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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古籍数字化出版事业的发展，其中存在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因此，构建可持续的古籍数字化出版产业链显得更为重要而紧迫。古籍数字化出版产业链构建应引入国家控制与管理模式，以资源整合为基础，注重共享性、通用性、结构性和层次性，不断创新古籍数字化出版的营销模式和盈利模式。
关键词：古籍数字化出版 产业链 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我国古籍数字化出版发展迅猛，涌现出大量颇有特色和价值的古籍数字化成果，例如《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四部丛刊》《康熙字典》《永乐大典》《中国基本古籍库》《国学宝典》《二十五史全文阅读检索系统》《全宋诗分析系统》等。这些古籍数字化成果比较成系统，功能强大，基本没有书目型数据库，除能进行多途径的全文检索外，一般都配备有各种知识辅助工具，如联机古汉语字典、年号与公元纪年对照表等，有的还提供字数、字频、词频的统计信息，行文风格、特点的概率统计，参考数据的汇聚；有的还能提供不同版本比勘校对的接口、异体字的汇聚显示、读音的自动标注和朗读、在线标点断句、背景音乐等功能。[1]
同时，我国古籍数字化出版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缺乏整体规划，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的现象比较严重，一味追求资源的规模和总量，有地方特色和专业特色的数据库不是很多，彼此之间缺少协作。随着古籍数字化出版向纵深发展，这些问题表现得日益明显，本质上，这反映出整个古籍数字化出版产业链的弱化和缺失，在古籍数字化发展中，缺乏以古籍数字化内容提供商、内容出版商、技术提供商、网络服务提供商和读者等为主体的整体协调与规划，没有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造成古籍数字化各主体环节的割裂和恶性循环，进而对我国古籍数字化出版事业整体发展和与国际接轨的远景规划都产生致命的打击。因此，有必要就古籍数字化出版产业链的构建原则和构建方法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使古籍数字化出版事业能更快更好地发展。
一、在古籍数字化出版产业链构建中引入国家控制与管理模式
古籍不同于普通文献的最大之处在于古籍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这使得我们在进行古籍数字化出版中除需关注效益和技术问题外，还须格外关注古籍文献尤其是善本的保护问题。因此，引入国家控制与管理模式是构建古籍数字化出版产业链首先强调的问题。国家控制与管理模式在古籍数字化出版产业链上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选题控制模式与成本效益控制模式。[2]
1. 选题控制模式
目前，在古籍数字化出版中，选题重复、选题过于随意的现象比较突出。以《文渊阁四库全书》为例，已有3家机构进行过影像数字化，一家机构进行过影像、全文文本的数字化，而一些规模更小、使用频率高、更具商业价值的古籍则数字化版本更多。[3]而在一些公益机构例如图书馆、科研院所进行的古籍数字化工作，则更多表现为一种随意，从国家申请到经费后，并没有经过科学、翔实的论证，没有建立有效的指导和监督机制，便随意选择了进行古籍数字化的命题。类似现象浪费了社会公共资源，同时对古籍也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坏。
古籍数字化出版在选题上应纳入国家的统一管理，正如王立清副教授所言：国家相关部门应成立一个古籍数字化出版选题专家委员会，对确定数字化课题、版本选择、数字化影像过程、文字校勘等整个过程进行全程监督和指导。首先，确定需要进行数字化的古籍资源。一般来说，古籍数字化的原则是能不进行数字化的古籍文献尽量不进行，因在数字化影像过程中，灯光、人为翻动甚至人体温度等都会对古籍纸张造成不可逆的损坏。因此，数字化选题需慎之又慎，经学术委员会严格论证确有必要进行数字化的才能够通过准予进行数字化。同时，将选题纳入国家统筹管理，也可有效避免数字化中重复选题的问题。其次，版本选择、文字校勘、数字化过程等都需要在专家委员会的专业技术指导下进行。古籍版本很多，选择何种版本进行数字化对于阅读和研究至关重要，版本的选定应由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现代的古籍数字化已不仅仅是古籍的扫描、存贮和文字转换，数字化过程应和古籍整理、古籍研究紧密结合。因此，正式出版前的文字校勘工作须尽可能做到最细最好。由于古籍文献的校勘工作费时费力，加之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十分缺乏，造成目前古籍数字出版文字校勘的不严谨、不规范、错误较多，不核对原文就根本不能进行引用，长此以往，影响到的将是整个古籍数字出版行业。
