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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联改革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结束，以苏联解体而告终。这场改革之所以失败受诸多结构因素的影响，其中传统结构中的因子，社会结构中的阶层利益，国家结构中的民族问题，以及国际结构中的和平演变等结构因素起着重要作用，改革中忽略了结构的对称性和平衡性，最终导致了苏联改革的失败。
[关键词]结构性;苏联;改革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9）06-0016-05
苏联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经过了赫鲁晓夫不彻底的改革，勃列日涅夫倒退的改革，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短暂的改革以及戈尔巴乔夫颠覆性的改革，不但没有使苏联由停滞走向复苏，反而导致苏联的解体。探求苏联改革失败的原因，总结其经验教训，是诸多国内外学者研究的课题。文章从非意志论的结构性视角，窥探影响改革成败的结构性因素，为研究苏联改革失败原因提供崭新的视角。
一、结构性视角
结构性视角理论来源于西达·斯考切波。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视角主要有三种：即思辨式的、哲学式的规范的制度主义视角，解释性的结构主义视角以及解释性的、科学公理式的行为主义的视角。[1]任何一种视角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同时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制度主义视角着重从制度和法律入手，忽略了其他因素;结构性视角则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行为主义视角则强调行为过程，只求解释，不求如何做，现代政治学发展到现在进入了后行为主义时期。为了扩展研究苏联改革成败的原因，文章采用了一种非意志论的结构性视角。虽然一些学者认为结构性视角忽略了历史事件的偶然性以及領袖的能动性，强调“……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自然发生的”[2]。如果片面的认为改革的成败是人为造成的，人的能动性发挥了主要作用，那么就有可能陷入唯心主义的深渊。改革的导火索肯定有偶然性，但是改革的成败一定有其必然性。以往分析苏联改革失败的原因更多的强调领导人个人的作用，例如，赫鲁晓夫个人，勃列日涅夫个人和戈尔巴乔夫个人在改革过程中的错误，具有很强的唯意志论色彩。结构性视角则摆脱了唯意志论，为分析苏联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利用结构性视角，一定要关注传统社会结构的因子的作用，同样要关注苏联社会结构中的阶级之间的关系因素，以及国家结构中的内部关系因素，另外要关注改革所处的国际结构中的国内与国外之间的关系。研究苏联和中国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无法避开的，因此文章中也将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例如阶级理论。
二、苏联改革失败的原因
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曾明确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作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3]列宁也曾经指出：“今后在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方面，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必定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4]苏联的改革问题，首先有一个改革的对象问题。苏联的政治、经济模式以及相应的社会模式，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所谓的“苏联模式”在苏联历史上发生过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经济恢复期间，它所表现出的动员性和困难承受性是人们难以想象的，而苏联要改革的就是这样的政治思想遗产。巴林顿·摩尔认为：“分崩离析的传统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大量阶级因子，会对未来历史的造型发生强烈影响。”因此分析苏联改革失败的原因首先要认清苏联的传统社会，特别是认清传统结构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1.传统结构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存在大量传统社会烙印，加上对共产主义理论认识不足是苏联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社会的变迁受历史惯性的支配，经过长期社会历史形成并积淀的社会因子会对当今未来社会的变化和路径产生规制性影响，形成社会发展的‘底色’或‘根基’”[5]。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保留了大量传统社会的“根基”。因此首要问题是要认识苏联的“传统”结构。
“传统”的定义很多，这里我们指的是“能够对当今，甚至未来发生影响的价值、行为和规范及与此相关的历史条件”[5]。首先，“传统”结构包括官僚化的专制政权。沙皇政权从17世纪下半叶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间经过了18世纪初彼得一世的改革，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的贵族自由主义改革和19世纪下半叶亚历山大二世的农民改革，这些改革都是以国家政权为主导以强制手段进行的，经济的进步，是以政治上和社会上的滞后为代价的[6]，“用野蛮制服了野蛮”。西达·斯考切波也曾经指出传统社会中的俄国是比波旁法国和晚期帝制中国都更为军事化和官僚化的专制政权国家，并且由于没有西欧封建遗产的束缚，它的国家权力比西欧任何地方都有效率。其次，“传统”结构包括以农奴制为基础的社会。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俄国的农奴制废除是依靠专制政权来完成的，尽管农奴制已经废除，但是地主仍然占有大量土地，而农民的土地却很少，农民既是地主个人的“农奴”，又是国家的纳税阶层，由过去单一的压迫变成了双重压迫，再加上19世纪末，俄国人口大量增长，自然灾害频发，农业和农民的问题更为严重。最后，“传统”结构包括被视为“俄国人精神”的村社制。村社制是俄国发展的基础性制度，是构成专制统治的基础。俄国恶劣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强大的农村公社，相比于小农家庭经济，俄国集体农村公社更适合农村经济的发展，“侵犯村社就是侵犯特殊的俄罗斯精神”[7]。