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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正在成为全国软件园管理者心中最核心的词汇,他们的自我定位,也开始超出“一个普通的地产商和物业单位”的范畴。
北京。午后的赛特饭店大堂并没有多少人,只有流淌的喷泉发出恬静的声音。比约定的时间晚了半小时后,王自更才出现,这位西安软件园发展中心主任一脸的匆忙和歉意: “真不好意思,这次出差时间太紧了。”
王自更这趟来北京,是因为再过几天,某跨国IT企业的高层就要去西安软件园考察了,他得提前过来好好了解一下企业的情况和需求,并把汇报材料整理出来,好让上级领导清楚,这样的企业如果能进入软件园,将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恰好领导正在北京学习,他干脆也跟到北京来,方便沟通。
“像这样能起到极大示范作用的大企业,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王自更说,如果稍有疏忽,很可能这个企业就会被别的软件园抢走了。前不久,阿里巴巴也曾考察过西安软件园,最终却没有选择西安,而是去了成都。王自更说,他们输在了一个细节上——成都市长亲自到马云在杭州的办公室登门拜访,其中所显示出的重视程度,是他们没能做到的。所以这一次,他们必须更加努力。而一旦企业入驻,更要用贴心的服务来留住他们。
和王自更一样忙碌的,还有北京中关村软件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副总经理胡万进。记者见到他时,他已经被召进北京市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组织的宣讲团,是展示“科技北京”的重要团员。宣讲要进行很多天,他只能通过电话和邮件处理软件园里的工作。他自豪地告诉记者: “从地价、生活成本等角度来说,北京算是毫无竞争力,但我们用专业化的服务和差异化的战略,让中关村成了全国软件园的佼佼者。”
服务,正在成为全国软件园管理者心中的最核心词汇,他们的自我定位,也开始超出“一个普通的地产商和物业单位”的范畴。
“死磕”服务
“现在我们园区的宗旨之一,就是对企业的需求有求必应。”成都天府软件园总经理杜婷婷在采访中反复强调“有求必应”这几个词——这已经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软件园的必备素质了。“价值服务”、“软服务”……一系列服务宗旨成为软件园品牌旗帜上的浓重一笔,被付诸实践。
据西安葡萄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严介绍,葡萄城成立于1988年,1993年进入西安高新产业开发区,2001年入驻西安软件园。“现在软件园提供的服务比以前实在了,有问题反映给他们,无论解决得怎么样,至少很快就会给个答复,以前就只说‘知道了’,但说完就没下文了。”
葡萄城的主要业务是对日软件外包,上个世纪90年代,海关的报关目录中还没有软件行业,软件出口都是以光盘、软盘、硬盘等载体报关的。2001年,海关目录新增了软件这一项,并对软件出口实行免税鼓励。但在初期,各地海关还没有进行相应调整,因此,葡萄城和园内其他几家外包企业都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按照软件政策出口,但报关单上仍然填写“光盘”,税务机关便认定葡萄城是在逃税,产品出口被搁置。
为此,西安软件园出面邀请了西安海关主管人员与园内企业沟通,尽管企业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需求和问题,并把当时在深圳、上海等地的分公司遇到同样问题的解决方案提供给西安海关,但问题却仍没能解决。于是,西安软件园又积极地把问题向上反映给陕西省商务厅,通过专人上报商务部,最终在商务部和海关总署的协调下,成功地解决了问题。
此外,在西安软件园里还有相当数量的对日软件外包企业,为了帮助企业打开国际市场,西安软件园每年都会组织企业去日本做一两次推介会。特别是从去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日本市场急剧萎缩,为此,软件园还组织园区内企业参加大连、南京等地的外包会议,并主动为企业承担对接会议的费用。
“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遇到问题自己想办法解决,但这几年我们发现,软件园其实能帮助我们解决不少问题,让我们更专心于业务,我们也愿意越来越多地求助于软件园了。”吴严说。
西安炎兴科技软件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白亮也告诉记者,这两年,他们明显地感觉到软件园的服务“比以前更加细致、专业了,而且更有针对性了”。对外包企业来说,办公场地的网络极为重要,而现在软件园提供的硬件设施的设计的方便程度已经与企业自己装修布线相差无几。软件园每年举行的国际服务外包大会,更是为他们增加了销售渠道,“这样的服务已经深入到企业的业务流程了。”
