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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18大刚刚闭幕，全世界都在注视中国，习近平同志在政治局常委亮相会上的演说可称之为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施政宣言，将习近平的18大亮相演说与10年前胡锦涛16大的亮相演说进行对比，我发现大体意思甚至政治语言结构都甚为相像，习演说新颖之处只在两点：一是突出强调了人民和民生的重要性；二是直陈党内反腐形势的严峻性和迫切性。
强调人民和民生问题的重要性可能蕴含的意义大体有两点，一是怎样以提升民众在体制内地位作用让中共更加体察民意顺应民意代表民意设计政改方案；二是围绕提升大众福祉让人民从改革和发展中公平分得利益设计新经济政策。
作为一名经济理论工作者，我在这里不谈政改和反腐，仅就18大以后可能和可以出台的新经济政策谈几点思路和理念方面的问题。
中共16大、17大通常被国外简称为“胡温十年”，中国的人均GDP由2002年的1135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5432美元；国家外汇储备从2002年的2864亿美元增长至2012年9月底的3.29万亿美元；年均经济增速达10.7%；中国的经济总量从世界排名第六位升至第二位。毫无疑问，不管人们在改革作为上有怎样的评价，“胡温十年”的的确确称得上是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如果中共18大开启的是另一个10年，即“习李十年”的话，那么，新班子在开局时应从自己的前任里汲取哪些经验呢？
“胡温十年”经济成功的主要经验为：
1.顺应“江朱时期”让经济融入全球化的既定国策，使中国成为本轮全球化中的最大受益国之一，中国产品在海外开拓了国际市场，在直接投资和原材料补充方面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国外资源。
2.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在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成功应对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地方政府已成为拉动经济扩张的一支重要力量。
3.持续打造了一个健康稳定的金融体系，特别是中国的银行业，在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后，已成为全球各主要经济体中支配资源最多、资产质量最好、发展最快、服务功能最强大的金融支撑力量之一。
4.较好地处理了增长与稳定的关系，在取得10年快速经济成长的同时，中国未出现高通货膨胀，这实际上也说明“胡温十年”即中国经济黄金十年中，货币政策未出现过大的失误。
5.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调整、环境保护等一直得到重视和强调，尽管效果有些不尽如人意。
6.非公经济的作用在理论上受到相当重视，国务院亦先后出台过非公经济“旧36条”和“新36条”——虽然实践效果和政策体制配套略差。
7.社保体系建设取得明显进步，农业税彻底取消并形成城乡统筹、三化同步、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思路，粮食生产实现九连增也是农村农业政策成功的一个客观反映。
正常情况下，“习李十年”应当成为取得更大成就又一个黄金十年，建成小康社会仰赖清晰正确的发展政策，中国在经济上应理清的思路为：
第一，在继续发扬政府主导经济优点的同时刻意培育经济成长的内生动力，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关键力量。
第二，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尽量扩大家庭部门的占比，减少政府和企业的分配占比。
第三，强制淘汰落后产能，合理利用过剩产能，将生态环境改善、民众满意度作为地方政府官员业绩考评的首要指标。
第四，不论国内外诟病议论如何之多，投资都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成长的可依赖动力之一，尽管投资占GDP比重已达世人惊诧的程度，但中国的高投资率是以实实在在的高储蓄率为基础的，它不存在寅吃卯粮强制透支性维持的问题，因此，在相当长时期内，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中投资始终是第一主力。
第五，拉动消费在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上有决定意义。在这方面，除了提升城乡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环境、培育新消费热点之外，中国还应探寻将投资和消费有机结合的新思路。我在上个月一篇文章中已经说过，在目前形势下，新农村建设就是能将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有机结合的最佳切入点。中央2006年一号文件开启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城乡统筹、四化同步的最完美体现，也是体现现阶段中国国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具体表现。中国大多数农村的农民从一代人盖三次房到三代人盖一次房，农民收入的节约为农村消费的扩张提供了无限大的可能性，多种模式的新农村建设又可以产生巨大的建材、家具、家电需求。
第六，中国农业因地少人多因而很难出现增长奇迹。在现有资源禀赋条件下，可能产生想象空间的只有两方面：一是资源整合，二是科技创新。资源整合的目的是从一家一户的小户生产方式向公司化生产方式转变，使土地的利用相对集中，土地资源的集中利用能够为农业机械化、科技化、信息化创造必备前提。