不可否认，村社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的自由，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相比，农民更需要的是土地。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布尔什维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结合俄国实践进行的一次创造。但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存在大量传统社会的弊病，政治上的专制政权残余，特别是从斯大林时期开始，个人专断，官僚主义达到顶峰。封建专制式的高度集权，破坏法制，滥用权力，缺乏民主和有效的监督机制。而在经济上，农奴制残余浓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工业虽然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同时文化比较落后，文盲率较高。而在之后的时期，思想僵化，教条盛行，盲目认为一大二公就是唯一的社会主义模式。再加上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不够，超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斯大林时期过早结束新经济政策，刚走出饥荒的情况下，就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到了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直接宣布进入共产主义的具体时间，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也宣布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如此等等毫不尊重历史发展规律的做法，没有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不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忽视人民利益，要么大搞集体农庄，要么搞私有化的改革，为苏联改革失败埋下了历史的和思想的种子。 2.社会结构
社会变迁引起的社会结构的转变，同时社会内部特权阶层的出现是苏联改革误入歧途的主要原因。苏联七十年发展历史中，暗涌着巨大的社会变迁，从资本家、地主和商人的消失，到整个社会变成“两阶一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关于知识分子到底属于一个阶级还是阶层存在争议，苏联学者将它归结为职员），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中间阶层和特权阶层的发展，中间阶层形成现代意识形态与特权阶层维护既得利益的一致性，为苏联改革转向提供了巨大的推力，二者的互动发展，导致了改革的转向。
不同的意识形态分类不同，一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层方法，按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划分，二是西方社会学的阶层分层方法，按财富、声望、职业等划分的多元的分层方法。当然，关于按阶级分层和按阶层分层，学者们的观点并非完全对立，例如，韦伯认为从阶级分化到阶层分化的动态变迁是一个历史过程，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社会变迁阶段。[8]苏联学者大多采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层方法，但是按阶级分层也有明显的缺点，它注重于消除阶级之间的差别，但却忽略了阶级内部的差别。正是按照阶级分析方法，斯大林时期大搞阶级斗争，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人们的改革诉求强烈。之后随着苏联现代社会学的发展，苏联在1977年宪法中明确提出了“苏联人民”的概念，社会学理论家开始由社会阶级向社会阶层、集团和群体转变。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一步提高，中间阶层和新的利益集团开始出现，同时一个新的矛盾开始明确出现，即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苏联经过七十年的发展，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由85%降低到了1985年的12%，由一个农业为主体的社会变成了高度城市化的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10]苏联城市化的社会形成了一个以技术和管理人员为主的中间階层，包括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熟练工人和办公室人员等。中间阶层的公民意识、言论自由、法治意识等现代社会的价值理念开始形成，由于收入和地位的下降，中间阶层成立了各种各样的“非正式组织”，于是在中间阶层与苏联社会结构之间出现了“结构性紧张”，可以说那个被称为政治经济发展停滞的时代，却暗示着巨大的社会变迁。正是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新阶层的意识形态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对抗，再加上戈尔巴乔夫改革带来的刺激，激化了人民变革的欲望，推动了苏联剧变的发生。
关于苏联的特权阶层，苏联官方一直不承认它的存在，它只存在于对苏联持批评态度的学者中。不可否认，由于苏联处于西方敌对势力的包围中，西方政界和学界从反苏、反共的角度出发，对苏联前期的特权阶层有抹黑和夸大的嫌疑。但是它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社会主义全体人民的利益虽然具有一致性，但是并不排除特殊阶层的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没有达到能够消灭利益差别的水平。特权阶层的出现严重危害了共产党的声誉，加剧了人民对特权阶层的反感和对苏共的不信任感，造成了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恶化了党群关系，并且助长了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同时，在改革中扮演了阻碍者和投机者的角色。在赫鲁晓夫时期，由于取消了国家干部的一些特权，遭到了特权阶层的强烈反对，最终使改革方案难以推行，赫鲁晓夫被迫下台。在20世纪70年代柯西金倡导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中，由于保守的官僚力量不愿放弃行政命令式的领导方式，一步步的阻挠施行经济改革[9]，改革也以失败告终。而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特权阶层开始了蜕变。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之后，这些特权者开始考虑走资本主义道路。[10]由于特权阶层是既得利益的最大获得者，趁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将支配权变为所有权。加上对社会主义信仰的丧失，特权阶层投机改革，由阻碍改革转向主动改革，使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
