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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共662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幕前，政协筹备会主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接见了各位代表。当毛泽东主席握住一位头发花白、身材中等的老人的手时，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微笑着说：“你就是湖北的李先生啊？”老人激动地连连点头回应。那么，这个被毛主席称作“李先生”的老人到底是谁呢？他就是李范一。
李范一，1891年出生于湖北应城。他1904年13岁时考中秀才，被乡人称为“神童”。后来他进入两湖书院（清末湖北最高学府）深造，并逐步接受民主革命思想，不久加入中国同盟会。当时，董必武正在湖北文普通学堂学习，两人经过朋友介绍，得以相识、相交、相互赏识。辛亥革命时，两人又同在革命军设在洪山的兵部指挥部共事，他们是朋友加战友。辛亥革命后，李赴美留学，1917年毕业后在美国一家无线电器制造厂工作。1924年回国后，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交通处处长;后又担任北伐军前方司令部交通处处长，驻上海。北伐胜利后，先后任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交通处处长、军事交通技术学校校长、建设委员会无线电管理处处长等职;1928年后，先后担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陕西省政府教育厅厅长、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
1935年，因修筑鄂西公路之事，李范一与省主席张群意见不合，被国民政府解职。李范一一气之下，携全家来到应城汤池，除兼任湖北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委员外，全部精力均用于农村改进试验区的建设。
担任汤池训练班主任
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后，1937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回到武汉，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和广泛的社会关系，与各界人士商议合作抗日事宜。在与辛亥革命时期结交的老朋友、时任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的石瑛交谈中，董必武得知，石瑛还兼任湖北省农村合作委員会主任，负责培训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因原先培训的指导员中，不少人只图官位，不务实事，并不想把心思放在扶持农业生产上，因此石瑛建议在共产党的帮助下，用共产党的办法，训练一批农村合作指导员，以组织农村合作社，发放农业贷款，发展农业经济，支援抗战。石瑛的想法得到董必武的赞同。他们两人议定约请李范一来主持这个训练班，地址就放在李范一主持的汤池农村改进试验区。
石瑛和董必武为什么要请李范一来主持训练班呢？原来他们3人早就相识，而李范一与汤池又有着很深的渊源。
早在1933年初，李范一回家乡应城视察农村情况时，发现汤池温泉周围碎石遍地，杂草丛生，这里不仅可以利用温泉泡澡洗浴，还可利用温泉热量发展养殖业，潜力未可限量。于是，他筹集资金，在汤池租借了100亩土地，安排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毕业的许子威，来此试办农业改进试验区。许子威是中共党员，也是应城人，曾参加过广州起义。抗战全面爆发后，许子威得知董必武回到湖北，在武汉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他就鼓动已对国民党失去信心的李范一，一同来到“八办”，见到了董必武，向董必武介绍了各自情况及汤池农村改进试验区的建设情况。董必武很快意识到，这是一块可以好好利用的阵地。因而当董必武和石瑛商议联合开办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时，自然想到了李范一和他的试验区。
1937年12月上旬，石瑛打电话到汤池，邀请李范一到武昌，告知有要事相商。李范一到武昌后，石瑛在家宴请周恩来，让董必武、李范一作陪，席间议定了在汤池举办训练班及请李范一做训练班主任等事宜。李范一同意做班主任，但希望共产党派人来帮助。
