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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王震以爱才而闻名。王震曾说：“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还说：“尊重人才，没有人才可以有人才，人才少可以变多，否则，多就会变少，有等于没有。”用“求贤若渴，见贤思齐”来形容王震爱才，毫不为过。
王震的“土政策”：高中毕业生在连队锻炼一段，即委以恰当的职务
王震一贯十分重视科学，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在战争年代，王震的马褡子里装满了打进城市后从敌人那里缴获的书，堪称部队的“小图书馆”。他常说：“人啊，总得有点子才啊！没有才算什么才子哩！”
1937年11月，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到山西岢岚参加八路军一二○师的军政会议。会后，贺龙问王震还有什么事。王震说：“我想要一些人。”贺龙笑着说：“胡子，你胃口真不小，一个三五九旅那么多人马，还嫌少?芽”王震笑着说：“我王震用兵也是多多益善嘛！我还要一些读书识字的知识分子，给部队教授文化知识。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昧的军队，打不败日本帝国主义。这不是我们常说的吗?芽”贺龙将从北平来根据地参加抗日的康世恩、郭小川、刘亚生、赵安博、王季青等一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分给三五九旅。在这批青年学生中，留日学生赵安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联部副部长）当上了三五九旅敌工科科长，王震和他建立了很深的友谊。北京大学毕业生刘亚生很受王震的器重，被破格提拔为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而当时许多老红军不过是连级干部。王震在三五九旅规定：凡是高中毕业生，在连队锻炼一段，即委以恰当的职务。
1939年10月，王震奉命率三五九旅回师陕北，进驻绥德警备区，担任保卫边区的重任。王震兼任延安军分区司令员。他所住的延安东关距离鲁迅艺术学院很近，一来二去，他和校长周扬以及在鲁艺工作的诗人何其芳、作家周立波就熟悉了。在整风运动中，王震对他们说，文艺界的主要问题是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斗争。他建议，在生产运动中，鲁艺的学员与其到自己的农场去参加生产劳动，不如到南泥湾我们的部队去一起开荒种地，既可以同样完成生产任务，又可以体验士兵的生活。王震的建议受到鲁艺师生的一致赞同。这批学员到三五九旅后受到较好的锻炼，王震也和鲁艺师生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受到大家的尊敬。
在1943年开始的审干工作中，由于康生散布“新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特务”的谬论，在延安的知识分子干部首当其冲，受到怀疑，有的单位竟把80％的新知识分子弄成“坦白分子”。王震听说这件事后极为愤慨，当面向毛泽东反映了情况。毛泽东告诉王震，他的意见是对的，中央已经准备纠正这种错误倾向。王震回到三五九旅后，马上纠正了审干工作中发生的偏差。
1944年，王震奉命率南下支队离开延安南征。作家周立波、马寒冰，化学家陈康白，经济学家丁冬放等随军南下，他们都得到了王震的格外照顾。时任延安自然科学院副院长的陈康白为了行军方便，忍痛剪掉蓄了多年的胡须。过汾河时，由于战斗激烈，情况紧急，骡子驮的书籍和科学仪器也被迫丢弃。王震对陈康白一路上都很关心，还曾赋诗一首赞扬陈康白的战斗精神：“吕梁山上剃胡子，汾河岸边丢骡子。死也不丢竹杆子，誓与马列共生死。”
“子弹打不到的地方，科学知识是可以打到的。”
1949年3月，王震到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单独召见了他：“仗打不了多久了，现在要把重点放到胜利后的发展经济和生产建设上来。”王震自告奋勇要去解放新疆和建设新疆。
在进军新疆的过程中，王震招贤纳士，广揽人才。每解放一座城市，他就亲自去动员知识青年加入部队。1949年5月，陕西武功解放。武功虽然只是个县城，却有西北农学院、西北工学院等几所在西北地区颇有影响的高校。王震亲自到这几所学院和师生见面。在西北农学院向学生演讲时，王震受到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当场就有人报名参军。会后几天，有200多名教师和学生报名加入了部队。
几天之后，宝鸡虢镇解放。王震了解到镇上有位曾留学英国利物浦大学学习热电专业的专家名叫刘明寰，开办了一家小纺织厂，由于受国民党的盘剥苛敛之害，纺织厂正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王震得知这些情况后，连着三天赶到刘明寰家拜访。
刘明寰第三天见到王震时，已经被王震的雄才大略和真诚坦率深深感动。王震谈起了新疆，鼓励他到新疆做一番事业。刘明寰说：“我愿意跟你走，可是，我的出身不好，又办了这么个厂。一个资产阶级，不合你们的要求吧？”王震摇摇头，笑着说：“莫要那么多顾虑。出身有什么要紧，你不是一直在读书吗？从上小学到外国留学，一读几十年，办这么个小小的厂子算什么？你是个总工程师啊！即使是资产阶级，也是个小小的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嘛！重要的是你那颗心。心向人民，跟我们到边疆去，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就是我们的同志。我王震说话不骗人。”
