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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疼痛治疗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其作为临床学科出现和发展却远远晚于西方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疼痛医学得以发展并于新世纪后长足进步，这一切都离不开医务工作者的努力与研究。
作为行业领军人物，倪家骧见证了中国疼痛学科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整个过程。
“医学是从治疗疼痛开始的”
《养生大世界》：疼痛医学在我国是如何建立的？
倪家骧：疼痛科既新鲜又古老。医学的出现，最早是从治疗疼痛开始的，我们的祖先们最早因狩猎导致肌肉拉伤，产生了疼痛。当时的按揉止痛方法，就是早期的止痛治疗。针灸与手法治疗是在药物治疗出现之前出现的。根据文献记载，疼痛的治疗手法在中医形成之前就存在，所以说，它是一个最古老的学科。
随着医学的发展，各种疾病的治疗手段越来越多，对疼痛的治疗反而被忽视。西方医学诞生后，现代化的手术、麻醉术都相继的出现，各种学科蓬勃发展，疼痛治疗一直融在各个科室当中。
疼痛医学是神经科学的新分支，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门只有50年历史的新兴边缘学科，不为大众所熟知。世界上第一个疼痛科，是1963年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建立的，然后疼痛科陆续在欧洲出现。八十年代初期，我们国家有个别麻醉科医生在业余从事一些疼痛的治疗。
一个学科的出现，一般是以医院成立了正式挂牌的科室为标志的，但是这一点很难确定。还有一种说法是，第一次召开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标志着这个学科被广泛的认可。
按照第二种说法，我国疼痛学科出现在1988年。我的研究生导师，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麻醉科主任张栗生教授，在河北承德主办和发起了中国第一届疼痛治疗学术会议。这次会议有数百人参加，标志着中国疼痛医学得到了重视。
随后，1989年卫生部的第12号文件，将麻醉学科确立为临床学科。麻醉科的业务范围也从临床麻醉发展到疼痛治疗和重症医学。这是从政府文件上对疼痛治疗学科的认可。
《养生大世界》：在我国，疼痛治疗有长久的历史，具体的治疗方式又有哪些呢？
倪家骧：20世纪80年代后期，止疼不再仅仅是口服药物，还可以通过在特定部位注射特定药物来达到止疼的目的。疼痛科的治疗手段已从单纯药物治疗，转向多学科治疗，其中影像学引导微创介入神经治疗方法取得了突出的治疗效果，过去许多需要通过开放手术解决的疾病，都可通过微创的手段进行治疗，极大降低了手术风险和患者的经济负担。
实际上，疼痛科的出现，是随着微创介入治疗才出现的。因为它的治疗主要是微创治疗，也就是在影像引导下的精确局部治疗，来消除疼痛的病因或者阻碍疼痛信号传导。
如常见的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现在都可通过微创的椎间盘等离子消融手段去除压迫，改善症状。还有三叉神经痛，以前需要开颅手术来进行治疗，手术风险极高，甚至有一定的死亡率，但现在可通过微创的方法进行三叉神经半月节的射频治疗，手术创伤仅为一个1毫米的针眼，为许多患者甚至一些高龄患者解除了病痛的折磨。
在影像设备还不很发达的时候，疼痛科的发展是受到制约的。当CT这种在计算机引导下的影像设备出现后，疼痛科才开始发展。从出现时间上来看，发达国家先出现疼痛治疗，发展中国家后出现。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初期将有限的医疗资源用于急救，这是医疗的第一阶段。随着国民收入的升高，医疗进入第二阶段：除急救治疗外，开始医治常见疾病及致命疾病。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舒适性的需求增加，这个时候，疼痛作为舒适性医学进入了医疗行业。
我们国家疼痛的发展是最近的十年，尤其是新世纪开始之后，我国对疼痛医学重视程度增加，疼痛科与专门研究治疗疼痛的医生不断增多。未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疼痛学科应该会上一个新台阶。
“疼痛要治不要忍”
《养生大世界》：现阶段人们对疼痛认识是否充分？我国疼痛医学的现状是怎样的呢？
