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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白云和阳光灿烂，是高原上的最大特产。两山之间宽宽的台地上，一排排整齐规则的藏式小院，有如僧人的百衲衣那般编排得精致有序，镶嵌在美丽的高原上。俄夺一家就住在其中的一个小院里。
俄夺看上去是一位极憨厚老实的农民。第一眼看到他时，他傻傻地笑着，上身着藏装，下身穿牛仔裤，典型的汉藏合一衣着，衬托出一张朴实的脸。虽然高原的阳光将他的脸早已晕染成古铜色，但一眼看上去，仍然能够发现汉族人的特点——那种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感觉，从眼瞥瞬间，便可彼此心领神会，一览无余。
虽然出生在藏区，但仍可从他身上看出父亲的影子，已经是冬天了，他衣服最显眼的还是最里层的白衬衣，十分夸张地露在外面。俄夺的好客也透出浓浓的汉式风格。在我们到来之前，热情的俄夺已经备好瓜子、酥油、糖果等物，招待我们一行远道而来的宾客。
屋子里充满了浓郁的藏式风情，虽然房间不大，但整洁有序。特别是接待宾客的厅堂里，一面墙上，很多格子一样的小柜子，像开中药铺似的，都打理得如俄夺本人一样，精精神神，十分干净。
俄夺个子不高却很敦实，只是腿有些蹒跚，这里是四川大骨节主要病区。才见面我们没有细问，只装作没看见。
只见屋子里俄夺一人忙前忙后，问及他的家人，俄夺指了指屋外，说：“老婆在外面整理大黄，我们没有孩子。”
俄夺妻子名叫旦真措，是当地土著的藏族人，虽说夫妻俩没有生育子女，但户口登记册上却有个儿子。原来表哥家的孩子过继给他们，养子名叫俄尖足，养儿媳白玛措，已经给俄夺夫妻生了两个孙子。虽然儿孙也住在小院里，但俄夺似乎不愿多谈养子一家，感觉关系不是太亲密。
我们的话题很快落到他的父亲——流落红军旦真学身上。父亲已经离开他13 年了，但谈起父亲，俄夺的话明显多了起来，身为村支书的他表达能力不错，汉语说得也很流利，他也乐于回忆父亲的点滴往事，包括父亲当红军的情景。
六合场走出的红军
旦真学本名叫谢世兴，1920年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六合场。
最初知晓“六合”二字，是在贾谊的《过秦论》里，有“及至始皇……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的句子。“六合”者，上下和东西南北四方，即天地四方，泛指宇宙也。诗仙李白有诗云：“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得知真有“六合”这样一个地名，是在三十年前，因公差第一次到过那里。那时仍显荒凉，是人迹罕至之地，疯长的野草与树木将高山与峡谷围得严严实实，虎狼常常出没。明清时期，那里还没有个一场半镇。正因为如此，它侥幸躲过了张献忠进剿四川的猎猎兵燹，历朝历代，还将不远万里而来的客家人挡在了山外。1940年以前，仪陇县志对那里的记载，也仅有一句“清同治年间，设六合场”。
读书人眼里，这样一个世代偏僻甚至荒蛮之地，怎么也能叫“六合”？可不管怎样，六合就这样空穴来风地降临到这块偏远的版图之上，这个名字的来龙与去脉，至今在历史的故纸堆里难觅只言片语。
直到后来，听得一些地方文人猜测说，或许“历史的缺失大抵是那里山峰不伟，名胜稀缺，读书人几无，又离群索居、不与外界通往来之故”。
一直不为世人所知的六合场，在踌躇之中走进了1915年。也就是这一年，老家距六合场仅二十公里的仪陇老乡朱德已经29岁，且远在云南蒙自地区的剿匪战场上，探索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略战术。
此时的朱德当然不会知道，就在这一年的谷雨节，与他家乡马鞍场毗邻的六合场，一个叫韩家塆的山沟里，一户张姓人家的婴儿呱呱坠地了。