在武汉光谷软件园,博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执行经理韩超对软件园的变化也是感触颇深。“2005年我们刚入驻光谷时,一期工程才刚完成,园区设施还十分不完善,甚至因为没有路灯,发生过加班员工被抢劫的事件。”
现在,武汉软件园的配套设施已经相当完善。据武汉光谷软件园有限公司总经理于世平介绍,软件园除了向企业提供租金、税收优惠之外,还会为企业开展业务举办一些讲座,并在企业的建议下,出资购买一批高端服务器,供发展中的中小企业租用。此外,园区还举办大型的新年联欢会、鹊桥会,一方面能加强区内企业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留住人才。
除此之外,上海浦东软件园提供了引进项目、申报项目一条龙服务; 北京中关村软件园开办了HR经理俱乐部,有效地解决了企业间相互挖角的问题……
竞争是“催化剂”
这样的变化,充分凸显了软件园为转型所做的努力。“总的来说,软件园的发展可以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胡万进指出,第一阶段,软件园通常使用‘老三招’——圈地、招商和优惠政策来吸引企业; 而在第二阶段,软件园和入驻企业就不再只是房东和房客的关系,更多的是要注重产业环境的建设,为公共服务提供交流的平台,进而推动企业与企业之间形成业务、资金等网状关系,产生“化学变化”。
首先,软件园带来的最直接效果是产业的聚集,而同类企业必定有相同的需求,为了满足这些共性需求,园区自然要做出各种调整。
据重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崔树荃介绍,企业人才需求和高校毕业生的知识错位,加上软件人才跳槽所带来的巨大损失,让企业无法、也不愿下大成本对新员工进行培训,对此各软件园都分别采取补贴企业内训、发展培训机构、加强产学互动等方式,帮助企业降低用人成本; 比如,企业员工既要在软件园工作,也要在软件园生活,那么,软件园就需要为软件园的从业者们提供住宅、购物、子女教育等生活配套设施。
其次,第二阶段是在第一阶段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如果说企业聚集、量变产生质变是内在诱因,那么,软件园之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压力则是软件园转型的外在推力。
“各个园区之间的竞争是加快推动各个园区完善服务体系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武汉光谷软件园有限公司总经理于世平告诉记者,企业在选择软件园时往往会多方考察,他们会综合考虑优惠政策、人才、成本等诸多因素。前一阵子,全球最大的物流企业之一马斯基就同时考察了武汉、成都和重庆等地的软件园,最终选择了重庆。
据了解,除了北京、上海和大连这些具备传统优势的软件园,成都、重庆、西安、武汉、沈阳、江苏等地均把信息产业作为今后规划中的支柱型产业,下大力气重点发展软件园必将是重中之重。
狭路相逢,拼什么?
在王自更看来,软件园和企业一样,都是要靠核心竞争力维持生存的。“一个软件园的核心能力,绝不在于你有多少楼房、你家的楼房盖得漂亮,更多的在于你给这个客户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价值。所以我们一直在做价值服务,围绕价值服务这4个字在探索,努力提升。”
此外,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我国已经走过了上世纪80年代的短缺经济时代和90年代的中国制造时代,正在进入“中国创造”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资源一定会重新优化配置——纵向的产业链将分化瓦解,而产业链的不同环境将根据当地的情况发生横向聚集。比如,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具有高端人才和经济优势,适合企业研发、品牌运营等; 而在武汉、重庆等二线城市,更多的将会是交付中心。
谁在拖后腿?
“中国所有软件园正在走向一个新的阶段,从一开始注重于硬件建设、企业数量和产业规模,到现在更注重当地产业特色和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注重企业数量背后的质量怎么样、结构怎么样; 未来的潜力、能力怎么样?”在采访中,几乎所有受访的软件园负责人都向记者提及,软件园正在从“1.0时代向2.0时代进化”。
但历史证明,任何进化都是推动力与阻力的拉锯战。那么,是谁在拖软件园进步的后腿?
