在还选录了他的《创新必须择旧——读<拿来主义>札记》，文中说：“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一文，写于1934年6月4日。对文学遗产的批评继承问题，是鲁迅一直非常注意的一个重大问题。……大家知道，鲁迅早期曾非常尖锐地抨击过“国粹”。他曾以为要少看中国书，或者竟不看中国书。怎么后来又主张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了呢？这里有没有矛盾？我的看法是：没有矛盾，但有发展。……”可见徐中玉认为拿来主义就是对中国文学遗产，即所谓“国粹”的批评继承。不过他似乎也觉得如果拿来只是从传统拿来未免优点偏狭，所以在文中又引申了一笔：“为什么创新必须择旧——择取中国的和外国的旧文化？”这里加上“外国的旧文化”，似乎兼顾了“拿来”的意思，但却有违于中国现代文化的语境。现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就是为了拿来现代新文化，而不是西方的“旧文化”。将外国文化限定为遗产，是为了迁就鲁迅“大宅子”的比喻。就这样，认为拿来主义表现了鲁迅对于“文化遗产”的态度，成为长期以来影响最大的一种观点。
反思一下，就会觉得这种说法违离了鲁迅的本意。因而不断有一些语文教师对此提出疑问，仅就笔者所见：文小燕《是“文化遗产”还是“外来文化”——关于<拿来主义>中“大宅子”比喻的本体》（《中学语文教学参考》1996年第7期）、黄兴东《<拿来主义>是谈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吗？》（《中学语文》2005年第5期）、余唐洪《大宅子并非比喻文化遗产》（《语文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4期）、卢文锋《<拿来主义>主旨释疑》（《语文教学通讯》2010年第4期）。其实，找到鲁迅的本意很容易。众所周知，鲁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是持激烈的批判态度的。1925年，《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胡适、梁启超都开过“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鲁迅则主张青年应“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他不止一次批评胡适“整理国故”的主张，除了整理国故可能会导致青年“回避现实的社会问题”，也是因为他从“国故”中看到满纸都写着“吃人”。
所以拿来主义本来是指向“外来文化”的，这一点毫无疑义。问题是，那种“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误读是怎么产生的。
二、《拿来主义》的语言陷阱
《拿来主义》一文一共10个自然段，第一段用一句话批判“闭关主义”作为引入之后转而主要批判“送去主义”，鲁迅在这里为什么一定要提“闭关主义”？鲁迅自然有他的用意。“闭关主义”和“送去主义”表面上看来不同，从思想实质来看，“送去主义”和“闭关主义”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以文明古国自居，自夸自大，不肯向外国学习，对照“闭关主义”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送去主义”的后果，所以第二段鲁迅更加明确指出了一味“送去”的后果就是使中国国力日弱。既然一味“送去”是有害的，所以我们不能光“送”不“拿”，我们也要从外国人手里拿些东西来，是为“拿来主义”，为了防止拿到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能坐等外国“送来”，而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鲁迅的论证思路非常的明确，第八段第一句是“譬如罢”，很明显是承接着第七段的内容。
鲁迅本意是批判地选择外来文化，何以到了读者这里就成了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了呢？
从语文学的角度看，问题出在“大宅子”的比喻上。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得了一所“大宅子”，这个比喻太容易产生歧义，让人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鲁迅以喻证法说明问题，当然要拿具体的事物打比方。那么他为什么要用大宅子来做比喻呢？着仅仅是语言的失误吗？其实不然。“语言是存在的家”，我们无法超越语言去想像世界，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与思维习惯，就有什么样的语言。