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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台挖掘机不知疲倦地挥舞着巨大的铁爪。瓦砾堆中，中国银行的营业楼及家属楼(以下简称“中行楼”)像是一座孤岛。马路对面，一幢尚未竣工的大厦已拔地而起。进入3月，中行楼里的人们仓皇地张罗着搬离，政府给他们的期限是3月27日，到期不搬，就要強拆。
天津市宁河县东棘坨镇史庄中心小学的英语老师张熙玲眼看要成为钉子户，对此，她说自己早有准备。
2009年10月底，这名普通的小学老师第一次见到自己的最高领导——宁河县教育局局长于志怀。对方造访的目的很明确，劝其拆迁。从那天起，张熙玲陆续见到了“更大的官儿”，副县长杨霞、县土地整理中心主任宋连起、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刘广宝等，这些人和她谈过20多次话。
几次谈话后，张熙玲多了个心眼。她跑到镇上买了支录音笔，悄悄录下了每次谈话的内容，并从被通知拆迁那天起，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万一我出个什么事，至少能把这些东西留给我的孩子。”张熙玲说着，喉咙就哽住了。
截至2010年3月16日，张熙玲仍未在拆迁协议上签字。
买房
芦台镇是宁河县政府所在地。由于紧邻唐山，1976年的地震将这个县城夷为平地。如今的芦台镇上，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肯德基，还有一家“上岛咖啡”。
在乡下的学校任教的张熙玲刚有了些积蓄时，就酝酿着在芦台镇买房了。
“我想让两个儿子以后到镇上上学。”张熙玲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对于大儿子腾腾，她多少有些愧疚。她的心脏病遗传给了腾腾，孩子一出生，就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这才要了第二个儿子旺旺。
2007年，她和丈夫左挑右选，看中了不怎么起眼的中行楼。买房子花了将近50万元，张熙玲说，这几乎是她和丈夫前半生的所有积蓄。
房子买了，但由于张熙玲还要在东棘坨镇上教书，因此并未马上入住，而是将其租给了一些学生。
2009年10月初，张熙玲意外发现住宅楼门洞的墙上贴了一份房地产预估报告，对中行楼所有住宅挨个进行了房地产价值评估，其目的是为确定被拆迁户货币补偿金额。并排的一张表格上，则分别列出了各户的评估金额。
由于表格被撕掉了一大块，张熙玲并未看到自家的评估金额。事后，有邻居告诉她，她的装修费用被评估了约2.6万，取了个平均数。
这一天，张熙玲在日记本上写下，“在业主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评估，我觉得有些不妥”。
讲价
张熙玲还是一头雾水的时候，就有人拿着拆迁协议跑到乡下去找她签字。
在了解了具体的补偿办法后，张熙玲不愿意签这个字。宁河县土地整理中心给出的补偿办法提到，现金补偿标准是每平方米4900元左右，此外，拆迁户也可以选择按1：1.1的面积比例回迁。30个月的过渡期中，政府会给每户每月800元的临时安置补助费。
补偿方案公布之初，就遭到了拆迁户们的一致指责。2009年11月上旬，拆迁户们联合致信宁河县领导，指出：一、返迁比例至少要1：1.8，因为对面南小区的旧楼房拆迁都按1：15比例；二、装修费不得少于10万元。他们在信上称，这是参照塘沽区东沽、西沽住宅楼拆迁时，每平米补贴500元的做法；三、免除每户800元租房费，希望政府能在附近的光明区或幸福小区为他们租同等条件的楼房。
中行楼位于芦台镇最繁华的商业道上。3月12日，本刊记者在芦台镇的天意达房产了解到，这一地段的房子均价在每平米六七千元，有的甚至达到每平米8000元左右。
对此，宁河县土地整理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向《瞭望东方周刊》解释，2009年制定补偿方案时，宁河县的房价并没有这么高。到了2010年，滨海新区的开发，把宁河县的房价一下子抬了起来。