因为生在谷雨节，家人便将孩子的乳名唤作谷娃子。中国古老的农谚里，谷雨有雨，意味着风调雨顺。但这一时序的规律与亲人的美好祝福，却没有在这个唤名谷娃子的小孩身上体现出来。在生他的时候，母亲难产，并在他嗷嗷待哺的第七个月闭上了双眼，谷娃子对母亲没有任何感性的认知，大脑皮层仅留下一个亲情的符号而已。
贫困、饥饿、寒冷、凌辱……这一连串特殊的词汇，拼凑成了谷娃子的少年时光。直到他满18岁那年，一支叫作工农红军的队伍出现在他眼前，他跟了上去。那是1933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挥师入川，解放了六合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带领乡亲们打土豪、分田地、均贫富，这里的穷人们看到了盼头。谷娃子更是心里美滋滋的，“我要当红军”成为他最大的心声。
那位“思”字辈的谷娃子，给自己正式地取了一个大名——张思德。历经千百年寂寞的六合场没有想到，这个生于谷雨节的谷娃子张思德，不仅将对六合场的名称进行历史性的改写，还将一种平凡与伟大相糅合的精神，指南针一样地嵌入中国整整一个时代。
1940年，国民党政府改六合场为六合乡，而此时的张思德，已从血与火的战役，走过茫茫若尔盖大草原，尔后经历饥与寒的长征，一路高歌猛进直抵革命圣地延安，这位从六合场走出来的谷娃子真是命大。张思德不仅当过毛泽东的内卫，还与朱德一起种过菜。当然，他生命中的最后时光是在烧炭。
1944年9月4日，陕西安塞县一座炭窑在雨中垮塌，舍己救人而不幸牺牲的张思德，感动了毛泽东及全体共产党人。
1944年9月8日，在革命圣地延安窑洞旁的枣园，特地为这位普通的士兵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已经成熟，当毛泽东登台的那一刻，他将蕴藏在心间多年的心里话水银泻地般一气呵成：“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这就是影响了中国整整半个世纪的著名讲话——《为人民服务》。
此刻，默默无闻的六合场仍继续着一如既往的平常生活，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后，“六合乡”更名为“思德乡”时，六合的乡亲们方知道，他们中间出了一位了不起的士兵。 20世纪60年代，中国掀起了一股学习“老三篇”的运动，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和另外两个名篇一起，成为所有中国人必读必诵的篇目。一夜之间，已经被更名为“思德乡”的“六合场”名扬神州，门庭若市。前来采访的、前来学习的、前来瞻仰的络绎不绝，摩肩接踵。直到今天，仪陇仍被仪陇人骄傲地称为“两德（朱德和张思德）故里”。
流落故事
作为同乡，比张思德小了5岁的谢世兴，不知道当年与张思德是否相识。11岁从六合场走出来的谢世兴扛枪参军之时，张思德已经提前两年穿上红军军装了。
据说当时在红色苏区六合场，实行“两丁抽一”的政策，而谢世兴的哥哥因为已经娶妻生子，所以当兵的事只能由尚未成年的他去完成。
因为年龄太小，个子太矮，力气小，这时的谢世兴拿了枪就背不起背包，而背了背包就拿不起枪，常常会闹出诸多笑话来。更闹笑话的是，他后来跟随部队打到求吉后，有天夜里因睡过了头，第二天一觉醒来，发现部队已经走远了——他就这样掉队落伍，少不更事的他，稀里糊涂地进入了流落红军的行列。
流落在若尔盖草原，茫然无所措，虽然年少，但一身“红色”军装的谢世兴在藏区依然特别“打眼”。只身一人不知如何藏身，他被几个当地藏族人追赶得无处可逃。后来被追下河里，躲在一块巨石后面不敢露面。那是谢世兴当兵后最为狼狈的时刻。直到天色向晚不见人影，他才探出头来，恰逢岸边来了个僧人，抱着慈悲之心，僧人解下自己的腰带扔给他，把他救上了岸。重新换过衣服，谢世兴方能在这片草原存活下来。
