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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社是靠公信力生存的，公信力不仅应该体现在办报上，也应该在体现在管理上。为何“停”，为何“复”？“复”是否因为“停”错了？难道只是迫于舆论压力吗？报社应该对此给出明确说法。
前段时间，《西安晚报》记者因报道“天价烟”被停职一事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短短一周多的时间，在百度搜索该消息，已经超过十万个相关结果。公众的反应，多数是源于对腐败的愤恨和对记者被停职的同情，继而扩展到对公权滥用的批判。在微博大行其道的今天，公众发表意见更为便利，“众说”难免“纷纭”，那么我们传媒人应该如何对待这一突发事件？在喧嚣渐落时从传媒专业角度冷静观察，有利于我们深入认识该事件的本质和标本意义。
其一：“出发点”如何判定？西安晚报社给出石俊荣被停职的原因是“报道的出发点有些问题”，那我们就先分析一下这条新闻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到底有无问题。
目前“天价烟”越来越多，销量越来越好，都是谁在抽这些烟？而这些人中又有几个是自己买的烟？答案不言自明。“天价烟”背后存在着隐性腐败，记者这篇报道，不过是把“领导干部抽高价烟”这个事实传递给公众，其出发点肯定不是故意和领导过不去，也不是倡导大家向领导学习，而是批评这样的现象。媒体报道领导抽“天价烟”会有什么后果呢？肯定是抽的领导越来越少，起码不会在公共场合抽了，这对于净化官场和社会环境、挽回和树立领导形象以及促进党风和廉政建设肯定是有帮助的。至于是在慰问贫困党员时抽还是在慰问中石油员工时抽，是村书记送的还是房地产商送的，是“只有二三根”的一包烟还是一整条烟，这些问题并不重要。茅台酒在媒体和群众的关注下已经降价了，“天价烟”是否也该收场了呢？
其二，新闻采访必须到现场吗？记者石俊荣被停职的另一原因是“网上扒稿”，没有现场采访。新闻强调“现场”没错，但不是每条新闻都有现场采访的机会。没有现场也可以挖出大新闻，例如报道尼克松“水门事件”的记者就不可能在现场，但可以把录音作为证据。这篇关于“天价烟”的报道，记者虽然没到现场，但政府官方网站上的照片加上电话追加采访，且采访的是跟随县委书记一同出席活动的县委宣传部长，这样采写出的新闻，保证了基本事实的准确性，也保证了新闻的真实性。
如果说这条新闻有问题，那就是稍微单薄了些。倘若记者再多费些功夫，再多用些心思，在这个县委书记出席的其他场合，再发现几次“天价烟”，岂不更有说服力？
其三，停职复职岂能儿戏？既然稿子的出发点和真实性并无问题，为何停石俊荣的职？停了仅几天时间，为何又复职？停职的时候多少还说出了些许理由，而复职的时候，就悄无声息地“复”了。“停”与“复”都如此草率，形同儿戏。报社是靠公信力生存的，公信力不仅应该体现在办报上，也应该在体现在管理上。为何“停”，为何“复”？“复”是否因为“停”错了？难道只是迫于舆论压力吗？报社应该对此给出明确说法。
况且，这篇“天价烟”新闻，是《西安晚报》正式刊发的，平面媒体尤其是报纸，有固定的发稿流程，起码要经过编辑、副总编、总编的“三审”把关。既然“三审”都通过了并予以刊发，即使有责任，也不该由记者一个人承担。
其四，媒体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笔者认为，在确保媒体作为党的喉舌这一基本功能的前提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媒体存在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舆论监督。
今年初笔者在采访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翟惠生时，谈到了记者维权和自律的问题。翟惠生表示，“如果说就是为了揭露社会丑陋现象，为了保护国家利益，为了保障民生，记者正当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犯，我们一定会站出来坚决支持和保护其合法权益”。在这次“天价烟”事件中，记者的合法权益无疑受到了侵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就发表微博呼吁中国记协介入，为记者维权。但是没等中国记协介入，石俊荣已经复职了，事情到此应该告一段落了，但作为一个标本性事件，“天价烟”事件的影响以及带给我们的思考还远未结束。
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强调过舆论监督的重要性。今年4月温家宝总理在《求是》发表文章《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文中指出，“对人民群众举报、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反映的问题，要及时回应，认真调查核实，依法处理，处理结果要进行反馈或向社会公布”。但个别地方官员认为，舆论监督就是给自己添乱。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我国很多朝代设立了谏官，他们的职责就是找问题、提意见，一些谏官敢于反对皇帝的错误决定和行为，宁可自己掉脑袋也要据理直言。封建王朝尚有纳谏传统，我们的政府官员更应该具备正确面对舆论监督的勇气和态度。正确的、有益的舆论监督对执政者来说，是帮忙而不是添乱。
现在记者权益受侵犯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原因很多；当然，一些记者不自律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但那毕竟是少数，我们不能因为有个别记者不自律而不尊重记者的权益。什么时候媒体人重新赢得社会的尊重了，什么时候舆论监督真正得到公权尊重了，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公平、更和谐。