宁河县土地整理中心主任宋连起告诉本刊记者，这次拆迁，政府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1：1.1的回迁比例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另外，我们还要给他们装修费。这些方案已经很优厚了。”该单位的一位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在经过一番市场调研后，土地管理中心认为，每月800块钱不足以租到1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就把这项调高了，“虽然在协议上没写，但是通过各个拆迁工作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被停课
“给拆迁户做工作太难了。”宁河县土地整理中心的一位司机都发出这样的感叹，“有时候宋(连起)主任坐在车上都跟发了精神病似的，嘴里不停地叨咕着，要怎么做某个拆迁户的工作。”
从2009年10月20日到30日的短短10天内，就有四拨人来做张熙玲的工作。10月30日，宁河县教育局局长于志怀亲自到学校找张熙玲谈拆迁事宜。
在一张“任务表”上，本刊记者看到，拆迁户及其家庭成员按照其工作单位划定了“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包产到户。由于张熙玲在东棘坨镇史庄中心小学任教，因此被划到了宁河县教育局局长于志怀的“责任田”里。而其他人也被分别划入了公安局、县社、中行等“责任田”。
“我还算好的，因为我对象(丈夫)不在公职机关工作，所以他那头儿没受多大压力。”张熙玲说，一些夫妻双方都在公职机关工作的拆迁户，会同时被各自的领导找上门来，“你想想，那压力，得有多大。”
“拆迁工作是为了改造整个县城的居住环境，需要很多人组成一个团体。”宋连起这样解释。
于志怀的首次登门，被一起意外打乱了。谈了没多长时间，张熙玲心脏病突然发作，众人手忙脚乱地抢救了一番，便障悻离去。
2009年11月9日，张熙玲正在改期中考试的卷子。东棘坨镇总校长郑恩东、史庄中心小学校长李振立到办公室找她，宣布了教育局的一个通知：“从现在开始，对张熙玲老师实行停课处理，学校的一切事隋由校长安排。”
怕张熙玲承受不了，学校特意找了三位老师在旁边，随时搀扶她。“我当时表现得很坚强。”张熙玲回忆，她收拾了一下卷子，很平静地离开。
《瞭望东方周刊》获得的一份史庄中心小学考勤记录影像资料显示，从11月9日到11月16日，张熙玲的出勤记录并未像其他老师一样打钩，而是写有“拆迁工作”的字样。
同时被宣布停课的还有芦台二小的李玉梅和芦台四小的郑红霞。
调解
“被停课”让张熙玲觉得人格受了侮辱。“他们可以因为我教学上的失误停我的课，但凭什么因为拆迁工作给我停课!”爱面子的张熙玲告诉本刊记者，被停课的那段时间，不少人打电话来问出了什么事，有人甚至以为她流产了。
“侮辱人格”的字样让宋连起难以接受，“让她回家做两天工作，她就说我们停止了她的工作。那叫停止工作吗?几天后工作没做通，又让她回来上班了，那叫侮辱人格吗?那不是正常的吗?”
停课的一个星期中，仍有人在继续做张熙玲的工作。
张熙玲向本刊记者提供的一份录音资料显示，东棘坨镇总校长郑恩东告诉 她，11月12日是个“分水岭”。如果在这个日期之前签了字，县里会有一些优惠政策，“县里说了，两个孩子的教育全包，一直包到高中，这个事情敢给你出保证书。而且家里出了困难了，我们肯定也会照顾你。第二，你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顺顺溜溜地把这事完成了，你对象那儿上班找工作，我们也会优先给你争取一些权益。第三，按照规定的时间签了字之后，你永远会在教育口。这一点，签不签，早签和晚签是不一样的。”
在这一次谈话的录音中，郑恩东苦口婆心地劝张熙玲，“荣(建勋)书记是这样说的，只要在县里不违法的情况下，教育局拿出什么手段，县里都支持……好多中央的指令到省市级都走样，何况在这儿，现在区县级领导是太上皇。”见张熙玲不为所动，郑恩东有点儿急了，“你哪顶得过县里?那是谁的天?你的天?那就是人家的天。”
3月16日，本刊记者拿这段话向郑恩东进行核实，对方矢口否认，“她属于胡编，胡编乱造，没那回事!”