就这样他来到了达拉沟，过了五六年的放羊娃生活，谢世兴逐渐学会了藏语，有了藏语交流，加上老天爷早已把他晒成了“高原红”，他不用担心被追赶了。长期蛰伏下来的谢世兴，有了一个全新的藏族名字——旦真学。
爱情在高原是最浪漫的事，也是最现实的事。旦真学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对爱情和家庭的奢望显得遥不可及。但缘分终于还是降临到他身上，经人介绍，一位叫满拉措的藏族姑娘走进了他的生活。满拉措也是穷人家的女子，父母离世，只有一个哥哥，哥哥当家，按这里的藏式规矩，满拉措只有离开家门，满拉措比旦真学大三岁，结婚时哥哥将最远的一块地给了他们，算是嫁妆。
没有房屋、没有牛，人也不熟，夫妻俩靠跟人家换工和那块薄地艰难度日。俗话说，活人不会被尿憋死。在谢世兴眼里，高原上的一切都是看得见的财富。通过自己的勤劳持家、艰辛努力，他们有了自己的家——可以容身的帐房。虽然简陋，但足以容纳下他们两人的喜悦，可谓其乐融融。
旦真学与满拉措夫妻俩一生共生有三个孩子，因为生活太过艰辛，他们只带大了俄夺一个男孩。
一直惦记着老家亲人的旦真学，时刻都想回到父母的身边，他无数次在梦中梦到父母和哥哥亲切的面孔，但因为条件太艰苦，他一直将这个愿望压在内心深处，家只能在自己的梦想之中。
刚刚流浪到草原的那些日子，他每每仰卧在草原上，望着天上的星星发呆，凝视着那些最大最亮的星星出神。他以为，那最大最亮的星一定就是父母和哥哥，那是他们在遥远的地方看着自己，每当这时，他的眼泪就不由得默默流下来。一个本应无忧无虑的年纪，却承受人生最残酷的折磨，与亲人天涯相隔。
旦真学也曾多次试图走出茫茫草原回到家乡，有几次都发誓动身，可走了一天一夜之后，还是没能找到家的方向。身无分文的他，还是只得回到了草原。内心的极大痛苦和残酷无情的现实，不断磨炼着旦真学的意志与坚强。
这一切，都是俄夺从父亲的讲述中获悉的，俄夺说，父亲每每向他讲起当年的思乡之苦，讲着讲着都会泪流满面，他也不知如何安慰父亲。
思乡之情随着年龄的渐长，越发强烈。在经过了多年的准备之后，终于1978年得以成行，这年夏天，58岁的旦真学打算回老家仪陇县炉火场一趟。
回乡之路
一路旅途让从未出过远门的旦真学，真正知道了回家的路是多么艰难。带着两个大包，从家里出发，俄夺一路送到县城，先是走了大半天时间方抵达阿西茸乡政府，这时父子俩就已经累得气喘吁吁，没有半点力气了。
第二天好不容易来到县城，赶乘若尔盖到成都的长途汽车，可这里的长途汽车不是每天都开行的，只有周末才有班。就这样，从家里出发旦真学花了一周时间，还只走到县城，也好，一直没有到过县城的旦真学可以看看若尔盖这个大城市了。
好不容易捱到周末，踏上了去更大城市成都的客车，500多公里的路程，路上得两天时间，夜宿汶川，一路旦真学一直将眼睛睁得大大的，有很多路段他似曾相识，他似乎记起了当年来时的路。
两天两夜到成都，好奇的他一直处于兴奋状态，没有一丝困意。成都更讓他大开眼界，他真的不敢想象，世界上还有这么大的城市。实际上，用现在的眼光看，上世纪70年代末的成都，也只不过相当于现在一个大的县城，人口只有50多万。但在旦真学的眼里，他已经眩晕得不行了。
没工夫欣赏大城市的花花世界，他得赶紧买到回家的车票。可老天难遂人愿，成都到仪陇的路因下雨塌方，路断了不能通行。怎么办？旦真学急得不行，离开家已经快十天了，身上的盘缠也一点点变少。他心里有些着急，更让他心急的是，到成都的第二天他就生病了，住在车站简陋的招待所里，他头晕无力、拉肚子，折腾得不行。毕竟是近六旬的老人，成都的天气闷热，他一点儿也不适应，随时都有种胸闷之感，加之水土不服，他难受死了。
他生怕有什么意外，回不了他出生的那个老家，也一定要回到现在的这个有妻儿的家，绝不能把命搭在路途之上。于是，他果断决定，买票回若尔盖。
他心里很清楚，成都这个大城市不是他待的地方，他一点儿也不适应，一点儿也不想多待。他要马上回到妻子、儿子的身边。朝思暮想的回家之愿，就这样半途而废结束了，留下了终生遗憾。 未能回到老家见到亲人的旦真学并没有完全死心，之前很长的岁月里，他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设法与老家的亲人取得联系——那是生他养他的根，他永远也不会忘记。
