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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东郊一处偏僻的居民小区外，平时行人很少。但近一段时间，街角的修车师傅却发现背着相机记者模样的人骤然多了起来。原来，状告著名中长跑教练王德显克扣工资的两名女弟子艾冬梅和郭萍就暂住在这里。
记者到达艾冬梅，郭萍的暂助地时，恰逢北京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来给艾冬梅六个月大的女儿瑶瑶送生活必需品，这是一家热心的企业在新闻节目中看到她们母女的境况后特意捐赠的。看到女儿终于不用再吃13块钱的廉价奶粉了，艾冬梅既兴奋又感动。
由于高强度训练所造成的脚趾严重畸形，退役后的艾冬梅和郭萍找工作四处碰壁，各自过着拮据的生活。目前，她们每月从火车头体协领取的工资仅为300多元。
“毕竟跟着他训练了十年，如果不是被逼到走投无路，我们也不会告他。”郭萍无奈地说：“1995年我们两人进队时就有个说法，只要能跑进全国比赛前三，退役后就能安排工作。1999年，王德显就说你们好好干吧，你们已经转正了，有工资了，哈尔滨铁路局会接收你们的。但是真正退役后，工作问题却迟迟落实不了。这几年，我们多次找过王德显，可每次他都让我们再等等。
2006年5月20日，迫于生活压力，艾冬梅和郭萍来到位于北京的火车头体协咨询工作的安置情况，不想却在在财务室发现各自名下分别有一张农行存折。
对于当时的情景，郭萍记忆犹新，“财会部的人说，除了存工资的工商银行存折，我们手里应该还有一张农业银行存折，里面是体协下发的每月的训练津贴。本来2000年之前这津贴一直是按现金发放的，为了防止教练私吞，才改的折子，但是我们对这事却一点不知道。火车头体协的工作人员也挺惊讶的，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这我们已经退役好几年了训练津贴还分文不少地按月照发呢。
艾冬梅说：“5月28日，我去工商银行查询，结果发现工资存折中有2万元被擅自取走。”说着，郭萍起身回屋也拿出了自己的工行工资折，上面清楚地显示着在她2004年拿到存折前，曾有很多次取款记录，记者看到取款次数很多，金额大小不等，总数也有两万多。
在多方寻找存有训练津贴的农行存折无果的情况下，受律师提醒，9月12日，艾冬梅和郭萍携带身份证到大兴区的一个农行分理处将存折挂失。补办存折后她们发现，她们卡里都只剩6000元。她们认为，各自有3万元已被王德显擅自取走。于是，她们把两张存折的款项加以计算，各自得出了在诉状中要求偿还的5万元和5.1万元。
“为什么你们的存折会在教练的手里？”记者不解。
艾冬梅说：“1999年我们开始有工资，但当时教练王德显说由于我们年龄太小，拿着钱可能会乱花，所以我们挣的钱暂时由他代为保管着，到退役时再交给我们，所以从1999年到退役的三四年里，我们只是听说自己有工资，但根本就不知道每月是多少钱。我是在2002年拿到工资存折的，郭萍是2004年才拿到的，她折上的余额仅仅为7000元，而我只有2030多元。
“那你们当时要用钱了怎么办？”
“1995年进队到1999年拿工资之前的四年时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火车头体协还发给我们试训费。那时花钱只能往家里要。当时来队里训练就是因为家里不富裕，1992年我父母都下岗，母亲给人带孩子每月200块钱父亲给人开车收入也不多。寻思着来队里既能给解决工作，又能挣工资，能减轻家里的负担。可没想到还要朝家里要钱。
“1999年之后，你们有工资就不必再伸手问家里要钱了，用钱就向教练要吗？”
艾冬梅说：“是的，在队里的时候，我们一般一个月才能得到100元零花钱，有时候是两个月一给，只有在过年过节或者一些大的比赛奖金多一些的时候才领过三五百元钱这些年来，500元以上的钱我拿过一次两万元，还是给我治疗脚伤用的。”
“发现工资存折和训练津贴存折内的款项被挪用之后，我们也曾就此问过王德显，他说都用作营养费和训练费了，有我们的签字单据为证。我们的确签过‘营养费’票据，但是我们也并未服用过什么特殊的，名贵的营养品，就连平时的饭菜也很一般。每天几乎都是豆芽、白菜，荤菜基本上就是用大骨熬的汤来煮牛肉丸子。
