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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全民娱乐的一年：电视剧、网络自制剧引发IP热潮；各类综艺节目持续走红；音乐在经历唱片行业多年唱衰的低潮后，互联网为其带来了新鲜雨露；电影事业尽管看起来像是遭遇了前些年高歌猛进之后的中场休息，但其所面对的广阔市场依旧被看好；娱乐圈明星人气看涨，不吝奉献八卦以博眼球。国内某知名网站曾统计2016年娱乐圈十大热门事件，王宝强马蓉离婚、霍建华林心如结婚、陈晓陈妍希结婚、吴奇隆刘诗诗结婚、林丹出轨占据前五名，由此可见网友对娱乐圈的婚恋八卦的热情依旧高涨。
总体来说，与低迷的全球经济形势相比，国内娱乐行业反倒呈现一片欣欣向荣之景。以揽获从少年到老年受众的综艺节目为例，2016年卫视综艺节目周末晚间共144档，较2015年同期增加21%，其中语言类节目翻了一倍，视频网站自制综艺节目2016年共111档，较去年增加了15.6%。
人们的生活被日益丰富的所谓“精神文化产品”填满，但是娱乐业全面进驻人们生活是以牺牲其他空间为代价的。在这个过程中，无孔不入的娱乐信息塑造了人们新的认知方式、思考方式、记忆方式甚至是决策方式，集体记忆的庄重感、严肃性被极大消解，原本人类历史中值得被纪念、崇拜的乌托邦式精神家园遭到瓦解，人们对于宏大叙事的集体记忆的延续被无限弱化……一切如尼尔·波茨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所预言：“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人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一、关于目前娱乐盛行的思考
为什么娱乐类的信息总是比严謹的科学信息、沉重的政治信息等更容易受到人们的偏爱呢？弗洛伊德在其人格理论中将人格的组成阐述为三部分：本我、自我、超我。其中“本我”由“快乐原则”所支配，它唯一的运行机制是躲避痛苦，寻求快乐。此外，弗洛伊德在其《文明及其不满》一文中也曾提到：追求快感是生命的至深本能，“决定生活目的的只有快乐原则的意图”。既然追求快感是社会人与生俱来的天性，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总是会表现出避重就轻的态度，且容易沉浸于娱乐的“温柔乡”。
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同样认可人通过外界刺激获得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满足，同时他将这一理论进行了延伸探讨，即认为幼儿可以从镜中的景象中获得一种虚无的满足，而关于娱乐化世界的一切就像是普通观众真实生活中的一切，在调动人们窥视欲望的同时，为其带来关于本能的快感。
人们所生活的时代，多元、民主、包容、快速变幻、充满机会……但在这一切外表下，充斥着等级、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不公、特权、压力、局促……人们在一派歌舞升平的乱世景象中不自知地艰难地活着，身心都会受到重创：重到高企的自杀率、重度神经系统疾病、因长期的精神压力而造成的身体不适，轻到亚健康，甚至轻度精神类问题，比如普遍存在的拖延症——自我调节失败，在能够预料后果有害的情况下，仍然把计划要做的事情往后推迟的一种行为。事实上，这些都是商业化社会人类面对负荷无处可避所采取的应激性反应，而娱乐，给人们带来了短暂逃离的可能。
在经济学领域存在一种普遍认同的“口红效应”：每当经济不景气时，口红的销量反而会直线上升。因为在美国人认为口红是一种比较廉价的消费品，在经济状况低迷的情况下，人们的购买欲却并没有减弱，会转而购买比较廉价“非必要之物”以寻求安慰。
无独有偶，美国大萧条时期，迪士尼是全美唯数不多的非但没有受损失，反而市值大幅增长的的公司——越是经济萧条、失业人数上升、假期延长，去迪士尼看电影的人就越多，娱乐业也越发达。萧条期人们心态的低迷也应当同政治经济的萎靡不振一同考量，此时人们需要鼓励和寄托，而迪士尼动画中的人物形象恰能带给他们从现实中实现温馨的短暂逃离。相反，经济上升期，人们疲于奔命，反而少有娱乐时间。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周期“迪士尼效应”。参考日本经济迷失二十年，动漫、思考者形象的影视剧、宅文化这些行业发达了。