在信息不健全、不发达的年月里，要凭模糊的记忆与千里之外的人保持联系，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何况此时旦真学对家乡的记忆和理解，还停留在“谢世兴时代”的数十年前的上世纪30年代。
新旧社会两重天，他记忆中的家乡早已物是人非。可以想象，他寄出的信，何以能让亲人收到？所以，他的每一封信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当他意识到是地址出现了问题之后，他又多方设法寻找家乡的新地址。当他通过近20年的努力，得知自己小时候那个“炉火场”已被新的“思德乡”所替代之后的那一刻，他情绪激动，不能自已，多年的压抑在此刻得到完全的释放，哭得像当年受委屈的那个孩提般的自己——弄得一家人都莫名其妙。
让旦真学十分欣慰的是，他终于看到了来自老家的信息，他将那封薄薄的信揣在衣兜里，宝贝似的珍藏着，视若生命。
原来，旦真学除了与家乡联系要获悉亲人的信息之外，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证明自己红军的政治身份。数十年前，不清不白的身份，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使他难以抬起头来做人。
这茫茫草原上，也没有人能知道他的经历、他的过往、他的苦处、他的情感。当他得知可以通过民政部门查证落实身份问题之后，他再也坐不住了。
终于，他的执着有了回报，辗转接到他的信后，他的哥哥经过与老家仪陇县民政局的沟通与调查，证实了当年那个“谢世兴”参加红军的事实，后来，仪陇县和若尔盖县两地民政局直接对接，相互沟通后认定了旦真学的“流落红军”身份。
当旦真学手捧着那小小的红色“流落红军证书”那一刻，两眼直直发呆，不禁喃喃自语：“政府终于承认我了。”“我死而无憾了。”
他流落草原几十年，历经千辛万苦，值了；他可以没有任何思想包袱，名正言顺地回家了；他可以自豪地对他的妻子、儿子讲述自己的人生历程了。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已改鬓毛衰。由是，身体并不是太好的旦真学，在58岁那年开始了义无反顾的回乡之途，虽未如愿，但此生足矣。他的哥哥也可以跪在谢家祖坟上，上告慰先辈，下无愧子孙。
被认定为红军中的一员后，20世纪70年代末，按相关政策旦真学可以领取相关生活补贴。初期是每月23元，到了上世纪80年代，增加到每月80元。2000年涨到一年1560元。2003年6月17日，旦真学去世，享年83岁。民政部门给予一次性补助1674元。
因流落红军享受的政策补贴仅限于本人，遗孀和后代都不能享受。所以这份象征性补贴在旦真学去世之后即停止。俄夺告诉我们，一生未能告老还乡，成为父亲人生最大的遗憾。入乡随俗，早已融入这片土地，也早已融入藏族生活的旦真学，弥留之际特嘱，按照藏族风俗天葬。
更让我们遗憾的是，旦真学未留下身前任何物什，连一张照片也没有。他留下的唯一一件遗物，是一本鲜红的“定期定量补助证”，是若尔盖县民政局专门发放给流落红军的。在那本“若尔盖县民优（98）第01号”的证件上，我们看到了旦真学活着的时候，在不同的年份领的“定期定量补助金”，最后一次是2002年签字的金额 ：“全年1560元（每月）130元”。
現年59岁的俄夺生活状况不错，他应该算是村上有头脑的，他当过两届甲公尼巴村村支书，前后任过村会计也有二十多年，现在村干部月工资收入有1104元。
因为有一个“流落红军”身份的父亲，2005年俄夺建房时得到5万元补助，现在他的小院住房看上去也还不错，算是殷实人家。
俄夺很是开朗健谈，是我们见到的流落红军后代比较容易交流的，他带领我们参观他的小院，院子里摊晒着从地里收回的大黄，还有一部分山上采回的药材。