不久，党组织派时任中共湖北省工委书记兼宣传部长陶铸前来训练班，负责日常教学管理工作，又派军事教官史剑公来教授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训练班以培训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的名义，培养抗日斗争干部。
1937年12月20日，训练班正式开学。
训练班的组织领导机构是班委会，班委会委员由李范一、陶铸、杨显东和教员代表组成，主任委员是李范一，日常具体工作由陶铸负责。训练班的教员由中共湖北省委工委选派，先后任教的有曾志（曾霞）、潘怡如、许子威、刘顺元、刘季平、黄松龄、陈辛人、李华、雍文涛、蔡承祖、沈德纯、顾大椿、周钟岳等。
陶铸既讲课，又负责整个办班的日常工作，十分辛劳。李范一对陶铸说：“以前我听你们共产党宣传抗日纲领，我觉得符合民意国情，实为救国之道。现在我亲眼看到你们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踏实工作，堪称楷模。老朽深受教益。”他赞叹道：“共产党有这样一批中坚，不愁办不成大事。”李范一书法极有功底，但从不轻易给人题词，陶铸来后，他却书条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也”，贴于陶铸宿舍墙上。
训练班为学员开设的课程有：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群众运动、游击战术、合作社业务与农贷等。李范一亲自讲合作社常识，陶铸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学员们经常外出宣传抗日，唱革命歌曲，演抗日救亡戏剧。第三期还组织学员夜间集合，举行行军演习。
作为训练班主任，李范一不仅热情关心学员们的学习和生活，而且为筹措经费费尽心力。他利用社会关系和朋友的帮助，加之石瑛的支持，以及中国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的借款，为训练班筹集了开办的经费。
主持汤池临时学校
随着汤池训练班影响的扩大，国民党湖北省第三行政专署专员石毓灵、国民党立法委员卫挺生、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杨子福、中统大头目徐恩曾等曾多次来汤池“巡视”“访问”，调查共产党的活动。蒋介石听了下面的汇报，也亲自出面指责汤池训练班影响统一战线。一贯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也跟着随声附和，指责陶铸太“左”了，他要训练班不讲党的建设，不讲马列主义和游击战争，只讲合作社。国民党特务机关更是不断威胁石瑛，最终迫使湖北省建设厅停发了办班经费，汤池训练班于1938年3月第三期结业后被迫停办。 训练班停办以后，各地仍有许多进步青年前来要求学习。李范一担心这些青年失去学习和就业的机会，遂依靠陶铸等人的支持，自筹经费，办了一所临时学校，每日按计划上课，各地需用人才时，即派去工作，实际上以这种方式将汤池训练班继续办了下去。之所以称“临时”的，表明它不是长期的，以免国民党顽固派的骚扰。
到武汉沦陷时，临时学校培养了300多名学员，这些学员结业后，通过李范一等人的关系，陆续被分配到各县开展工作。他们深入基层，积极联络脱党和隐蔽下来的中共党员，恢复党组织，组织游击武装，为各地开展抗日游击斗争，点燃了火种。
筹建抗日游击武装
1938年初，为准备武汉沦陷后在应城开展抗日游击战，李范一与陶铸商量后决定，由许子威在汤池米厂的资金中取出3600元，请董必武托人到香港买了24支德国造驳壳枪。
武汉沦陷前夕，李范一派许子威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将这些枪取出，存放于米厂。李范一把米厂职工和地方群众组织起来，成立了一支长枪队和一支短枪队，这支武装连同党组织掌握的应城县保安中队，共同组建为汤池抗日游击大队，鲁尔英为队长，有70多人枪。这支队伍后来编入应城抗日游击队（简称“应抗”），最终汇入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成为后来的新四军第五师的一部分。
大力推进国共合作事业
