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一个大学排行榜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xpzcz1991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信誉良好的大学排行榜,因为瞄准的是学生和家长的利益,并以这种利益为设计原则,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监督方式
  
  大学排行榜在中国成了过街老鼠。特别是《人民日报》报道了成都理工大学在2004年和2006年两次邀请“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负责人来校讲座,随后又两次向此机构汇款数万元,致使该校在排行榜上名次上升的丑闻,更让其成为舆论的焦点。教育部也随即公开表态,不赞成、不支持大学排行榜,坚决反对借此向高校拉赞助。
  但是,在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社会,良好的大学排行榜还是必须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大学就那么几个,而且都按行政等级排列,重点非重点等等层次分明,考生的选择少,选择起来也容易。如今是市场经济,除了几十个重点大学外,两千多所大学鱼龙混杂,考生的选择多,但选择起来也不知所措。排行榜如同消费者指南一样,是学生择校之必需。特别是以后高等教育改革、容许学生同时报考几个学校后,有信誉的排行榜就更成为手里拿着几份录取通知书的考生的重要参考了。
  不妨看看美国的经验。在那里,关于大学排行榜其实也一直争论不休。特别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全美大学排行榜,成为高中生及其家长择校之“圣经”,也成为教育界的众矢之的。最近十几年,频频出现高等教育的领袖和教授们抨击该排行榜的事情。几个一流大学的校长还联名写信呼吁抵制该排行榜。也确实有一些学校拒绝和该杂志合作、撤下排行榜的。但是,这一排行榜照样有人气。
  这一排行榜之所以有人气,主要在于其资料的翔实和权威。《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投入大量的财力和人力,收集各大学的资料,其中从各校在同行中的声誉这种软性指标,到新生的考试成绩、在高中毕业班中的名次,乃至师生比例、财政资源和设施、辍学率、学生年龄、校友捐赠比例等18项硬指标无所不包,然后根据严格设计的数量化模型换算,最后得出总分,也就产生了总排行。这些数据都是各校提供的,如果该刊公布的资料不准确,马上就会有人提出。同时,如果某校在提供资料时作假,也会受到惩罚,甚至被踢出排行榜——一切都非常透明。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声誉,学生报考大学时大多参考这个排行。有些学校为了竞争,甚至制定了打入前110名的战略。因为头110多个学校,会在杂志上公布,等而下之的学校则只能在该刊网站公布的全版中找到。我查了一下各大学对国际学生的收费,上这个榜和不上这个榜的学校之间有着显著的差距。可见其商业利益之重大。
  也正是这个原因,大学校长和教授等高等教育界的业内人士对之口诛笔伐。他们的理由是:这种排行,是不懂教育的人以商业化的手法评价教育。教育本身比几个干巴巴的数据复杂得多。特别是各校跟着排名的指挥棒、挖空心思在该刊选中的各项指标上做文章、凑数字,忽视了真正的教学工作,助长了高等教育的商业化趋势。最荒唐的是,某大学定期把校内设施翻修了一遍,排行突然就往上跳了好几名。
  在我看来,这种批评虽不无道理,却有小题大作之嫌。第一,高等教育的质量当然不能仅听行内人的,必须有行外人士的监督;第二,如今美国大学四千所左右,学生和家长选择起来眼花缭乱。这些人都不是教育专家,不可能像大学校长们那样对各学校知根知底、理解教育的“复杂性”。一个简明扼要、容易理解的指南,乃是非常实用的工具;第三,该杂志为维护自己的声誉,在收集和分析资料时非常严格,有硬指标和数据为基准。所以,排行出来,即使行内人士也不觉得离谱。事实上,美国大学的师生对这个排名骂归骂,心里还是当回事,各校在提供资料时也大多非常合作。校长教授们的批评,也一直在促进该排行的改善。
  从美国的大学排行,我们至少可以学到几点经验。第一,独立的媒体成为排名的主导,不受官僚体系和学校利益的干扰,依靠资料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吃饭,程序透明;第二,被排名的大学和进行排名的媒体之间关系不是那么“和谐”,经常彼此攻击。这就逼得双方在互相监督中作事严谨,生怕授人以柄。如果大家一起经常“沟通”,甚至吃吃喝喝,那就成了丑闻,因此谁也不敢涉足;第三,除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行外,其他媒体和各种相关机构也推出五花八门的排行,大家进行激烈的市场竞争。这样,谁要是声誉上有瑕疵,就会在竞争中被其他家所取代。排行的质量,也因此得以维持。
  中国的大学经过多年扩招,水分很大。特别是高校片面追求行政等级,大兴土木,不把学生的利益放在首位,更需要媒体的严格监督。信誉良好的大学排行榜,因为瞄准的是学生和家长的利益,并以这种利益为设计原则,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监督方式。所以,我很希望有志于此的媒体能够果断投入资源,建立有声誉的大学排行和自己的品牌。这对选择大学的学生和家长们来说,实在是个福音。
  作者为美国Sulfic大学学者
其他文献
博士工  中国已成“博士生产大国”,最牛导师曾同时带47名博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周光礼的新书——《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中的一系列数据犹如顽石入水,激起千层浪。  大学扩招不断推进,博士生数量也跟着上升,传统的导师制向老板制转型,却又一时间显得不伦不类,怪相丛生。  博士生与博导构成的这个江湖,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当下学术和科研的诸多病态,令人深思。    周光礼撰写的《中国博士质量调查》,自8月24日