倪家骧：疼痛是人类最原始、最普遍存在的一种痛苦，直接影响生活质量。据统计，大约30%的成年人患有慢性疼痛。我国至少有一亿以上的疼痛患者，每天到医院就诊的患者当中，有10%的患者第一主诉是疼痛。从当今世界范围来看，疼痛已经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杀手之一。
20年来，疼痛学科在我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快速发展过程。1989年我国成立了疼痛协会，接着各地相继成立了疼痛研究和治疗组织。2007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卫生部）第227号文件要求，全国二级以上医院开展“疼痛科”诊疗科目诊疗服务。目前北京80%以上的三甲、二甲医院都设置了疼痛科，还有大量的基层疼痛诊疗机构。
但总体上看，我国疼痛学科的发展状况仍然无法满足患者的需要，主要表现为临床技术水平与患者需求之间存在的差距。首先，专业的疼痛医师数量有限。其次，医院硬件状况不容乐观。以北京为例，拥有独立病房和病床的疼痛科屈指可数，如宣武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大多数医院疼痛科还仅仅局限在门诊。近年来，随着大家对疼痛科的不断熟悉，以及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疼痛科就诊病人呈现爆炸式增长，门诊的治疗手段有一定的局限性，还有大量患者需住院接受更系统全面的治疗，而目前现有的床位显然无法满足患者的需求。
《养生大世界》：现在仍有很多人不了解疼痛，看病时出现找错科室的现象，带来了贻误病情的严重后果，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倪家骧：根据疼痛的病因，在传统的治疗上主要有外科治疗、内科治疗和中医的综合治疗，这几种治疗手段对一部分可以做出明确诊断的疼痛性疾病，起到有效的治疗作用。然而就医学目前的发展水平来说，还有许多疼痛性疾病无法对其做出明确的诊断和有效的治疗。疼痛医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医学边缘学科，其主要任务是针对这类不适宜采用外科治疗，药物治疗效果又不理想的疼痛性疾病，采用一些非常规的治疗手段，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以往各学科治疗疼痛各有侧重，但引起疼痛尤其是引起慢性疼痛机理异常复杂，诊断、治疗都十分困难，所以单一手段往往难以达到满意的效果，导致病人盲目奔走于各科之间。加之慢性疼痛多不危及生命，最终常常连患者也对根治疼痛失去了耐心，形成了“疼痛科科看，哪科都难管”的局面。
我认为目前人们应该具备两种常识，一是看病找专科医生。在医学高度发展的今天，医学专业分支较多，医生分工很细，有的医生选择专门研究某一个领域，在接诊时所遇到的患者也皆是本专业领域内的疾患，久而久之形成了很丰富的诊疗经验，能更精准的判断病情。二是尽早诊治。疼痛要治不要忍，属于什么病就尽早去哪个科室，找专业的医生，这样就有可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例如肿瘤引起的疼痛，有些肿瘤细胞在影像学看不到，但会分泌一些致痛物质，临床上需要仔细观察，才能找出病因。所以说疼痛医学并非是单一的止疼，而是找出致痛的病因，解除根源。
“我应该做疼痛，我也喜欢疼痛”
《养生大世界》：您最早接触疼痛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的？
倪家骧：我最早大学毕业之后是做神经内科医生的，后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服从分配调剂到我导师名下。我导师张栗生教授是国内比较早的重视疼痛医学的学者。他很早去日本访问，日本的疼痛医学开展的较早，所以他受到的影响就比较大。1985年前后，我们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张栗生教授就积极倡导开展疼痛治疗，当时就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开设了门诊。当时，我翻译了很多疼痛的国外资料，在翻译过程中我发现疼痛很有意思，就开始产生了兴趣。
《养生大世界》：您是什么时候介入疼痛这门学科的？
倪家骧：1990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前往日本学习治疗疼痛。正好我去的是日本广岛大学医学部，我的导师是医学部的部长兼附属医院院长、麻醉科与疼痛科的主任。广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疼痛科有20多张病床，因为广岛原子弹爆炸导致广岛地区癌症发病率高，所以疼痛病人很多。而我的导师是从美国留学回日本建立的疼痛科，而我恰好是这个时候去的日本，时间也比较巧。