见我们问东问西，俄夺也扳着指头给我们算他的收入账。我们粗略给他做了一个加法，按他夫妇两人计算，这个数目在当地已经是小康水准了。
俄夺看上去是一位极憨厚老实的农民。第一眼看到他时，他傻傻地笑着，上身着藏装，下身穿牛仔裤，典型的汉藏合一衣着，衬托出一张朴实的脸。虽然高原的阳光将他的脸早已晕染成古铜色，但一眼看上去，仍然能够发现汉族人的特点——那种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感觉，从眼瞥瞬间，便可彼此心领神会，一览无余。
虽然出生在藏区，但仍可从他身上看出父亲的影子，已经是冬天了，他衣服最显眼的还是最里层的白衬衣，十分夸张地露在外面。俄夺的好客也透出浓浓的汉式风格。在我们到来之前，热情的俄夺已经备好瓜子、酥油、糖果等物，招待我们一行远道而来的宾客。
屋子里充满了浓郁的藏式风情，虽然房间不大，但整洁有序。特别是接待宾客的厅堂里，一面墙上，很多格子一样的小柜子，像开中药铺似的，都打理得如俄夺本人一样，精精神神，十分干净。
俄夺个子不高却很敦实，只是腿有些蹒跚，这里是四川大骨节主要病区。才见面我们没有细问，只装作没看见。
只见屋子里俄夺一人忙前忙后，问及他的家人，俄夺指了指屋外，说：“老婆在外面整理大黄，我们没有孩子。”
俄夺妻子名叫旦真措，是当地土著的藏族人，虽说夫妻俩没有生育子女，但户口登记册上却有个儿子。原来表哥家的孩子过继给他们，养子名叫俄尖足，养儿媳白玛措，已经给俄夺夫妻生了两个孙子。虽然儿孙也住在小院里，但俄夺似乎不愿多谈养子一家，感觉关系不是太亲密。
我们的话题很快落到他的父亲——流落红军旦真学身上。父亲已经离开他13 年了，但谈起父亲，俄夺的话明显多了起来，身为村支书的他表达能力不错，汉语说得也很流利，他也乐于回忆父亲的点滴往事，包括父亲当红军的情景。
六合场走出的红军
旦真学本名叫谢世兴，1920年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六合场。
最初知晓“六合”二字，是在贾谊的《过秦论》里，有“及至始皇……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的句子。“六合”者，上下和东西南北四方，即天地四方，泛指宇宙也。诗仙李白有诗云：“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得知真有“六合”这样一个地名，是在三十年前，因公差第一次到过那里。那时仍显荒凉，是人迹罕至之地，疯长的野草与树木将高山与峡谷围得严严实实，虎狼常常出没。明清时期，那里还没有个一场半镇。正因为如此，它侥幸躲过了张献忠进剿四川的猎猎兵燹，历朝历代，还将不远万里而来的客家人挡在了山外。1940年以前，仪陇县志对那里的记载，也仅有一句“清同治年间，设六合场”。
读书人眼里，这样一个世代偏僻甚至荒蛮之地，怎么也能叫“六合”？可不管怎样，六合就这样空穴来风地降临到这块偏远的版图之上，这个名字的来龙与去脉，至今在历史的故纸堆里难觅只言片语。
直到后来，听得一些地方文人猜测说，或许“历史的缺失大抵是那里山峰不伟，名胜稀缺，读书人几无，又离群索居、不与外界通往来之故”。
一直不为世人所知的六合场，在踌躇之中走进了1915年。也就是这一年，老家距六合场仅二十公里的仪陇老乡朱德已经29岁，且远在云南蒙自地区的剿匪战场上，探索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略战术。
此时的朱德当然不会知道，就在这一年的谷雨节，与他家乡马鞍场毗邻的六合场，一个叫韩家塆的山沟里，一户张姓人家的婴儿呱呱坠地了。
因为生在谷雨节，家人便将孩子的乳名唤作谷娃子。中国古老的农谚里，谷雨有雨，意味着风调雨顺。但这一时序的规律与亲人的美好祝福，却没有在这个唤名谷娃子的小孩身上体现出来。在生他的时候，母亲难产，并在他嗷嗷待哺的第七个月闭上了双眼，谷娃子对母亲没有任何感性的认知，大脑皮层仅留下一个亲情的符号而已。