3.国家结构
苏联改革失败是国家结构中的致命制度缺陷、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以及社会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导致的结果。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允许各加盟共和国自由退出，在民族工作中忽视人民利益，忽略改革社会制度的平衡性，最终导致了苏联改革的失败。
马克思对于国家采取什么样的结构形式问题十分关注，在论述德国革命时就指出：“不仅要坚持建立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并且还要坚决使这个共和国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国家政权的掌握之下”[11]。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坚持建立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的，但马克思同样强调要根据具体的国家和民族状况来确定国家结构形式。列宁在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时，为了防止共和国分裂，实现民族联合和团结，把解决政权问题和民族问题结合起来，建立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国家。1922年12月30日苏联正式成立，在成立的文件中规定“保证每个共和国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力”[12]。在之后的苏联宪法中仍保留了这个规定。面对诸多问题的存在，苏联还能建立国家，与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关系很大。虽然成立前各共和国是独立的，但是各共和国的布尔什维克党是统一的，即各加盟共和国的布尔什维克是属于俄共（布）的。没有这个条件，苏联不会成立，或者即使成立也会困难重重。在国家的结构上各加盟共和国拥有独立的主权，在宪法规定的限制范围外均有权独立行使自己的国家权力，但是随着苏联高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的建立，加盟共和国丧失了自主权。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没有意识到苏联国家结构上存在的问题，在之后的改革中也忽略了这个问题，在宪法中继续保留着各加盟共和国主权国家的地位和自由退出的规定。戈尔巴乔夫执政前，中央权威一直持续存在着，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开始改革中央和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主张分权，提出“主权国家联盟”的设想，联盟居于次要地位。最后削弱苏共，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施行多党制，中央权威消失，割断了维系国家统一的唯一纽带，改革失败，苏联解体也在意料之中了。
与国家结构相伴随的是民族问题。苏联国家成立前，民族之间就存在巨大矛盾，例如各共和国之间巨大的经济文化差异;沙皇政府长期以来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和经济掠夺政策;俄罗斯民族普遍存在大俄罗斯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等，只是由于战争的影响和环境发展的需要，再加上以列宁为领导的俄共（布）坚持民族平等的原则，民族之间的问题才被压制下来。同时列宁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坚持民族自决权，指出坚持民族自决并不是为了使民族分裂，而是为了推动民族接近、联合和团结。[13]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再到勃列日涅夫，在处理民族工作中都存在重要失误。竭力宣传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歪曲历史，宣称俄罗斯是领导民族，加剧了地方民族主义意识的增强。大清洗运动中，民族干部遭到巨大伤害，强迫民族迁徙。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在改革时，忽略民族差异，压制民族自主权，镇压反抗运动，认为民族问题已经得到彻底解决，而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中忽视民族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在苏共二十七大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新修订本》中重申“过去遗留下下来的民族问题在苏联已经得到圆满解决”，即使发生了“阿拉木图事件”也没有认真对待。应该说，苏联在历次改革中没有正确处理好改革与民族关系，民族问题在苏联改革失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4.国际结构
处于国际结构特征下，国家不得不考虑外部因素的影响，并且这些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随着战后环境的变化，各大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市场联系也越来越紧密，科技革命的兴起，各大国之间纷纷参与到国际竞争中来，苏联在改革时必然受到国际结构的影响，面对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放弃了对西方的警惕，盲目的推崇公开化和自由化，导致了苏联改革走向歧途。