《养生大世界》：简单谈谈您怎样一步步从河北“起家”的？何时被选调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
倪家骧：1992年2月，我从日本回国，回国时我是想让导师同意我不做麻醉，专门从事疼痛医学。但4月我导师退休后，医院（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直接宣布让我担任麻醉科副主任，做科内唯一负责人。由于我的兴趣还在疼痛，所以我就利用工作机会开拓疼痛方面的治疗。
当时院里对我的“不务正业”有些不满意，然后我说我这一辈子就想做疼痛，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在日本买的一本英文书里面的话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它讲人这一生只做两件事情：第一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第二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只做自己喜欢的可能会走偏路，只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可能会很累。假如一个人做的事情既是自己喜欢的又是应该做的事情，那才是最佳的。看到这个我就想，我喜欢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觉得应该做疼痛，我也喜欢疼痛。
所以后来我就宁可麻醉科主任不干，我也要去搞疼痛。最后跟医院协商，1995年，医院同意我分管疼痛科，这样我就有机会专门做疼痛。我们成立了河北省第一个疼痛科病房，名气做得很大，北京的医院当时也去河北找我来会诊。
来了北京几次之后，有医生说让我别来回跑了，到北京来干吧。但是我觉得在河北做的挺顺的，人也熟。后来我一想也是，北京的工作条件要比在河北更好。对孩子上学有好处，对我又没坏处，后来就谈了北医三院、宣武医院和北京肿瘤医院三个医院。当时北医三院和肿瘤医院没有病房，宣武医院说我们再困难也给你腾出病房来。于是，2002年我就被调到宣武医院，任命我当麻醉科副主任，一边筹备疼痛科一边做着麻醉。本来决定2003年年初就开始建立疼痛科，因为“非典”的原因，8月29日医院党委才宣布宣武医院成立疼痛科，9月1日开始接诊。最初医院给了我们八张病床，还担心能不能收满，结果开诊后很快就收满了。
《养生大世界》：倪主任，早有耳闻国外对疼痛的关注程度很高，能简单谈谈他们的情况吗？
倪家骧：确实如此，首先以美国为例，在全国治疗疼痛的单位有五千多家，每家都有专职的心理医生，而中国只有两千多家，心理医生则一个都没有，由此可见他们对疼痛诊疗很重视。
在国家的政策上，美国对治疗疼痛也有很大的倾斜，从下面数字就可以看出，2010年，对治疗疼痛的投入为5800亿美元，心脑血管和肿瘤疾病则排在其后，然后就是健康教育做的特别到位，美国有本杂志叫《The Smart Patient》（直译为聪明的病人），专门指导病人有了疼痛该怎样去寻医问诊，如何配合医生治疗等并进行健康宣传，除痛力度之大可见一斑。
其次是很多大的医院除了有疼痛科以外，其他每个科室都配备一名“疼痛专员”，更专业的指导病人如何除痛，“疼痛专员”还要接受定期的培训，提高业务水平。大部分医院对疼痛的诊疗都是多学科的参与，采用医疗合作的方式为病人诊疗，真正做到一科有痛，各科支援。
最后，每个城市也都有医生沙龙。此外，患者、企业等团体组成的病友会，他们多次聚会，普及疼痛知识，共同探讨除痛心得，介绍新的治疗进展等。由此可见，在美国，治疗疼痛的重要性是普及到基层民众的。
美国有一个全国性计划是“No Pain American”（无痛美国），而我们也有一个这样宏伟的目标：“No Pain China”（无痛中国），立志为民除痛。
《养生大世界》：对于疼痛医学未来的发展，您有什么展望吗？
倪家骧：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诊疗水平的舒适化是一种发展趋势，让一切的诊疗方式都在无痛的情况下进行，建设无痛化医院是国际趋势。医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就让人不仅要活着，而且要活得舒服。而疼痛医学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存在的。