1938年冬，在共产党和各方力量的推动下，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同意设立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以国民党湖北省第三专员公署专员石毓灵为主任委员，李范一为副主任委员，委员中有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国民党员各两至三人，其职责是在豫鄂边区信阳、桐柏、枣阳、随县、钟祥、京山、应城、安陆、云梦、孝感、应山、天门、汉川等13县发动和武装民众，支援正规军作战，协助地方政府开展抗日教育和发展生产。抗敌委员会下设豫鄂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和政治指导部，游击总指挥部由石毓灵兼任总指挥，陈超为副总指挥，李范一兼任政治指导部主任，李向符（武汉大学教授、民主人士）为副主任，许子威为秘书长。委员会就设在随县大洪山均川镇。
尽管李范一对国民党是失望的，但对于这一统战性质的组织还是寄予希望的，因而他愿意就任副主任一职。当时他已撤退到宜昌，得知任职命令后，他从宜昌赶到了襄樊。在襄樊，李宗仁接见了他，说：“抗战好比一道箍，把国共两党都箍在里面，不能分裂了。希望李先生为国共两党团结抗战而努力。”
1938年11月17日，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李范一在会上提出请陶铸任政治指导顾问，孙耀华（爱国民主人士）任应城县县长，兼任应城县抗日游击队司令员，得到了会议认同，但提请派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去沦陷区各县任县长的建议，被石毓灵拒绝。孙耀华去应城任职时，李范一还写了一副题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示勉励。
政治指导部在均川镇贺氏祠堂宣布成立后不久，就搬到大洪山上的长岗店办公。在李范一开明思想的指导下，政治指导部下面工作的主要干部都是共产党员，有些是汤池训练班的学员，如黄心学任政治指导部的组织科长，雍文涛任民运科长，潘乃斌任宣传科长，许子威任秘书室主任，就连他们主办的刊物《大洪报》的正副总编辑李苍江、史略也都是共产党员。由于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在政治指导部中的主导作用，政治指导部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他们在改造基层政权，处理民事纠纷，安定社会秩序等方面担当起了政权职能的角色。在李范一的主持下，还举办了两期军政干部训练班，培训了一批抗日青年。第一期豫鄂边区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由李向符兼任班主任，这期学员招了大约30多人，除少数是由外县抽调来的，大多是由均川镇附近的小学教师和回乡中小学生，所有的学员结业后，都分配到附近市镇去建立工作据点。第二期军政干部训练班，班主任由李范一兼任，共产党员杨学诚任教育长，招收的学员有100多人，大多数是从应城、京山、钟祥等县地方干部中抽调而来。李范一、杨学诚等对他们进行了比较正规的军事教育。这两期接受培训的学员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为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政骨干。
政治指导部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注意。1939年1月，随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国民党反共政策的出笼，李宗仁的态度也骤然转变。3月下旬，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被第五战区下令解散，委员会的大部分同志纷纷转向武汉外围的其他敌后游击根据地工作。
培训抗日游击干部
1939年初，在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解散前夕，李范一受好友杨显东的邀请和中共组织的召唤，来到襄樊，参与鄂北手纺织训练所的筹备工作。临行前，陶铸题诗怀念李范一：“烽火漫天杀气浓，垂杨难系别离衷。长岗不住斯人去，仰望高山不见峰。”李范一离开长岗店前，专程去应城县政府所在地赵新河看望抗日军民，在篝火欢送会上，他发表热情讲话，鼓励全体指战员说：“你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反对国民党倒退投降。五战区把我们分开了，我们的心始终是在一起的，你们在前方浴血抗战，我一定在后方用一切可能机会支持你们，我们来一个殊途同归吧！”
