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最好的一点是，他老表扬我，老说你肯定行，所以虽然我成绩那么差，但也没丧失自信心，总觉得自己还可以学好
　　
　　1984年的夏天，陶一之小学毕业。在大学教英文的父亲对她说，“那你在家里搞自学吧。”12岁的陶一之想想，“那也蛮好的哦，可以不用去上学”。于是那一年，她在捧着《红楼梦》多愁善感之余，顺便也把父亲找来的初中课本全部念完了。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那代人和他们的时代，你了解吗？有没有代沟存在？
　　陶一之：我觉得跟父母没有代沟，很聊得来。反而跟现在的年轻人有些代沟。我觉得我爸妈那一代，对工作的态度挺认真、挺敬业的，在生活上也比较简朴，我很认同。
　　新一代人可能在物质上的要求会比较高。找工作时，更注重效益方面，比方说薪水、工作时间。我个人觉得干工作，不要把报酬放在第一位，努力干就是了。
　　人物周刊：在你的专长领域之外，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陶一之：社会要进步，主要还是在个人，每个公民都应该工作更努力，对人更平和，不光把自己和家人照顾好，而是要对整个社会都有责任感。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幸福吗，有没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陶一之：我没什么很大的担忧。困难肯定都会有，但解决问题的方法也都会有。比方说生老病死，不是由个人所定的，可能造物主都定好了，担忧也没有用。每个人在任何处境都做到最好吧。
　　像美国演超人的那个演员，活着时颈部以下瘫痪，但他能生活得很有意义，对人很有启发。这样的生活还是很好。所以，不一定非要达到什么成就。
　　我还有一个体会，有时候做决定很困难，痛苦也就是这样来的。但其实决定就算做错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想开了，就觉得这个世界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怎么理解责任？
　　陶一之：我对责任的理解可能更多一点。除了工作中对同事、对实验室成员有责任，我更有体会的，是对社会的责任。基督教里面有很重要的两个字：公义，我觉得特别好。公，是说不光要对和我们有关系的人好，对没关系的人也要有一种责任感；义，是说要有一种爱吧。
　　我觉得自己有些问题，华人似乎也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对社会的责任感可能少一些，像捐款什么的，就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