贫困、饥饿、寒冷、凌辱……这一连串特殊的词汇，拼凑成了谷娃子的少年时光。直到他满18岁那年，一支叫作工农红军的队伍出现在他眼前，他跟了上去。那是1933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挥师入川，解放了六合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带领乡亲们打土豪、分田地、均贫富，这里的穷人们看到了盼头。谷娃子更是心里美滋滋的，“我要当红军”成为他最大的心声。
那位“思”字辈的谷娃子，给自己正式地取了一个大名——张思德。历经千百年寂寞的六合场没有想到，这个生于谷雨节的谷娃子张思德，不仅将对六合场的名称进行历史性的改写，还将一种平凡与伟大相糅合的精神，指南针一样地嵌入中国整整一个时代。
1940年，国民党政府改六合场为六合乡，而此时的张思德，已从血与火的战役，走过茫茫若尔盖大草原，尔后经历饥与寒的长征，一路高歌猛进直抵革命圣地延安，这位从六合场走出来的谷娃子真是命大。张思德不仅当过毛泽东的内卫，还与朱德一起种过菜。当然，他生命中的最后时光是在烧炭。
1944年9月4日，陕西安塞县一座炭窑在雨中垮塌，舍己救人而不幸牺牲的张思德，感动了毛泽东及全体共产党人。
1944年9月8日，在革命圣地延安窑洞旁的枣园，特地为这位普通的士兵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已经成熟，当毛泽东登台的那一刻，他将蕴藏在心间多年的心里话水银泻地般一气呵成：“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这就是影响了中国整整半个世纪的著名讲话——《为人民服务》。
此刻，默默无闻的六合场仍继续着一如既往的平常生活，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后，“六合乡”更名为“思德乡”时，六合的乡亲们方知道，他们中间出了一位了不起的士兵。 20世纪60年代，中国掀起了一股学习“老三篇”的运动，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和另外两个名篇一起，成为所有中国人必读必诵的篇目。一夜之间，已经被更名为“思德乡”的“六合场”名扬神州，门庭若市。前来采访的、前来学习的、前来瞻仰的络绎不绝，摩肩接踵。直到今天，仪陇仍被仪陇人骄傲地称为“两德（朱德和张思德）故里”。
流落故事
作为同乡，比张思德小了5岁的谢世兴，不知道当年与张思德是否相识。11岁从六合场走出来的谢世兴扛枪参军之时，张思德已经提前两年穿上红军军装了。
据说当时在红色苏区六合场，实行“两丁抽一”的政策，而谢世兴的哥哥因为已经娶妻生子，所以当兵的事只能由尚未成年的他去完成。
因为年龄太小，个子太矮，力气小，这时的谢世兴拿了枪就背不起背包，而背了背包就拿不起枪，常常会闹出诸多笑话来。更闹笑话的是，他后来跟随部队打到求吉后，有天夜里因睡过了头，第二天一觉醒来，发现部队已经走远了——他就这样掉队落伍，少不更事的他，稀里糊涂地进入了流落红军的行列。
流落在若尔盖草原，茫然无所措，虽然年少，但一身“红色”军装的谢世兴在藏区依然特别“打眼”。只身一人不知如何藏身，他被几个当地藏族人追赶得无处可逃。后来被追下河里，躲在一块巨石后面不敢露面。那是谢世兴当兵后最为狼狈的时刻。直到天色向晚不见人影，他才探出头来，恰逢岸边来了个僧人，抱着慈悲之心，僧人解下自己的腰带扔给他，把他救上了岸。重新换过衣服，谢世兴方能在这片草原存活下来。
就这样他来到了达拉沟，过了五六年的放羊娃生活，谢世兴逐渐学会了藏语，有了藏语交流，加上老天爷早已把他晒成了“高原红”，他不用担心被追赶了。长期蛰伏下来的谢世兴，有了一个全新的藏族名字——旦真学。