如今，娱乐相较于迪士尼的电影和纽约商超专柜上的口红，拥有互联网助攻的娱乐业嗅觉更加敏锐，反应更加迅速，能够更加单刀直入地捕捉到目标市场诉求。以当前的“IP”热潮为例，过去谈及“IP”，绝大多数人都会意识到IP地址，然而，现在谈到“IP”，不需要特别指出，对方就能明白你所提及的还有可能是指“知识财产”（Intellectual Property）。该术语广泛应用于196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立之后，泛指各种领域内的创造，以及在商业中使用的标志、名称、图像和外观设计等。大批内容仍待审视的热门网络小说在“IP”财富的金字招牌下被施以重金购买拍摄版权，但是诸多在历史长河中被肯定其无量价值的经典著作无人问津。
柏拉图最早用灵魂与身体的高下之分规定美感与快感之间的界限，他说：“那些处于颜色、图形、大多数气味、声音而产生的快感是真的……它们所承载的美是它们特有的，与瘙痒所产生的快乐完全不一样。”“瘙痒所产生的快乐”是一种什么样的快乐？从感官上来讲，那恐怕是一种短暂的、飘忽的、麻痹的，想要逃离现实的感觉——消解一切严肃，过后只留空虚。
二、关于当代集体记忆传承危机
泛娱乐化后所带来最严重的社会不良反应之一，即是社会人的身份认同危机。社会人自诞生之初就必须面对这样的一系列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在这个世界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我要怎样生活？诸如此类。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个体，在一生当中多多少少都会保存一定的关于过去的记忆，而这些记忆的不断重现，实现了人们对于过去的连续的认知，也形成了社会人关于自我身份的认同。集体记忆是站在现在对过去框架的重构，可用以重建关于过去的意象，而且在每一个时代，这个意象都是与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的。
然而，当代社会变化迅速，令人目不暇接，人们的集体记忆处于不断地创建——断裂——重建——再断裂的循环之中，人们往往在这种快速变化中变得无所适从。“个人无意义感”强烈，使得社会人无暇思索前进的目标，被钝化的个体只剩下对于表浅的感官刺激的追求，且失去对深刻主题的理解能力，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认同危机。
以娱乐为消遣本无可厚非，但如尼尔·波兹曼所言：“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严肃主题遭遇泛滥的娱乐化，让其本应庄重、持久、沉淀的内容变得肤浅、平庸甚至低俗，“用调侃的方式消解掉一个民族最宝贵的传统和最优秀的伦理观念，到了最后也就造成了这个民族精神的解体”，无疑这种趋势将会严重影响到那些理应被铭记的、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的宏大主题记忆的延续与传承。与此同时，物化依赖、娱乐喧嚣，造成了人们在具有深远意义的问题上决策的严谨性和审慎性不足，也助长了以吸引眼球为主要目的信息泛滥。例如，随着2016年美国大选尘埃落定，欧洲马其顿共和国的Vales小镇随之进入了学者的视野，美国大选前几个月，居住在这个小镇上的一群对美国甚至世界政治经济都漠不关心的青年依靠成功在美国大选期间炮制一系列假新闻，甚至和Facebook公司、Google的adsense项目组签署广告协议，赚取了大笔金钱。而习惯性受到标题诱惑的普通大众的每一次点击，都帮他们将胡编乱造的内容转化成真金白银。人们忙于在铺天盖地的信息陷阱中喂饱好奇心，好像可以足不出户知天下事，却缺少了参加现实活动、开拓视野、与他人互动交流的机会，所有的信息都是纸片化的，集体欢腾呈现出原始的、荒蛮的特性，从而使得网络围观看似在披着追求“绝对正义”的外衣下，实则拥趸偏执的内核。这造就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时代或曰“常人社会”，怀疑、狂欢、戏谑以及对宏大叙事的反抗，加剧了公共仪式的形式化、空洞化、虚无化，使集体记忆失去了重要的依凭和载体。