对此,半数以上软件园和园区企业都表示,软件园之间不规范的竞争是最让他们头疼的。某企业高层透露,他每天接到的软件园招商电话,并不比拉保险、家教和房屋中介商打来的电话少,现在软件园招商已经可以用“抢”来形容了。“软件园之间的确存在着恶性竞争的现象。”于世平坦率地说。
据了解,武汉光谷将在今年年底启动“光谷E城”,建筑面积为10万平方米的国际化高科技产业区,为国际化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量身定制顶级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环境; 沈阳国际软件园已完成土建工程,将于今年10月正式开园,迎来入驻企业; 重庆永川区兴龙湖服务外包产业园区也刚刚完成了前期建设,正在开始大规模招商工作……一大批新起步的软件园将一拥而上,“哄抢”企业。
对此,胡万进指出: “软件园互相挖角对整个产业来说,都是不利的。”一方面,为了吸引更多入驻企业,软件园会难免“盲目砸墙”; 另一方面,初创期的软件园往往容易陷入“入驻大型企业数量意味着软件园竞争力”的误区,对有示范效应的大企业总是格外优厚,有时甚至会答应一些不合理的、甚至不切实际的条件。
事实也的确如此,“有很多软件园招商,优惠力度的确很大。”韩超说,无锡软件园曾经向他开出“房租、电费等能免则免,税收等不能免的项目也尽可能优惠”的条件,并表示,入驻无锡软件园的服务外包企业,每增加一名员工都将得到数额丰厚的政府补贴; 西安软件园的西安泰为软件公司总经理张为也接到过重庆的“挖角”邀请。
此外,胡万进还告诉记者,根据他对中关村软件园的发展总结和对其他软件园的观察,他发现,目前国内大多数软件园缺乏明确的规划和定位。“软件园需要根据当地产业条件来发展适合的产业环境,聚集适合的企业或业务环节,这才是各地软件园形成核心竞争力和差异化战略的根本。”
软件园档案
北京中关村软件园
成立时间: 2001年正式开工建设。
规模: 园区一期规划总占地面积139公顷,目前已有170余家企业入驻,包括汉王、大洋、启明星辰、信威通信等近百家国内著名软件企业,以及IBM、甲骨文、路透等一批世界500强企业研发中心。园区产值突破150亿元,研发工程师超过两万人,拥有知识产权1800多项。
产业定位: 园区已形成独立软件开发、计算机通信一体化、IT服务外包、金融信息服务4大产业集群,成为我国重要的科技创新的中心、软件产业的龙头。
未来规划: 在未来5年中,围绕“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和“国家软件出口基地”两个核心,建设成为中国“软件之都”的核心区。
图注:浦东软件园F1研发大楼
大连软件园
成立时间: 于1998年奠基,由DLSP(大连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建设运营。
规模: 截至2009年7月,入园企业数量超过450家,外资企业所占比例为43%,其中日资企业所占比例为25%。
产业定位: 国内最具国际化特色的、产学研一体的专业化软件园区和最具规模的BPO产业基地,并建设形成了一个集工作、生活、商务为一体的国际化科技新城。
未来规划: 大连市政府于2003年正式启动了旅顺南路软件产业带建设,大连软件园二期作为旅顺南路软件产业带上的核心产业区已经率先启动。
图注:大连软件园外景
广州天河软件园
成立时间: 1999年在天河科技园的基础上设立。
规模: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软件产业基地(CSIB)、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国家网游动漫产业基地、国家软件出口创新基地,以及中国软件出口欧美工程(COSEP)试点基地和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广州示范区于一身。 规划总面积达12.4平方公里,是华南地区软件企业最密集的国家软件产业基地、中国最重要的软件产业园区之一。拥有1150家软件企业,从 业人员达5万人。
产业定位: 科技创新核心区、高端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区、总部结算与展示中心区和生态软件社区。
未来规划: “北有中关村,南有天河软件园”。
北京。午后的赛特饭店大堂并没有多少人,只有流淌的喷泉发出恬静的声音。比约定的时间晚了半小时后,王自更才出现,这位西安软件园发展中心主任一脸的匆忙和歉意: “真不好意思,这次出差时间太紧了。”