第七，中国的宏观调控经受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现在又在经历欧元区危机的考验，虽然大体成功，但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改进的着力点一是货币政策，二是财税政策。从货币政策看，目前全国银行系统反应最强烈的是央行各分支机构的货币政策执行方式——规模控制，普遍意见是控制过死过严；其次是货币政策总体上缺乏透明度，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内容都可以往里装，使市场难以形成确定的预期，这对经济成长不利，松就是松，紧就是紧，中性就是中性，想怎么干就明说，让所有的市场参与者有个明确的行动方向。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平均增速接近10%，也未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胡温十年”，中国人均GDP涨了4倍之多，由此看来，中共18大报告提出的2012～2022年的十年收入倍增计划似乎略显保守。中国的国情是：企业和地方政府都具有天然的内生发展冲动，即使财政政策不积极只保持中立姿态，货币政策只要在改善货币条件方面做一些该做的事，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就可以长期保持下去——事情就是如此简单。如果财税政策也选定正确的调节动作，例如对小微企业减免税、对企业研发投入进行税收抵扣、对淘汰落后产能的行业实行财政补贴、对三农领域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的话，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就很容易达成。
第八，古语“萧规曹随”是政府换届后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最好写照，在当今社会，“萧规曹随”适用于中长期政策，不适用于短期政策。因为针对宏观经济的短期政策从本性上说就是用来应对瞬息万变的复杂总量问题，它应当是因地因时制宜随机而变。在这方面说得具体些就是，2009年以来，我们已实行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和地方政府平台公司融资限制政策在实践了4年时间后应进行实事求是的经验教训总结，该进行变动性调整就进行变动性调整，例如，我们可以组织力量进行全国性调研，大体花上半年左右时间，待调研结束也就是新一届政府履新之时，可根据调研结论重新做一次政策选择。经济学家们不是常常讲“经济引擎”吗？所谓“经济引擎”就是需求，保持需求旺盛就是让“经济引擎”动力充沛，如果我们违背市场规律人为地用行政手段压制需求，实际后果就是损失“经济引擎”的马力，从而使经济成长陷入萎靡不振状态。
全国全世界都对中共18大新领导集体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我历来也相信进化论，相信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但谁强谁弱，要靠具体政策和做法来体现，要用实践结果来检验。习近平同志最近讲“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他讲得非常好，在发展经济方面，就看新领导集体怎么去干了，我们坚信，中国必将出现一个新的“黄金十年”。
强调人民和民生问题的重要性可能蕴含的意义大体有两点，一是怎样以提升民众在体制内地位作用让中共更加体察民意顺应民意代表民意设计政改方案；二是围绕提升大众福祉让人民从改革和发展中公平分得利益设计新经济政策。
作为一名经济理论工作者，我在这里不谈政改和反腐，仅就18大以后可能和可以出台的新经济政策谈几点思路和理念方面的问题。
中共16大、17大通常被国外简称为“胡温十年”，中国的人均GDP由2002年的1135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5432美元；国家外汇储备从2002年的2864亿美元增长至2012年9月底的3.29万亿美元；年均经济增速达10.7%；中国的经济总量从世界排名第六位升至第二位。毫无疑问，不管人们在改革作为上有怎样的评价，“胡温十年”的的确确称得上是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如果中共18大开启的是另一个10年，即“习李十年”的话，那么，新班子在开局时应从自己的前任里汲取哪些经验呢？
“胡温十年”经济成功的主要经验为：
1.顺应“江朱时期”让经济融入全球化的既定国策，使中国成为本轮全球化中的最大受益国之一，中国产品在海外开拓了国际市场，在直接投资和原材料补充方面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国外资源。
2.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在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成功应对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地方政府已成为拉动经济扩张的一支重要力量。
3.持续打造了一个健康稳定的金融体系，特别是中国的银行业，在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后，已成为全球各主要经济体中支配资源最多、资产质量最好、发展最快、服务功能最强大的金融支撑力量之一。
4.较好地处理了增长与稳定的关系，在取得10年快速经济成长的同时，中国未出现高通货膨胀，这实际上也说明“胡温十年”即中国经济黄金十年中，货币政策未出现过大的失误。
5.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调整、环境保护等一直得到重视和强调，尽管效果有些不尽如人意。
6.非公经济的作用在理论上受到相当重视，国务院亦先后出台过非公经济“旧36条”和“新36条”——虽然实践效果和政策体制配套略差。
7.社保体系建设取得明显进步，农业税彻底取消并形成城乡统筹、三化同步、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思路，粮食生产实现九连增也是农村农业政策成功的一个客观反映。