美国学者肯尼斯·华尔兹在其《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指出国际关系中存在着国际体系，“国际体系包括国际结构和相互作用的单位”“结构不是政治机构的集合而是对这些机构的安排”“国际结构是国家间单元能力的分布”，也就是国际上的力量分布。从赫鲁晓夫改革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面临的国际结构，与之前的国际结构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刚刚成立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持敌对态度，随着一战结束后恢复经济的需要，苏联先后同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摆脱了封锁状态，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又给苏联造成了消极影响。由于经济和军事的优势不明显，此时的国际结构是美国“一家独霸”，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较弱的局面。二战结束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苏联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开始增强，形成了与美国相互竞赛和争夺世界霸权的国际结构。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美国深陷战争泥潭，同时由于传统产业的革新缓慢，优势开始丧失，呈现美国、日本、西欧“三足鼎立”，同时由于第三世界力量的崛起，对国际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此时苏联经济和军事实力迅猛增强，成为能同美国较量的超级大国，两极对立格局形成，直到苏联解体前，国际结构仍然呈现对立结构，这严重影响了苏联的改革，突出的表现在对经济体制改革影响方面，由于国内经济片面发展重工业，尤其发展军事力量，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军费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1/3，导致国民经济发展严重畸形，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改革寸步难行。同时由于争夺霸权的需要，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强了控制，并不断谋求扩张，不仅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政治沉闷，而且导致了苏联本国政治体制改革无法摆脱过去的束缚。
根据国际结构理论，苏联与国际社会是松散的联系，并且有时会表现为对抗状态，这就决定了国家之间的相互行为。“和平演变”是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1947年提出的，他指出：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最终将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国内实力和国际地位大增，“和平演变”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要目标。苏联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对国际社会的相互行为，表现为由“缓和”到“对抗”再到“缓和”的演变。而此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对苏联的态度经历了由“火药味的对抗”到“和平演变”的转变。特别是“匈牙利十月事件”，使美国的当权者看到了过去火药味十足的对抗是行不通的，必须加强与苏联、东欧国家的文化联系，在世界面前树立“正面”的大国形象，对苏联和东欧国家，意识形态上渗透，经济上封锁和贸易限制，政治上扶持非政府组织和异己力量，频繁以人权干涉内政，瓦解苏联共产党，改变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提出了一系列的反腐防变的思想，苏联共产党和人民对于西方敌对势力是比较警觉的。但是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苏联领导人虽然或多或少的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但提不出明确的抵制和平演变的思想和周密的行之有效的反和平演变的策略和计划。特别是赫鲁晓夫时期，全盘否定斯大林，授人以柄，主张“全民国家”和“全民党”，忽视了反对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和违法犯罪分子，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导致人民放松警惕，同时提出核恐怖理论，否认核武器条件下国际阶级斗争的存在，为戈尔巴乔夫对外关系上的“新思维”提供了理论依据。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面对西方和平演变的全面进攻，盲目推行改革，推崇公开化和自由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放弃共产党的领导，主张西方式的多元化，最终使西方和平演变成功，改革也即失败。
蘇联改革失败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传统结构与社会主义之间，社会结构与特权阶层之间，国家结构与民族之间，国际结构与“和平演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性和不平衡性，忽视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忽略阶层利益，忽视制度与民族关系，忽视内外关系。这种不对称，不平衡是导致苏联改革失败的关键因素，是苏联改革中最不稳定基因。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改革成败关键在于是修复这种结构中不平衡和不对称，还是对这种不平衡和不对称的扩大。
参考文献：
[1]David E·Apterand Charles Adrian，Comparative Government：Developing New Nations，i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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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陆南泉，黄宗良.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上）[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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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邵书龙.苏联社会结构转型的社会学分析：阶级分层与阶层分层[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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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慎明.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7）[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译.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
[13]赵常庆.苏联民族问题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47.