爱情在高原是最浪漫的事，也是最现实的事。旦真学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对爱情和家庭的奢望显得遥不可及。但缘分终于还是降临到他身上，经人介绍，一位叫满拉措的藏族姑娘走进了他的生活。满拉措也是穷人家的女子，父母离世，只有一个哥哥，哥哥当家，按这里的藏式规矩，满拉措只有离开家门，满拉措比旦真学大三岁，结婚时哥哥将最远的一块地给了他们，算是嫁妆。
没有房屋、没有牛，人也不熟，夫妻俩靠跟人家换工和那块薄地艰难度日。俗话说，活人不会被尿憋死。在谢世兴眼里，高原上的一切都是看得见的财富。通过自己的勤劳持家、艰辛努力，他们有了自己的家——可以容身的帐房。虽然简陋，但足以容纳下他们两人的喜悦，可谓其乐融融。
旦真学与满拉措夫妻俩一生共生有三个孩子，因为生活太过艰辛，他们只带大了俄夺一个男孩。
一直惦记着老家亲人的旦真学，时刻都想回到父母的身边，他无数次在梦中梦到父母和哥哥亲切的面孔，但因为条件太艰苦，他一直将这个愿望压在内心深处，家只能在自己的梦想之中。
刚刚流浪到草原的那些日子，他每每仰卧在草原上，望着天上的星星发呆，凝视着那些最大最亮的星星出神。他以为，那最大最亮的星一定就是父母和哥哥，那是他们在遥远的地方看着自己，每当这时，他的眼泪就不由得默默流下来。一个本应无忧无虑的年纪，却承受人生最残酷的折磨，与亲人天涯相隔。
旦真学也曾多次试图走出茫茫草原回到家乡，有几次都发誓动身，可走了一天一夜之后，还是没能找到家的方向。身无分文的他，还是只得回到了草原。内心的极大痛苦和残酷无情的现实，不断磨炼着旦真学的意志与坚强。
这一切，都是俄夺从父亲的讲述中获悉的，俄夺说，父亲每每向他讲起当年的思乡之苦，讲着讲着都会泪流满面，他也不知如何安慰父亲。
思乡之情随着年龄的渐长，越发强烈。在经过了多年的准备之后，终于1978年得以成行，这年夏天，58岁的旦真学打算回老家仪陇县炉火场一趟。
回乡之路
一路旅途让从未出过远门的旦真学，真正知道了回家的路是多么艰难。带着两个大包，从家里出发，俄夺一路送到县城，先是走了大半天时间方抵达阿西茸乡政府，这时父子俩就已经累得气喘吁吁，没有半点力气了。
第二天好不容易来到县城，赶乘若尔盖到成都的长途汽车，可这里的长途汽车不是每天都开行的，只有周末才有班。就这样，从家里出发旦真学花了一周时间，还只走到县城，也好，一直没有到过县城的旦真学可以看看若尔盖这个大城市了。
好不容易捱到周末，踏上了去更大城市成都的客车，500多公里的路程，路上得两天时间，夜宿汶川，一路旦真学一直将眼睛睁得大大的，有很多路段他似曾相识，他似乎记起了当年来时的路。
两天两夜到成都，好奇的他一直处于兴奋状态，没有一丝困意。成都更讓他大开眼界，他真的不敢想象，世界上还有这么大的城市。实际上，用现在的眼光看，上世纪70年代末的成都，也只不过相当于现在一个大的县城，人口只有50多万。但在旦真学的眼里，他已经眩晕得不行了。
没工夫欣赏大城市的花花世界，他得赶紧买到回家的车票。可老天难遂人愿，成都到仪陇的路因下雨塌方，路断了不能通行。怎么办？旦真学急得不行，离开家已经快十天了，身上的盘缠也一点点变少。他心里有些着急，更让他心急的是，到成都的第二天他就生病了，住在车站简陋的招待所里，他头晕无力、拉肚子，折腾得不行。毕竟是近六旬的老人，成都的天气闷热，他一点儿也不适应，随时都有种胸闷之感，加之水土不服，他难受死了。
他生怕有什么意外，回不了他出生的那个老家，也一定要回到现在的这个有妻儿的家，绝不能把命搭在路途之上。于是，他果断决定，买票回若尔盖。
他心里很清楚，成都这个大城市不是他待的地方，他一点儿也不适应，一点儿也不想多待。他要马上回到妻子、儿子的身边。朝思暮想的回家之愿，就这样半途而废结束了，留下了终生遗憾。 未能回到老家见到亲人的旦真学并没有完全死心，之前很长的岁月里，他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设法与老家的亲人取得联系——那是生他养他的根，他永远也不会忘记。