在致力于疼痛医学的广大专家和同仁们的不懈努力下，我国的疼痛医学进入了规范和快速发展的阶段，疼痛医学也受到广泛的重视。世界各国均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致力于疼痛的研究，相信不久的将来，将有越来越多的新方法被应用于临床，彻底为民除痛。
作为行业领军人物，倪家骧见证了中国疼痛学科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整个过程。
“医学是从治疗疼痛开始的”
《养生大世界》：疼痛医学在我国是如何建立的？
倪家骧：疼痛科既新鲜又古老。医学的出现，最早是从治疗疼痛开始的，我们的祖先们最早因狩猎导致肌肉拉伤，产生了疼痛。当时的按揉止痛方法，就是早期的止痛治疗。针灸与手法治疗是在药物治疗出现之前出现的。根据文献记载，疼痛的治疗手法在中医形成之前就存在，所以说，它是一个最古老的学科。
随着医学的发展，各种疾病的治疗手段越来越多，对疼痛的治疗反而被忽视。西方医学诞生后，现代化的手术、麻醉术都相继的出现，各种学科蓬勃发展，疼痛治疗一直融在各个科室当中。
疼痛医学是神经科学的新分支，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门只有50年历史的新兴边缘学科，不为大众所熟知。世界上第一个疼痛科，是1963年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建立的，然后疼痛科陆续在欧洲出现。八十年代初期，我们国家有个别麻醉科医生在业余从事一些疼痛的治疗。
一个学科的出现，一般是以医院成立了正式挂牌的科室为标志的，但是这一点很难确定。还有一种说法是，第一次召开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标志着这个学科被广泛的认可。
按照第二种说法，我国疼痛学科出现在1988年。我的研究生导师，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麻醉科主任张栗生教授，在河北承德主办和发起了中国第一届疼痛治疗学术会议。这次会议有数百人参加，标志着中国疼痛医学得到了重视。
随后，1989年卫生部的第12号文件，将麻醉学科确立为临床学科。麻醉科的业务范围也从临床麻醉发展到疼痛治疗和重症医学。这是从政府文件上对疼痛治疗学科的认可。
《养生大世界》：在我国，疼痛治疗有长久的历史，具体的治疗方式又有哪些呢？
倪家骧：20世纪80年代后期，止疼不再仅仅是口服药物，还可以通过在特定部位注射特定药物来达到止疼的目的。疼痛科的治疗手段已从单纯药物治疗，转向多学科治疗，其中影像学引导微创介入神经治疗方法取得了突出的治疗效果，过去许多需要通过开放手术解决的疾病，都可通过微创的手段进行治疗，极大降低了手术风险和患者的经济负担。
实际上，疼痛科的出现，是随着微创介入治疗才出现的。因为它的治疗主要是微创治疗，也就是在影像引导下的精确局部治疗，来消除疼痛的病因或者阻碍疼痛信号传导。
如常见的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现在都可通过微创的椎间盘等离子消融手段去除压迫，改善症状。还有三叉神经痛，以前需要开颅手术来进行治疗，手术风险极高，甚至有一定的死亡率，但现在可通过微创的方法进行三叉神经半月节的射频治疗，手术创伤仅为一个1毫米的针眼，为许多患者甚至一些高龄患者解除了病痛的折磨。
在影像设备还不很发达的时候，疼痛科的发展是受到制约的。当CT这种在计算机引导下的影像设备出现后，疼痛科才开始发展。从出现时间上来看，发达国家先出现疼痛治疗，发展中国家后出现。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初期将有限的医疗资源用于急救，这是医疗的第一阶段。随着国民收入的升高，医疗进入第二阶段：除急救治疗外，开始医治常见疾病及致命疾病。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舒适性的需求增加，这个时候，疼痛作为舒适性医学进入了医疗行业。
我们国家疼痛的发展是最近的十年，尤其是新世纪开始之后，我国对疼痛医学重视程度增加，疼痛科与专门研究治疗疼痛的医生不断增多。未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疼痛学科应该会上一个新台阶。
“疼痛要治不要忍”
《养生大世界》：现阶段人们对疼痛认识是否充分？我国疼痛医学的现状是怎样的呢？
倪家骧：疼痛是人类最原始、最普遍存在的一种痛苦，直接影响生活质量。据统计，大约30%的成年人患有慢性疼痛。我国至少有一亿以上的疼痛患者，每天到医院就诊的患者当中，有10%的患者第一主诉是疼痛。从当今世界范围来看，疼痛已经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杀手之一。