“那时年龄还，小教练说让签，而且别的队员已经签了，自己也就签了。”郭萍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
“为什么在训练期间，队员们对自己的工资情况不闻不问呢？”
艾冬梅觉得王德显在有意封锁消息：“进队8年来，一直跟着他(王德显)在山海关等地训练，我们就连火车头体协的大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更别说工资应该有多少。至于队里有多少钱，我是一点也不知道的。
郭萍说她们训练的几年间很少回家，平时也不让随便跟家里联系。
根据辩护律师许子栋的说法，此前她们参加比赛的奖金有很多已去向不明，比被侵占的工资数额大得多。由于比赛奖金的分配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则，而且很多都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他们手中掌握的证据并不足以在法庭上胜诉，因此只能选择把握较大的“侵吞工资和训练费用”进行起诉。
采访的那天下午，郭萍不止一次地突然停下来问记者：“我说的你们相信吗？”她说“其实我们也不介意教练当年替我们保管这些钱，只是希望他到最后能如数地还给我们，因为这是我们的血汗钱。运动员参加比赛所得奖金哪怕是和教练“一九”分，能把“一”给到我们手里也行啊。
10月15日，2006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在天安门广场第25次鸣枪起跑，比赛终点依然是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纵观体育世界的精彩纷，还没有哪个项目能将一个城市如此淋淳尽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伦敦马拉松赛上，我们看到了奔跑着的新婚夫妻，戴着假发的小丑，甚至光着屁股裸奔的勇士；在火奴鲁鲁我们看到公路两旁都是风光旖旎得让人心碎；在巴黎、在纽约、在柏林，我们看到那么多的残疾人奋力以轮椅撞线的镜头。马拉松已不单纯是那些耐力超人的竞赛者的游戏，它更是一扇窗口，一个Party。
在马拉松奔腾不息的百年路线上，我们还看到不同国家不同城市的变迁，以及在这条四十多公里的路线上发生的一些故事。
记者到达艾冬梅，郭萍的暂助地时，恰逢北京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来给艾冬梅六个月大的女儿瑶瑶送生活必需品，这是一家热心的企业在新闻节目中看到她们母女的境况后特意捐赠的。看到女儿终于不用再吃13块钱的廉价奶粉了，艾冬梅既兴奋又感动。
由于高强度训练所造成的脚趾严重畸形，退役后的艾冬梅和郭萍找工作四处碰壁，各自过着拮据的生活。目前，她们每月从火车头体协领取的工资仅为300多元。
“毕竟跟着他训练了十年，如果不是被逼到走投无路，我们也不会告他。”郭萍无奈地说：“1995年我们两人进队时就有个说法，只要能跑进全国比赛前三，退役后就能安排工作。1999年，王德显就说你们好好干吧，你们已经转正了，有工资了，哈尔滨铁路局会接收你们的。但是真正退役后，工作问题却迟迟落实不了。这几年，我们多次找过王德显，可每次他都让我们再等等。
2006年5月20日，迫于生活压力，艾冬梅和郭萍来到位于北京的火车头体协咨询工作的安置情况，不想却在在财务室发现各自名下分别有一张农行存折。
对于当时的情景，郭萍记忆犹新，“财会部的人说，除了存工资的工商银行存折，我们手里应该还有一张农业银行存折，里面是体协下发的每月的训练津贴。本来2000年之前这津贴一直是按现金发放的，为了防止教练私吞，才改的折子，但是我们对这事却一点不知道。火车头体协的工作人员也挺惊讶的，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这我们已经退役好几年了训练津贴还分文不少地按月照发呢。
艾冬梅说：“5月28日，我去工商银行查询，结果发现工资存折中有2万元被擅自取走。”说着，郭萍起身回屋也拿出了自己的工行工资折，上面清楚地显示着在她2004年拿到存折前，曾有很多次取款记录，记者看到取款次数很多，金额大小不等，总数也有两万多。