2. 成本效益控制模式
古籍数字化出版最让业内惧怕的潜在问题是投入与产出的不成比例。古籍数字化出版项目往往投入资金较大，一旦选题发生偏差，对市场预期分析不准确，便会造成资金打水漂。因此，在启动数字化项目前，应对市场、用户的需求情况、投入资金、产出效益进行全面调研和分析。事实上，在控制模式科学合理分析下进行古籍数字化出版，可在很大程度上规避市场的风险。岳麓书社社长易言者在接受《出版广角》记者采访时云：“古籍图书市场从来都是不温不火的，需求不会很大，但也一直会有需求，消费群比较稳定，一本古籍图书要印多少册、多长时间销得完，都可预估，且不会存在大的误差。”[4]易社长谈到的这个问题便是古籍出版中的按需出版。按需出版是古籍数字化出版成本效益控制的有效途径之一。此外，引入第三方成本效益评估机制、建立行业内部通行的成本效益控制制度等，都是构建古籍数字化出版产业链的新的探索。
二、古籍数字化出版产业链构建以资源整合为基础，注重共享性和通用性
1.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古籍数字化出版产业链，首先须对现有出版内容和出版渠道进行统一整合
现有古籍数字化出版单位之间，其数字化内容虽各有侧重，但交叉现象仍很严重，同时，一些涉及交叉内容的古籍数字化资源，由于其版本归属问题，也影响到资源的开发。因此，首先需对不同资源提供商之间的数字化内容进行整合，加强合作，建立知识共享机制，共同开发出高质量的古籍数字化项目。其次，树立“合作开发，共建共享”的理念，将数字资源纳入共享的古籍基本数据库，搭建古籍数字资源的统一平台，分工协作，合理分配，各出版机构根据自身特点，根据自身人员配备和资金情况，按照统一规范的标准进行数字化资源开发，实现古籍数字化出版渠道的整合。 2. 对古籍数字化的出版技术进行整合，行业内部尽量使用统一的国际通用标准
目前，我国古籍数字化出版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缺乏整体规划，各自为政，重复开发。以汉字字符集为例，古籍数字化出版中许多单位都使用GBK编码体系，该体系在数字化过程中对汉字的满足程度比较高，但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不是国际通行的编码体系，在国内使用尚可，但随着古籍数字化出版走向国际，进行更大范围的交流便很难了，所以近年来有相关研究者指出，必须使用国际标准ISO/IEC 10646，由此才能解决古籍数字化出版的长远建设问题。[5]
古籍数字化出版相关软件的开发应具有通用性。在已出版的各类中外文期刊数据资源中，可发现许多数据资源的使用平台都比较类似，因其数据构建模型、技术应用和辅助工具等往往都是通用的，这也应为古籍数字化出版所借鉴。目前，在古籍数字化出版过程中，不同机构为搭建某一古籍数据库单独开发一款软件的现象并不少见，这不仅是对文献资源的浪费，更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
三、古籍数字化出版产业链构建应注重结构性和层次性
古籍数字化出版的市场相对狭窄，打不开局面，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多数机构只是勉强维持收支平衡。经费不足也制约了古籍数字化出版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清华大学智能图文信息处理研究室的古籍识别技术研究在苦苦支撑了10年后，最终还是面临停滞的尴尬局面，[6]由此不得不思考古籍数字化出版如何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问题。
目前，构建结构化的古籍数字化出版产业链，分层次开发古籍文献资源，是比较符合我国古籍数字化出版发展现状的举措。根据古籍数字资源的主要用途，可以从三个层次来搭建产业链结构。
1. 满足一般大众普及经典阅读的需求，建立知识结构简单易懂、形式生动多样的大众化古籍出版结构层次
对于这一层次的资源开发，普及化、大众化是重点，因此首先可选择普及化程度较高、可读性较强、文字本身较简单的古籍做起，版本问题不是这一层次数字化开发的重点。本层次开发主要注意校勘文字有无错误、有无脱落等，选择一种较权威、通俗易懂的入门导读型今译本即可，辅助工具主要配备字典、辞典、年代历表、主要人物传记表即可，形式上可更加生动有趣。
2. 满足科学研究需要，建立准确规范的专业化古籍出版结构层次
古籍数字化出版应具备支持科学研究的功能，这与古籍资源的特殊性有关，也是古籍数字化出版向深层次发展的需要。支持科学研究的古籍数字化出版需实现一般检索功能和特殊检索功能，需实现不同版本之间的对接和切换，需具有准确的统计功能，需配备强大的辅助知识体系，且随着研究的深入，应实现智能化功能。