语录
在对张熙玲做了几次劝导工作后，宁河县教育局局长于志怀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出面，取而代之的是縣教育局党委书记刘广宝。
2009年11月底，刘广宝第四次来到张熙玲家，这一次的谈话录音长达2小时45分钟。
刘广宝告诉张熙玲，只要是在能力所及、权力范围之内、政策允许的前提下，教育局会解决其工作、生活、经济的所有困难，“最后，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教育局。我没招的时候你让我用什么，最后一招，就得用共产党给我那点儿权。”
“在英国，你说不拆，任何人不敢拆你的。在中国，你说不拆，肯定把你拆了。我就这一句话，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全世界牛逼!”这次谈话中，刘广宝同时教育张，“凡是宁河县的公民，必须执行宁河县委、县政府制订的决策，或者说政策。在执行政策的角度上，你是政策的执行者，同样，教育局也是政策的执行者。”
“大抓(音，挖掘机)不到，你就胡闹；大抓一扬，你就投降!”刘广宝预言。 但张熙玲认为，教育局开出的一些优惠条件对她来说，并不具备太大吸引力，“关于孩子上学的优惠我直接就否了，我不想让他们背着拆迁的名声读重点学校。至于职称，刘广宝说，可以弄个推荐名额，但不能保证能不能考上。”
之后的又一次谈话中，刘广宝举起了唐福珍的例子。“干啥啊?要点煤气罐啊?浇汽油啊?那才是笨蛋呢!浇了汽油将来你儿子谁管呢?你以为浇了汽油，荣书记就免职了?李县长就免职了?你浇了汽油，你儿子缺了妈妈，你爸爸缺了儿媳妇。你算过这账了吗?现在全国都在这儿摆着呢嘛，把谁处理了?处理了又到别的地方去了。”
刘广宝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始终没负责中行楼拆迁工作，“从职能部门来讲，我不负责拆迁。从内部分工来讲，我也不管中行楼拆迁，我负责的是芦汉路拆迁，我只是在中行楼拆迁中协助做了些工作。”
刘广宝承认，他确实拿英国和中国做过比较，但话并不是那么说的，“我想要表述的意思是，人家国外的私有财产，本人不同意，国家是不能拆的。咱们国家，在大县城规划的前提下，这些事，你该做不都得做嘛。当然，条件你可以谈。”
至于一些过激的话，刘广宝明确否认自己说过，“自焚的那个例子我倒是举过，但我不应该这样劝我的老师吗?我这是劝她珍爱生命、热爱生活。”
“胡萝卜”和“大棒”
刘广宝曾用“胡萝卜”和“大棒”打过比方。他认为，在说服工作中，如果递过去的胡萝卜不吃，大棒就该下来了。
“李玉梅老师也顶了很长时间。”张熙玲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2010年1月4日，李被宣布调往县里一个很偏远的学校，县里给出的理由是干部培养，“那天下着大雪，她打电话给我说，她很委屈，但也很轻松，因为终于有结果了。”这时，原来的芦台二小已经没了李玉梅的课。就这样，一直耗到放寒假。
到了2月初，李玉梅终于签了拆迁协议。张熙玲说，年后李玉梅打电话说，这个年她过得挺痛快的。
“大势所趋。”李玉梅用这四个字对本刊记者解释自己签字的原因。她认为，既然已经同意了补偿办法，有些话就不便再说。
宁河县土地整理中心主任宋连起透露，截至3月15日，大约只有四五户拆迁户没有签字。
“如果有一半人都不肯签字，说明我们的方案有问题。如果只有四五户没签，那就说明这个方案是符合老百姓需求的。”土地整理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这样认为，“我们的主旨，就是不让百姓吃亏。”
拆迁户们之所以陆续签了字，据张熙玲了解，除了上面给的“大棒”之外，有人得到了不少“胡萝卜”，“有的人得到了生二胎的名额，县里还答应把他的儿子调到镇政府工作。还有人拿到了不少回迁房的房票，可以去卖，这又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张熙玲向《瞭望东方周刊》提供的“中行宿舍选房情况统计表”上，在“预购房型”一栏中，有人多达9处。当地最大的房地产中介“21世纪不动产天津卓越加盟店”的工作人员称，一些房票可以卖到一两万元，“中行楼的位置以后要建的楼，下面是底商，上面是住宅。但现在我们手里没有那儿的房票，房票都在个人手上呢。”
