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到一所正忙于中职示范校验收的学校，一位老师指着桌上一堆半人高的打印出的A4纸对我说：“这就是我半年来的工作成果！”然后我们默契地相视一笑。按照中职示范校建设项目的验收规定，学校要对任务书的每个点提供若干材料以证明学校确定完成了相关任务，如兼职教师部分，这个专业就复印或打印了所有兼职教师的个人简介、聘用合同、上课课表、上课的教案和图片、参与学校教科研活动的记录和图片等，装了满满一档案盒。我所看到还只是一个专业的部分材料，这个学校共有五个示范建设专业和两个特色项目，想想看，最终所有A4纸集中时的洋洋大观吧。
　　其实，并不仅仅是示范校项目才需要如此准备材料，这所学校两个月前刚参加过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专业建设评估，当时就准备了满满一个房间的档案盒来装这些A4纸。翻看着这位老师向我展示的材料，我向他提出他准备的材料证据力还不足，需要补充一些材料，他马上说：“这些材料在上次的专业建设评估材料里是有的，我再复印几张”。我只能暗自偷笑：原来学校的工作是否到位并不取决于干得如何，而在于复印或打印的A4纸是否足够，以及是否放对了合适的盒子。
　　目前，几乎所有公办中职学校都会承接一些教育行政部门的项目，如师资队伍建设项目、开放实训中心项目等，而这些项目几乎无一例外地与采取与中职示范校相同或相近的评审模式，所以，中职学校积累的A4纸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了，这些纸片决定了学校能否获得资金、能否获得奖励、能否以较好声誉招到学生，大概把现在的中职学校称为建在A4纸上的学校也不为过。
　　有人可能要说，你又偏激了，哪张A4纸后面不是学校的辛苦汗水？我当然无意否定学校和老师们的努力，但这些A4纸所代表的是否都是有效劳动？是否可以让老师们多去接触学生而少干一些复印或打印的简单工作？从一线老师那里得到的信息是，上级管理部门对学校的许多具体办学行为都有非常详细的指导规定，老师们必须按照这些规定来工作并准备相应材料，但这些规定往往并不符合某一所特定学校的实际情况，很多学校与老师也就不得已而对既有材料进行改造甚至伪造材料，所以，老师们的很多工作落到A4纸上后都变形了。一方面，他们觉得很累；另一方面，也对无论是实际工作还是材料准备都缺少了足够的价值认同感。
　　为什么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管理越来越具体化与标准化呢？渠敬东在《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一文中提出“项目现象是我国近十年来社会治理体制机制运行中的一个极为独特的现象”，各种公共事务都离不开项目管理了。中职示范校建设、开放实训中心建设等都是这样的项目。项目管理有其自身的逻辑，美国项目管理协会认为项目是“为创造独特的产品、服务或成果而进行的临时性工作”，这个定义说明了项目管理极强的目标性，人们针对一个目标提出项目需求、规划项目进程、进行质量管理和最终评估。我把这种管理方式称为“正面化管理”，即管理者提出若干能够且必须完成的目标和任务，被管理者按照时间节点完成任务。比如，教育部门希望职业学校能够推行新的教学法，但这个目标还很空泛，很难操作也难以评估，于是将之细化为推行项目教学法。但很快发现这种表述难以达到推行“新的教学法”的目标，不得已又加上推行案例教学法、体验教学法等任务。到项目验收时，学校就必须提供若干复印或打印的A4纸以证明学校推行了这些列举出来的教学法。为了保证项目真正落实，项目管理者自然会不断细化任务清单，学校所消耗的A4纸当然也会越来越多了。
　　我很赞同渠敬东的一个判断：项目制“更是一种思维模式，决定着国家、社会集团乃至具体的个人如何构建决策和行动的战略和策略”。“正面化管理”已经成了我国教育管理的固有模式，不仅在教育项目管理中任务清单越来越长，在日常教育管理中，上级向下级提出的目标与任务也是越来越具体。这种管理模式显然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大发展，即使在江苏这样的经济发达省份，二十年、十年甚至五年前，许多职业学校连基本的办学条件都不具备，许多专业没有任何实训设备，所谓的实训中心也就是一个工棚而已，教育教学完全沿用普通教育的模式。通过“正面化管理”所提出的具体化和标准化和建设目标，多数职业学校的办学面貌得到了巨大的改观。从这个角度来说，A4纸上的学校并非是虚幻的学校，而是脚踏实地前进的学校。
　　但是，“正面化管理”也有弊端，那就是笑话中所说的：当一切管理都具体化和标准化后，中国只剩下一所职业学校——教育部职业学校。目前，至少在我国的东部地区职业学校的软硬办学条件已基本达标，职业教育管理中的一个重要方向应该是允许百花齐放，允许各校办出自己的特色，允许老师和学生彰显自己的个性。那就要求对“正面化的管理”模式进行改革，引入更多的负面化管理方式。至于什么是“负面化管理”，留给下个月讨论吧。
　　（作者系江苏理工学院职教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