3. 以更好地保护珍贵古籍文献为目的，建设珍本古籍文献资源出版结构层次
对于破损严重的珍贵古籍文献，需采取抢救性的保护措施。这类古籍可将原文全面数字化放在第一位，首先确保珍本古籍及时、完整地保存下来。
四、根据古籍文献的特殊性，创新古籍数字化出版传播方式和营销方式
现有的古籍数字化出版，在传播方式、营销方式等方面显得过于单一和陈旧，当然，这与古籍消费群体的特殊性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传统观点认为，古籍的消费群体相对比较单一和固定，主要针对高校、科研院所等相关部门特定专业的研究者，但随着文化的进步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普通消费群体对数字化古籍的需求也在逐年增加，这要求古籍数字化出版必须转换产业链模式，创新传播方式和营销方式，增加新的盈利点。
1. 与现代数字化技术相结合，在古籍数字化出版中利用多种媒介方式
现有的古籍数字化出版物一般是经过初步整理、校勘、标点的数字化全文，都是以文字的形式存在，用户感受到的就是一页一页的文字，比较枯燥单一。其实，无论对于专业研究者还是普通读者，从视觉感官角度来说，都希望古籍数字化出版的界面更加生动丰富、易用和智能化。在数字化技术高度进步的今天，这种愿望是能够逐渐实现的，即除了文字，可将声音、图像、影视以及一些辅助智能功能加入古籍数字化出版中。阅读关于图谱、画册的古籍和附有插图的古籍，可利用图像分析、色彩还原和数字重建技术，在计算机上还原图像的真实面貌，给予用户更加直观的视觉效果，例如正在建设的敦煌壁画数字化资源、唐卡图像的信息资源库建设、新疆民族织物图案建模方法研究、京杭大运河虚拟体验馆、汉画像的浮雕效果恢复、圆明园数字重建增强现实设备等，都是利用数字重建技术还原真实图像并进行三维空间的立体展示；阅读诗集类古籍，可利用真人发音技术实现文字与声音的融合，满足用户听觉上的需求；阅读史籍类古籍，可链接到影视中的相关背景介绍和人物展示。近年来，GIS技术日益发展，如果将其引入古籍数字化出版实践，可使古籍文献纸质史料集成化、数字化、图表化、可视化，并实现资料查询、数据统计、地图生成等智能功能。
2. 创新古籍数字化出版营销模式，增加新的盈利点
古籍数字化出版产业链要实现新的突破，须全面、深入分析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利用现代社会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互联网的便利，打造多种营销模式，增加新的盈利点。在现有的古籍数字化出版中，营销所占的比重很小，大多只是针对特定用户群的前期宣传和后期回访，而在未来面向大众消费群体和走向国际的古籍数字化出版，必须重视营销创新模式在整个古籍数字化出版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借助互联网平台、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多种渠道，主动进行宣传。在盈利增长点上，除建立古籍版本（精校）有偿使用机制外，也需借鉴现在已成熟的网络盈利模式，包括广告、增值服务收费、会员制收费、交易额提成等，实现古籍数字化出版的古籍付费阅读、会员制付费阅读；收取古籍数字化阅读平台广告费用、收取古籍数字化平台的交易提成等等。此外，古籍阅读的手机出版也将成为未来古籍数字化出版产业链的盈利增长点。（下转第37页）
（上接第33页）古籍数字化出版产业链构建是电子古籍出版事业中一项新的探索，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古籍数字化出版产业链是古籍数字化出版向纵深发展和走向国际的需要。古籍数字化出版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作，需要更多的协作，更多地集中各方面的资源与智慧，由此，才能使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瑰宝得到更好的保护、利用与传承。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规划项目“蜀刻发展历程与刻品出版研究”（W10216050）
参考文献：
[1] 李明杰，俞优优.中文古籍数字化的主体构成及协作机制初探[J].图书与情报，2010（1）：40.
[2] 王立清.我国古籍数字化建设的国家控制与管理模式研究[J].情报资料工作，2009（2）：49-53.
[3] 陈力.中文古籍数字化方法之检讨[J].国家图书馆学刊，2005（3）：13.
[4] 高霞.古籍出版的困顿与生机访谈录[J].出版广角，2010（7）：8.
[5] 张轴材.关于大规模中文典籍数字化的实践与思考[EB/OL]. http：//www.unihan.com.cn/Papers.html，2012：10，12.