责任编辑 宋桂祝
[关键词]结构性;苏联;改革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9）06-0016-05
苏联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经过了赫鲁晓夫不彻底的改革，勃列日涅夫倒退的改革，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短暂的改革以及戈尔巴乔夫颠覆性的改革，不但没有使苏联由停滞走向复苏，反而导致苏联的解体。探求苏联改革失败的原因，总结其经验教训，是诸多国内外学者研究的课题。文章从非意志论的结构性视角，窥探影响改革成败的结构性因素，为研究苏联改革失败原因提供崭新的视角。
一、结构性视角
结构性视角理论来源于西达·斯考切波。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视角主要有三种：即思辨式的、哲学式的规范的制度主义视角，解释性的结构主义视角以及解释性的、科学公理式的行为主义的视角。[1]任何一种视角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同时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制度主义视角着重从制度和法律入手，忽略了其他因素;结构性视角则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行为主义视角则强调行为过程，只求解释，不求如何做，现代政治学发展到现在进入了后行为主义时期。为了扩展研究苏联改革成败的原因，文章采用了一种非意志论的结构性视角。虽然一些学者认为结构性视角忽略了历史事件的偶然性以及領袖的能动性，强调“……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自然发生的”[2]。如果片面的认为改革的成败是人为造成的，人的能动性发挥了主要作用，那么就有可能陷入唯心主义的深渊。改革的导火索肯定有偶然性，但是改革的成败一定有其必然性。以往分析苏联改革失败的原因更多的强调领导人个人的作用，例如，赫鲁晓夫个人，勃列日涅夫个人和戈尔巴乔夫个人在改革过程中的错误，具有很强的唯意志论色彩。结构性视角则摆脱了唯意志论，为分析苏联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利用结构性视角，一定要关注传统社会结构的因子的作用，同样要关注苏联社会结构中的阶级之间的关系因素，以及国家结构中的内部关系因素，另外要关注改革所处的国际结构中的国内与国外之间的关系。研究苏联和中国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无法避开的，因此文章中也将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例如阶级理论。
二、苏联改革失败的原因
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曾明确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作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3]列宁也曾经指出：“今后在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方面，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必定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4]苏联的改革问题，首先有一个改革的对象问题。苏联的政治、经济模式以及相应的社会模式，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所谓的“苏联模式”在苏联历史上发生过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经济恢复期间，它所表现出的动员性和困难承受性是人们难以想象的，而苏联要改革的就是这样的政治思想遗产。巴林顿·摩尔认为：“分崩离析的传统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大量阶级因子，会对未来历史的造型发生强烈影响。”因此分析苏联改革失败的原因首先要认清苏联的传统社会，特别是认清传统结构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1.传统结构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存在大量传统社会烙印，加上对共产主义理论认识不足是苏联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社会的变迁受历史惯性的支配，经过长期社会历史形成并积淀的社会因子会对当今未来社会的变化和路径产生规制性影响，形成社会发展的‘底色’或‘根基’”[5]。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保留了大量传统社会的“根基”。因此首要问题是要认识苏联的“传统”结构。
“传统”的定义很多，这里我们指的是“能够对当今，甚至未来发生影响的价值、行为和规范及与此相关的历史条件”[5]。首先，“传统”结构包括官僚化的专制政权。沙皇政权从17世纪下半叶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间经过了18世纪初彼得一世的改革，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的贵族自由主义改革和19世纪下半叶亚历山大二世的农民改革，这些改革都是以国家政权为主导以强制手段进行的，经济的进步，是以政治上和社会上的滞后为代价的[6]，“用野蛮制服了野蛮”。西达·斯考切波也曾经指出传统社会中的俄国是比波旁法国和晚期帝制中国都更为军事化和官僚化的专制政权国家，并且由于没有西欧封建遗产的束缚，它的国家权力比西欧任何地方都有效率。其次，“传统”结构包括以农奴制为基础的社会。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俄国的农奴制废除是依靠专制政权来完成的，尽管农奴制已经废除，但是地主仍然占有大量土地，而农民的土地却很少，农民既是地主个人的“农奴”，又是国家的纳税阶层，由过去单一的压迫变成了双重压迫，再加上19世纪末，俄国人口大量增长，自然灾害频发，农业和农民的问题更为严重。最后，“传统”结构包括被视为“俄国人精神”的村社制。村社制是俄国发展的基础性制度，是构成专制统治的基础。俄国恶劣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强大的农村公社，相比于小农家庭经济，俄国集体农村公社更适合农村经济的发展，“侵犯村社就是侵犯特殊的俄罗斯精神”[7]。