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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杜牧以诗闻名，赋创作仅三篇，其中《阿房宫赋》以短制发议论，气格遒劲，在赋史上独标一帜，为世所重，评为名篇佳构。然近代赋史对杜牧这篇赋的态度却看法轩轾，或对其只字不提（如铃木虎雄《赋史大要》），或对之评价甚高（如马积高《赋史》），究其因应在对赋之“体”的认知，这其中也包括《阿房宫赋》的立意与拟效。
该赋分为两大段：前段写阿房宫的兴建与焚毁，寄兴衰之理;后段发抒议论，寓伤古哀今之情。关于赋的主旨，作者《上知己文章启》自谓“宝历（唐敬宗年号）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其为有针对性的“警世”之作，已被论者认同。所以我们读杜牧诗如“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遣怀》），感到的是轻佻倩巧，而读其赋，则如《唐书》本传所载“刚直有气节”，“论列大事，指陈病利尤切”，这也切合他本人在《上李中丞书》自称“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得失”，靡不毕究，表现出一种社会责任的担当。而在历代评论中，对这篇赋的评价，更关注的是“体”，这又呈现于两端：
一是唐人试赋，尤重“素学”，闱场赋与文人赋虽不同，但皆围绕制度而出现。祝尧《古赋辨体》卷七《唐体》“杜牧之”条：“牧之为举子时，崔郾试进士，东都吴武陵谓郾曰：‘君方为天子求奇才，敢献所益。’因出《阿房宫赋》，辞既警拔，而武陵音吐鸿畅，坐客大惊。武陵谓曰：‘牧方试有司，请以第一人处之？’郾谢已得其人，至第五，郾未对。武陵勃然曰：‘不尔，宜以赋见还。’牧果异等。”唐代闱场试赋以律体，然投卷观素学则不拘于体，而以立意警拔为佳，可知《阿房宫赋》实与科试有关。
二是赋出议论，与文赋体的关联。再看祝尧前书“阿房宫赋”条：“赋也。前半篇造句，犹是赋，后半篇议论俊发，醒人心目，自是一段好文字，賦之本体恐不如此。以至宋朝诸家之赋，大抵皆用此格。潘子真载曾南丰曰：‘牧之赋宏壮巨丽，驰骋上下，累数百言，至“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其论盛衰之变判于此。’然南丰亦只论其赋之文，而未及论其赋之体。”后续同类言说甚多，如戴纶喆《汉魏六朝赋摘艳谱说》辨体谓“杜牧之《阿房宫赋》‘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等句，古赋变调”;徐文驹《松阴堂赋集序》谓“小杜之《阿房》，大苏之《赤壁》，则又有所为文赋者”;方象瑛《与徐武令论赋书》谓“《阿房》《赤壁》以记为赋，王、骆诸公以歌行为赋，虽才极横溢，揆之正体，必有未合”，皆着眼于“体”，以明唐宋所出现之文赋擅长议论的创作现象。
何以因议论而成文赋，宜从杜牧《阿房宫赋》的立意观其变体，这又需考察其对以往文本的拟效。论本事，杜赋是对汉史论秦政的拟效。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三十五年（前212），以咸阳人多，先王宫小，“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为建此宫，前后动用70余万刑徒，以致“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杜赋咏史，首本史籍，影写史事，故有针对现实的“过秦”而反对奢侈的立意。
因史事而述赋，杜赋拟效赋史，又可见立意中一大传统。清人孙奎《春晖园赋苑卮言》卷上记述：“或读《阿房宫赋》至‘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袖冷殿，风雨凄凄。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击节叹赏，以为形容广大如此，不知牧之此意，盖体魏卞兰《许昌宫赋》也。其词曰：‘其阴则望舒凉室，羲和温房;隆冬御，盛夏重裘。一宇之深邃，致寒暑于阴阳。’非出乎此乎？”此就殿宇“广大”而言，然赋家夸饰其辞，重在个中讽意，就杜赋说，实传承汉赋中的“亡秦”教训。可以说，汉赋家的“建德”观，以及“大汉继周”的德教传统，多与惩秦亡教训相关。试观两则赋例：