[6] 贾宇.古籍数字化：风景背后[EB/OL].光明日报http：//news.guoxue.com/article.php？articleid=28629，2012：10，12.
（作者单位：西华大学图书馆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关键词：古籍数字化出版 产业链 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我国古籍数字化出版发展迅猛，涌现出大量颇有特色和价值的古籍数字化成果，例如《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四部丛刊》《康熙字典》《永乐大典》《中国基本古籍库》《国学宝典》《二十五史全文阅读检索系统》《全宋诗分析系统》等。这些古籍数字化成果比较成系统，功能强大，基本没有书目型数据库，除能进行多途径的全文检索外，一般都配备有各种知识辅助工具，如联机古汉语字典、年号与公元纪年对照表等，有的还提供字数、字频、词频的统计信息，行文风格、特点的概率统计，参考数据的汇聚；有的还能提供不同版本比勘校对的接口、异体字的汇聚显示、读音的自动标注和朗读、在线标点断句、背景音乐等功能。[1]
同时，我国古籍数字化出版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缺乏整体规划，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的现象比较严重，一味追求资源的规模和总量，有地方特色和专业特色的数据库不是很多，彼此之间缺少协作。随着古籍数字化出版向纵深发展，这些问题表现得日益明显，本质上，这反映出整个古籍数字化出版产业链的弱化和缺失，在古籍数字化发展中，缺乏以古籍数字化内容提供商、内容出版商、技术提供商、网络服务提供商和读者等为主体的整体协调与规划，没有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造成古籍数字化各主体环节的割裂和恶性循环，进而对我国古籍数字化出版事业整体发展和与国际接轨的远景规划都产生致命的打击。因此，有必要就古籍数字化出版产业链的构建原则和构建方法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使古籍数字化出版事业能更快更好地发展。
一、在古籍数字化出版产业链构建中引入国家控制与管理模式
古籍不同于普通文献的最大之处在于古籍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这使得我们在进行古籍数字化出版中除需关注效益和技术问题外，还须格外关注古籍文献尤其是善本的保护问题。因此，引入国家控制与管理模式是构建古籍数字化出版产业链首先强调的问题。国家控制与管理模式在古籍数字化出版产业链上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选题控制模式与成本效益控制模式。[2]
1. 选题控制模式
目前，在古籍数字化出版中，选题重复、选题过于随意的现象比较突出。以《文渊阁四库全书》为例，已有3家机构进行过影像数字化，一家机构进行过影像、全文文本的数字化，而一些规模更小、使用频率高、更具商业价值的古籍则数字化版本更多。[3]而在一些公益机构例如图书馆、科研院所进行的古籍数字化工作，则更多表现为一种随意，从国家申请到经费后，并没有经过科学、翔实的论证，没有建立有效的指导和监督机制，便随意选择了进行古籍数字化的命题。类似现象浪费了社会公共资源，同时对古籍也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坏。
古籍数字化出版在选题上应纳入国家的统一管理，正如王立清副教授所言：国家相关部门应成立一个古籍数字化出版选题专家委员会，对确定数字化课题、版本选择、数字化影像过程、文字校勘等整个过程进行全程监督和指导。首先，确定需要进行数字化的古籍资源。一般来说，古籍数字化的原则是能不进行数字化的古籍文献尽量不进行，因在数字化影像过程中，灯光、人为翻动甚至人体温度等都会对古籍纸张造成不可逆的损坏。因此，数字化选题需慎之又慎，经学术委员会严格论证确有必要进行数字化的才能够通过准予进行数字化。同时，将选题纳入国家统筹管理，也可有效避免数字化中重复选题的问题。其次，版本选择、文字校勘、数字化过程等都需要在专家委员会的专业技术指导下进行。古籍版本很多，选择何种版本进行数字化对于阅读和研究至关重要，版本的选定应由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现代的古籍数字化已不仅仅是古籍的扫描、存贮和文字转换，数字化过程应和古籍整理、古籍研究紧密结合。因此，正式出版前的文字校勘工作须尽可能做到最细最好。由于古籍文献的校勘工作费时费力，加之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十分缺乏，造成目前古籍数字出版文字校勘的不严谨、不规范、错误较多，不核对原文就根本不能进行引用，长此以往，影响到的将是整个古籍数字出版行业。