王自更这趟来北京,是因为再过几天,某跨国IT企业的高层就要去西安软件园考察了,他得提前过来好好了解一下企业的情况和需求,并把汇报材料整理出来,好让上级领导清楚,这样的企业如果能进入软件园,将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恰好领导正在北京学习,他干脆也跟到北京来,方便沟通。
“像这样能起到极大示范作用的大企业,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王自更说,如果稍有疏忽,很可能这个企业就会被别的软件园抢走了。前不久,阿里巴巴也曾考察过西安软件园,最终却没有选择西安,而是去了成都。王自更说,他们输在了一个细节上——成都市长亲自到马云在杭州的办公室登门拜访,其中所显示出的重视程度,是他们没能做到的。所以这一次,他们必须更加努力。而一旦企业入驻,更要用贴心的服务来留住他们。
和王自更一样忙碌的,还有北京中关村软件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副总经理胡万进。记者见到他时,他已经被召进北京市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组织的宣讲团,是展示“科技北京”的重要团员。宣讲要进行很多天,他只能通过电话和邮件处理软件园里的工作。他自豪地告诉记者: “从地价、生活成本等角度来说,北京算是毫无竞争力,但我们用专业化的服务和差异化的战略,让中关村成了全国软件园的佼佼者。”
服务,正在成为全国软件园管理者心中的最核心词汇,他们的自我定位,也开始超出“一个普通的地产商和物业单位”的范畴。
“死磕”服务
“现在我们园区的宗旨之一,就是对企业的需求有求必应。”成都天府软件园总经理杜婷婷在采访中反复强调“有求必应”这几个词——这已经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软件园的必备素质了。“价值服务”、“软服务”……一系列服务宗旨成为软件园品牌旗帜上的浓重一笔,被付诸实践。
据西安葡萄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严介绍,葡萄城成立于1988年,1993年进入西安高新产业开发区,2001年入驻西安软件园。“现在软件园提供的服务比以前实在了,有问题反映给他们,无论解决得怎么样,至少很快就会给个答复,以前就只说‘知道了’,但说完就没下文了。”
葡萄城的主要业务是对日软件外包,上个世纪90年代,海关的报关目录中还没有软件行业,软件出口都是以光盘、软盘、硬盘等载体报关的。2001年,海关目录新增了软件这一项,并对软件出口实行免税鼓励。但在初期,各地海关还没有进行相应调整,因此,葡萄城和园内其他几家外包企业都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按照软件政策出口,但报关单上仍然填写“光盘”,税务机关便认定葡萄城是在逃税,产品出口被搁置。
为此,西安软件园出面邀请了西安海关主管人员与园内企业沟通,尽管企业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需求和问题,并把当时在深圳、上海等地的分公司遇到同样问题的解决方案提供给西安海关,但问题却仍没能解决。于是,西安软件园又积极地把问题向上反映给陕西省商务厅,通过专人上报商务部,最终在商务部和海关总署的协调下,成功地解决了问题。
此外,在西安软件园里还有相当数量的对日软件外包企业,为了帮助企业打开国际市场,西安软件园每年都会组织企业去日本做一两次推介会。特别是从去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日本市场急剧萎缩,为此,软件园还组织园区内企业参加大连、南京等地的外包会议,并主动为企业承担对接会议的费用。
“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遇到问题自己想办法解决,但这几年我们发现,软件园其实能帮助我们解决不少问题,让我们更专心于业务,我们也愿意越来越多地求助于软件园了。”吴严说。
西安炎兴科技软件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白亮也告诉记者,这两年,他们明显地感觉到软件园的服务“比以前更加细致、专业了,而且更有针对性了”。对外包企业来说,办公场地的网络极为重要,而现在软件园提供的硬件设施的设计的方便程度已经与企业自己装修布线相差无几。软件园每年举行的国际服务外包大会,更是为他们增加了销售渠道,“这样的服务已经深入到企业的业务流程了。”