不可否认，村社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的自由，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相比，农民更需要的是土地。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布尔什维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结合俄国实践进行的一次创造。但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存在大量传统社会的弊病，政治上的专制政权残余，特别是从斯大林时期开始，个人专断，官僚主义达到顶峰。封建专制式的高度集权，破坏法制，滥用权力，缺乏民主和有效的监督机制。而在经济上，农奴制残余浓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工业虽然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同时文化比较落后，文盲率较高。而在之后的时期，思想僵化，教条盛行，盲目认为一大二公就是唯一的社会主义模式。再加上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不够，超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斯大林时期过早结束新经济政策，刚走出饥荒的情况下，就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到了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直接宣布进入共产主义的具体时间，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也宣布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如此等等毫不尊重历史发展规律的做法，没有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不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忽视人民利益，要么大搞集体农庄，要么搞私有化的改革，为苏联改革失败埋下了历史的和思想的种子。 2.社会结构
社会变迁引起的社会结构的转变，同时社会内部特权阶层的出现是苏联改革误入歧途的主要原因。苏联七十年发展历史中，暗涌着巨大的社会变迁，从资本家、地主和商人的消失，到整个社会变成“两阶一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关于知识分子到底属于一个阶级还是阶层存在争议，苏联学者将它归结为职员），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中间阶层和特权阶层的发展，中间阶层形成现代意识形态与特权阶层维护既得利益的一致性，为苏联改革转向提供了巨大的推力，二者的互动发展，导致了改革的转向。
不同的意识形态分类不同，一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层方法，按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划分，二是西方社会学的阶层分层方法，按财富、声望、职业等划分的多元的分层方法。当然，关于按阶级分层和按阶层分层，学者们的观点并非完全对立，例如，韦伯认为从阶级分化到阶层分化的动态变迁是一个历史过程，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社会变迁阶段。[8]苏联学者大多采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层方法，但是按阶级分层也有明显的缺点，它注重于消除阶级之间的差别，但却忽略了阶级内部的差别。正是按照阶级分析方法，斯大林时期大搞阶级斗争，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人们的改革诉求强烈。之后随着苏联现代社会学的发展，苏联在1977年宪法中明确提出了“苏联人民”的概念，社会学理论家开始由社会阶级向社会阶层、集团和群体转变。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一步提高，中间阶层和新的利益集团开始出现，同时一个新的矛盾开始明确出现，即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苏联经过七十年的发展，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由85%降低到了1985年的12%，由一个农业为主体的社会变成了高度城市化的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10]苏联城市化的社会形成了一个以技术和管理人员为主的中间階层，包括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熟练工人和办公室人员等。中间阶层的公民意识、言论自由、法治意识等现代社会的价值理念开始形成，由于收入和地位的下降，中间阶层成立了各种各样的“非正式组织”，于是在中间阶层与苏联社会结构之间出现了“结构性紧张”，可以说那个被称为政治经济发展停滞的时代，却暗示着巨大的社会变迁。正是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新阶层的意识形态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对抗，再加上戈尔巴乔夫改革带来的刺激，激化了人民变革的欲望，推动了苏联剧变的发生。
关于苏联的特权阶层，苏联官方一直不承认它的存在，它只存在于对苏联持批评态度的学者中。不可否认，由于苏联处于西方敌对势力的包围中，西方政界和学界从反苏、反共的角度出发，对苏联前期的特权阶层有抹黑和夸大的嫌疑。但是它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社会主义全体人民的利益虽然具有一致性，但是并不排除特殊阶层的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没有达到能够消灭利益差别的水平。特权阶层的出现严重危害了共产党的声誉，加剧了人民对特权阶层的反感和对苏共的不信任感，造成了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恶化了党群关系，并且助长了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同时，在改革中扮演了阻碍者和投机者的角色。在赫鲁晓夫时期，由于取消了国家干部的一些特权，遭到了特权阶层的强烈反对，最终使改革方案难以推行，赫鲁晓夫被迫下台。在20世纪70年代柯西金倡导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中，由于保守的官僚力量不愿放弃行政命令式的领导方式，一步步的阻挠施行经济改革[9]，改革也以失败告终。而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特权阶层开始了蜕变。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之后，这些特权者开始考虑走资本主义道路。[10]由于特权阶层是既得利益的最大获得者，趁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将支配权变为所有权。加上对社会主义信仰的丧失，特权阶层投机改革，由阻碍改革转向主动改革，使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