2. 成本效益控制模式
古籍数字化出版最让业内惧怕的潜在问题是投入与产出的不成比例。古籍数字化出版项目往往投入资金较大，一旦选题发生偏差，对市场预期分析不准确，便会造成资金打水漂。因此，在启动数字化项目前，应对市场、用户的需求情况、投入资金、产出效益进行全面调研和分析。事实上，在控制模式科学合理分析下进行古籍数字化出版，可在很大程度上规避市场的风险。岳麓书社社长易言者在接受《出版广角》记者采访时云：“古籍图书市场从来都是不温不火的，需求不会很大，但也一直会有需求，消费群比较稳定，一本古籍图书要印多少册、多长时间销得完，都可预估，且不会存在大的误差。”[4]易社长谈到的这个问题便是古籍出版中的按需出版。按需出版是古籍数字化出版成本效益控制的有效途径之一。此外，引入第三方成本效益评估机制、建立行业内部通行的成本效益控制制度等，都是构建古籍数字化出版产业链的新的探索。
二、古籍数字化出版产业链构建以资源整合为基础，注重共享性和通用性
1.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古籍数字化出版产业链，首先须对现有出版内容和出版渠道进行统一整合
现有古籍数字化出版单位之间，其数字化内容虽各有侧重，但交叉现象仍很严重，同时，一些涉及交叉内容的古籍数字化资源，由于其版本归属问题，也影响到资源的开发。因此，首先需对不同资源提供商之间的数字化内容进行整合，加强合作，建立知识共享机制，共同开发出高质量的古籍数字化项目。其次，树立“合作开发，共建共享”的理念，将数字资源纳入共享的古籍基本数据库，搭建古籍数字资源的统一平台，分工协作，合理分配，各出版机构根据自身特点，根据自身人员配备和资金情况，按照统一规范的标准进行数字化资源开发，实现古籍数字化出版渠道的整合。 2. 对古籍数字化的出版技术进行整合，行业内部尽量使用统一的国际通用标准
目前，我国古籍数字化出版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缺乏整体规划，各自为政，重复开发。以汉字字符集为例，古籍数字化出版中许多单位都使用GBK编码体系，该体系在数字化过程中对汉字的满足程度比较高，但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不是国际通行的编码体系，在国内使用尚可，但随着古籍数字化出版走向国际，进行更大范围的交流便很难了，所以近年来有相关研究者指出，必须使用国际标准ISO/IEC 10646，由此才能解决古籍数字化出版的长远建设问题。[5]
古籍数字化出版相关软件的开发应具有通用性。在已出版的各类中外文期刊数据资源中，可发现许多数据资源的使用平台都比较类似，因其数据构建模型、技术应用和辅助工具等往往都是通用的，这也应为古籍数字化出版所借鉴。目前，在古籍数字化出版过程中，不同机构为搭建某一古籍数据库单独开发一款软件的现象并不少见，这不仅是对文献资源的浪费，更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
三、古籍数字化出版产业链构建应注重结构性和层次性
古籍数字化出版的市场相对狭窄，打不开局面，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多数机构只是勉强维持收支平衡。经费不足也制约了古籍数字化出版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清华大学智能图文信息处理研究室的古籍识别技术研究在苦苦支撑了10年后，最终还是面临停滞的尴尬局面，[6]由此不得不思考古籍数字化出版如何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问题。
目前，构建结构化的古籍数字化出版产业链，分层次开发古籍文献资源，是比较符合我国古籍数字化出版发展现状的举措。根据古籍数字资源的主要用途，可以从三个层次来搭建产业链结构。
1. 满足一般大众普及经典阅读的需求，建立知识结构简单易懂、形式生动多样的大众化古籍出版结构层次
对于这一层次的资源开发，普及化、大众化是重点，因此首先可选择普及化程度较高、可读性较强、文字本身较简单的古籍做起，版本问题不是这一层次数字化开发的重点。本层次开发主要注意校勘文字有无错误、有无脱落等，选择一种较权威、通俗易懂的入门导读型今译本即可，辅助工具主要配备字典、辞典、年代历表、主要人物传记表即可，形式上可更加生动有趣。
2. 满足科学研究需要，建立准确规范的专业化古籍出版结构层次
古籍数字化出版应具备支持科学研究的功能，这与古籍资源的特殊性有关，也是古籍数字化出版向深层次发展的需要。支持科学研究的古籍数字化出版需实现一般检索功能和特殊检索功能，需实现不同版本之间的对接和切换，需具有准确的统计功能，需配备强大的辅助知识体系，且随着研究的深入，应实现智能化功能。
3. 以更好地保护珍贵古籍文献为目的，建设珍本古籍文献资源出版结构层次
对于破损严重的珍贵古籍文献，需采取抢救性的保护措施。这类古籍可将原文全面数字化放在第一位，首先确保珍本古籍及时、完整地保存下来。