武汉沦陷后，襄樊一带成了国民党后方最主要的一个产棉区。当时在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政治指导部下设经济委员会担任副主任的杨显东（主任由李范一兼任），向李宗仁建议抢购棉花，以免资敌。李宗仁深以为然，遂致电国民党经济部，经济部又转饬农本局福生总庄办理此事。不久，国民党农产品促进委员会同意杨显东在鄂北筹建手纺织训练所，并让他担任湖北省“七七棉纺机”推广专员，拨给他1万元推广经费和几名技术员。中共党组织认为，训练所不仅可以以培训手纺织技术指导员，培养抗日干部，还可生产抗战急需的棉布、毛巾、被服等物资，筹集资金，支援抗日。因此，远在重庆的董必武和在鄂北活动的陶铸、张执一等都十分支持杨显东的这一工作。
1939年2月，在中共鄂西北区委统战部长张执一主持下，杨显东、李范一等人在襄阳城郊曾家洼召开了鄂北手纺织训练所筹备会议，训练所定名为“行政院农产品促进委员会鄂北手纺织训练所”，由杨显东任名誉所长，李范一为该所开办工厂的实际负责人和业务联系人。不久，训练所设址于谷城县茨河镇。训练所所部即设在下街文昌宫，纺织、织布等实习工厂设在山西会馆，木工厂设在江西会馆，附近廟宇做宿舍和临时课堂。铁工厂则设在离茨河约60里地的盛家塘，其主要业务一是仿制“七七棉纺机”，就地推广应用;二是铸造手榴弹壳，必要时可转为小型兵工厂。 李范一的主要工作，一是参加训练所学员的培训，一是负责木工厂、铁工厂、纺织厂织布厂的业务。在李范一的积极运筹之下，一批原来在汤池训练班和第五战区政治指导部学习工作过的学员、同事又来到这些工厂工作;中共鄂西北区委的王翰、曹荻秋、张执一等同志也来厂里活动过，因而这些工厂成为中共组织的秘密活动基地和发展党组织的重要阵地。厂里的生产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大，发展很快。
茨河手纺织训练所举办了三期，共培训学员200多人。这些学员结业后，除在谷城等地安装、推广棉纺机械外，还在襄阳、枣阳、宜都、新野等地办了20多个生产合作社，社员达数千人，他们成为中共组织日后开展游击战争，发展新四军力量的重要来源。
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强令李范一从茨河回到当时省政府所在地恩施，说要委任他担任要职，李范一不得不回到恩施。
陈诚见到李范一说：“范一先生，你是有事业心的人，现在正值国家危急时刻，你理应同我们合作。我想聘你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这是你的老本行，怎样？”
李范一看着陈诚说：“我做不了建设厅长，当不了官。”
陈诚说：“你不愿做建设厅长，干别的工作也行，我都能办到。”
李范一说：“你是知道的，我同你们共事多次，都是不欢而散，我是个野人，野惯了，你就不必勉强我吧！”他拒绝担任国民党的任何职务。
陈诚恼火地责问道：“范一先生，你在鄂西北干些什么事啊？”
李范一说：“那都是些爱国青年，不愿做亡国奴，又是流离失所的学生，做工靠工资维持生活，这有什么错？”
陈诚变脸说：“你既然不愿同我们合作，那也不能离开省政府所在地。”
从此，李范一赋闲恩施，处在国民党的盯梢、监视和软禁之中，除了后来被聘为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外，他基本上无所事事。不久，他在恩施龙凤坝水沟旁搭上一处草棚，办水磨厂，代人碾米、磨面、弹棉花、纺纱织布、加工来料，一来给自己找点事做，更主要的是想为到恩施的同志提供一个落脚的地方。
抗战中期，随着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茨河手纺织训练所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1941年1月3日凌晨，国民党谷城县县长王志先受陈诚指令，带兵包围了训练所，查封了各工厂，训练所的教员、学员和各工厂工人共200多人被捕，中共地下党员吴显忠和肖良恺还被押送恩施监狱。
李范一此时自身难保，得知训练所被捣毁，工厂被查封，同志们被捕，他非常痛心，可又无可奈何。吴显忠、肖良恺被押解恩施，经过龙凤坝时，他除了用腊鱼腊肉招待他们，用悲愤沉郁话语安慰他们之外，别的实在无能为力，以致不久他终日茶饭不思，几乎病倒。
抗战胜利后，李范一迁到汉口居住，此时内战即将全面爆发，而处在国民党重兵包围圈中的中原解放区的军民，缺衣少食，生活给养十分困难。李范一利用自己的影响和与联合国救济总署湖北分署署长周苍柏、副署长杨显东的深厚友情，为解放区送医送药，支持进步青年前往解放区，利用救济总署难民收容所为新四军第五师突围人员提供住所，动用救济分署的难民船送第五师突围人员去苏北找新四军等，为中原解放区军民坚持斗争，胜利突围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为免被国民党挟持到台湾，李范一和家人避入武汉大学。武汉一解放，他即参加军事管制委员会，不顾花甲之年，为建设新武汉、新湖北而奋斗，他这才真正感受到了回到人民怀抱，为人民而工作的快乐。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李范一被任命为燃料工业部副部长，1955年调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并被选为一、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76年5月9日，李范一因病在京逝世，终年85岁。