越安定以容与兮，遵长城之漫漫。剧蒙公之疲民兮，为强秦乎筑怨。舍高亥之切忧兮，事蛮狄之辽患。不耀德以绥远兮，顾厚固而缮藩。身首分而不寤兮，犹数功而辞愆。（班彪《北征赋》）
秦政利觜长距，终得擅场。思专其侈，以莫己若。乃构阿房，起甘泉，结云阁，冠南山，征税尽，人力殚。……驱以就役，唯力是视。百姓弗能忍，是以息肩于大汉。（张衡《东京赋》）
对照杜赋开篇之“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的形容，赋中对“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的惩戒，与汉赋之戟指“强秦”并以“阿房”为例，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者是汉赋借以倡汉德以讽颂，杜赋戒唐侈以尊俭德。由此来看前引杜赋体效卞兰赋，仅得其数句，而未尽其全意，古人评点所限，亦当明辨。
前人尚有杜赋取效杨敬之赋之说，如刘克庄《后村诗话》云：“樊川《阿房宫赋》中间数语，特脱换杨敬之《华山赋》尔。”如《华山赋》中“小星奕奕，焚咸阳矣”句式极类杜赋之法，尤其该赋末段议论，取“圣人之抚天下”与秦皇、汉武迷信祀神对比，以前朝训戒当世，与杜赋末段议论相埒，意绪相承，不无道理。然则刘克庄所言，实为后人效仿前人文法之一例，在此则言说前，尚有数例，即贾谊《过秦论》“陈涉锄耰棘矜，不铦于钩戟长铩，谪戍之众，非抗九国之师;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曩时之士”语本《吕览》之“驱市人而战之，可以胜人之厚禄教卒;老弱疲民，可以胜人之精士练才;离散系累，可以胜人之行阵整齐;锄耰白挺，可以胜人之长铫利兵”，并谓“贾生可谓善融化者”;枚乘《七发》“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命曰腐肠之药”语本《吕览》之“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命之曰招蹶之机;肥肉厚酒，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命之曰伐性之斧”，以为此“但增损一两字尔”。所以再举杜赋取效杨赋例，认为“未至若枚乘之纯犯前作”，以陈褒扬义。问题是刘克庄所举拟效文例，并不拘于一体，内含了文体互通现象，《阿房宫赋》戒“秦”以讽“唐”而于赋中阐发议论，也有着“破体”为文的拟效途径。
由此，读《阿房宫赋》，不仅可见其拟效汉以来赋体的创作，而且因其议论为赋，尤可窥探其拟效汉文的地方。试观该赋有关宫室的描写和对亡秦的议论： 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一本作“舞袖冷殿”），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哎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据《三辅黄图》记载，阿房宫“规恢三百余里”，“阁道通骊山八百余里”，可知赋中的夸饰是有前朝文献依据的。但是，赋家写阿房宫的规制，是拟壮大秦帝国的声势，复以其“胜极”比照“衰毁”，所以全赋中心，则在后半部分的议论，所谓“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以陈涉起事大泽与项羽火烧阿房宫故事喻示兴亡教训。在赋中议论，取法贾谊《过秦论》“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勢异也”等言说，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再拓开视域，品读汉史，班固《汉书·贾邹枚路传》引贾山《至言》中的话语，却更接近杜赋的描写，宜为杜牧作赋时拟效的重要文献。兹引一则：
（秦）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赋敛重数，百姓任疲，赭衣半道，群盗满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视，倾耳而听。一夫大呼，天下响应者，陈胜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阳而西至雍，离宫三百，钟鼓帷帐，不移而具。又为阿房之殿，殿高数十仞，东西五里，南北千步，从车罗骑，四马骛驰，旌旗不桡。为宫室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聚庐而托处焉。