前段时间，《西安晚报》记者因报道“天价烟”被停职一事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短短一周多的时间，在百度搜索该消息，已经超过十万个相关结果。公众的反应，多数是源于对腐败的愤恨和对记者被停职的同情，继而扩展到对公权滥用的批判。在微博大行其道的今天，公众发表意见更为便利，“众说”难免“纷纭”，那么我们传媒人应该如何对待这一突发事件？在喧嚣渐落时从传媒专业角度冷静观察，有利于我们深入认识该事件的本质和标本意义。
其一：“出发点”如何判定？西安晚报社给出石俊荣被停职的原因是“报道的出发点有些问题”，那我们就先分析一下这条新闻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到底有无问题。
目前“天价烟”越来越多，销量越来越好，都是谁在抽这些烟？而这些人中又有几个是自己买的烟？答案不言自明。“天价烟”背后存在着隐性腐败，记者这篇报道，不过是把“领导干部抽高价烟”这个事实传递给公众，其出发点肯定不是故意和领导过不去，也不是倡导大家向领导学习，而是批评这样的现象。媒体报道领导抽“天价烟”会有什么后果呢？肯定是抽的领导越来越少，起码不会在公共场合抽了，这对于净化官场和社会环境、挽回和树立领导形象以及促进党风和廉政建设肯定是有帮助的。至于是在慰问贫困党员时抽还是在慰问中石油员工时抽，是村书记送的还是房地产商送的，是“只有二三根”的一包烟还是一整条烟，这些问题并不重要。茅台酒在媒体和群众的关注下已经降价了，“天价烟”是否也该收场了呢？
其二，新闻采访必须到现场吗？记者石俊荣被停职的另一原因是“网上扒稿”，没有现场采访。新闻强调“现场”没错，但不是每条新闻都有现场采访的机会。没有现场也可以挖出大新闻，例如报道尼克松“水门事件”的记者就不可能在现场，但可以把录音作为证据。这篇关于“天价烟”的报道，记者虽然没到现场，但政府官方网站上的照片加上电话追加采访，且采访的是跟随县委书记一同出席活动的县委宣传部长，这样采写出的新闻，保证了基本事实的准确性，也保证了新闻的真实性。
如果说这条新闻有问题，那就是稍微单薄了些。倘若记者再多费些功夫，再多用些心思，在这个县委书记出席的其他场合，再发现几次“天价烟”，岂不更有说服力？
其三，停职复职岂能儿戏？既然稿子的出发点和真实性并无问题，为何停石俊荣的职？停了仅几天时间，为何又复职？停职的时候多少还说出了些许理由，而复职的时候，就悄无声息地“复”了。“停”与“复”都如此草率，形同儿戏。报社是靠公信力生存的，公信力不仅应该体现在办报上，也应该在体现在管理上。为何“停”，为何“复”？“复”是否因为“停”错了？难道只是迫于舆论压力吗？报社应该对此给出明确说法。
况且，这篇“天价烟”新闻，是《西安晚报》正式刊发的，平面媒体尤其是报纸，有固定的发稿流程，起码要经过编辑、副总编、总编的“三审”把关。既然“三审”都通过了并予以刊发，即使有责任，也不该由记者一个人承担。
其四，媒体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笔者认为，在确保媒体作为党的喉舌这一基本功能的前提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媒体存在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舆论监督。
今年初笔者在采访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翟惠生时，谈到了记者维权和自律的问题。翟惠生表示，“如果说就是为了揭露社会丑陋现象，为了保护国家利益，为了保障民生，记者正当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犯，我们一定会站出来坚决支持和保护其合法权益”。在这次“天价烟”事件中，记者的合法权益无疑受到了侵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就发表微博呼吁中国记协介入，为记者维权。但是没等中国记协介入，石俊荣已经复职了，事情到此应该告一段落了，但作为一个标本性事件，“天价烟”事件的影响以及带给我们的思考还远未结束。
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强调过舆论监督的重要性。今年4月温家宝总理在《求是》发表文章《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文中指出，“对人民群众举报、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反映的问题，要及时回应，认真调查核实，依法处理，处理结果要进行反馈或向社会公布”。但个别地方官员认为，舆论监督就是给自己添乱。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我国很多朝代设立了谏官，他们的职责就是找问题、提意见，一些谏官敢于反对皇帝的错误决定和行为，宁可自己掉脑袋也要据理直言。封建王朝尚有纳谏传统，我们的政府官员更应该具备正确面对舆论监督的勇气和态度。正确的、有益的舆论监督对执政者来说，是帮忙而不是添乱。
现在记者权益受侵犯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原因很多；当然，一些记者不自律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但那毕竟是少数，我们不能因为有个别记者不自律而不尊重记者的权益。什么时候媒体人重新赢得社会的尊重了，什么时候舆论监督真正得到公权尊重了，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公平、更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