刘明寰参军后，王震任命他为第一兵团军工部部长。这个任命使刘明寰感到受宠若惊，也使其他一些干部感到难以理解，议论纷纷，在背后说怪话、发牢骚。王震对他们说：“你们都是近视眼！人总要有点学问啊！你们好好学习，谁有这个水平，同样给你们师级干部待遇。你们要懂得，子弹打不到的地方，科学知识是可以打到的。”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都在王震部队随军采访的记者、作家杜鹏程，深有感触地说：“他率大军，在关中平原渭河两岸，一直到天水、兰州、酒泉等地作战，知识分子像潮水似的涌进了第一野战军和王震将军率领的第一兵团。当时部队能吸收那么多的人才，和王震将军的胸怀、眼光、远见以及火一般的热情态度有极大的关系。他到西北农学院等地，就登台讲话，号召知识分子献出自己的力量，打倒蒋介石，建设新中国。而且要部队各级政治机关，派出大批干部去做吸收知识分子的工作。凡高中毕业参军的，按连级干部待遇对待。这在当时都是议论纷纷的事，说是‘王胡子的土政策’。凡是有专长的知识分子，他都一一亲自交谈，给予种种帮助，使那些刚走入革命队伍的专家、学者和知识青年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这些知识分子后来大批随军到了新疆，成为各条战线建设的重要力量。”
在建设新疆的过程中，王震更是广揽专家
1950年10月，王震在新疆军区技术人员、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强调说：“建设边疆离不开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大家要携手合作。”王震像磁铁一样，周围聚集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熏他们为新疆的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49年10月初，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秘密来到刚刚解放的酒泉，同彭德怀、王震等解放军将领商洽新疆和平解放事宜。这时，新疆还未解放，王震就主动向陶峙岳提出介绍一批在新疆工作多年，熟悉新疆土地、水利、农业情况的专家协助部队工作。陶峙岳当即向王震介绍了在新疆的水利专家王鹤亭和农学家、时任新疆学院副院长的涂治。
涂治在北平开完全国政协会议后回新疆途经酒泉，王震把他请到兵团司令部来，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王震把部队进疆后的农业发展规划告诉了涂治，涂治心情非常激动：“新疆广袤的土地，丰富的水资源，从此会得到开发了。如有用到我的地方，我当竭尽全力。”在涂治的建议下，王震充实、修改了原来制订的部队生产计划。1949年11月6日，王震抵达迪化（1953年改称乌鲁木齐）。几天后，他就约见了王鹤亭。王鹤亭在张治中主政新疆期间，1944年受国民政府委派带领水利勘测总队来到新疆，负责筹建新疆水利局，并担任了第一任局长兼总工程师。1949年12月17日，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涂治任农业厅厅长，王鹤亭任水利局局长。王震的信任让王鹤亭不敢懈怠，加倍工作。他后来回忆说：“到1952年初，我奉命去水利部报批水利计划，曾至协和医院检查，肝肿大已四指，医嘱必须绝对休息，为我开了证明。我因想到了王震同志对我的信任和重托以及工作的紧张情况，我决不能耽误他亲自主持的大事，故走出医院便将证明撕掉，回来后亦未向他透露病情，仍坚持工作在水利工地第一线。这样，新疆的水利事业把我和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当时，新疆有一些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知识分子，由于种种问题未被信任。王震知道后，从他们中精心挑选人才，真诚相待，放手使用。王震率大军进疆，正值隆冬，取暖缺煤，军民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为解决燃料问题，王震立即到地质部门了解，得知新疆的煤质优良，其中相当一部分可以用作工业炼焦，但由于地质结构复杂，又没有开矿经验，当地地质部门缺乏技术人才，一时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这时，王震得知一个叫王恒升的地质专家就在迪化。在担任新疆地质研究所所长时，王恒升曾以个人名义给几个国家驻迪化领事送三叶虫化石作为纪念而被判刑入狱。王震对此进行了调查，认为王恒升可以用。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在押犯人怎么能用？出了问题谁负责？”王震斩钉截铁地说：“王恒升这个人我用定了，出了问题，我负责！我们是共产党员，连一个犯人也不敢用，算什么共产党员？连一个犯人都改造不过来，算什么共产党员？”
为起用王恒升，王震特地向周恩来写报告，要求特赦。周恩来尽管日理万机，但是在收到王震报告的第二天，即复电批准。王震派车把王恒升接来，向他请教，让他为新疆的建设出力。王恒升提出了在迪化开掘六道湾露天煤矿的建议，王震亲自同他实地勘察，决定立即动工。对此，在一次集会上，王震说在地面上就能确定地下是个大煤矿，这就是科学家的本领。不久，王震请王恒升参加一个有众多知识分子参加的宴会。大家知道事情真相后，都对王震的魄力感到由衷的赞叹。
1951年7月，新疆第一座国营煤矿——六道湾露天煤矿破土动工，揭开了新疆煤炭史上新的一页。不久，王震了解到一个新情况：王恒升对指挥解放军指战员信心不足，再加上个别干部对这个“没有委任状”的“特赦人员”不够尊重，王恒升开展工作有难度。于是王震亲自将绣有“总指挥”的红布袖标戴在王恒升的右臂上，并下令工地所有的官兵必须听王恒升的指挥。王恒升由一个囚徒一跃而成为指挥千军万马的“总指挥”。仅用了4个月的时间，六道湾露天煤矿建成，满足了广大市民急迫的需要，对稳定物价起了重要作用。在建设这座煤矿中，王恒升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受到人们的赞扬。后来，他到中央地质部工作，又作出许多贡献，曾被评为中科院院士，2003年以102岁高龄辞世。
王震除了团结解放前就在新疆工作的农学、水利、植棉、纺织、地质、钢铁、水泥、机电等各方面的专家和工作人员外，还到上海请陈毅市长帮忙，聘请人才前往新疆工作。
新疆刚解放时一穷二白，工业基础几乎为零。王震雄心勃勃，要建工厂，修铁路，没有钢铁是不可能的。这时，上海益华钢厂濒临破产，而该厂厂长余铭钰是留美归国的冶金专家。1951年初，王震通过陈毅，请余铭钰来疆考察。余铭钰到达迪化时，王震亲自到机场迎接，亲自安排余铭钰在他办公的新大楼下榻。随后，王震又设宴招待余铭钰。王震尊重专家和知识分子，余铭钰已有所闻，但这样高的礼遇和盛情却是不曾想到的。