崔永元策划的纪录片《我的抗战》被放到一家门户网站首播。这32集的片子被称为“大型历史传奇片”。  “要是按照我的想法,我都不想播。每集30分钟都是咬着牙剪的。”崔永元点了根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我的抗战》用每集一个独立的故事讲述了抗日战争从开始到结束的八年,采访了尚健在的士兵、将领、战俘、伪军……连接起来就是抗战八年中的生活、硝烟、离散与爱情。  近两年,很多人都知道崔永元在制作《电
周作人太以自己为一个启蒙者了,这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而这也是五四时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结     人们对于周作人的了解远远不及对他的兄长鲁迅,反而更多地纠结在为何兄弟反目、周作人做了汉奸等问题上。  文化学者止庵感叹,是周作人太把自己作为一个启蒙者了,这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而这也是五四时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结。  为了拯救国民性,唤醒国民的冷漠麻木,鲁迅弃医从文;而周作人在日本找到了“
大地主刘文彩所拥有的一块面积仅有5亩的土地权属之变化,足以映出新中国60年来的农村土地财产权利变迁样貌      8月20日下午,四川省大邑县的阳光并不猛烈。蔡场镇万延村头,清瘦的胥加兴正在自家房檐下扎扫把,老伴也在旁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忙活着。  还不是收割稻谷的时节,闲在家里的胥加兴闷得有点发慌。胥家一共有5亩稻田,就在房后不到一百米远的地方,尚未成熟的稻子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随风闪烁着点点金光。
曾经的“浙江村”,也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成为改革开放中的历史。而目前在京的温州人拥有木樨园一带80%的商铺和住宅。原来的“浙江村”已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温州村”    从北京前门坐快速公交,沿南中轴路向南5公里左右,十多分钟之后就能到达百荣世贸商城。这是一个大型服装零售批发市场,位于北京市南三环木樨园环岛的西北角。在这里,招揽你的绝大多数都是温州商人。  以木樨园环岛为辐射中心,周边近3公里范围
世博园的浦西部分,绝大部分曾经是老江南造船厂的厂区。始建于1865年的老江南造船厂不仅是中国百年工业的缩影,同时也是整部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见证者。而在江南造船厂装焊车间基础上建成的中国船舶馆,则成了不少江南造船厂老职工怀旧的地方    “世博开始后,我连续去参观了两次。”86岁的江南造船厂老职工郭幼栋说,“不清楚怎么搞的,每次我进去时,都先被带到了世博浦东地区,我着急看世博浦西区的老江南厂啊,所以
今年8月媒体大量报道前,德黑兰大学的女学生诺兰没听过阿什蒂亚尼的名字。  萨基内.穆罕默迪.阿什蒂亚尼,一个43岁的伊朗家庭妇女,生活在位于伊朗西北部东阿塞拜疆省的古城大不里士周边,有两个儿子。当阿什蒂亚尼与“石刑”——一种用乱石砸死罪犯的古老刑罚——关联在一起的时候,被控“通奸罪”的她开始受到广泛关注。  巴西总统卢拉、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法国第一夫人布吕尼、英国外交大臣黑格、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今年可以让人记住的女歌手实在少得可怜。纵观中港台三地的音乐发展,台湾依然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香港流行音乐却一片衰弱    2008年,发生和要做的事太多,人们已没有太多心情去关注流行音乐。在这种心不在焉中,流行音乐这一年并没有太大作为。加上一个个眼花缭乱娱乐项目的夹击,流行音乐是否真的已节节败退不堪一击了?    萧敬腾、萧亚轩、萧煌奇、萧闳仁,萧姓成帮    尽管周杰伦以一曲《千山万水》参加了2
当他在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诺奖委员会对他的评价是“提高了经济科学的整体分析和方法论的水平”    人过九十而逝,中国人称为“喜丧”,但当萨缪尔森以94岁的高龄离世时,全世界经济学界仍沉浸在无限悲哀中。  对于各代经济学人而言,萨缪尔森是他们的宗师。是萨缪尔森的教科书《经济学》,把他们领进了经济学大厦。中国77级以后的经济学学子也是从这本书中领略到了现代经济学的风采,投入到了伟大的改革开
奥运后这一年,是高潮过后的平静。没有想象中的余音缭绕,关于奥运的一切开始远离了。一年之后,似乎关于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给中国人留下的激动和回味远远超过了奥运比赛本身。  那一场让人惊心动魄的盛宴,不但成就了许多中国人(包括华人)忽地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国家自豪感,也让“中国”这个名字和她的文化以这样一种壮观的方式被世人认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08北京奥运会,通过它的开幕式,成功地完成了中国以某种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