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静，今年60岁，退休前在抚顺矿务局运输部工作，是一名普通的党员干部。少年时代，我有幸与雷锋辅导员在一起度过一段幸福时光。斗转星移，雷锋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四年了。然而，雷锋辅导员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和他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成为我工作、学习、生活上进的鼓舞力量。尤其是我给雷锋辅导员戴红领巾的那幅珍贵历史照片，给我留下了金色的记忆。每次看见这幅照片，都让我想起那难忘的历史瞬间。
　　1961年，我十二岁，在抚顺市望花区本溪路小学读书，担任我们班的文艺委员。记得夏日里的一天，听说我们班要聘请雷锋叔叔任校外辅导员，同学们高兴极了。激动人心的中队会就要开始了，教室里打扫得干干净净，黑板上挂起了星星火炬的队旗，讲台上摆放着两盆盛开的鲜花。在老师的陪同下，一位身材不高、红红脸膛的解放军战士精神抖擞的站在我们面前。哦，这位就是雷锋叔叔，我们的辅导员！我们为他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掌声、欢笑声回荡在校园中。在队会上，雷锋辅导员给我们讲了他苦难的童年，讲了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关怀下的成长历程，我们被雷锋辅导员的朴实和热情深深地感染了。从此，我们在学校遇到什么难题，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跟他讲，雷锋辅导员成了我们的知心朋友。
　　记得有一次上美术课，美术老师没有来，由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代课。我在书桌上悄悄地画起班主任老师，长长的辫子……。下课的铃声一响，这张画被我身后的张永生同学一下子抢了过去，贴在黑板上。同学们立刻围了上去，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开了，“哎，这画的不是咱们的班主任老师吗？”有的说挺像，有的说不像。这时，早在教室门外等候多时的雷锋辅导员走了进来。同学们围上辅导员，拿下这张画给他看。此时，我脸红红的，不知怎样才好，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雷锋辅导员好像猜透了我的心理，微笑着对我摇了摇头，没说什么。我从心里已经意识到雷锋辅导员这种无声的批评。几天以后，我和几位同学去部队营房找雷锋辅导员。雷锋辅导员看到我非常高兴，亲切地说：“小刘静，你喜欢画画是好的，将来长大学好本领，也能为国家出力的”。他打开自己的笔记本，拿出四张画片送给我。这四张画片，我一直保存在身边，遗憾的是雷锋牺牲后学校办展览遗失了。雷锋辅导员对我的教诲，永远铭刻在我心里。在雷锋辅导员的亲切关怀下，我们的班风好了，学习成绩提高了，校园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大朋友雷锋辅导员被评为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呢！
　　1962年春天的一个下午，雷锋叔叔部队的记者张峻叔叔来到我们班上，要拍摄几张小朋友和雷锋辅导员在一起的照片。我们高兴极了，几位同学随同张峻叔叔一块来了距学校只一路之隔的部队营房。营房里面有一个停放汽车的空地，那里整齐的停放着几辆大汽车，那就是雷锋班的位置。我们欢笑着跑到雷锋辅导员身边等候着。这位摄影记者张峻叔叔脸上长满了胡须，表情很严肃，他用大块白布把我们身后的砖墙遮挡起来，然后当起了“导演”。我和邹静坤同学负责给雷锋叔叔戴红领巾。我当时只有十二岁，可个头长得挺高，有一米五二，雷锋辅导员身高是一米五四，我俩只差两公分，要想拍摄给雷锋叔叔系红领巾的照片，位置的摆放可要有点讲究。张峻叔叔“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马上找来一把椅子，让我们坐在椅子上，这样雷锋辅导员略哈一下腰，我给系红领巾的比例就正合适了。我当时是中队委员，佩戴了一个“两道杠”的肩章。张峻叔叔说：“你把这个肩章摘下来，戴在左胳膊上，这样拍出来就能看得清楚了。’，于是，我给雷锋叔叔系红领巾这张有名的照片，留下一个人们一眼就看出来的小错误。