（責任编辑 徐君华）
李范一，1891年出生于湖北应城。他1904年13岁时考中秀才，被乡人称为“神童”。后来他进入两湖书院（清末湖北最高学府）深造，并逐步接受民主革命思想，不久加入中国同盟会。当时，董必武正在湖北文普通学堂学习，两人经过朋友介绍，得以相识、相交、相互赏识。辛亥革命时，两人又同在革命军设在洪山的兵部指挥部共事，他们是朋友加战友。辛亥革命后，李赴美留学，1917年毕业后在美国一家无线电器制造厂工作。1924年回国后，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交通处处长;后又担任北伐军前方司令部交通处处长，驻上海。北伐胜利后，先后任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交通处处长、军事交通技术学校校长、建设委员会无线电管理处处长等职;1928年后，先后担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陕西省政府教育厅厅长、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
1935年，因修筑鄂西公路之事，李范一与省主席张群意见不合，被国民政府解职。李范一一气之下，携全家来到应城汤池，除兼任湖北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委员外，全部精力均用于农村改进试验区的建设。
担任汤池训练班主任
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后，1937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回到武汉，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和广泛的社会关系，与各界人士商议合作抗日事宜。在与辛亥革命时期结交的老朋友、时任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的石瑛交谈中，董必武得知，石瑛还兼任湖北省农村合作委員会主任，负责培训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因原先培训的指导员中，不少人只图官位，不务实事，并不想把心思放在扶持农业生产上，因此石瑛建议在共产党的帮助下，用共产党的办法，训练一批农村合作指导员，以组织农村合作社，发放农业贷款，发展农业经济，支援抗战。石瑛的想法得到董必武的赞同。他们两人议定约请李范一来主持这个训练班，地址就放在李范一主持的汤池农村改进试验区。
石瑛和董必武为什么要请李范一来主持训练班呢？原来他们3人早就相识，而李范一与汤池又有着很深的渊源。
早在1933年初，李范一回家乡应城视察农村情况时，发现汤池温泉周围碎石遍地，杂草丛生，这里不仅可以利用温泉泡澡洗浴，还可利用温泉热量发展养殖业，潜力未可限量。于是，他筹集资金，在汤池租借了100亩土地，安排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毕业的许子威，来此试办农业改进试验区。许子威是中共党员，也是应城人，曾参加过广州起义。抗战全面爆发后，许子威得知董必武回到湖北，在武汉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他就鼓动已对国民党失去信心的李范一，一同来到“八办”，见到了董必武，向董必武介绍了各自情况及汤池农村改进试验区的建设情况。董必武很快意识到，这是一块可以好好利用的阵地。因而当董必武和石瑛商议联合开办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时，自然想到了李范一和他的试验区。
1937年12月上旬，石瑛打电话到汤池，邀请李范一到武昌，告知有要事相商。李范一到武昌后，石瑛在家宴请周恩来，让董必武、李范一作陪，席间议定了在汤池举办训练班及请李范一做训练班主任等事宜。李范一同意做班主任，但希望共产党派人来帮助。
不久，党组织派时任中共湖北省工委书记兼宣传部长陶铸前来训练班，负责日常教学管理工作，又派军事教官史剑公来教授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训练班以培训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的名义，培养抗日斗争干部。