鲁迅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角色：“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并不是和青年一代一起走向光明。他是站在光明与黑暗的交界处，掮住黑暗的闸门，直到自己精疲力竭，和黑暗同归于尽。他是传统社会的逆子贰臣，却不是现代社会的新生儿；他是旧宅子的破坏者，却不是新宅子的建设者。同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如果说胡适是主张“全盘西化”的，鲁迅则明显没有如此明确的西化意识，传统的影响在他身上象影子一样摆脱不掉，他太熟悉传统的语境了，以至于在向我们描述从外面拿来的别样生活时，还是无意中又落入传统语境的窠臼。结果语言绑架了思想，他本来是想从国外引进一套建筑，一不小心又掉进了传统的“大宅子”里。所以“大宅子”其实在这里只是一个比喻，只是鲁迅选用了为中国人所熟悉的容易理解的事例而已。 断为“中国旧文化遗产”的论者，其实是凭自己主观对鲁迅认识的思路惯性造成的：因为鲁迅是中国的民族文学家，是反“国粹主义”的新文化运动主将，所以一看见鲁迅笔下的“旧”，就想当然。鲁迅其所论，其用词，虽针对某些具体文艺现象或理论问题，却常常由此而及彼、由具体而上升到普遍性的文艺理论高度；在论及文化的问题上，他极力主张既要继承中国的文化遗产，也要吸取外国文化可以借鉴的东西，认为这是用来建设中国的“新文化”、“新文艺”的两条路。这是鲁迅的基本文化遗产思想之一。只有这样去理解“大宅子”的象征性比喻，才符合鲁迅的思想实际。
“鲁迅所接触、介绍和翻译的外国作品，绝大部分是资产阶级文学，这就有如何对待的问题，既不能如国粹主义者那样一律排斥，全盘否定；也不能如一些资产阶级文人那样顶礼膜拜，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拿来主义就是他的宝贵经验结晶”。所谓“做了女婿换来的”，正是鲁迅随手的具体特指，旁敲侧击依靠“全盘继承”而登上文坛的邵询美，他娶了清末的大富翁盛宣怀的孙女为妻，“换来”自己的富翁地位，“换来”他的“金屋书店”和《金屋月刊》主编及其文坛地位，宣传西方唯美主义文学。盛宣怀乃大官僚、大买办，所以邵洵美“换来的”当中，更多的还是“洋货”。
用选择批判的态度来面对传统文化未尝不对，只是在当时，继承传统还不是当务之急，那时的当务之急是从外来文化中输入新鲜的血液。从这个角度讲，拿来主义被误读是时代的悲剧。
三、“拿来主义”的接受背景
1934年前后，左翼文化界开展了关于民族形式、大众语和拉丁化文字改革等问题的讨论。讨论中，在对待古代和外国的文化问题方面，出现了一些错误观点。例如，把有批判地借鉴和采用旧形式攻击为“类乎投降”、“为整个旧艺术捧场”；把汉语中适当借用欧化语法和外来词汇说成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鲁迅也参加了讨论，他在这个时期写了一系列文章，生动而深刻地阐明对待古代和外国文化的基本原则，指出：“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写于1934年6月4日的《拿来主义》是其中的一篇。在写《拿来主义》前一个月，鲁迅写了《论“旧形式的采用”》，以“吃用牛羊”的生动比喻，阐明了正确对待文化遗产、古为今用的道理：“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融化于新作品中，那是不必赘说的事，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这样评论：“鲁迅在《论“旧形式的采用”》中全面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他的结论是‘采用旧形式，就是为了新形式的探求’。如何对待旧形式，涉及到批判继承遗产、创造新的民族形式等问题。”《论“旧形式的采用”》和《拿来主义》的主题不同，但关系互相映衬补充。一说继承文化遗产，一说对待外来文化，可以理解为正确对待文化遗产和外来文化的姊妹篇。
鲁迅的拿来主义，远一点说是鸦片战争以来洋务派“师夷长技”思潮的一种延续，近一点说是新文化运动早期思潮的一种延续。新文化运动早期，作为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的最新成果，民主、科学和个性主义无疑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最需要的一些东西。鲁迅是主张“别求新声于异邦”并身体力行的，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是必须要“放开度量，大胆地，无谓地，……尽量地吸收”；对外来文化，必须取分析的态度，“决不轻易的崇拜或轻易的唾弃”；在吸收外来文化时，必须进行“极精严的抉择”，分清精华与糟粕，不能囫囵吞枣、兼收并蓄，更不能从私利出发，把眼光放在个人享受上；要做到这些，就必须要有“恢廓的胸襟”、“雄大”的“魄力”，要“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先生对于外来文化的思想是逐步形成并日臻成熟的，只不过在《拿来主义》这篇文章中表述得更科学、更简练、更清楚而已。
