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南京两名年幼女童在家中活活饿死的消息，激起一片震惊和痛心，也引发激烈的争论：政府部门为什么不能强势介入“家务事”，避免悲剧发生？
　　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做出回应，将此事定位为“家庭悲剧”。从现行法律上说，这一定位无可指责：幼童父母吸毒，父亲服刑，母亲对孩子不闻不问，亲戚不敢接手。面对这样的家庭，警察、社区和邻居也算尽职了：警方想尽办法保持跟幼童母亲的联系，不让她玩“失踪”；社区和派出所定期给她发放救助金，告诫她钱要花在孩子身上；邻居曾几次发现饿得奄奄一息的小姐妹，送饭送水，把她们从鬼门关拉回来。
　　但千夫所指的是：为什么不把幼童送往孤儿院？警方和社区很无奈，不符合政策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章第五十三条，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经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
　　显然，两名女童符合“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条件。为什么法院不撤销？因为没有“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去申请。那为什么政府部门不去申请？追问到此，有关部门就哑口无言了。由此可见，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部门明知现行法律有缺失也不作为、不干预、不行动。
　　“有关单位”、“有关部门”这种表述，在法律条文和政府规章中一再出现，在热点事件和重大事故中更是常客。“漂流猪”、“假羊肉”、“毒皮蛋”接二连三，“有关部门”表示联合执法、严肃处理；雾霾天从寒冬到盛夏，毫无好转迹象，“有关部门”表示高度重视、正在治理；堵车城市越来越多，每个城市堵车时间越来越长，“有关部门”表示列为大事、加快解决。怪不得网友讽刺，“有关部门”才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其结果呢？“有关部门”没收了皮蛋，绝不会查一查咸蛋；论证了PM2.5不可怕，绝不会提一提治理措施和时间表；推出了车号限行，绝不会想一想道路设计是不是合理、城市规划要不要调整。“有关部门”就像进了贾府的林妹妹一样，绝不多走一步路，绝不多说一句话。一言以蔽之，就是懒政，就是回避管理责任。
　　一个社会，必然存在大量需要政府部门介入和干预的事务，而且相当一部分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切身利益，需要政府部门强势介入、干预到位、彻底管理。如果政府部门惟恐多做事、多担责，在诸多选项中选择最“安全”的“不做事”，只用一份份紧急通知、工作计划来回应百姓呼声，只用一次次专项整顿、集中治理来面对社会关切，结果只会形成全社会的疲态——问题老生常谈，个个久拖不决。
　　无论是两名幼童的生命、马路上“吃人”的井盖这些个案，还是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交通堵塞这些普遍性的社会问题，都在迫切召唤：政府部门必须加强管理。固然，“小政府、大社会”是现代社会的趋势，在一个理想的文明社会里，政府角色淡化，司法机构、民间公益、商业组织也能承担社会管理责任。但那也不代表政府可以回避责任。新加坡是个很好的例子。这个现代化国家保留了传统鞭刑，小到管理街头涂鸦，大到管理性骚扰，都可适用。其前领导人李光耀说：“我们知道有时候把人关在监狱里，他不会因此而改过自新，但如果你鞭打他，他在一个星期内都无法好好坐下，就会三思而后行。”一根小小的鞭子，代表了政府的强势介入、干预到位、彻底管理。
　　当今的中国，“大政府”的传统还难以克服，又处于法制不健全、公民社会意识和道德观念多元化的特殊阶段，许多棘手的问题需要政府部门出面协调，才能迅速、高效、顺利地解决。而且，从长远看，完善法制、健全社区功能、培养社会机构承担管理责任，更需要政府部门去推动。如果政府回避了责任，其他机构、单位和个人，要么有力无处使，要么干着急没办法，要么看似什么都做了，结果却什么效果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