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国人和非典的遭遇战中，数以千计的人和数以百计的医务工作者都被病魔击倒。同时被击倒的还有两名高官，他们不是感染上了SARS病毒，而是因为他们领导不力，隐瞒疫情而被罢免了职务，这两个人一个是卫生部长，一个是刚履职两个多月的北京市市长。
　　当疫情在全国蔓延并在北京呈急剧上升态势时，这位卫生部长却在电视上信誓旦旦地讲“疫情已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当北京的非典患者已到数百人之多时，北京市公布的数字却是非典患者37例，死亡4例。当疫情急剧袭来，大敌当前之际，这两名官员轻描淡写，给人一种天下无忧的康乐印象。这些印象麻痹了人们的神经，解除了人们的武装，使大家毫无防范，该访友的访友，该聚会的聚会，该旅行的旅行，为非典的蔓延创造了条件。
　　这种做法贻误了战机，失去了北京把非典控制在始发期的最佳时机，使抗击非典工作陷入了严重的被动局面，严重影响了政府形象。
　　这是又一起官出数字的荒唐上映。
　　这位曾当过医生的卫生部长在这一次事故中没有遵循医生的诚实。而类似这位市长在遭遇重大事件时隐瞒实情的做法，在中国的大城市也绝非是第一次。
　　1997年6月27日，也就是香港回归的前三天，B市东方化工厂发生特大爆炸事故。死9人，伤39人，直接经济损失3亿元人民币，间接损失几十亿元。由于这起事故发生的时间敏感，且损失巨大，责任自然十分重大。
　　事故发生后，B市组织事故调查组，对这起事故原因进行调查，调查组组长时任副市长。专家组对这起事故进行了40多天的凋查，以确凿的证据证明了这起事故是一起责任事故。事故原因是6月27日晚卸油时，操作工开错了阀门，把本应卸入B罐的轻柴油错误地卸入到已装满石脑油的A罐中，从而导致大量的石脑油冒顶外溢，溢出的大量石脑油挥发成可燃性气体，很快使整个罐区弥漫着高浓度的石脑油油气，遇到明火发生爆炸，随后引起乙烯罐的爆炸及整个罐区的大火。凋查组的一位副组长，也是参加调查的B市劳动局局长也同意这个结论。当调查报告打印出来后，这位副市长却不同意这个结论，随后，专家组接到上头通知，说专家组的任务只是对乙烯罐进行调查，别的不用管了。
　　随后，B市又自己成立了一个调查组，六天后便得出结论：这次爆炸事故是因乙烯罐泄漏引起的。这样，就把一次典型的责任事故变成了设备事故。第一调查组当然不承认这个结论，双方争执不下，一年半后，又成立了第三调查组，对两个调查组的结论进行评判，这个由中科院院士等几位著名专家组成的调查组经过详细的论证后，认为第一调查组的结论是正确的，第二专家组的结论缺乏起码的科学依据，并有作伪证之嫌。然而，这位副市长对这个结论仍不认可，无奈，第一专家组的七名专家只好给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写信反映情况，朱镕基总理和吴邦国副总理作了批示，吴邦国要求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这起事故。一直到2002年12月，在即将跨入2l世纪之前，B市才同意以第一调查组的结论结案，但提出有关人员不再重新处理。至此，这个拖了三年半的特大事故才终于结案。而这副市长却步步高升，继而任常务副市长，2003年换届时又成为市长。
　　中国的不少官员都尝到过只报喜、多报喜，少报忧、不报忧的甜头并乐此不疲。而中国的老百姓也多次吃过弄虚作假的苦头并对此深恶痛绝。这次北京非典的蔓延再一次充分显示政府提高透明度，使人民享有知情权的重要性，也充分反映出一些政府官员因为缺乏诚信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伤害。当今社会缺乏的不仅是商业上的诚信，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同样缺乏政府官员的诚信，只有诚信的官员才会有一个诚信的政府，只有诚信的政府才会有一个诚信的社会。而一个诚信的社会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这次北京市市长的落马也反映出我们用人体制和如何建立一个诚信机制的问题。我们如何体现人民的意志，把一个真正对人民负责而具有诚信品质的人选入到领导班子，而不是上面钦定?如何把官员从选举到履职都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而不是民众只有举手的份儿?试想，如果将B市副市长在“6·27”特大事故处理中的弄虚作假，掩盖事实的真相公之于众，并使之受到惩罚，他下一次还有机会这么做吗？
　　我们对待从政的官员就应该像国外银行对待借贷人那样，如果该人有诚信不佳的记录，就不予借贷；同样，如果一个官员有诚信不佳的记录，就不能从政。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和医务工作者的齐心努力下，我们必将战胜这场灾难。阴霾终将过去，我们必将迎来一片湛蓝的晴空。可是，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还须消除导致北京这次疫病大流行的社会中的病毒——这样的病毒不仅存在于B市“6·27”事故，在很多其他地方也存在——那将比这次战胜SARS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