就在鲁迅呐喊着中国应该“拿来”（原文中用了好几个感叹号）的时候，中国文化已经因现代革命政治的影响，出现了乾坤逆转的端倪——从拿来转向继承。拿来主义被误读的命运开始了。新文化运动后期，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历史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是“送来”的，但中国知识分子积极“拿来”的热情也是非常明显的。1918年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法俄革命比较观》，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转向：“第一文明偏于灵，第二文明偏于肉，吾宁欢迎第三之文明，盖第三之文明，乃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也”。
然而，对苏俄的拿来主义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三十年代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曾因遭受巨大挫折而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等到四十年代延安局势初定，毛泽东开始通过“整风运动”清算“左倾拿来主义”的错误，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显然，“言必称希腊”乃是春秋笔法，实指王明的从苏联回来，言必称共产国际，而“自己的祖宗”自然就是中国传统了。这种把目光从外国教条转向本国经验的变化意义深远，某种程度上，延安整风运动已经奠定了建国后反帝反修的格局。用鲁迅的话说，中国实际上重新回到了“闭关主义”的时代。这样，中国文化拿来主义的路子基本上被堵死了，只能“自力更生”。而自力更生的资源，除了向祖宗拿来，还有什么呢？
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这段话是针对传统文化的，在方法论上与鲁迅的“拿来主义”不谋而合，这就为“拿来主义”的误读提供了潜意识层面的支持。
可以说，从四十年代的延安到八十年代的大陆，中国人从祖宗继承下来的比从外国拿来的更多，文革时期甚至全面取消了“拿来主义”的历史语境，这也决定了对鲁迅本意不可避免的误读。 四、《拿来主义》解读的归真
可见，《拿来主义》被误读的原因很复杂，“误导”与“误读”共同作用，形成了比较顽固的思维定势。不过，当阅读的语境发生改变，中国向西方“拿来”变得司空见惯的时候，《拿来主义》的解读归真也就具备了普遍的思想与舆论的基础。
2003年版的成人高考语文教材的“提示”就略有变化：“这是一篇关于如何对待东西方文化遗产的杂文。”这说明编著者已经注意到：《拿来主义》是“关于继承文化遗产”的说法至少是不准确的，所以对“遗产”的外延有所扩大，不再局限于传统文化遗产。2006年人教版高中教材取消了先入为主的“预习提示”，教学参考书对文章的主题也没有明确定性，只是在课后练习部分提供了“参考答案”。比如：
第二题“运用比喻，以小件大地阐明抽象、深刻的道理，是这篇课文的一个特点。举例说明本文是怎样运用比喻来阐明道理的。你能不能用其他的比喻来说明这些道理？与同学交流一下”。参考答案：“从全文说，基本上是一个比喻，用大宅子比喻文化遗产和外国文化。从局部说，那些比喻也用得十分贴切。例如，用鱼翅比喻文化遗产中的精华；用鸦片比喻文化遗产中的糟粕，但也有某些有益的成分；用烟枪和烟灯、姨太太比喻文化遗产中的糟粕”。第四题“联系实际，全班或分组讨论：近年来我们从外国拿来了什么？还有哪些东西可以拿来？然后写成一篇短文”。参考答案：“近百年来，在科学、技术、文化方面我们从外国拿来了不少东西，近二十年来，在经济方面我国对外国的做法和经验更是多有借鉴。（可以让学生举出一些具体实例）”。
显然，新教参对《拿来主义》的解读比原来准确多了。只是编者还不敢断然与以前的观点决裂，所以采取了折中主义的处理方法，说“大宅子”比喻“文化遗产和外来文化”，与过去相比，已是一个不小的进步。高等教育出版社中职语文基础模块上册课本配套的教学参考书在《拿来主义》一文的课文分析中明确提出了“拿来主义旨在论述如何正确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
《拿来主义》不过千余字，然而因其特定的写作背景，对今天不熟悉历史的人来说，有些地方较难明白，理解主旨也就会遇到障碍；应本着“文史不分家”的理念一读再读，方能将其解透。一篇文章的解读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它却折射出中国文化走向开放、拥抱世界的曲折历程。从这个角度看，《拿来主义》的接受史比文本本身提供了更多值得思考的东西。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