余铭钰是抱着疑虑来新疆的，他特别关心建厂资金是否充分和领导人是否真的重视。当王震与他谈话不久，他便首先提出了资金问题。王震马上回答：“资金你不要担心，目前新疆近20万军队的军费国家仍然照发，但这些军费的绝大部分均可用来建设，因为自新疆和平解放那一天起，我们就像当年在南泥湾那样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现在许多部队都做到了生产自给或大部分自给，这样大批军费就节省了下来。动用军费进行建设是经过党中央和毛主席批准的，这实际是对新疆建设的一种特殊照顾。以20万军队的军费和全体指战员的生产成果做你的后盾，难道还不能建设一个钢铁厂吗？总之，你要钱给钱，要人给人，但有一条，你必须给我炼出钢铁。”
余铭钰保证道：“这个请你放心，你准备搞多大规模？先搞个3吨的炉子如何？”王震笑了：“3吨？那不成了小脚女人！10吨也不行！日产不应少于150吨，如果日产250吨更好！”余铭钰大吃一惊，这个数字别说一个省，就是在全国也是够大的。王震建设新疆的宏伟蓝图，深深地打动了余铭钰，不但完全消除了他来新疆之前的种种疑虑，而且唤起了他青年时代的理想和抱负。在结束谈话的时候，余铭钰爽快地对王震说：“好了，什么也不必说了，我决定献出自己的工厂，而且决心举家西迁。我儿子余宣扬也是冶金工程师，我们父子决心为新疆的钢铁工业奉献自己的一切。”
接着，在上海市长陈毅的帮助下，益华钢厂整体搬到新疆，更名八一钢铁厂，余铭钰被任命为八一钢铁厂总工程师。余铭钰全身心地投入钢铁厂的创建工作中。1951年9月17日，八一钢铁厂开工建设，1952年4月30日就有钢水出炉，宣告了新疆无钢历史的正式结束。
原新疆分局书记王恩茂曾高度评价过王震在新疆的历史功绩：“他在新疆白手起家，建设了八一钢铁厂、七一棉纺厂、十月汽车修配厂、迪化水泥厂等等，发展新疆工业；他率领部队投入生产，兴修水利，开荒造田，发展新疆的农业、畜牧业。他建立自治区党校、八一农学院、塔里木农垦大学、石河子农学院、石河子医学院，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他是新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创者，为新疆的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北大荒农场，王震格外照顾处境艰难的知识分子“右派”
1956年，王震任农垦部部长，任内建立了西北、东北、华南、海南、云南等几大垦区，为发展我国的农垦事业和稳定边疆作出了突出贡献。在1957年“反右运动”后期，王震心里总在想着一件事：被定为“右派”的人，也要给个出路。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还是有用的。别的部门不要，可以到农垦部门来嘛，我们有能力、有条件收容他们。
在中央一次讨论如何处理“右派”的会议上，王震建议，中央各部不要的“右派”统统交给他。当时，有人开玩笑说，一下子吃下这么多“右派”，不怕闹肚子？王震回答说，不仅不怕，而且要用最短的时间，把他们改造成有用之才。中央批准了王震的建议。在王震的支持下，1958年，北大荒不仅接纳了10万转业官兵，还接纳了1500余名“右派”，其中包括丁玲、艾青、聂绀弩、丁聪、吴祖光、尹瘦石、黄苗子等文化名人。
在这些人中，著名作家丁玲受到王震格外的照顾。1955年，丁玲被打为“丁陈反党集团”。1957年，丁玲和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丁玲的丈夫陈明也被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党籍。1958年3月上旬，陈明下放黑龙江密山农场劳动，丁玲决心争取也去北大荒，并向中国作协领导提出申请。作协领导考虑到她的身体原因，没有答复。陈明到密山后，被分到宝清县853农场参加劳动。5月的一天，王震来农场视察。陈明向他汇报了丁玲来北大荒的要求和作协领导的意见，请求王震回北京后予以支持。王震关切地询问了丁玲的身体，一口答应说：“好嘛，她来北大荒，我同意！”
6月下旬，丁玲来到密山，受到王震的接见。他们早在1936年在延安已经认识，王震还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赞扬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得好。王震见面后说：“已经打电话通知853农场调陈明来，你们一道去汤原农场，那里在铁道线上，离佳木斯近，交通方便些，住处条件好些，让他们给你们一栋宿舍。”在王震的亲自安排下，7月初，丁玲和陈明到黑龙江佳木斯农垦局所属的汤原农场工作与生活。
著名诗人艾青也得到了王震的关怀和照顾。艾青被打为“右派”后，王震请他到家里谈心。王震对艾青说：“我知道你是拥护党和毛主席的。你离开文化圈子吧，换换环境。”王震邀请他到北大荒去。艾青很高兴：“现在这个时候，有人收留我，是我的幸运。”
艾青到北大荒不久，王震找到他说：“我们已经决定，在852农场建示范林场。树越伐越少，这得育苗造林，我想叫你当副场长，给你一个接触群众的机会。”艾青推脱不掉，担任了852农场林业分场副场长，成为农场唯一担任领导职务的“右派”。到任时，王震专程赶到农场把艾青介绍给大家。他对转业官兵说：“你们要像尊重其他领导一样尊重艾副场长。在延安，艾青就是名人。”王震对艾青说：“你是诗人，要多积累素材，多反映英雄开发北大荒的事迹。”852农场总场部有四幢俄式房子，在当时算是高级住宅了。场党委书记、场长和副场长都是军师级干部，又是老红军，他们三家各住了一幢，剩下一幢就照顾给艾青住了。
艾青在北大荒呆了一年后，王震准备到新疆考察生产建设兵团。他给艾青写了一封信，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愿不愿意随同前往，到西北戈壁滩看看那里的军垦农场。艾青欣然答应。艾青夫妇到新疆后，王震和张仲瀚在石河子热情迎接他们，并带领他们参观，使他们大开眼界。最后，王震、张仲瀚等安排艾青夫妇在石河子农八师招待所一幢别墅式小屋里安家落户。从此，艾青在石河子整整呆了16年。这一时期，他用诗人的眼光和思维，去细心体验军垦战士战天斗地创建农垦事业的光辉业绩，为后来创作诗歌、散文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艾青在这里写下了许多赞颂戈壁滩变绿洲的诗歌、散文。
著名漫画家、原人民画报社副总编丁聪也被打为“右派”，来到北大荒云山水库劳动。由于劳动强度很大，丁聪身体吃不消。王震知道后，把丁聪叫到一个房间里谈话：“准备把你专门抽出来，编一本画册，叫《云山水库画册》，你同意吗?芽”丁聪当然很乐意，这样就可以不用偷偷地画了。王震又对他说：“你要好好地发挥你的专长，把复转官兵开发北大荒、抢建北大荒‘人工湖’的事迹，用图片形象地记载下来。人手不够，由你亲自挑选?选”