1937年12月20日，训练班正式开学。
训练班的组织领导机构是班委会，班委会委员由李范一、陶铸、杨显东和教员代表组成，主任委员是李范一，日常具体工作由陶铸负责。训练班的教员由中共湖北省委工委选派，先后任教的有曾志（曾霞）、潘怡如、许子威、刘顺元、刘季平、黄松龄、陈辛人、李华、雍文涛、蔡承祖、沈德纯、顾大椿、周钟岳等。
陶铸既讲课，又负责整个办班的日常工作，十分辛劳。李范一对陶铸说：“以前我听你们共产党宣传抗日纲领，我觉得符合民意国情，实为救国之道。现在我亲眼看到你们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踏实工作，堪称楷模。老朽深受教益。”他赞叹道：“共产党有这样一批中坚，不愁办不成大事。”李范一书法极有功底，但从不轻易给人题词，陶铸来后，他却书条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也”，贴于陶铸宿舍墙上。
训练班为学员开设的课程有：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群众运动、游击战术、合作社业务与农贷等。李范一亲自讲合作社常识，陶铸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学员们经常外出宣传抗日，唱革命歌曲，演抗日救亡戏剧。第三期还组织学员夜间集合，举行行军演习。
作为训练班主任，李范一不仅热情关心学员们的学习和生活，而且为筹措经费费尽心力。他利用社会关系和朋友的帮助，加之石瑛的支持，以及中国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的借款，为训练班筹集了开办的经费。
主持汤池临时学校
随着汤池训练班影响的扩大，国民党湖北省第三行政专署专员石毓灵、国民党立法委员卫挺生、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杨子福、中统大头目徐恩曾等曾多次来汤池“巡视”“访问”，调查共产党的活动。蒋介石听了下面的汇报，也亲自出面指责汤池训练班影响统一战线。一贯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也跟着随声附和，指责陶铸太“左”了，他要训练班不讲党的建设，不讲马列主义和游击战争，只讲合作社。国民党特务机关更是不断威胁石瑛，最终迫使湖北省建设厅停发了办班经费，汤池训练班于1938年3月第三期结业后被迫停办。 训练班停办以后，各地仍有许多进步青年前来要求学习。李范一担心这些青年失去学习和就业的机会，遂依靠陶铸等人的支持，自筹经费，办了一所临时学校，每日按计划上课，各地需用人才时，即派去工作，实际上以这种方式将汤池训练班继续办了下去。之所以称“临时”的，表明它不是长期的，以免国民党顽固派的骚扰。
到武汉沦陷时，临时学校培养了300多名学员，这些学员结业后，通过李范一等人的关系，陆续被分配到各县开展工作。他们深入基层，积极联络脱党和隐蔽下来的中共党员，恢复党组织，组织游击武装，为各地开展抗日游击斗争，点燃了火种。
筹建抗日游击武装
1938年初，为准备武汉沦陷后在应城开展抗日游击战，李范一与陶铸商量后决定，由许子威在汤池米厂的资金中取出3600元，请董必武托人到香港买了24支德国造驳壳枪。
武汉沦陷前夕，李范一派许子威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将这些枪取出，存放于米厂。李范一把米厂职工和地方群众组织起来，成立了一支长枪队和一支短枪队，这支武装连同党组织掌握的应城县保安中队，共同组建为汤池抗日游击大队，鲁尔英为队长，有70多人枪。这支队伍后来编入应城抗日游击队（简称“应抗”），最终汇入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成为后来的新四军第五师的一部分。
大力推进国共合作事业
1938年冬，在共产党和各方力量的推动下，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同意设立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以国民党湖北省第三专员公署专员石毓灵为主任委员，李范一为副主任委员，委员中有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国民党员各两至三人，其职责是在豫鄂边区信阳、桐柏、枣阳、随县、钟祥、京山、应城、安陆、云梦、孝感、应山、天门、汉川等13县发动和武装民众，支援正规军作战，协助地方政府开展抗日教育和发展生产。抗敌委员会下设豫鄂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和政治指导部，游击总指挥部由石毓灵兼任总指挥，陈超为副总指挥，李范一兼任政治指导部主任，李向符（武汉大学教授、民主人士）为副主任，许子威为秘书长。委员会就设在随县大洪山均川镇。