贾山于汉文帝朝进言“俭德”，以亡秦为教训，写阿房宫之壮丽，以及继写建驰道之壮观所谓“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托足焉”，再写秦皇死葬骊山之豪奢，感叹“使其后世曾不得蓬颗蔽冢而托葬焉”，最后束以“秦以熊罴之力，虎狼之心，蚕食诸侯，并吞海内，而不笃礼义，故天殃已加矣”的议论。虽然贾山不拘于阿房宫而发论，然对比杜赋的书写，其描述、句式、感慨无不毕肖，此赋史研究者未及之处，宜为强调并加以补益。
我曾编选一本历代抒情小赋，自然要选录杜牧的《阿房宫赋》，并作简略评价：“这是篇兼得抒情散文的情韵和历史论文的深邃之赋作。从其内容与形式来看，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摆脱以往宫殿赋以颂为主的创作蹊径，而变之以暴露批判，拓宽和深化了这类题材;二是赋的语言前半兼散于律，后半纯用散体，这与中唐古文运动的影响有关，可视为从唐代律赋向宋代文赋转变过程中的一篇重要作品。”这也许是取资前人优评而来，而观历代差评亦多，如祝尧谓之“议论俊发，醒人心目”，却结合宋人的文赋创作，认为“至于赋，若以文体为之，则专尚于理而遂略于辞、昧于情矣”（《古赋辨体》卷八），就“赋”而言，是否定的。《说郛》摘录《道山清话》一则：苏东坡在雪堂，读《阿房宫赋》一遍，就咨嗟叹息，至夜分不能寐，阶下二老兵听得最深刻句子是“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这既说明苏轼对杜赋的挚爱，又透露出苏赋如《赤壁》者以文体为之，关键仍在好为议论。因“议论”而成“文赋”，是与唐宋时期“破体为文”的风气相关，所谓“文成破体书在纸”（李商隐《韩碑》）、“情通破体新”（韩偓《无题》），从杜甫“以诗为文”、韩愈“以文为诗”到杜牧、苏轼等以文体为“赋”，是欲打破“文各有体”的藩篱，有着共时的特征。同时，一种新体的形成，又与作者文本的拟效有关，杜牧《阿房宫赋》为强化“警世”的思想主旨，多重拟效，其中尤其是拟效汉文中的“过秦”之论，自然引议论入赋，构建新体是一方面，而文本书写的需求与效果，或许才是更为重要的。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该赋分为两大段：前段写阿房宫的兴建与焚毁，寄兴衰之理;后段发抒议论，寓伤古哀今之情。关于赋的主旨，作者《上知己文章启》自谓“宝历（唐敬宗年号）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其为有针对性的“警世”之作，已被论者认同。所以我们读杜牧诗如“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遣怀》），感到的是轻佻倩巧，而读其赋，则如《唐书》本传所载“刚直有气节”，“论列大事，指陈病利尤切”，这也切合他本人在《上李中丞书》自称“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得失”，靡不毕究，表现出一种社会责任的担当。而在历代评论中，对这篇赋的评价，更关注的是“体”，这又呈现于两端：
一是唐人试赋，尤重“素学”，闱场赋与文人赋虽不同，但皆围绕制度而出现。祝尧《古赋辨体》卷七《唐体》“杜牧之”条：“牧之为举子时，崔郾试进士，东都吴武陵谓郾曰：‘君方为天子求奇才，敢献所益。’因出《阿房宫赋》，辞既警拔，而武陵音吐鸿畅，坐客大惊。武陵谓曰：‘牧方试有司，请以第一人处之？’郾谢已得其人，至第五，郾未对。武陵勃然曰：‘不尔，宜以赋见还。’牧果异等。”唐代闱场试赋以律体，然投卷观素学则不拘于体，而以立意警拔为佳，可知《阿房宫赋》实与科试有关。
二是赋出议论，与文赋体的关联。再看祝尧前书“阿房宫赋”条：“赋也。前半篇造句，犹是赋，后半篇议论俊发，醒人心目，自是一段好文字，賦之本体恐不如此。以至宋朝诸家之赋，大抵皆用此格。潘子真载曾南丰曰：‘牧之赋宏壮巨丽，驰骋上下，累数百言，至“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其论盛衰之变判于此。’然南丰亦只论其赋之文，而未及论其赋之体。”后续同类言说甚多，如戴纶喆《汉魏六朝赋摘艳谱说》辨体谓“杜牧之《阿房宫赋》‘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等句，古赋变调”;徐文驹《松阴堂赋集序》谓“小杜之《阿房》，大苏之《赤壁》，则又有所为文赋者”;方象瑛《与徐武令论赋书》谓“《阿房》《赤壁》以记为赋，王、骆诸公以歌行为赋，虽才极横溢，揆之正体，必有未合”，皆着眼于“体”，以明唐宋所出现之文赋擅长议论的创作现象。