丁聪愉快地接受了编画册的任务，挑选了原人民画报社的记者吕向全做他的助手。云山水库竣工后，丁聪把编纂好的《云山水库画册》交给农垦局有关部门，随后调到《北大荒文艺》编辑部工作。丁聪常想，如果没有王震的关心照顾，自己当时是很难重返绘画这一艺术领域的。丁聪的助手吕向全也得到了王震的关心。在建国初期的摄影界，吕向全与吕相友、吕厚民并称“三吕”。在他到北大荒之初，王震曾单独找他谈话：“同志，是因为骄傲了吧？跌点跤不要紧，在这里好好干！”此后，吕向全这位“右派”一直手拿照相机，为许多来北大荒视察的领导人拍照。
在引进和选拔人才的同时，王震更重视培养人才。他亲手创立了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并兼任校长，亲自到北京、沈阳、哈尔滨等地大学选调教员。今天，八一农大毕业生大多已成为垦区的各级领导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1990年，王震到北大荒视察。在回顾北大荒的振兴史时，他对农场各级干部们说：“人才缺乏时要尊重人才，人才多了时更要尊重人才。尊重人才，没有人才可以有人才，人才少可以变多，否则，多就会变少，有等于没有。”
王震明确表示，我就喜欢“臭老九”
王震一生珍视友谊。在中国科技界、文化界，有一大批与他情同手足的莫逆之交。他们大多数是在工作中与王震相识，并得到过他的支持与关怀。许多人在危难之际，困苦之时受到过他的保护和帮助。“文革”期间，一批年轻人聚集在华罗庚家里研讨课题。王震到场后，当听到有人对华罗庚直呼“老华”时，非常生气，当即严肃地批评了他们，并讲了一番尊师敬贤的道理。从此，“老华”的称呼改为“华老”，成为“文革”期间科技界为数不多的几个尊称之一。
王震十分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问题。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看到科学家在挨饿，王震心里十分难过，亲自命令从东北给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们调来粮食，以解挨饿之危。王震经常讲解放初期毛泽东请他负责工资改革的往事。他说他曾向毛泽东谈及专家、教授的工资标准，毛泽东说：“华罗庚教授的工资可以比我高，其他人你看着办。”
王震对解放初期从美国归来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权的关心，令人感动。1957年，张权在北京中央歌剧院被划为“右派”后，下放到哈尔滨歌剧院。1962年夏，王震在哈尔滨会见了她，给她很大的鼓励。这年冬，张权到北京开个人音乐会，周恩来、罗瑞卿、王震都参加了。演出结束后，王震对张权说：“快过年了，到我家来过年吧！”在年夜饭的餐桌上，他对张权的孩子们说：“你们的妈妈当年从美国回来不容易啊，你们要理解她，不要背家庭包袱。”王震告诉她：“我把你的情况向总理和罗瑞卿同志介绍了。瑞卿同志很钦佩你的爱国思想，对你的遭遇愤愤不平。这时候，周总理特意叫人把自己的一杯茶给你送到台上去的。”王震的关怀，让张权永世难忘。19７7年，张权被“劝”退休。无奈之下，她只好回苏州原籍。一年后，连户口都落不上，进退两难。在无助之际，她找到王震。“王老，想告诉您，我要退休了。”王震不太相信：“你退什么休，我们这一头白发的人还在干！”王震知道张权的遭遇后，干脆地说：“你哪儿也别去了，就留在北京吧！把你的情况写一个来，我给你反映，你愿在哪里工作？”不久，张权就到北京歌舞团报到了。
“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而王震每到一处，却总要去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看望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有一次，他到湖南搞调查，在省农科院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会上有位因搞科研而得了放射病、面部歪斜的研究人员诉说了被造反派诬为“反动学术权威”而挨批、挨斗的遭遇。王震非常愤慨，立即找来该单位的军代表，要他认真核查并处理此事，一定为这位科研人员落实政策。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1969年10月，王震被下放到江西红星农场。在红星农场期间，王震从各地请来了很多科技人员，如著名土壤学家李庆逵、中科院的技术干部潘湘名、湖南农学院的教师田自强等人来农场举办农业科技讲座，并亲自听课。李汝庆是红星农场一位学畜牧兽医的科技人员，因为海外关系和“反右”期间的问题，在场里被当作重点“牛鬼蛇神”批斗了三年。来到红星农场后，王震对李汝庆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和了解。不久，李汝庆被通知到总场开会。王震对他说：“我和你们党委研究过了，现在决定解放你。现在你就坐下来和大家一起开会。”长期以来，李汝庆只参加过批斗会，不是站就是跪，现在一听见让他坐下来，激动得潸然泪下。从此，李汝庆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农场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７7年，王震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分管国防工业。他意识到，科学技术的竞争，核心是人才的竞争。王震明确指出：“‘四人帮’把科技人员诬蔑为‘臭老九’，可我就喜欢这样的‘臭老九’，拜他们为师。”在另一次讲话中，他又说：“过去在大学里针对党外人士、教授，狠批‘教授治校’，在工厂里狠批‘专家治厂’，故意贬低教授、专家的作用。实际上，办好大学就得依靠教授，现在工厂生产需要专家。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专家办厂有什么错？办好工厂不要专家能行么？”
1993年3月12日，王震逝世。湖南、新疆、黑龙江等地有关方面给王震夫人王季青送来了反映王震战斗生涯的电影、电视剧本，有的还专程前来征询她的意见，表示愿出资拍摄，但都被王季青婉言谢绝了。她说，现在还有一部分老、少、边、穷地区的群众没有脱贫，还有一些孩子因贫困而没有上学或失学。拍一部电影或电视剧，需要投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你们把这笔钱用来建学校或捐给“希望工程”，不是更好、更有意义吗？这也是对王震同志最好、最深的怀念……