四、根据古籍文献的特殊性，创新古籍数字化出版传播方式和营销方式
现有的古籍数字化出版，在传播方式、营销方式等方面显得过于单一和陈旧，当然，这与古籍消费群体的特殊性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传统观点认为，古籍的消费群体相对比较单一和固定，主要针对高校、科研院所等相关部门特定专业的研究者，但随着文化的进步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普通消费群体对数字化古籍的需求也在逐年增加，这要求古籍数字化出版必须转换产业链模式，创新传播方式和营销方式，增加新的盈利点。
1. 与现代数字化技术相结合，在古籍数字化出版中利用多种媒介方式
现有的古籍数字化出版物一般是经过初步整理、校勘、标点的数字化全文，都是以文字的形式存在，用户感受到的就是一页一页的文字，比较枯燥单一。其实，无论对于专业研究者还是普通读者，从视觉感官角度来说，都希望古籍数字化出版的界面更加生动丰富、易用和智能化。在数字化技术高度进步的今天，这种愿望是能够逐渐实现的，即除了文字，可将声音、图像、影视以及一些辅助智能功能加入古籍数字化出版中。阅读关于图谱、画册的古籍和附有插图的古籍，可利用图像分析、色彩还原和数字重建技术，在计算机上还原图像的真实面貌，给予用户更加直观的视觉效果，例如正在建设的敦煌壁画数字化资源、唐卡图像的信息资源库建设、新疆民族织物图案建模方法研究、京杭大运河虚拟体验馆、汉画像的浮雕效果恢复、圆明园数字重建增强现实设备等，都是利用数字重建技术还原真实图像并进行三维空间的立体展示；阅读诗集类古籍，可利用真人发音技术实现文字与声音的融合，满足用户听觉上的需求；阅读史籍类古籍，可链接到影视中的相关背景介绍和人物展示。近年来，GIS技术日益发展，如果将其引入古籍数字化出版实践，可使古籍文献纸质史料集成化、数字化、图表化、可视化，并实现资料查询、数据统计、地图生成等智能功能。
2. 创新古籍数字化出版营销模式，增加新的盈利点
古籍数字化出版产业链要实现新的突破，须全面、深入分析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利用现代社会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互联网的便利，打造多种营销模式，增加新的盈利点。在现有的古籍数字化出版中，营销所占的比重很小，大多只是针对特定用户群的前期宣传和后期回访，而在未来面向大众消费群体和走向国际的古籍数字化出版，必须重视营销创新模式在整个古籍数字化出版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借助互联网平台、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多种渠道，主动进行宣传。在盈利增长点上，除建立古籍版本（精校）有偿使用机制外，也需借鉴现在已成熟的网络盈利模式，包括广告、增值服务收费、会员制收费、交易额提成等，实现古籍数字化出版的古籍付费阅读、会员制付费阅读；收取古籍数字化阅读平台广告费用、收取古籍数字化平台的交易提成等等。此外，古籍阅读的手机出版也将成为未来古籍数字化出版产业链的盈利增长点。（下转第37页）
（上接第33页）古籍数字化出版产业链构建是电子古籍出版事业中一项新的探索，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古籍数字化出版产业链是古籍数字化出版向纵深发展和走向国际的需要。古籍数字化出版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作，需要更多的协作，更多地集中各方面的资源与智慧，由此，才能使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瑰宝得到更好的保护、利用与传承。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规划项目“蜀刻发展历程与刻品出版研究”（W10216050）
参考文献：
[1] 李明杰，俞优优.中文古籍数字化的主体构成及协作机制初探[J].图书与情报，2010（1）：40.
[2] 王立清.我国古籍数字化建设的国家控制与管理模式研究[J].情报资料工作，2009（2）：49-53.
[3] 陈力.中文古籍数字化方法之检讨[J].国家图书馆学刊，2005（3）：13.
[4] 高霞.古籍出版的困顿与生机访谈录[J].出版广角，2010（7）：8.
[5] 张轴材.关于大规模中文典籍数字化的实践与思考[EB/OL]. http：//www.unihan.com.cn/Papers.html，2012：10，12.
[6] 贾宇.古籍数字化：风景背后[EB/OL].光明日报http：//news.guoxue.com/article.php？articleid=28629，2012：10，12.
（作者单位：西华大学图书馆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