“这种暗箱操作有失公平、公正。”张熙玲说，这也是她坚持不肯签字的原因之一。
在拆迁户们看来，一直没有现身的开发商显得尤为神秘。他们猜测着这个人的身份，甚至联想到会不会和天津市的某个高官有什么亲戚关系。3月15日，宋连起对本刊记者明确表示，目前根本没有所谓的开发商，拆迁是县里道路拓宽、环境改造的统一规划，“至于以后会怎么样，由谁来开发，都还没有竞标。”
天津市宁河县东棘坨镇史庄中心小学的英语老师张熙玲眼看要成为钉子户，对此，她说自己早有准备。
2009年10月底，这名普通的小学老师第一次见到自己的最高领导——宁河县教育局局长于志怀。对方造访的目的很明确，劝其拆迁。从那天起，张熙玲陆续见到了“更大的官儿”，副县长杨霞、县土地整理中心主任宋连起、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刘广宝等，这些人和她谈过20多次话。
几次谈话后，张熙玲多了个心眼。她跑到镇上买了支录音笔，悄悄录下了每次谈话的内容，并从被通知拆迁那天起，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万一我出个什么事，至少能把这些东西留给我的孩子。”张熙玲说着，喉咙就哽住了。
截至2010年3月16日，张熙玲仍未在拆迁协议上签字。
买房
芦台镇是宁河县政府所在地。由于紧邻唐山，1976年的地震将这个县城夷为平地。如今的芦台镇上，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肯德基，还有一家“上岛咖啡”。
在乡下的学校任教的张熙玲刚有了些积蓄时，就酝酿着在芦台镇买房了。
“我想让两个儿子以后到镇上上学。”张熙玲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对于大儿子腾腾，她多少有些愧疚。她的心脏病遗传给了腾腾，孩子一出生，就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这才要了第二个儿子旺旺。
2007年，她和丈夫左挑右选，看中了不怎么起眼的中行楼。买房子花了将近50万元，张熙玲说，这几乎是她和丈夫前半生的所有积蓄。
房子买了，但由于张熙玲还要在东棘坨镇上教书，因此并未马上入住，而是将其租给了一些学生。
2009年10月初，张熙玲意外发现住宅楼门洞的墙上贴了一份房地产预估报告，对中行楼所有住宅挨个进行了房地产价值评估，其目的是为确定被拆迁户货币补偿金额。并排的一张表格上，则分别列出了各户的评估金额。
由于表格被撕掉了一大块，张熙玲并未看到自家的评估金额。事后，有邻居告诉她，她的装修费用被评估了约2.6万，取了个平均数。
这一天，张熙玲在日记本上写下，“在业主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评估，我觉得有些不妥”。
讲价
张熙玲还是一头雾水的时候，就有人拿着拆迁协议跑到乡下去找她签字。
在了解了具体的补偿办法后，张熙玲不愿意签这个字。宁河县土地整理中心给出的补偿办法提到，现金补偿标准是每平方米4900元左右，此外，拆迁户也可以选择按1：1.1的面积比例回迁。30个月的过渡期中，政府会给每户每月800元的临时安置补助费。
补偿方案公布之初，就遭到了拆迁户们的一致指责。2009年11月上旬，拆迁户们联合致信宁河县领导，指出：一、返迁比例至少要1：1.8，因为对面南小区的旧楼房拆迁都按1：15比例；二、装修费不得少于10万元。他们在信上称，这是参照塘沽区东沽、西沽住宅楼拆迁时，每平米补贴500元的做法；三、免除每户800元租房费，希望政府能在附近的光明区或幸福小区为他们租同等条件的楼房。
中行楼位于芦台镇最繁华的商业道上。3月12日，本刊记者在芦台镇的天意达房产了解到，这一地段的房子均价在每平米六七千元，有的甚至达到每平米8000元左右。
对此，宁河县土地整理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向《瞭望东方周刊》解释，2009年制定补偿方案时，宁河县的房价并没有这么高。到了2010年，滨海新区的开发，把宁河县的房价一下子抬了起来。