王震的“土政策”：高中毕业生在连队锻炼一段，即委以恰当的职务
王震一贯十分重视科学，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在战争年代，王震的马褡子里装满了打进城市后从敌人那里缴获的书，堪称部队的“小图书馆”。他常说：“人啊，总得有点子才啊！没有才算什么才子哩！”
1937年11月，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到山西岢岚参加八路军一二○师的军政会议。会后，贺龙问王震还有什么事。王震说：“我想要一些人。”贺龙笑着说：“胡子，你胃口真不小，一个三五九旅那么多人马，还嫌少?芽”王震笑着说：“我王震用兵也是多多益善嘛！我还要一些读书识字的知识分子，给部队教授文化知识。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昧的军队，打不败日本帝国主义。这不是我们常说的吗?芽”贺龙将从北平来根据地参加抗日的康世恩、郭小川、刘亚生、赵安博、王季青等一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分给三五九旅。在这批青年学生中，留日学生赵安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联部副部长）当上了三五九旅敌工科科长，王震和他建立了很深的友谊。北京大学毕业生刘亚生很受王震的器重，被破格提拔为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而当时许多老红军不过是连级干部。王震在三五九旅规定：凡是高中毕业生，在连队锻炼一段，即委以恰当的职务。
1939年10月，王震奉命率三五九旅回师陕北，进驻绥德警备区，担任保卫边区的重任。王震兼任延安军分区司令员。他所住的延安东关距离鲁迅艺术学院很近，一来二去，他和校长周扬以及在鲁艺工作的诗人何其芳、作家周立波就熟悉了。在整风运动中，王震对他们说，文艺界的主要问题是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斗争。他建议，在生产运动中，鲁艺的学员与其到自己的农场去参加生产劳动，不如到南泥湾我们的部队去一起开荒种地，既可以同样完成生产任务，又可以体验士兵的生活。王震的建议受到鲁艺师生的一致赞同。这批学员到三五九旅后受到较好的锻炼，王震也和鲁艺师生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受到大家的尊敬。
在1943年开始的审干工作中，由于康生散布“新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特务”的谬论，在延安的知识分子干部首当其冲，受到怀疑，有的单位竟把80％的新知识分子弄成“坦白分子”。王震听说这件事后极为愤慨，当面向毛泽东反映了情况。毛泽东告诉王震，他的意见是对的，中央已经准备纠正这种错误倾向。王震回到三五九旅后，马上纠正了审干工作中发生的偏差。
1944年，王震奉命率南下支队离开延安南征。作家周立波、马寒冰，化学家陈康白，经济学家丁冬放等随军南下，他们都得到了王震的格外照顾。时任延安自然科学院副院长的陈康白为了行军方便，忍痛剪掉蓄了多年的胡须。过汾河时，由于战斗激烈，情况紧急，骡子驮的书籍和科学仪器也被迫丢弃。王震对陈康白一路上都很关心，还曾赋诗一首赞扬陈康白的战斗精神：“吕梁山上剃胡子，汾河岸边丢骡子。死也不丢竹杆子，誓与马列共生死。”
“子弹打不到的地方，科学知识是可以打到的。”
1949年3月，王震到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单独召见了他：“仗打不了多久了，现在要把重点放到胜利后的发展经济和生产建设上来。”王震自告奋勇要去解放新疆和建设新疆。
在进军新疆的过程中，王震招贤纳士，广揽人才。每解放一座城市，他就亲自去动员知识青年加入部队。1949年5月，陕西武功解放。武功虽然只是个县城，却有西北农学院、西北工学院等几所在西北地区颇有影响的高校。王震亲自到这几所学院和师生见面。在西北农学院向学生演讲时，王震受到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当场就有人报名参军。会后几天，有200多名教师和学生报名加入了部队。
几天之后，宝鸡虢镇解放。王震了解到镇上有位曾留学英国利物浦大学学习热电专业的专家名叫刘明寰，开办了一家小纺织厂，由于受国民党的盘剥苛敛之害，纺织厂正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王震得知这些情况后，连着三天赶到刘明寰家拜访。
刘明寰第三天见到王震时，已经被王震的雄才大略和真诚坦率深深感动。王震谈起了新疆，鼓励他到新疆做一番事业。刘明寰说：“我愿意跟你走，可是，我的出身不好，又办了这么个厂。一个资产阶级，不合你们的要求吧？”王震摇摇头，笑着说：“莫要那么多顾虑。出身有什么要紧，你不是一直在读书吗？从上小学到外国留学，一读几十年，办这么个小小的厂子算什么？你是个总工程师啊！即使是资产阶级，也是个小小的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嘛！重要的是你那颗心。心向人民，跟我们到边疆去，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就是我们的同志。我王震说话不骗人。”
刘明寰参军后，王震任命他为第一兵团军工部部长。这个任命使刘明寰感到受宠若惊，也使其他一些干部感到难以理解，议论纷纷，在背后说怪话、发牢骚。王震对他们说：“你们都是近视眼！人总要有点学问啊！你们好好学习，谁有这个水平，同样给你们师级干部待遇。你们要懂得，子弹打不到的地方，科学知识是可以打到的。”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都在王震部队随军采访的记者、作家杜鹏程，深有感触地说：“他率大军，在关中平原渭河两岸，一直到天水、兰州、酒泉等地作战，知识分子像潮水似的涌进了第一野战军和王震将军率领的第一兵团。当时部队能吸收那么多的人才，和王震将军的胸怀、眼光、远见以及火一般的热情态度有极大的关系。他到西北农学院等地，就登台讲话，号召知识分子献出自己的力量，打倒蒋介石，建设新中国。而且要部队各级政治机关，派出大批干部去做吸收知识分子的工作。凡高中毕业参军的，按连级干部待遇对待。这在当时都是议论纷纷的事，说是‘王胡子的土政策’。凡是有专长的知识分子，他都一一亲自交谈，给予种种帮助，使那些刚走入革命队伍的专家、学者和知识青年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这些知识分子后来大批随军到了新疆，成为各条战线建设的重要力量。”