20年来，疼痛学科在我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快速发展过程。1989年我国成立了疼痛协会，接着各地相继成立了疼痛研究和治疗组织。2007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卫生部）第227号文件要求，全国二级以上医院开展“疼痛科”诊疗科目诊疗服务。目前北京80%以上的三甲、二甲医院都设置了疼痛科，还有大量的基层疼痛诊疗机构。
但总体上看，我国疼痛学科的发展状况仍然无法满足患者的需要，主要表现为临床技术水平与患者需求之间存在的差距。首先，专业的疼痛医师数量有限。其次，医院硬件状况不容乐观。以北京为例，拥有独立病房和病床的疼痛科屈指可数，如宣武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大多数医院疼痛科还仅仅局限在门诊。近年来，随着大家对疼痛科的不断熟悉，以及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疼痛科就诊病人呈现爆炸式增长，门诊的治疗手段有一定的局限性，还有大量患者需住院接受更系统全面的治疗，而目前现有的床位显然无法满足患者的需求。
《养生大世界》：现在仍有很多人不了解疼痛，看病时出现找错科室的现象，带来了贻误病情的严重后果，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倪家骧：根据疼痛的病因，在传统的治疗上主要有外科治疗、内科治疗和中医的综合治疗，这几种治疗手段对一部分可以做出明确诊断的疼痛性疾病，起到有效的治疗作用。然而就医学目前的发展水平来说，还有许多疼痛性疾病无法对其做出明确的诊断和有效的治疗。疼痛医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医学边缘学科，其主要任务是针对这类不适宜采用外科治疗，药物治疗效果又不理想的疼痛性疾病，采用一些非常规的治疗手段，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以往各学科治疗疼痛各有侧重，但引起疼痛尤其是引起慢性疼痛机理异常复杂，诊断、治疗都十分困难，所以单一手段往往难以达到满意的效果，导致病人盲目奔走于各科之间。加之慢性疼痛多不危及生命，最终常常连患者也对根治疼痛失去了耐心，形成了“疼痛科科看，哪科都难管”的局面。
我认为目前人们应该具备两种常识，一是看病找专科医生。在医学高度发展的今天，医学专业分支较多，医生分工很细，有的医生选择专门研究某一个领域，在接诊时所遇到的患者也皆是本专业领域内的疾患，久而久之形成了很丰富的诊疗经验，能更精准的判断病情。二是尽早诊治。疼痛要治不要忍，属于什么病就尽早去哪个科室，找专业的医生，这样就有可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例如肿瘤引起的疼痛，有些肿瘤细胞在影像学看不到，但会分泌一些致痛物质，临床上需要仔细观察，才能找出病因。所以说疼痛医学并非是单一的止疼，而是找出致痛的病因，解除根源。
“我应该做疼痛，我也喜欢疼痛”
《养生大世界》：您最早接触疼痛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的？
倪家骧：我最早大学毕业之后是做神经内科医生的，后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服从分配调剂到我导师名下。我导师张栗生教授是国内比较早的重视疼痛医学的学者。他很早去日本访问，日本的疼痛医学开展的较早，所以他受到的影响就比较大。1985年前后，我们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张栗生教授就积极倡导开展疼痛治疗，当时就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开设了门诊。当时，我翻译了很多疼痛的国外资料，在翻译过程中我发现疼痛很有意思，就开始产生了兴趣。
《养生大世界》：您是什么时候介入疼痛这门学科的？
倪家骧：1990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前往日本学习治疗疼痛。正好我去的是日本广岛大学医学部，我的导师是医学部的部长兼附属医院院长、麻醉科与疼痛科的主任。广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疼痛科有20多张病床，因为广岛原子弹爆炸导致广岛地区癌症发病率高，所以疼痛病人很多。而我的导师是从美国留学回日本建立的疼痛科，而我恰好是这个时候去的日本，时间也比较巧。
《养生大世界》：简单谈谈您怎样一步步从河北“起家”的？何时被选调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