何以因议论而成文赋，宜从杜牧《阿房宫赋》的立意观其变体，这又需考察其对以往文本的拟效。论本事，杜赋是对汉史论秦政的拟效。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三十五年（前212），以咸阳人多，先王宫小，“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为建此宫，前后动用70余万刑徒，以致“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杜赋咏史，首本史籍，影写史事，故有针对现实的“过秦”而反对奢侈的立意。
因史事而述赋，杜赋拟效赋史，又可见立意中一大传统。清人孙奎《春晖园赋苑卮言》卷上记述：“或读《阿房宫赋》至‘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袖冷殿，风雨凄凄。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击节叹赏，以为形容广大如此，不知牧之此意，盖体魏卞兰《许昌宫赋》也。其词曰：‘其阴则望舒凉室，羲和温房;隆冬御，盛夏重裘。一宇之深邃，致寒暑于阴阳。’非出乎此乎？”此就殿宇“广大”而言，然赋家夸饰其辞，重在个中讽意，就杜赋说，实传承汉赋中的“亡秦”教训。可以说，汉赋家的“建德”观，以及“大汉继周”的德教传统，多与惩秦亡教训相关。试观两则赋例：
越安定以容与兮，遵长城之漫漫。剧蒙公之疲民兮，为强秦乎筑怨。舍高亥之切忧兮，事蛮狄之辽患。不耀德以绥远兮，顾厚固而缮藩。身首分而不寤兮，犹数功而辞愆。（班彪《北征赋》）
秦政利觜长距，终得擅场。思专其侈，以莫己若。乃构阿房，起甘泉，结云阁，冠南山，征税尽，人力殚。……驱以就役，唯力是视。百姓弗能忍，是以息肩于大汉。（张衡《东京赋》）
对照杜赋开篇之“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的形容，赋中对“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的惩戒，与汉赋之戟指“强秦”并以“阿房”为例，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者是汉赋借以倡汉德以讽颂，杜赋戒唐侈以尊俭德。由此来看前引杜赋体效卞兰赋，仅得其数句，而未尽其全意，古人评点所限，亦当明辨。
前人尚有杜赋取效杨敬之赋之说，如刘克庄《后村诗话》云：“樊川《阿房宫赋》中间数语，特脱换杨敬之《华山赋》尔。”如《华山赋》中“小星奕奕，焚咸阳矣”句式极类杜赋之法，尤其该赋末段议论，取“圣人之抚天下”与秦皇、汉武迷信祀神对比，以前朝训戒当世，与杜赋末段议论相埒，意绪相承，不无道理。然则刘克庄所言，实为后人效仿前人文法之一例，在此则言说前，尚有数例，即贾谊《过秦论》“陈涉锄耰棘矜，不铦于钩戟长铩，谪戍之众，非抗九国之师;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曩时之士”语本《吕览》之“驱市人而战之，可以胜人之厚禄教卒;老弱疲民，可以胜人之精士练才;离散系累，可以胜人之行阵整齐;锄耰白挺，可以胜人之长铫利兵”，并谓“贾生可谓善融化者”;枚乘《七发》“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命曰腐肠之药”语本《吕览》之“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命之曰招蹶之机;肥肉厚酒，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命之曰伐性之斧”，以为此“但增损一两字尔”。所以再举杜赋取效杨赋例，认为“未至若枚乘之纯犯前作”，以陈褒扬义。问题是刘克庄所举拟效文例，并不拘于一体，内含了文体互通现象，《阿房宫赋》戒“秦”以讽“唐”而于赋中阐发议论，也有着“破体”为文的拟效途径。