在建设新疆的过程中，王震更是广揽专家
1950年10月，王震在新疆军区技术人员、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强调说：“建设边疆离不开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大家要携手合作。”王震像磁铁一样，周围聚集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熏他们为新疆的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49年10月初，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秘密来到刚刚解放的酒泉，同彭德怀、王震等解放军将领商洽新疆和平解放事宜。这时，新疆还未解放，王震就主动向陶峙岳提出介绍一批在新疆工作多年，熟悉新疆土地、水利、农业情况的专家协助部队工作。陶峙岳当即向王震介绍了在新疆的水利专家王鹤亭和农学家、时任新疆学院副院长的涂治。
涂治在北平开完全国政协会议后回新疆途经酒泉，王震把他请到兵团司令部来，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王震把部队进疆后的农业发展规划告诉了涂治，涂治心情非常激动：“新疆广袤的土地，丰富的水资源，从此会得到开发了。如有用到我的地方，我当竭尽全力。”在涂治的建议下，王震充实、修改了原来制订的部队生产计划。1949年11月6日，王震抵达迪化（1953年改称乌鲁木齐）。几天后，他就约见了王鹤亭。王鹤亭在张治中主政新疆期间，1944年受国民政府委派带领水利勘测总队来到新疆，负责筹建新疆水利局，并担任了第一任局长兼总工程师。1949年12月17日，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涂治任农业厅厅长，王鹤亭任水利局局长。王震的信任让王鹤亭不敢懈怠，加倍工作。他后来回忆说：“到1952年初，我奉命去水利部报批水利计划，曾至协和医院检查，肝肿大已四指，医嘱必须绝对休息，为我开了证明。我因想到了王震同志对我的信任和重托以及工作的紧张情况，我决不能耽误他亲自主持的大事，故走出医院便将证明撕掉，回来后亦未向他透露病情，仍坚持工作在水利工地第一线。这样，新疆的水利事业把我和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当时，新疆有一些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知识分子，由于种种问题未被信任。王震知道后，从他们中精心挑选人才，真诚相待，放手使用。王震率大军进疆，正值隆冬，取暖缺煤，军民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为解决燃料问题，王震立即到地质部门了解，得知新疆的煤质优良，其中相当一部分可以用作工业炼焦，但由于地质结构复杂，又没有开矿经验，当地地质部门缺乏技术人才，一时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这时，王震得知一个叫王恒升的地质专家就在迪化。在担任新疆地质研究所所长时，王恒升曾以个人名义给几个国家驻迪化领事送三叶虫化石作为纪念而被判刑入狱。王震对此进行了调查，认为王恒升可以用。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在押犯人怎么能用？出了问题谁负责？”王震斩钉截铁地说：“王恒升这个人我用定了，出了问题，我负责！我们是共产党员，连一个犯人也不敢用，算什么共产党员？连一个犯人都改造不过来，算什么共产党员？”
为起用王恒升，王震特地向周恩来写报告，要求特赦。周恩来尽管日理万机，但是在收到王震报告的第二天，即复电批准。王震派车把王恒升接来，向他请教，让他为新疆的建设出力。王恒升提出了在迪化开掘六道湾露天煤矿的建议，王震亲自同他实地勘察，决定立即动工。对此，在一次集会上，王震说在地面上就能确定地下是个大煤矿，这就是科学家的本领。不久，王震请王恒升参加一个有众多知识分子参加的宴会。大家知道事情真相后，都对王震的魄力感到由衷的赞叹。
1951年7月，新疆第一座国营煤矿——六道湾露天煤矿破土动工，揭开了新疆煤炭史上新的一页。不久，王震了解到一个新情况：王恒升对指挥解放军指战员信心不足，再加上个别干部对这个“没有委任状”的“特赦人员”不够尊重，王恒升开展工作有难度。于是王震亲自将绣有“总指挥”的红布袖标戴在王恒升的右臂上，并下令工地所有的官兵必须听王恒升的指挥。王恒升由一个囚徒一跃而成为指挥千军万马的“总指挥”。仅用了4个月的时间，六道湾露天煤矿建成，满足了广大市民急迫的需要，对稳定物价起了重要作用。在建设这座煤矿中，王恒升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受到人们的赞扬。后来，他到中央地质部工作，又作出许多贡献，曾被评为中科院院士，2003年以102岁高龄辞世。
王震除了团结解放前就在新疆工作的农学、水利、植棉、纺织、地质、钢铁、水泥、机电等各方面的专家和工作人员外，还到上海请陈毅市长帮忙，聘请人才前往新疆工作。
新疆刚解放时一穷二白，工业基础几乎为零。王震雄心勃勃，要建工厂，修铁路，没有钢铁是不可能的。这时，上海益华钢厂濒临破产，而该厂厂长余铭钰是留美归国的冶金专家。1951年初，王震通过陈毅，请余铭钰来疆考察。余铭钰到达迪化时，王震亲自到机场迎接，亲自安排余铭钰在他办公的新大楼下榻。随后，王震又设宴招待余铭钰。王震尊重专家和知识分子，余铭钰已有所闻，但这样高的礼遇和盛情却是不曾想到的。
余铭钰是抱着疑虑来新疆的，他特别关心建厂资金是否充分和领导人是否真的重视。当王震与他谈话不久，他便首先提出了资金问题。王震马上回答：“资金你不要担心，目前新疆近20万军队的军费国家仍然照发，但这些军费的绝大部分均可用来建设，因为自新疆和平解放那一天起，我们就像当年在南泥湾那样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现在许多部队都做到了生产自给或大部分自给，这样大批军费就节省了下来。动用军费进行建设是经过党中央和毛主席批准的，这实际是对新疆建设的一种特殊照顾。以20万军队的军费和全体指战员的生产成果做你的后盾，难道还不能建设一个钢铁厂吗？总之，你要钱给钱，要人给人，但有一条，你必须给我炼出钢铁。”