倪家骧：1992年2月，我从日本回国，回国时我是想让导师同意我不做麻醉，专门从事疼痛医学。但4月我导师退休后，医院（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直接宣布让我担任麻醉科副主任，做科内唯一负责人。由于我的兴趣还在疼痛，所以我就利用工作机会开拓疼痛方面的治疗。
当时院里对我的“不务正业”有些不满意，然后我说我这一辈子就想做疼痛，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在日本买的一本英文书里面的话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它讲人这一生只做两件事情：第一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第二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只做自己喜欢的可能会走偏路，只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可能会很累。假如一个人做的事情既是自己喜欢的又是应该做的事情，那才是最佳的。看到这个我就想，我喜欢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觉得应该做疼痛，我也喜欢疼痛。
所以后来我就宁可麻醉科主任不干，我也要去搞疼痛。最后跟医院协商，1995年，医院同意我分管疼痛科，这样我就有机会专门做疼痛。我们成立了河北省第一个疼痛科病房，名气做得很大，北京的医院当时也去河北找我来会诊。
来了北京几次之后，有医生说让我别来回跑了，到北京来干吧。但是我觉得在河北做的挺顺的，人也熟。后来我一想也是，北京的工作条件要比在河北更好。对孩子上学有好处，对我又没坏处，后来就谈了北医三院、宣武医院和北京肿瘤医院三个医院。当时北医三院和肿瘤医院没有病房，宣武医院说我们再困难也给你腾出病房来。于是，2002年我就被调到宣武医院，任命我当麻醉科副主任，一边筹备疼痛科一边做着麻醉。本来决定2003年年初就开始建立疼痛科，因为“非典”的原因，8月29日医院党委才宣布宣武医院成立疼痛科，9月1日开始接诊。最初医院给了我们八张病床，还担心能不能收满，结果开诊后很快就收满了。
《养生大世界》：倪主任，早有耳闻国外对疼痛的关注程度很高，能简单谈谈他们的情况吗？
倪家骧：确实如此，首先以美国为例，在全国治疗疼痛的单位有五千多家，每家都有专职的心理医生，而中国只有两千多家，心理医生则一个都没有，由此可见他们对疼痛诊疗很重视。
在国家的政策上，美国对治疗疼痛也有很大的倾斜，从下面数字就可以看出，2010年，对治疗疼痛的投入为5800亿美元，心脑血管和肿瘤疾病则排在其后，然后就是健康教育做的特别到位，美国有本杂志叫《The Smart Patient》（直译为聪明的病人），专门指导病人有了疼痛该怎样去寻医问诊，如何配合医生治疗等并进行健康宣传，除痛力度之大可见一斑。
其次是很多大的医院除了有疼痛科以外，其他每个科室都配备一名“疼痛专员”，更专业的指导病人如何除痛，“疼痛专员”还要接受定期的培训，提高业务水平。大部分医院对疼痛的诊疗都是多学科的参与，采用医疗合作的方式为病人诊疗，真正做到一科有痛，各科支援。
最后，每个城市也都有医生沙龙。此外，患者、企业等团体组成的病友会，他们多次聚会，普及疼痛知识，共同探讨除痛心得，介绍新的治疗进展等。由此可见，在美国，治疗疼痛的重要性是普及到基层民众的。
美国有一个全国性计划是“No Pain American”（无痛美国），而我们也有一个这样宏伟的目标：“No Pain China”（无痛中国），立志为民除痛。
《养生大世界》：对于疼痛医学未来的发展，您有什么展望吗？
倪家骧：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诊疗水平的舒适化是一种发展趋势，让一切的诊疗方式都在无痛的情况下进行，建设无痛化医院是国际趋势。医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就让人不仅要活着，而且要活得舒服。而疼痛医学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存在的。
在致力于疼痛医学的广大专家和同仁们的不懈努力下，我国的疼痛医学进入了规范和快速发展的阶段，疼痛医学也受到广泛的重视。世界各国均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致力于疼痛的研究，相信不久的将来，将有越来越多的新方法被应用于临床，彻底为民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