由此，读《阿房宫赋》，不仅可见其拟效汉以来赋体的创作，而且因其议论为赋，尤可窥探其拟效汉文的地方。试观该赋有关宫室的描写和对亡秦的议论： 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一本作“舞袖冷殿”），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哎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据《三辅黄图》记载，阿房宫“规恢三百余里”，“阁道通骊山八百余里”，可知赋中的夸饰是有前朝文献依据的。但是，赋家写阿房宫的规制，是拟壮大秦帝国的声势，复以其“胜极”比照“衰毁”，所以全赋中心，则在后半部分的议论，所谓“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以陈涉起事大泽与项羽火烧阿房宫故事喻示兴亡教训。在赋中议论，取法贾谊《过秦论》“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勢异也”等言说，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再拓开视域，品读汉史，班固《汉书·贾邹枚路传》引贾山《至言》中的话语，却更接近杜赋的描写，宜为杜牧作赋时拟效的重要文献。兹引一则：
（秦）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赋敛重数，百姓任疲，赭衣半道，群盗满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视，倾耳而听。一夫大呼，天下响应者，陈胜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阳而西至雍，离宫三百，钟鼓帷帐，不移而具。又为阿房之殿，殿高数十仞，东西五里，南北千步，从车罗骑，四马骛驰，旌旗不桡。为宫室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聚庐而托处焉。
贾山于汉文帝朝进言“俭德”，以亡秦为教训，写阿房宫之壮丽，以及继写建驰道之壮观所谓“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托足焉”，再写秦皇死葬骊山之豪奢，感叹“使其后世曾不得蓬颗蔽冢而托葬焉”，最后束以“秦以熊罴之力，虎狼之心，蚕食诸侯，并吞海内，而不笃礼义，故天殃已加矣”的议论。虽然贾山不拘于阿房宫而发论，然对比杜赋的书写，其描述、句式、感慨无不毕肖，此赋史研究者未及之处，宜为强调并加以补益。
我曾编选一本历代抒情小赋，自然要选录杜牧的《阿房宫赋》，并作简略评价：“这是篇兼得抒情散文的情韵和历史论文的深邃之赋作。从其内容与形式来看，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摆脱以往宫殿赋以颂为主的创作蹊径，而变之以暴露批判，拓宽和深化了这类题材;二是赋的语言前半兼散于律，后半纯用散体，这与中唐古文运动的影响有关，可视为从唐代律赋向宋代文赋转变过程中的一篇重要作品。”这也许是取资前人优评而来，而观历代差评亦多，如祝尧谓之“议论俊发，醒人心目”，却结合宋人的文赋创作，认为“至于赋，若以文体为之，则专尚于理而遂略于辞、昧于情矣”（《古赋辨体》卷八），就“赋”而言，是否定的。《说郛》摘录《道山清话》一则：苏东坡在雪堂，读《阿房宫赋》一遍，就咨嗟叹息，至夜分不能寐，阶下二老兵听得最深刻句子是“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这既说明苏轼对杜赋的挚爱，又透露出苏赋如《赤壁》者以文体为之，关键仍在好为议论。因“议论”而成“文赋”，是与唐宋时期“破体为文”的风气相关，所谓“文成破体书在纸”（李商隐《韩碑》）、“情通破体新”（韩偓《无题》），从杜甫“以诗为文”、韩愈“以文为诗”到杜牧、苏轼等以文体为“赋”，是欲打破“文各有体”的藩篱，有着共时的特征。同时，一种新体的形成，又与作者文本的拟效有关，杜牧《阿房宫赋》为强化“警世”的思想主旨，多重拟效，其中尤其是拟效汉文中的“过秦”之论，自然引议论入赋，构建新体是一方面，而文本书写的需求与效果，或许才是更为重要的。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