余铭钰保证道：“这个请你放心，你准备搞多大规模？先搞个3吨的炉子如何？”王震笑了：“3吨？那不成了小脚女人！10吨也不行！日产不应少于150吨，如果日产250吨更好！”余铭钰大吃一惊，这个数字别说一个省，就是在全国也是够大的。王震建设新疆的宏伟蓝图，深深地打动了余铭钰，不但完全消除了他来新疆之前的种种疑虑，而且唤起了他青年时代的理想和抱负。在结束谈话的时候，余铭钰爽快地对王震说：“好了，什么也不必说了，我决定献出自己的工厂，而且决心举家西迁。我儿子余宣扬也是冶金工程师，我们父子决心为新疆的钢铁工业奉献自己的一切。”
接着，在上海市长陈毅的帮助下，益华钢厂整体搬到新疆，更名八一钢铁厂，余铭钰被任命为八一钢铁厂总工程师。余铭钰全身心地投入钢铁厂的创建工作中。1951年9月17日，八一钢铁厂开工建设，1952年4月30日就有钢水出炉，宣告了新疆无钢历史的正式结束。
原新疆分局书记王恩茂曾高度评价过王震在新疆的历史功绩：“他在新疆白手起家，建设了八一钢铁厂、七一棉纺厂、十月汽车修配厂、迪化水泥厂等等，发展新疆工业；他率领部队投入生产，兴修水利，开荒造田，发展新疆的农业、畜牧业。他建立自治区党校、八一农学院、塔里木农垦大学、石河子农学院、石河子医学院，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他是新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创者，为新疆的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北大荒农场，王震格外照顾处境艰难的知识分子“右派”
1956年，王震任农垦部部长，任内建立了西北、东北、华南、海南、云南等几大垦区，为发展我国的农垦事业和稳定边疆作出了突出贡献。在1957年“反右运动”后期，王震心里总在想着一件事：被定为“右派”的人，也要给个出路。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还是有用的。别的部门不要，可以到农垦部门来嘛，我们有能力、有条件收容他们。
在中央一次讨论如何处理“右派”的会议上，王震建议，中央各部不要的“右派”统统交给他。当时，有人开玩笑说，一下子吃下这么多“右派”，不怕闹肚子？王震回答说，不仅不怕，而且要用最短的时间，把他们改造成有用之才。中央批准了王震的建议。在王震的支持下，1958年，北大荒不仅接纳了10万转业官兵，还接纳了1500余名“右派”，其中包括丁玲、艾青、聂绀弩、丁聪、吴祖光、尹瘦石、黄苗子等文化名人。
在这些人中，著名作家丁玲受到王震格外的照顾。1955年，丁玲被打为“丁陈反党集团”。1957年，丁玲和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丁玲的丈夫陈明也被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党籍。1958年3月上旬，陈明下放黑龙江密山农场劳动，丁玲决心争取也去北大荒，并向中国作协领导提出申请。作协领导考虑到她的身体原因，没有答复。陈明到密山后，被分到宝清县853农场参加劳动。5月的一天，王震来农场视察。陈明向他汇报了丁玲来北大荒的要求和作协领导的意见，请求王震回北京后予以支持。王震关切地询问了丁玲的身体，一口答应说：“好嘛，她来北大荒，我同意！”
6月下旬，丁玲来到密山，受到王震的接见。他们早在1936年在延安已经认识，王震还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赞扬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得好。王震见面后说：“已经打电话通知853农场调陈明来，你们一道去汤原农场，那里在铁道线上，离佳木斯近，交通方便些，住处条件好些，让他们给你们一栋宿舍。”在王震的亲自安排下，7月初，丁玲和陈明到黑龙江佳木斯农垦局所属的汤原农场工作与生活。
著名诗人艾青也得到了王震的关怀和照顾。艾青被打为“右派”后，王震请他到家里谈心。王震对艾青说：“我知道你是拥护党和毛主席的。你离开文化圈子吧，换换环境。”王震邀请他到北大荒去。艾青很高兴：“现在这个时候，有人收留我，是我的幸运。”
艾青到北大荒不久，王震找到他说：“我们已经决定，在852农场建示范林场。树越伐越少，这得育苗造林，我想叫你当副场长，给你一个接触群众的机会。”艾青推脱不掉，担任了852农场林业分场副场长，成为农场唯一担任领导职务的“右派”。到任时，王震专程赶到农场把艾青介绍给大家。他对转业官兵说：“你们要像尊重其他领导一样尊重艾副场长。在延安，艾青就是名人。”王震对艾青说：“你是诗人，要多积累素材，多反映英雄开发北大荒的事迹。”852农场总场部有四幢俄式房子，在当时算是高级住宅了。场党委书记、场长和副场长都是军师级干部，又是老红军，他们三家各住了一幢，剩下一幢就照顾给艾青住了。
艾青在北大荒呆了一年后，王震准备到新疆考察生产建设兵团。他给艾青写了一封信，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愿不愿意随同前往，到西北戈壁滩看看那里的军垦农场。艾青欣然答应。艾青夫妇到新疆后，王震和张仲瀚在石河子热情迎接他们，并带领他们参观，使他们大开眼界。最后，王震、张仲瀚等安排艾青夫妇在石河子农八师招待所一幢别墅式小屋里安家落户。从此，艾青在石河子整整呆了16年。这一时期，他用诗人的眼光和思维，去细心体验军垦战士战天斗地创建农垦事业的光辉业绩，为后来创作诗歌、散文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艾青在这里写下了许多赞颂戈壁滩变绿洲的诗歌、散文。
著名漫画家、原人民画报社副总编丁聪也被打为“右派”，来到北大荒云山水库劳动。由于劳动强度很大，丁聪身体吃不消。王震知道后，把丁聪叫到一个房间里谈话：“准备把你专门抽出来，编一本画册，叫《云山水库画册》，你同意吗?芽”丁聪当然很乐意，这样就可以不用偷偷地画了。王震又对他说：“你要好好地发挥你的专长，把复转官兵开发北大荒、抢建北大荒‘人工湖’的事迹，用图片形象地记载下来。人手不够，由你亲自挑选?选”