正常情况下，“习李十年”应当成为取得更大成就又一个黄金十年，建成小康社会仰赖清晰正确的发展政策，中国在经济上应理清的思路为：
第一，在继续发扬政府主导经济优点的同时刻意培育经济成长的内生动力，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关键力量。
第二，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尽量扩大家庭部门的占比，减少政府和企业的分配占比。
第三，强制淘汰落后产能，合理利用过剩产能，将生态环境改善、民众满意度作为地方政府官员业绩考评的首要指标。
第四，不论国内外诟病议论如何之多，投资都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成长的可依赖动力之一，尽管投资占GDP比重已达世人惊诧的程度，但中国的高投资率是以实实在在的高储蓄率为基础的，它不存在寅吃卯粮强制透支性维持的问题，因此，在相当长时期内，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中投资始终是第一主力。
第五，拉动消费在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上有决定意义。在这方面，除了提升城乡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环境、培育新消费热点之外，中国还应探寻将投资和消费有机结合的新思路。我在上个月一篇文章中已经说过，在目前形势下，新农村建设就是能将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有机结合的最佳切入点。中央2006年一号文件开启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城乡统筹、四化同步的最完美体现，也是体现现阶段中国国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具体表现。中国大多数农村的农民从一代人盖三次房到三代人盖一次房，农民收入的节约为农村消费的扩张提供了无限大的可能性，多种模式的新农村建设又可以产生巨大的建材、家具、家电需求。
第六，中国农业因地少人多因而很难出现增长奇迹。在现有资源禀赋条件下，可能产生想象空间的只有两方面：一是资源整合，二是科技创新。资源整合的目的是从一家一户的小户生产方式向公司化生产方式转变，使土地的利用相对集中，土地资源的集中利用能够为农业机械化、科技化、信息化创造必备前提。
第七，中国的宏观调控经受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现在又在经历欧元区危机的考验，虽然大体成功，但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改进的着力点一是货币政策，二是财税政策。从货币政策看，目前全国银行系统反应最强烈的是央行各分支机构的货币政策执行方式——规模控制，普遍意见是控制过死过严；其次是货币政策总体上缺乏透明度，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内容都可以往里装，使市场难以形成确定的预期，这对经济成长不利，松就是松，紧就是紧，中性就是中性，想怎么干就明说，让所有的市场参与者有个明确的行动方向。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平均增速接近10%，也未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胡温十年”，中国人均GDP涨了4倍之多，由此看来，中共18大报告提出的2012～2022年的十年收入倍增计划似乎略显保守。中国的国情是：企业和地方政府都具有天然的内生发展冲动，即使财政政策不积极只保持中立姿态，货币政策只要在改善货币条件方面做一些该做的事，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就可以长期保持下去——事情就是如此简单。如果财税政策也选定正确的调节动作，例如对小微企业减免税、对企业研发投入进行税收抵扣、对淘汰落后产能的行业实行财政补贴、对三农领域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的话，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就很容易达成。
第八，古语“萧规曹随”是政府换届后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最好写照，在当今社会，“萧规曹随”适用于中长期政策，不适用于短期政策。因为针对宏观经济的短期政策从本性上说就是用来应对瞬息万变的复杂总量问题，它应当是因地因时制宜随机而变。在这方面说得具体些就是，2009年以来，我们已实行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和地方政府平台公司融资限制政策在实践了4年时间后应进行实事求是的经验教训总结，该进行变动性调整就进行变动性调整，例如，我们可以组织力量进行全国性调研，大体花上半年左右时间，待调研结束也就是新一届政府履新之时，可根据调研结论重新做一次政策选择。经济学家们不是常常讲“经济引擎”吗？所谓“经济引擎”就是需求，保持需求旺盛就是让“经济引擎”动力充沛，如果我们违背市场规律人为地用行政手段压制需求，实际后果就是损失“经济引擎”的马力，从而使经济成长陷入萎靡不振状态。
全国全世界都对中共18大新领导集体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我历来也相信进化论，相信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但谁强谁弱，要靠具体政策和做法来体现，要用实践结果来检验。习近平同志最近讲“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他讲得非常好，在发展经济方面，就看新领导集体怎么去干了，我们坚信，中国必将出现一个新的“黄金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