（中国质量协会）
总体来说，与低迷的全球经济形势相比，国内娱乐行业反倒呈现一片欣欣向荣之景。以揽获从少年到老年受众的综艺节目为例，2016年卫视综艺节目周末晚间共144档，较2015年同期增加21%，其中语言类节目翻了一倍，视频网站自制综艺节目2016年共111档，较去年增加了15.6%。
人们的生活被日益丰富的所谓“精神文化产品”填满，但是娱乐业全面进驻人们生活是以牺牲其他空间为代价的。在这个过程中，无孔不入的娱乐信息塑造了人们新的认知方式、思考方式、记忆方式甚至是决策方式，集体记忆的庄重感、严肃性被极大消解，原本人类历史中值得被纪念、崇拜的乌托邦式精神家园遭到瓦解，人们对于宏大叙事的集体记忆的延续被无限弱化……一切如尼尔·波茨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所预言：“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人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一、关于目前娱乐盛行的思考
为什么娱乐类的信息总是比严謹的科学信息、沉重的政治信息等更容易受到人们的偏爱呢？弗洛伊德在其人格理论中将人格的组成阐述为三部分：本我、自我、超我。其中“本我”由“快乐原则”所支配，它唯一的运行机制是躲避痛苦，寻求快乐。此外，弗洛伊德在其《文明及其不满》一文中也曾提到：追求快感是生命的至深本能，“决定生活目的的只有快乐原则的意图”。既然追求快感是社会人与生俱来的天性，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总是会表现出避重就轻的态度，且容易沉浸于娱乐的“温柔乡”。
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同样认可人通过外界刺激获得生理与心理的双重满足，同时他将这一理论进行了延伸探讨，即认为幼儿可以从镜中的景象中获得一种虚无的满足，而关于娱乐化世界的一切就像是普通观众真实生活中的一切，在调动人们窥视欲望的同时，为其带来关于本能的快感。
人们所生活的时代，多元、民主、包容、快速变幻、充满机会……但在这一切外表下，充斥着等级、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不公、特权、压力、局促……人们在一派歌舞升平的乱世景象中不自知地艰难地活着，身心都会受到重创：重到高企的自杀率、重度神经系统疾病、因长期的精神压力而造成的身体不适，轻到亚健康，甚至轻度精神类问题，比如普遍存在的拖延症——自我调节失败，在能够预料后果有害的情况下，仍然把计划要做的事情往后推迟的一种行为。事实上，这些都是商业化社会人类面对负荷无处可避所采取的应激性反应，而娱乐，给人们带来了短暂逃离的可能。
在经济学领域存在一种普遍认同的“口红效应”：每当经济不景气时，口红的销量反而会直线上升。因为在美国人认为口红是一种比较廉价的消费品，在经济状况低迷的情况下，人们的购买欲却并没有减弱，会转而购买比较廉价“非必要之物”以寻求安慰。
无独有偶，美国大萧条时期，迪士尼是全美唯数不多的非但没有受损失，反而市值大幅增长的的公司——越是经济萧条、失业人数上升、假期延长，去迪士尼看电影的人就越多，娱乐业也越发达。萧条期人们心态的低迷也应当同政治经济的萎靡不振一同考量，此时人们需要鼓励和寄托，而迪士尼动画中的人物形象恰能带给他们从现实中实现温馨的短暂逃离。相反，经济上升期，人们疲于奔命，反而少有娱乐时间。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周期“迪士尼效应”。参考日本经济迷失二十年，动漫、思考者形象的影视剧、宅文化这些行业发达了。