丁聪愉快地接受了编画册的任务，挑选了原人民画报社的记者吕向全做他的助手。云山水库竣工后，丁聪把编纂好的《云山水库画册》交给农垦局有关部门，随后调到《北大荒文艺》编辑部工作。丁聪常想，如果没有王震的关心照顾，自己当时是很难重返绘画这一艺术领域的。丁聪的助手吕向全也得到了王震的关心。在建国初期的摄影界，吕向全与吕相友、吕厚民并称“三吕”。在他到北大荒之初，王震曾单独找他谈话：“同志，是因为骄傲了吧？跌点跤不要紧，在这里好好干！”此后，吕向全这位“右派”一直手拿照相机，为许多来北大荒视察的领导人拍照。
在引进和选拔人才的同时，王震更重视培养人才。他亲手创立了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并兼任校长，亲自到北京、沈阳、哈尔滨等地大学选调教员。今天，八一农大毕业生大多已成为垦区的各级领导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1990年，王震到北大荒视察。在回顾北大荒的振兴史时，他对农场各级干部们说：“人才缺乏时要尊重人才，人才多了时更要尊重人才。尊重人才，没有人才可以有人才，人才少可以变多，否则，多就会变少，有等于没有。”
王震明确表示，我就喜欢“臭老九”
王震一生珍视友谊。在中国科技界、文化界，有一大批与他情同手足的莫逆之交。他们大多数是在工作中与王震相识，并得到过他的支持与关怀。许多人在危难之际，困苦之时受到过他的保护和帮助。“文革”期间，一批年轻人聚集在华罗庚家里研讨课题。王震到场后，当听到有人对华罗庚直呼“老华”时，非常生气，当即严肃地批评了他们，并讲了一番尊师敬贤的道理。从此，“老华”的称呼改为“华老”，成为“文革”期间科技界为数不多的几个尊称之一。
王震十分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问题。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看到科学家在挨饿，王震心里十分难过，亲自命令从东北给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们调来粮食，以解挨饿之危。王震经常讲解放初期毛泽东请他负责工资改革的往事。他说他曾向毛泽东谈及专家、教授的工资标准，毛泽东说：“华罗庚教授的工资可以比我高，其他人你看着办。”
王震对解放初期从美国归来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权的关心，令人感动。1957年，张权在北京中央歌剧院被划为“右派”后，下放到哈尔滨歌剧院。1962年夏，王震在哈尔滨会见了她，给她很大的鼓励。这年冬，张权到北京开个人音乐会，周恩来、罗瑞卿、王震都参加了。演出结束后，王震对张权说：“快过年了，到我家来过年吧！”在年夜饭的餐桌上，他对张权的孩子们说：“你们的妈妈当年从美国回来不容易啊，你们要理解她，不要背家庭包袱。”王震告诉她：“我把你的情况向总理和罗瑞卿同志介绍了。瑞卿同志很钦佩你的爱国思想，对你的遭遇愤愤不平。这时候，周总理特意叫人把自己的一杯茶给你送到台上去的。”王震的关怀，让张权永世难忘。19７7年，张权被“劝”退休。无奈之下，她只好回苏州原籍。一年后，连户口都落不上，进退两难。在无助之际，她找到王震。“王老，想告诉您，我要退休了。”王震不太相信：“你退什么休，我们这一头白发的人还在干！”王震知道张权的遭遇后，干脆地说：“你哪儿也别去了，就留在北京吧！把你的情况写一个来，我给你反映，你愿在哪里工作？”不久，张权就到北京歌舞团报到了。
“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而王震每到一处，却总要去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看望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有一次，他到湖南搞调查，在省农科院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会上有位因搞科研而得了放射病、面部歪斜的研究人员诉说了被造反派诬为“反动学术权威”而挨批、挨斗的遭遇。王震非常愤慨，立即找来该单位的军代表，要他认真核查并处理此事，一定为这位科研人员落实政策。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1969年10月，王震被下放到江西红星农场。在红星农场期间，王震从各地请来了很多科技人员，如著名土壤学家李庆逵、中科院的技术干部潘湘名、湖南农学院的教师田自强等人来农场举办农业科技讲座，并亲自听课。李汝庆是红星农场一位学畜牧兽医的科技人员，因为海外关系和“反右”期间的问题，在场里被当作重点“牛鬼蛇神”批斗了三年。来到红星农场后，王震对李汝庆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和了解。不久，李汝庆被通知到总场开会。王震对他说：“我和你们党委研究过了，现在决定解放你。现在你就坐下来和大家一起开会。”长期以来，李汝庆只参加过批斗会，不是站就是跪，现在一听见让他坐下来，激动得潸然泪下。从此，李汝庆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农场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７7年，王震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分管国防工业。他意识到，科学技术的竞争，核心是人才的竞争。王震明确指出：“‘四人帮’把科技人员诬蔑为‘臭老九’，可我就喜欢这样的‘臭老九’，拜他们为师。”在另一次讲话中，他又说：“过去在大学里针对党外人士、教授，狠批‘教授治校’，在工厂里狠批‘专家治厂’，故意贬低教授、专家的作用。实际上，办好大学就得依靠教授，现在工厂生产需要专家。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专家办厂有什么错？办好工厂不要专家能行么？”
1993年3月12日，王震逝世。湖南、新疆、黑龙江等地有关方面给王震夫人王季青送来了反映王震战斗生涯的电影、电视剧本，有的还专程前来征询她的意见，表示愿出资拍摄，但都被王季青婉言谢绝了。她说，现在还有一部分老、少、边、穷地区的群众没有脱贫，还有一些孩子因贫困而没有上学或失学。拍一部电影或电视剧，需要投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你们把这笔钱用来建学校或捐给“希望工程”，不是更好、更有意义吗？这也是对王震同志最好、最深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