宁河县土地整理中心主任宋连起告诉本刊记者，这次拆迁，政府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1：1.1的回迁比例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另外，我们还要给他们装修费。这些方案已经很优厚了。”该单位的一位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在经过一番市场调研后，土地管理中心认为，每月800块钱不足以租到1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就把这项调高了，“虽然在协议上没写，但是通过各个拆迁工作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被停课
“给拆迁户做工作太难了。”宁河县土地整理中心的一位司机都发出这样的感叹，“有时候宋(连起)主任坐在车上都跟发了精神病似的，嘴里不停地叨咕着，要怎么做某个拆迁户的工作。”
从2009年10月20日到30日的短短10天内，就有四拨人来做张熙玲的工作。10月30日，宁河县教育局局长于志怀亲自到学校找张熙玲谈拆迁事宜。
在一张“任务表”上，本刊记者看到，拆迁户及其家庭成员按照其工作单位划定了“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包产到户。由于张熙玲在东棘坨镇史庄中心小学任教，因此被划到了宁河县教育局局长于志怀的“责任田”里。而其他人也被分别划入了公安局、县社、中行等“责任田”。
“我还算好的，因为我对象(丈夫)不在公职机关工作，所以他那头儿没受多大压力。”张熙玲说，一些夫妻双方都在公职机关工作的拆迁户，会同时被各自的领导找上门来，“你想想，那压力，得有多大。”
“拆迁工作是为了改造整个县城的居住环境，需要很多人组成一个团体。”宋连起这样解释。
于志怀的首次登门，被一起意外打乱了。谈了没多长时间，张熙玲心脏病突然发作，众人手忙脚乱地抢救了一番，便障悻离去。
2009年11月9日，张熙玲正在改期中考试的卷子。东棘坨镇总校长郑恩东、史庄中心小学校长李振立到办公室找她，宣布了教育局的一个通知：“从现在开始，对张熙玲老师实行停课处理，学校的一切事隋由校长安排。”
怕张熙玲承受不了，学校特意找了三位老师在旁边，随时搀扶她。“我当时表现得很坚强。”张熙玲回忆，她收拾了一下卷子，很平静地离开。
《瞭望东方周刊》获得的一份史庄中心小学考勤记录影像资料显示，从11月9日到11月16日，张熙玲的出勤记录并未像其他老师一样打钩，而是写有“拆迁工作”的字样。
同时被宣布停课的还有芦台二小的李玉梅和芦台四小的郑红霞。
调解
“被停课”让张熙玲觉得人格受了侮辱。“他们可以因为我教学上的失误停我的课，但凭什么因为拆迁工作给我停课!”爱面子的张熙玲告诉本刊记者，被停课的那段时间，不少人打电话来问出了什么事，有人甚至以为她流产了。
“侮辱人格”的字样让宋连起难以接受，“让她回家做两天工作，她就说我们停止了她的工作。那叫停止工作吗?几天后工作没做通，又让她回来上班了，那叫侮辱人格吗?那不是正常的吗?”
停课的一个星期中，仍有人在继续做张熙玲的工作。
张熙玲向本刊记者提供的一份录音资料显示，东棘坨镇总校长郑恩东告诉 她，11月12日是个“分水岭”。如果在这个日期之前签了字，县里会有一些优惠政策，“县里说了，两个孩子的教育全包，一直包到高中，这个事情敢给你出保证书。而且家里出了困难了，我们肯定也会照顾你。第二，你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顺顺溜溜地把这事完成了，你对象那儿上班找工作，我们也会优先给你争取一些权益。第三，按照规定的时间签了字之后，你永远会在教育口。这一点，签不签，早签和晚签是不一样的。”
在这一次谈话的录音中，郑恩东苦口婆心地劝张熙玲，“荣(建勋)书记是这样说的，只要在县里不违法的情况下，教育局拿出什么手段，县里都支持……好多中央的指令到省市级都走样，何况在这儿，现在区县级领导是太上皇。”见张熙玲不为所动，郑恩东有点儿急了，“你哪顶得过县里?那是谁的天?你的天?那就是人家的天。”
3月16日，本刊记者拿这段话向郑恩东进行核实，对方矢口否认，“她属于胡编，胡编乱造，没那回事!”