在武汉光谷软件园,博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执行经理韩超对软件园的变化也是感触颇深。“2005年我们刚入驻光谷时,一期工程才刚完成,园区设施还十分不完善,甚至因为没有路灯,发生过加班员工被抢劫的事件。”
现在,武汉软件园的配套设施已经相当完善。据武汉光谷软件园有限公司总经理于世平介绍,软件园除了向企业提供租金、税收优惠之外,还会为企业开展业务举办一些讲座,并在企业的建议下,出资购买一批高端服务器,供发展中的中小企业租用。此外,园区还举办大型的新年联欢会、鹊桥会,一方面能加强区内企业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留住人才。
除此之外,上海浦东软件园提供了引进项目、申报项目一条龙服务; 北京中关村软件园开办了HR经理俱乐部,有效地解决了企业间相互挖角的问题……
竞争是“催化剂”
这样的变化,充分凸显了软件园为转型所做的努力。“总的来说,软件园的发展可以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胡万进指出,第一阶段,软件园通常使用‘老三招’——圈地、招商和优惠政策来吸引企业; 而在第二阶段,软件园和入驻企业就不再只是房东和房客的关系,更多的是要注重产业环境的建设,为公共服务提供交流的平台,进而推动企业与企业之间形成业务、资金等网状关系,产生“化学变化”。
首先,软件园带来的最直接效果是产业的聚集,而同类企业必定有相同的需求,为了满足这些共性需求,园区自然要做出各种调整。
据重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崔树荃介绍,企业人才需求和高校毕业生的知识错位,加上软件人才跳槽所带来的巨大损失,让企业无法、也不愿下大成本对新员工进行培训,对此各软件园都分别采取补贴企业内训、发展培训机构、加强产学互动等方式,帮助企业降低用人成本; 比如,企业员工既要在软件园工作,也要在软件园生活,那么,软件园就需要为软件园的从业者们提供住宅、购物、子女教育等生活配套设施。
其次,第二阶段是在第一阶段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如果说企业聚集、量变产生质变是内在诱因,那么,软件园之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压力则是软件园转型的外在推力。
“各个园区之间的竞争是加快推动各个园区完善服务体系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武汉光谷软件园有限公司总经理于世平告诉记者,企业在选择软件园时往往会多方考察,他们会综合考虑优惠政策、人才、成本等诸多因素。前一阵子,全球最大的物流企业之一马斯基就同时考察了武汉、成都和重庆等地的软件园,最终选择了重庆。
据了解,除了北京、上海和大连这些具备传统优势的软件园,成都、重庆、西安、武汉、沈阳、江苏等地均把信息产业作为今后规划中的支柱型产业,下大力气重点发展软件园必将是重中之重。
狭路相逢,拼什么?
在王自更看来,软件园和企业一样,都是要靠核心竞争力维持生存的。“一个软件园的核心能力,绝不在于你有多少楼房、你家的楼房盖得漂亮,更多的在于你给这个客户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价值。所以我们一直在做价值服务,围绕价值服务这4个字在探索,努力提升。”
此外,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我国已经走过了上世纪80年代的短缺经济时代和90年代的中国制造时代,正在进入“中国创造”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资源一定会重新优化配置——纵向的产业链将分化瓦解,而产业链的不同环境将根据当地的情况发生横向聚集。比如,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具有高端人才和经济优势,适合企业研发、品牌运营等; 而在武汉、重庆等二线城市,更多的将会是交付中心。
谁在拖后腿?
“中国所有软件园正在走向一个新的阶段,从一开始注重于硬件建设、企业数量和产业规模,到现在更注重当地产业特色和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注重企业数量背后的质量怎么样、结构怎么样; 未来的潜力、能力怎么样?”在采访中,几乎所有受访的软件园负责人都向记者提及,软件园正在从“1.0时代向2.0时代进化”。
但历史证明,任何进化都是推动力与阻力的拉锯战。那么,是谁在拖软件园进步的后腿?
