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延安中路913弄四明村，当年优雅的环境吸引了不少名人。解放前，徐志摩、陆小曼、胡蝶、周建人……都曾在四明村留下了身影。
　　现在，四明村住着一位清翰林之后，著名的书法家、篆刻家高式熊先生。他自九岁起随着做过翰林的父亲高振霄入住四明村，一直至今。高式熊是浙江鄞县人，出生于1921年4月。他是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书法家协会顾问，西冷印社副秘书长，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高家原先七口人住着一整栋楼，文革时被迫让出大多数房间，现在只剩下三楼的厢房和二楼的亭子间。高先生把厢房称为“红葵艺馆”，既作工作室又作卧室。厢房朝南，约15平方米，窗外就是临近几幢房子的雕花房檐。老式的雕花大橱和双人床以及工作桌就占去了厢房的多半空间，几个简易的书架上堆放了近千本书和各种报刊资料，连床和椅子上也是书。
　　据高先生和高太太介绍：父亲高振霄，大约上一代书法界同仁对他比较熟悉，他是晚清翰林太史，因为痛恨旧社会官场腐败，曾拒绝袁世凯、段祺瑞、汪精卫等人高官厚禄的引诱，信奉清清白白做人，说什么也不肯做官，袁世凯和蒋介石请了他几次，都被他拒绝了。老太爷宁愿以教书、替别人写对联谋生。当年，生活困难，有时老太爷一天要写十几副对联，全铺在床上。
　　新中国成立之初，陈毅市长亲聘高振霄为上海第一批文史馆馆员。记得有一次，他得到陈毅市长的会见，当时高式熊陪同在侧。陈毅市长亲切地对高振霄说，我了解你的为人，你知识渊博，为人耿直，是个好先生。一席知遇之言，说得老太爷回家以后竟激动得彻夜难眠。父亲作为文史馆馆员和政协委员，总赞叹政府细心周到：每当工作，政府都周到地接送，送他回来吃午饭，待他午觉醒来后，又再接走。五十年代时，老太爷就有150多元的工资，医药费还能报销，老太爷总是说政府想到他的心里去了。
　　谈到高先生和高太太的婚姻，高太太拿出一张泛黄的结婚照。照片上高先生身着深色长袍，戴着金丝边眼镜，文质彬彬，旁边高太太穿着白色的婚纱，羞涩地低头微笑着。高太太说，结婚照本来有两张的，另一张她穿的是旗袍，文革时被红卫兵撕了，好不容易才留下了这张。高太太清楚地记得结婚当天的情形：“我们是在中央西餐社举行婚礼，照片是在礼堂里拍的，拍照的时候很仓促，你看照片上的那束花，根露在外面，很难看的……”
　　1956年，老太爷逝世了，高先生出去工作。1958年，全国号召解放劳动力，高太太也走出了家门，参加了里弄组织的工作组。有一次，组织他们到闵行去筑公路，二十人合一个小队，高先生和高太太一起干了两个多月。
　　“文革”后，儿女们都搬走了，高先生和高太太留了下来。十年动乱中高先生经受过无数的批斗，家中所藏的3000多册书法、篆刻藏物连同老太爷的大量作品被抄家卷走。后来他们重新买书，堆满了不大的房间。每天依旧走那狭窄的、吱吱作响的木楼梯，依旧通过那昏暗的过道……
　　在书法的艺海中，高先生已经畅游了八十多个年头。高式熊年幼时，已名震书法界的父亲高振霄开始让他接受书法训练，唐楷的临习成了日课。步入青年，高先生结识了当时许多的书法家，如：王福庵、赵叔孺等，在他们的影响下，他不但书法艺术不断提高，而且悉心于篆刻，以金石之气滋养书法，以书法灵动滋补金石，使自己的篆刻和书法艺术日见个性，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尤其是近数十年来举办了好几次个人书法展，出版《高式熊五体书毛泽东诗词六十七首作品集》《高式熊篆刻茶经印谱》等，展现了他日臻成熟的书法篆刻艺术。
　　耄耋之年的高式熊，创作状态似乎益发达到佳境。日前，他以毛泽东诗句为题材精心创作了一批书法作品捐赠给上海毛泽东旧居纪念馆；浙江宁波市还邀请他前往闭门创作了一套共50方印章、刻唐代茶圣陆羽的《茶经》。
　　胸存旧谱五百部，手运古印一万钮，这丰厚的学养，使高式熊濯古来新，宝刀不老，蜚声海内外，成为现代印坛上一位重要的篆刻家、书法家。
　　我与高式熊先生是1979年在民进组织恢复活动后认识的。当时分散在上海辞书出版社、上海书画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十几位会员共同成立了一个联合支部，我是联合支部的主任。在民进市委的关心和帮助下，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民进上海辞书出版社支部在1984年、1986年和1989年先后三次被光荣地评为先进支部。当时高式熊先生就在上海书画社，支部一般一到两个月开展一次活动，有时还进行家访工作，我们当时碰头的机会比较多。八十年代初，高式熊先生还替我篆刻了一枚印章，非常珍贵，我很感谢他，这枚印章我一直保存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