在多方寻找存有训练津贴的农行存折无果的情况下，受律师提醒，9月12日，艾冬梅和郭萍携带身份证到大兴区的一个农行分理处将存折挂失。补办存折后她们发现，她们卡里都只剩6000元。她们认为，各自有3万元已被王德显擅自取走。于是，她们把两张存折的款项加以计算，各自得出了在诉状中要求偿还的5万元和5.1万元。
“为什么你们的存折会在教练的手里？”记者不解。
艾冬梅说：“1999年我们开始有工资，但当时教练王德显说由于我们年龄太小，拿着钱可能会乱花，所以我们挣的钱暂时由他代为保管着，到退役时再交给我们，所以从1999年到退役的三四年里，我们只是听说自己有工资，但根本就不知道每月是多少钱。我是在2002年拿到工资存折的，郭萍是2004年才拿到的，她折上的余额仅仅为7000元，而我只有2030多元。
“那你们当时要用钱了怎么办？”
“1995年进队到1999年拿工资之前的四年时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火车头体协还发给我们试训费。那时花钱只能往家里要。当时来队里训练就是因为家里不富裕，1992年我父母都下岗，母亲给人带孩子每月200块钱父亲给人开车收入也不多。寻思着来队里既能给解决工作，又能挣工资，能减轻家里的负担。可没想到还要朝家里要钱。
“1999年之后，你们有工资就不必再伸手问家里要钱了，用钱就向教练要吗？”
艾冬梅说：“是的，在队里的时候，我们一般一个月才能得到100元零花钱，有时候是两个月一给，只有在过年过节或者一些大的比赛奖金多一些的时候才领过三五百元钱这些年来，500元以上的钱我拿过一次两万元，还是给我治疗脚伤用的。”
“发现工资存折和训练津贴存折内的款项被挪用之后，我们也曾就此问过王德显，他说都用作营养费和训练费了，有我们的签字单据为证。我们的确签过‘营养费’票据，但是我们也并未服用过什么特殊的，名贵的营养品，就连平时的饭菜也很一般。每天几乎都是豆芽、白菜，荤菜基本上就是用大骨熬的汤来煮牛肉丸子。
“那时年龄还，小教练说让签，而且别的队员已经签了，自己也就签了。”郭萍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
“为什么在训练期间，队员们对自己的工资情况不闻不问呢？”
艾冬梅觉得王德显在有意封锁消息：“进队8年来，一直跟着他(王德显)在山海关等地训练，我们就连火车头体协的大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更别说工资应该有多少。至于队里有多少钱，我是一点也不知道的。
郭萍说她们训练的几年间很少回家，平时也不让随便跟家里联系。
根据辩护律师许子栋的说法，此前她们参加比赛的奖金有很多已去向不明，比被侵占的工资数额大得多。由于比赛奖金的分配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则，而且很多都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他们手中掌握的证据并不足以在法庭上胜诉，因此只能选择把握较大的“侵吞工资和训练费用”进行起诉。
采访的那天下午，郭萍不止一次地突然停下来问记者：“我说的你们相信吗？”她说“其实我们也不介意教练当年替我们保管这些钱，只是希望他到最后能如数地还给我们，因为这是我们的血汗钱。运动员参加比赛所得奖金哪怕是和教练“一九”分，能把“一”给到我们手里也行啊。
10月15日，2006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在天安门广场第25次鸣枪起跑，比赛终点依然是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纵观体育世界的精彩纷，还没有哪个项目能将一个城市如此淋淳尽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伦敦马拉松赛上，我们看到了奔跑着的新婚夫妻，戴着假发的小丑，甚至光着屁股裸奔的勇士；在火奴鲁鲁我们看到公路两旁都是风光旖旎得让人心碎；在巴黎、在纽约、在柏林，我们看到那么多的残疾人奋力以轮椅撞线的镜头。马拉松已不单纯是那些耐力超人的竞赛者的游戏，它更是一扇窗口，一个Party。
在马拉松奔腾不息的百年路线上，我们还看到不同国家不同城市的变迁，以及在这条四十多公里的路线上发生的一些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