尽管李范一对国民党是失望的，但对于这一统战性质的组织还是寄予希望的，因而他愿意就任副主任一职。当时他已撤退到宜昌，得知任职命令后，他从宜昌赶到了襄樊。在襄樊，李宗仁接见了他，说：“抗战好比一道箍，把国共两党都箍在里面，不能分裂了。希望李先生为国共两党团结抗战而努力。”
1938年11月17日，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李范一在会上提出请陶铸任政治指导顾问，孙耀华（爱国民主人士）任应城县县长，兼任应城县抗日游击队司令员，得到了会议认同，但提请派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去沦陷区各县任县长的建议，被石毓灵拒绝。孙耀华去应城任职时，李范一还写了一副题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示勉励。
政治指导部在均川镇贺氏祠堂宣布成立后不久，就搬到大洪山上的长岗店办公。在李范一开明思想的指导下，政治指导部下面工作的主要干部都是共产党员，有些是汤池训练班的学员，如黄心学任政治指导部的组织科长，雍文涛任民运科长，潘乃斌任宣传科长，许子威任秘书室主任，就连他们主办的刊物《大洪报》的正副总编辑李苍江、史略也都是共产党员。由于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在政治指导部中的主导作用，政治指导部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他们在改造基层政权，处理民事纠纷，安定社会秩序等方面担当起了政权职能的角色。在李范一的主持下，还举办了两期军政干部训练班，培训了一批抗日青年。第一期豫鄂边区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由李向符兼任班主任，这期学员招了大约30多人，除少数是由外县抽调来的，大多是由均川镇附近的小学教师和回乡中小学生，所有的学员结业后，都分配到附近市镇去建立工作据点。第二期军政干部训练班，班主任由李范一兼任，共产党员杨学诚任教育长，招收的学员有100多人，大多数是从应城、京山、钟祥等县地方干部中抽调而来。李范一、杨学诚等对他们进行了比较正规的军事教育。这两期接受培训的学员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为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政骨干。
政治指导部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注意。1939年1月，随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国民党反共政策的出笼，李宗仁的态度也骤然转变。3月下旬，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被第五战区下令解散，委员会的大部分同志纷纷转向武汉外围的其他敌后游击根据地工作。
培训抗日游击干部
1939年初，在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解散前夕，李范一受好友杨显东的邀请和中共组织的召唤，来到襄樊，参与鄂北手纺织训练所的筹备工作。临行前，陶铸题诗怀念李范一：“烽火漫天杀气浓，垂杨难系别离衷。长岗不住斯人去，仰望高山不见峰。”李范一离开长岗店前，专程去应城县政府所在地赵新河看望抗日军民，在篝火欢送会上，他发表热情讲话，鼓励全体指战员说：“你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反对国民党倒退投降。五战区把我们分开了，我们的心始终是在一起的，你们在前方浴血抗战，我一定在后方用一切可能机会支持你们，我们来一个殊途同归吧！”
武汉沦陷后，襄樊一带成了国民党后方最主要的一个产棉区。当时在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政治指导部下设经济委员会担任副主任的杨显东（主任由李范一兼任），向李宗仁建议抢购棉花，以免资敌。李宗仁深以为然，遂致电国民党经济部，经济部又转饬农本局福生总庄办理此事。不久，国民党农产品促进委员会同意杨显东在鄂北筹建手纺织训练所，并让他担任湖北省“七七棉纺机”推广专员，拨给他1万元推广经费和几名技术员。中共党组织认为，训练所不仅可以以培训手纺织技术指导员，培养抗日干部，还可生产抗战急需的棉布、毛巾、被服等物资，筹集资金，支援抗日。因此，远在重庆的董必武和在鄂北活动的陶铸、张执一等都十分支持杨显东的这一工作。