对此,半数以上软件园和园区企业都表示,软件园之间不规范的竞争是最让他们头疼的。某企业高层透露,他每天接到的软件园招商电话,并不比拉保险、家教和房屋中介商打来的电话少,现在软件园招商已经可以用“抢”来形容了。“软件园之间的确存在着恶性竞争的现象。”于世平坦率地说。
据了解,武汉光谷将在今年年底启动“光谷E城”,建筑面积为10万平方米的国际化高科技产业区,为国际化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量身定制顶级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环境; 沈阳国际软件园已完成土建工程,将于今年10月正式开园,迎来入驻企业; 重庆永川区兴龙湖服务外包产业园区也刚刚完成了前期建设,正在开始大规模招商工作……一大批新起步的软件园将一拥而上,“哄抢”企业。
对此,胡万进指出: “软件园互相挖角对整个产业来说,都是不利的。”一方面,为了吸引更多入驻企业,软件园会难免“盲目砸墙”; 另一方面,初创期的软件园往往容易陷入“入驻大型企业数量意味着软件园竞争力”的误区,对有示范效应的大企业总是格外优厚,有时甚至会答应一些不合理的、甚至不切实际的条件。
事实也的确如此,“有很多软件园招商,优惠力度的确很大。”韩超说,无锡软件园曾经向他开出“房租、电费等能免则免,税收等不能免的项目也尽可能优惠”的条件,并表示,入驻无锡软件园的服务外包企业,每增加一名员工都将得到数额丰厚的政府补贴; 西安软件园的西安泰为软件公司总经理张为也接到过重庆的“挖角”邀请。
此外,胡万进还告诉记者,根据他对中关村软件园的发展总结和对其他软件园的观察,他发现,目前国内大多数软件园缺乏明确的规划和定位。“软件园需要根据当地产业条件来发展适合的产业环境,聚集适合的企业或业务环节,这才是各地软件园形成核心竞争力和差异化战略的根本。”
软件园档案
北京中关村软件园
成立时间: 2001年正式开工建设。
规模: 园区一期规划总占地面积139公顷,目前已有170余家企业入驻,包括汉王、大洋、启明星辰、信威通信等近百家国内著名软件企业,以及IBM、甲骨文、路透等一批世界500强企业研发中心。园区产值突破150亿元,研发工程师超过两万人,拥有知识产权1800多项。
产业定位: 园区已形成独立软件开发、计算机通信一体化、IT服务外包、金融信息服务4大产业集群,成为我国重要的科技创新的中心、软件产业的龙头。
未来规划: 在未来5年中,围绕“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和“国家软件出口基地”两个核心,建设成为中国“软件之都”的核心区。
图注:浦东软件园F1研发大楼
大连软件园
成立时间: 于1998年奠基,由DLSP(大连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建设运营。
规模: 截至2009年7月,入园企业数量超过450家,外资企业所占比例为43%,其中日资企业所占比例为25%。
产业定位: 国内最具国际化特色的、产学研一体的专业化软件园区和最具规模的BPO产业基地,并建设形成了一个集工作、生活、商务为一体的国际化科技新城。
未来规划: 大连市政府于2003年正式启动了旅顺南路软件产业带建设,大连软件园二期作为旅顺南路软件产业带上的核心产业区已经率先启动。
图注:大连软件园外景
广州天河软件园
成立时间: 1999年在天河科技园的基础上设立。
规模: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软件产业基地(CSIB)、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国家网游动漫产业基地、国家软件出口创新基地,以及中国软件出口欧美工程(COSEP)试点基地和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广州示范区于一身。 规划总面积达12.4平方公里,是华南地区软件企业最密集的国家软件产业基地、中国最重要的软件产业园区之一。拥有1150家软件企业,从 业人员达5万人。
产业定位: 科技创新核心区、高端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区、总部结算与展示中心区和生态软件社区。
未来规划: “北有中关村,南有天河软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