如今，娱乐相较于迪士尼的电影和纽约商超专柜上的口红，拥有互联网助攻的娱乐业嗅觉更加敏锐，反应更加迅速，能够更加单刀直入地捕捉到目标市场诉求。以当前的“IP”热潮为例，过去谈及“IP”，绝大多数人都会意识到IP地址，然而，现在谈到“IP”，不需要特别指出，对方就能明白你所提及的还有可能是指“知识财产”（Intellectual Property）。该术语广泛应用于196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立之后，泛指各种领域内的创造，以及在商业中使用的标志、名称、图像和外观设计等。大批内容仍待审视的热门网络小说在“IP”财富的金字招牌下被施以重金购买拍摄版权，但是诸多在历史长河中被肯定其无量价值的经典著作无人问津。
柏拉图最早用灵魂与身体的高下之分规定美感与快感之间的界限，他说：“那些处于颜色、图形、大多数气味、声音而产生的快感是真的……它们所承载的美是它们特有的，与瘙痒所产生的快乐完全不一样。”“瘙痒所产生的快乐”是一种什么样的快乐？从感官上来讲，那恐怕是一种短暂的、飘忽的、麻痹的，想要逃离现实的感觉——消解一切严肃，过后只留空虚。
二、关于当代集体记忆传承危机
泛娱乐化后所带来最严重的社会不良反应之一，即是社会人的身份认同危机。社会人自诞生之初就必须面对这样的一系列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在这个世界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我要怎样生活？诸如此类。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个体，在一生当中多多少少都会保存一定的关于过去的记忆，而这些记忆的不断重现，实现了人们对于过去的连续的认知，也形成了社会人关于自我身份的认同。集体记忆是站在现在对过去框架的重构，可用以重建关于过去的意象，而且在每一个时代，这个意象都是与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的。
然而，当代社会变化迅速，令人目不暇接，人们的集体记忆处于不断地创建——断裂——重建——再断裂的循环之中，人们往往在这种快速变化中变得无所适从。“个人无意义感”强烈，使得社会人无暇思索前进的目标，被钝化的个体只剩下对于表浅的感官刺激的追求，且失去对深刻主题的理解能力，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认同危机。
以娱乐为消遣本无可厚非，但如尼尔·波兹曼所言：“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严肃主题遭遇泛滥的娱乐化，让其本应庄重、持久、沉淀的内容变得肤浅、平庸甚至低俗，“用调侃的方式消解掉一个民族最宝贵的传统和最优秀的伦理观念，到了最后也就造成了这个民族精神的解体”，无疑这种趋势将会严重影响到那些理应被铭记的、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的宏大主题记忆的延续与传承。与此同时，物化依赖、娱乐喧嚣，造成了人们在具有深远意义的问题上决策的严谨性和审慎性不足，也助长了以吸引眼球为主要目的信息泛滥。例如，随着2016年美国大选尘埃落定，欧洲马其顿共和国的Vales小镇随之进入了学者的视野，美国大选前几个月，居住在这个小镇上的一群对美国甚至世界政治经济都漠不关心的青年依靠成功在美国大选期间炮制一系列假新闻，甚至和Facebook公司、Google的adsense项目组签署广告协议，赚取了大笔金钱。而习惯性受到标题诱惑的普通大众的每一次点击，都帮他们将胡编乱造的内容转化成真金白银。人们忙于在铺天盖地的信息陷阱中喂饱好奇心，好像可以足不出户知天下事，却缺少了参加现实活动、开拓视野、与他人互动交流的机会，所有的信息都是纸片化的，集体欢腾呈现出原始的、荒蛮的特性，从而使得网络围观看似在披着追求“绝对正义”的外衣下，实则拥趸偏执的内核。这造就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时代或曰“常人社会”，怀疑、狂欢、戏谑以及对宏大叙事的反抗，加剧了公共仪式的形式化、空洞化、虚无化，使集体记忆失去了重要的依凭和载体。
（中国质量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