语录
在对张熙玲做了几次劝导工作后，宁河县教育局局长于志怀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出面，取而代之的是縣教育局党委书记刘广宝。
2009年11月底，刘广宝第四次来到张熙玲家，这一次的谈话录音长达2小时45分钟。
刘广宝告诉张熙玲，只要是在能力所及、权力范围之内、政策允许的前提下，教育局会解决其工作、生活、经济的所有困难，“最后，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教育局。我没招的时候你让我用什么，最后一招，就得用共产党给我那点儿权。”
“在英国，你说不拆，任何人不敢拆你的。在中国，你说不拆，肯定把你拆了。我就这一句话，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全世界牛逼!”这次谈话中，刘广宝同时教育张，“凡是宁河县的公民，必须执行宁河县委、县政府制订的决策，或者说政策。在执行政策的角度上，你是政策的执行者，同样，教育局也是政策的执行者。”
“大抓(音，挖掘机)不到，你就胡闹；大抓一扬，你就投降!”刘广宝预言。 但张熙玲认为，教育局开出的一些优惠条件对她来说，并不具备太大吸引力，“关于孩子上学的优惠我直接就否了，我不想让他们背着拆迁的名声读重点学校。至于职称，刘广宝说，可以弄个推荐名额，但不能保证能不能考上。”
之后的又一次谈话中，刘广宝举起了唐福珍的例子。“干啥啊?要点煤气罐啊?浇汽油啊?那才是笨蛋呢!浇了汽油将来你儿子谁管呢?你以为浇了汽油，荣书记就免职了?李县长就免职了?你浇了汽油，你儿子缺了妈妈，你爸爸缺了儿媳妇。你算过这账了吗?现在全国都在这儿摆着呢嘛，把谁处理了?处理了又到别的地方去了。”
刘广宝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始终没负责中行楼拆迁工作，“从职能部门来讲，我不负责拆迁。从内部分工来讲，我也不管中行楼拆迁，我负责的是芦汉路拆迁，我只是在中行楼拆迁中协助做了些工作。”
刘广宝承认，他确实拿英国和中国做过比较，但话并不是那么说的，“我想要表述的意思是，人家国外的私有财产，本人不同意，国家是不能拆的。咱们国家，在大县城规划的前提下，这些事，你该做不都得做嘛。当然，条件你可以谈。”
至于一些过激的话，刘广宝明确否认自己说过，“自焚的那个例子我倒是举过，但我不应该这样劝我的老师吗?我这是劝她珍爱生命、热爱生活。”
“胡萝卜”和“大棒”
刘广宝曾用“胡萝卜”和“大棒”打过比方。他认为，在说服工作中，如果递过去的胡萝卜不吃，大棒就该下来了。
“李玉梅老师也顶了很长时间。”张熙玲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2010年1月4日，李被宣布调往县里一个很偏远的学校，县里给出的理由是干部培养，“那天下着大雪，她打电话给我说，她很委屈，但也很轻松，因为终于有结果了。”这时，原来的芦台二小已经没了李玉梅的课。就这样，一直耗到放寒假。
到了2月初，李玉梅终于签了拆迁协议。张熙玲说，年后李玉梅打电话说，这个年她过得挺痛快的。
“大势所趋。”李玉梅用这四个字对本刊记者解释自己签字的原因。她认为，既然已经同意了补偿办法，有些话就不便再说。
宁河县土地整理中心主任宋连起透露，截至3月15日，大约只有四五户拆迁户没有签字。
“如果有一半人都不肯签字，说明我们的方案有问题。如果只有四五户没签，那就说明这个方案是符合老百姓需求的。”土地整理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这样认为，“我们的主旨，就是不让百姓吃亏。”
拆迁户们之所以陆续签了字，据张熙玲了解，除了上面给的“大棒”之外，有人得到了不少“胡萝卜”，“有的人得到了生二胎的名额，县里还答应把他的儿子调到镇政府工作。还有人拿到了不少回迁房的房票，可以去卖，这又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张熙玲向《瞭望东方周刊》提供的“中行宿舍选房情况统计表”上，在“预购房型”一栏中，有人多达9处。当地最大的房地产中介“21世纪不动产天津卓越加盟店”的工作人员称，一些房票可以卖到一两万元，“中行楼的位置以后要建的楼，下面是底商，上面是住宅。但现在我们手里没有那儿的房票，房票都在个人手上呢。”
“这种暗箱操作有失公平、公正。”张熙玲说，这也是她坚持不肯签字的原因之一。
在拆迁户们看来，一直没有现身的开发商显得尤为神秘。他们猜测着这个人的身份，甚至联想到会不会和天津市的某个高官有什么亲戚关系。3月15日，宋连起对本刊记者明确表示，目前根本没有所谓的开发商，拆迁是县里道路拓宽、环境改造的统一规划，“至于以后会怎么样，由谁来开发，都还没有竞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