1939年2月，在中共鄂西北区委统战部长张执一主持下，杨显东、李范一等人在襄阳城郊曾家洼召开了鄂北手纺织训练所筹备会议，训练所定名为“行政院农产品促进委员会鄂北手纺织训练所”，由杨显东任名誉所长，李范一为该所开办工厂的实际负责人和业务联系人。不久，训练所设址于谷城县茨河镇。训练所所部即设在下街文昌宫，纺织、织布等实习工厂设在山西会馆，木工厂设在江西会馆，附近廟宇做宿舍和临时课堂。铁工厂则设在离茨河约60里地的盛家塘，其主要业务一是仿制“七七棉纺机”，就地推广应用;二是铸造手榴弹壳，必要时可转为小型兵工厂。 李范一的主要工作，一是参加训练所学员的培训，一是负责木工厂、铁工厂、纺织厂织布厂的业务。在李范一的积极运筹之下，一批原来在汤池训练班和第五战区政治指导部学习工作过的学员、同事又来到这些工厂工作;中共鄂西北区委的王翰、曹荻秋、张执一等同志也来厂里活动过，因而这些工厂成为中共组织的秘密活动基地和发展党组织的重要阵地。厂里的生产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大，发展很快。
茨河手纺织训练所举办了三期，共培训学员200多人。这些学员结业后，除在谷城等地安装、推广棉纺机械外，还在襄阳、枣阳、宜都、新野等地办了20多个生产合作社，社员达数千人，他们成为中共组织日后开展游击战争，发展新四军力量的重要来源。
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强令李范一从茨河回到当时省政府所在地恩施，说要委任他担任要职，李范一不得不回到恩施。
陈诚见到李范一说：“范一先生，你是有事业心的人，现在正值国家危急时刻，你理应同我们合作。我想聘你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这是你的老本行，怎样？”
李范一看着陈诚说：“我做不了建设厅长，当不了官。”
陈诚说：“你不愿做建设厅长，干别的工作也行，我都能办到。”
李范一说：“你是知道的，我同你们共事多次，都是不欢而散，我是个野人，野惯了，你就不必勉强我吧！”他拒绝担任国民党的任何职务。
陈诚恼火地责问道：“范一先生，你在鄂西北干些什么事啊？”
李范一说：“那都是些爱国青年，不愿做亡国奴，又是流离失所的学生，做工靠工资维持生活，这有什么错？”
陈诚变脸说：“你既然不愿同我们合作，那也不能离开省政府所在地。”
从此，李范一赋闲恩施，处在国民党的盯梢、监视和软禁之中，除了后来被聘为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外，他基本上无所事事。不久，他在恩施龙凤坝水沟旁搭上一处草棚，办水磨厂，代人碾米、磨面、弹棉花、纺纱织布、加工来料，一来给自己找点事做，更主要的是想为到恩施的同志提供一个落脚的地方。
抗战中期，随着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茨河手纺织训练所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1941年1月3日凌晨，国民党谷城县县长王志先受陈诚指令，带兵包围了训练所，查封了各工厂，训练所的教员、学员和各工厂工人共200多人被捕，中共地下党员吴显忠和肖良恺还被押送恩施监狱。
李范一此时自身难保，得知训练所被捣毁，工厂被查封，同志们被捕，他非常痛心，可又无可奈何。吴显忠、肖良恺被押解恩施，经过龙凤坝时，他除了用腊鱼腊肉招待他们，用悲愤沉郁话语安慰他们之外，别的实在无能为力，以致不久他终日茶饭不思，几乎病倒。
抗战胜利后，李范一迁到汉口居住，此时内战即将全面爆发，而处在国民党重兵包围圈中的中原解放区的军民，缺衣少食，生活给养十分困难。李范一利用自己的影响和与联合国救济总署湖北分署署长周苍柏、副署长杨显东的深厚友情，为解放区送医送药，支持进步青年前往解放区，利用救济总署难民收容所为新四军第五师突围人员提供住所，动用救济分署的难民船送第五师突围人员去苏北找新四军等，为中原解放区军民坚持斗争，胜利突围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为免被国民党挟持到台湾，李范一和家人避入武汉大学。武汉一解放，他即参加军事管制委员会，不顾花甲之年，为建设新武汉、新湖北而奋斗，他这才真正感受到了回到人民怀抱，为人民而工作的快乐。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李范一被任命为燃料工业部副部长，1955年调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并被选为一、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76年5月9日，李范一因病在京逝世，终年85岁。
（責任编辑 徐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