在信息不健全、不发达的年月里，要凭模糊的记忆与千里之外的人保持联系，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何况此时旦真学对家乡的记忆和理解，还停留在“谢世兴时代”的数十年前的上世纪30年代。
新旧社会两重天，他记忆中的家乡早已物是人非。可以想象，他寄出的信，何以能让亲人收到？所以，他的每一封信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当他意识到是地址出现了问题之后，他又多方设法寻找家乡的新地址。当他通过近20年的努力，得知自己小时候那个“炉火场”已被新的“思德乡”所替代之后的那一刻，他情绪激动，不能自已，多年的压抑在此刻得到完全的释放，哭得像当年受委屈的那个孩提般的自己——弄得一家人都莫名其妙。
让旦真学十分欣慰的是，他终于看到了来自老家的信息，他将那封薄薄的信揣在衣兜里，宝贝似的珍藏着，视若生命。
原来，旦真学除了与家乡联系要获悉亲人的信息之外，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证明自己红军的政治身份。数十年前，不清不白的身份，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使他难以抬起头来做人。
这茫茫草原上，也没有人能知道他的经历、他的过往、他的苦处、他的情感。当他得知可以通过民政部门查证落实身份问题之后，他再也坐不住了。
终于，他的执着有了回报，辗转接到他的信后，他的哥哥经过与老家仪陇县民政局的沟通与调查，证实了当年那个“谢世兴”参加红军的事实，后来，仪陇县和若尔盖县两地民政局直接对接，相互沟通后认定了旦真学的“流落红军”身份。
当旦真学手捧着那小小的红色“流落红军证书”那一刻，两眼直直发呆，不禁喃喃自语：“政府终于承认我了。”“我死而无憾了。”
他流落草原几十年，历经千辛万苦，值了；他可以没有任何思想包袱，名正言顺地回家了；他可以自豪地对他的妻子、儿子讲述自己的人生历程了。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已改鬓毛衰。由是，身体并不是太好的旦真学，在58岁那年开始了义无反顾的回乡之途，虽未如愿，但此生足矣。他的哥哥也可以跪在谢家祖坟上，上告慰先辈，下无愧子孙。
被认定为红军中的一员后，20世纪70年代末，按相关政策旦真学可以领取相关生活补贴。初期是每月23元，到了上世纪80年代，增加到每月80元。2000年涨到一年1560元。2003年6月17日，旦真学去世，享年83岁。民政部门给予一次性补助1674元。
因流落红军享受的政策补贴仅限于本人，遗孀和后代都不能享受。所以这份象征性补贴在旦真学去世之后即停止。俄夺告诉我们，一生未能告老还乡，成为父亲人生最大的遗憾。入乡随俗，早已融入这片土地，也早已融入藏族生活的旦真学，弥留之际特嘱，按照藏族风俗天葬。
更让我们遗憾的是，旦真学未留下身前任何物什，连一张照片也没有。他留下的唯一一件遗物，是一本鲜红的“定期定量补助证”，是若尔盖县民政局专门发放给流落红军的。在那本“若尔盖县民优（98）第01号”的证件上，我们看到了旦真学活着的时候，在不同的年份领的“定期定量补助金”，最后一次是2002年签字的金额 ：“全年1560元（每月）130元”。
現年59岁的俄夺生活状况不错，他应该算是村上有头脑的，他当过两届甲公尼巴村村支书，前后任过村会计也有二十多年，现在村干部月工资收入有1104元。
因为有一个“流落红军”身份的父亲，2005年俄夺建房时得到5万元补助，现在他的小院住房看上去也还不错，算是殷实人家。
俄夺很是开朗健谈，是我们见到的流落红军后代比较容易交流的，他带领我们参观他的小院，院子里摊晒着从地里收回的大黄，还有一部分山上采回的药材。
见我们问东问西，俄夺也扳着指头给我们算他的收入账。我们粗略给他做了一个加法，按他夫妇两人计算，这个数目在当地已经是小康水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