3.国家结构
苏联改革失败是国家结构中的致命制度缺陷、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以及社会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导致的结果。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允许各加盟共和国自由退出，在民族工作中忽视人民利益，忽略改革社会制度的平衡性，最终导致了苏联改革的失败。
马克思对于国家采取什么样的结构形式问题十分关注，在论述德国革命时就指出：“不仅要坚持建立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并且还要坚决使这个共和国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国家政权的掌握之下”[11]。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坚持建立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的，但马克思同样强调要根据具体的国家和民族状况来确定国家结构形式。列宁在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时，为了防止共和国分裂，实现民族联合和团结，把解决政权问题和民族问题结合起来，建立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国家。1922年12月30日苏联正式成立，在成立的文件中规定“保证每个共和国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力”[12]。在之后的苏联宪法中仍保留了这个规定。面对诸多问题的存在，苏联还能建立国家，与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关系很大。虽然成立前各共和国是独立的，但是各共和国的布尔什维克党是统一的，即各加盟共和国的布尔什维克是属于俄共（布）的。没有这个条件，苏联不会成立，或者即使成立也会困难重重。在国家的结构上各加盟共和国拥有独立的主权，在宪法规定的限制范围外均有权独立行使自己的国家权力，但是随着苏联高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的建立，加盟共和国丧失了自主权。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没有意识到苏联国家结构上存在的问题，在之后的改革中也忽略了这个问题，在宪法中继续保留着各加盟共和国主权国家的地位和自由退出的规定。戈尔巴乔夫执政前，中央权威一直持续存在着，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开始改革中央和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主张分权，提出“主权国家联盟”的设想，联盟居于次要地位。最后削弱苏共，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施行多党制，中央权威消失，割断了维系国家统一的唯一纽带，改革失败，苏联解体也在意料之中了。
与国家结构相伴随的是民族问题。苏联国家成立前，民族之间就存在巨大矛盾，例如各共和国之间巨大的经济文化差异;沙皇政府长期以来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和经济掠夺政策;俄罗斯民族普遍存在大俄罗斯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等，只是由于战争的影响和环境发展的需要，再加上以列宁为领导的俄共（布）坚持民族平等的原则，民族之间的问题才被压制下来。同时列宁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坚持民族自决权，指出坚持民族自决并不是为了使民族分裂，而是为了推动民族接近、联合和团结。[13]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再到勃列日涅夫，在处理民族工作中都存在重要失误。竭力宣传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歪曲历史，宣称俄罗斯是领导民族，加剧了地方民族主义意识的增强。大清洗运动中，民族干部遭到巨大伤害，强迫民族迁徙。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在改革时，忽略民族差异，压制民族自主权，镇压反抗运动，认为民族问题已经得到彻底解决，而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中忽视民族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在苏共二十七大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新修订本》中重申“过去遗留下下来的民族问题在苏联已经得到圆满解决”，即使发生了“阿拉木图事件”也没有认真对待。应该说，苏联在历次改革中没有正确处理好改革与民族关系，民族问题在苏联改革失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4.国际结构
处于国际结构特征下，国家不得不考虑外部因素的影响，并且这些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随着战后环境的变化，各大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市场联系也越来越紧密，科技革命的兴起，各大国之间纷纷参与到国际竞争中来，苏联在改革时必然受到国际结构的影响，面对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放弃了对西方的警惕，盲目的推崇公开化和自由化，导致了苏联改革走向歧途。
美国学者肯尼斯·华尔兹在其《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指出国际关系中存在着国际体系，“国际体系包括国际结构和相互作用的单位”“结构不是政治机构的集合而是对这些机构的安排”“国际结构是国家间单元能力的分布”，也就是国际上的力量分布。从赫鲁晓夫改革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面临的国际结构，与之前的国际结构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刚刚成立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持敌对态度，随着一战结束后恢复经济的需要，苏联先后同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摆脱了封锁状态，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又给苏联造成了消极影响。由于经济和军事的优势不明显，此时的国际结构是美国“一家独霸”，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较弱的局面。二战结束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苏联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开始增强，形成了与美国相互竞赛和争夺世界霸权的国际结构。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美国深陷战争泥潭，同时由于传统产业的革新缓慢，优势开始丧失，呈现美国、日本、西欧“三足鼎立”，同时由于第三世界力量的崛起，对国际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此时苏联经济和军事实力迅猛增强，成为能同美国较量的超级大国，两极对立格局形成，直到苏联解体前，国际结构仍然呈现对立结构，这严重影响了苏联的改革，突出的表现在对经济体制改革影响方面，由于国内经济片面发展重工业，尤其发展军事力量，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军费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1/3，导致国民经济发展严重畸形，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改革寸步难行。同时由于争夺霸权的需要，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强了控制，并不断谋求扩张，不仅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政治沉闷，而且导致了苏联本国政治体制改革无法摆脱过去的束缚。
根据国际结构理论，苏联与国际社会是松散的联系，并且有时会表现为对抗状态，这就决定了国家之间的相互行为。“和平演变”是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1947年提出的，他指出：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最终将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国内实力和国际地位大增，“和平演变”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要目标。苏联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对国际社会的相互行为，表现为由“缓和”到“对抗”再到“缓和”的演变。而此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对苏联的态度经历了由“火药味的对抗”到“和平演变”的转变。特别是“匈牙利十月事件”，使美国的当权者看到了过去火药味十足的对抗是行不通的，必须加强与苏联、东欧国家的文化联系，在世界面前树立“正面”的大国形象，对苏联和东欧国家，意识形态上渗透，经济上封锁和贸易限制，政治上扶持非政府组织和异己力量，频繁以人权干涉内政，瓦解苏联共产党，改变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提出了一系列的反腐防变的思想，苏联共产党和人民对于西方敌对势力是比较警觉的。但是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苏联领导人虽然或多或少的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但提不出明确的抵制和平演变的思想和周密的行之有效的反和平演变的策略和计划。特别是赫鲁晓夫时期，全盘否定斯大林，授人以柄，主张“全民国家”和“全民党”，忽视了反对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和违法犯罪分子，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导致人民放松警惕，同时提出核恐怖理论，否认核武器条件下国际阶级斗争的存在，为戈尔巴乔夫对外关系上的“新思维”提供了理论依据。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面对西方和平演变的全面进攻，盲目推行改革，推崇公开化和自由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放弃共产党的领导，主张西方式的多元化，最终使西方和平演变成功，改革也即失败。
蘇联改革失败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传统结构与社会主义之间，社会结构与特权阶层之间，国家结构与民族之间，国际结构与“和平演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性和不平衡性，忽视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忽略阶层利益，忽视制度与民族关系，忽视内外关系。这种不对称，不平衡是导致苏联改革失败的关键因素，是苏联改革中最不稳定基因。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改革成败关键在于是修复这种结构中不平衡和不对称，还是对这种不平衡和不对称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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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宋桂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