拍完这组照片后，我们又来到雷锋辅导员的汽车旁，拍照一组少先队员听雷锋叔叔讲“节约箱”故事的场景照片。这张照片上，雷锋叔叔右边起第一个穿白上衣的女孩就是当时的我，依序为刘国忠、陈雅娟、张群、邹静坤、周重庆等同学。这张照片在后来所产生重大教育作用，当时年幼的我们，还无法深刻理解。不曾想，雷锋辅导员与我们合影三个月后，于1962年8月15目永远的离开了我们。雷锋辅导员与我们的合影，已成为珍贵的史料，在各种“雷锋事迹展览”中陈列，它忠实地记录了雷锋哺育少年儿童成长的事迹。雷锋辅导员和我们朝夕相处的那一段美好时光，虽然已成为孩提时代金色的回忆，却永远铭刻在我们心里，以致于影响我们一生。
　　少儿时代的我，喜欢绘画。长大参加工作以后，虽然我顺利地从抚顺教育学院艺术系（自学考试）取得了大专学历，可还是阴差阳错的没能从事美术专业工作，绘画只能是我的业余爱好。那时，我在运输部客运段当人事员，这个段有一千多名职工，工作内容繁杂、业务性强、工作量大。那个年代，矿务局运输部担负着全市铁路客运服务的大部分任务。客运提倡文明服务，宣传工作显得格外重要。运输部经常搞一些大型的宣传活动，要制作如“安全生产教育展”、“文明服务竞赛”、“计划生育展”等大幅的宣传板报和大字块。因为部里缺乏专业人手，我经常投入到这些宣传工作中去。这是一项时间性要求很强的工作，没黑没白，有时需要通宵达旦。我当时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根本顾不上照顾自己的孩子，只好把孩子托给我母亲照管。我热爱宣传工作，一心扑在工作上，晚上经常写画到半夜，困了就趴在桌子上打个吨，一会儿醒来继续工作。有时写大标语要爬到很高的架子上，心里很害怕，可还是咬紧牙关，坚持把字写完，等下来的时候才发现手上扎了很多小刺，钻心的疼痛。我常常提醒自己是雷锋辅导过的学生，工作中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要想办法克服，决不能给雷锋丢脸。由于我工作尽职尽责，多次被评为部“先进生产工作者”和“三八红旗手”。工作之余，我还创作了一幅国画《站台新风》，表现一位站务员热心帮助一位农民老大爷寻找亲人。这张画，在抚顺市画展上获得优秀作品奖，并在省画刊上发表。
　　生活中不光有阳光明媚，也有乌云密布、暴风骤雨的冲击。1987年，我的婚姻遇到了波折。我只好一个人承担起抚养两个孩子的生活担子。那时，女儿十三岁，读小学六年级，儿子十岁，读小学三年级。我每天下班后都忙着给孩子做点可口的饭菜，还要过问和检查孩子的作业和学习情况，安排他俩晚上自习功课。为了让孩子晚上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我平时从来不看电视，只有星期日和假日才陪孩子一起看电视。每隔个把月我总要到孩子的学校，向老师了解一下孩子的表现和学习情况。儿子是班上的班长，女儿学习也不错，看着孩子们健康成长，我感到欣慰。 　　有一次，女儿学校组织他们去元帅林旅游，我给女儿蒸了大馒头，备了炒菜，还带了两瓶白开水。不料我女儿见了撅起小嘴，很不高兴，说：“妈，我不去了。”我问为什么，孩子眼里含着泪珠，说：“妈，同学们都带很多好吃的，面包、小食品、饮料，我带这个……”面对十三岁的女儿，我不知说什么才好，我感到嗓子有点咸，没让眼泪流出来，对女儿说：“孩子，雷锋小时候还没有你大时，他给地主砍柴，饿了没有吃的，只好吃野果；他当兵以后，把每月六元钱的津贴攒起来，给战友的父母寄去；他和战友一起出去游玩，渴了就喝点自来水，他可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啊！咱们现在吃着大馒头还觉得苦，对头吗？”女儿低下头说：“妈，我去。”我虽然安慰着孩子，可心里不觉也掠过一丝苦涩。为了给孩子一个自信，我特意借来一架照相机，第二天随女儿一起去了元帅林。我给孩子们照了许多照片，老师和同学们都很满意。女儿高兴的搂着我的脖子说：“妈，你真好。”两个孩子小学、初中、高中的家长会，我从来没有缺席过。因为我懂得，他们不单纯是自己的孩子，也是国家的未来。
　　1993年，年迈的父亲突然患脑血栓，不醒人事。当时，我正在运输部教育中心做人事员工作。因为我是父母唯一的子女，我无法再正常工作，只能到医院陪护父亲。一年内，父亲三次住院，完全丧失了自理能力。为了照顾父亲，我只好带着两个孩子回到父母家居住。我的工资较低，要担负两个孩子读书的费用，还要为父亲治病，生活的重负使我感到身心疲惫，真想痛痛快快的哭一场。说来也挺奇怪，每当一个人静静的躺在床上回首往事的时候，雷锋辅导员那种充满活力，乐观向上的精神不时的在感染着我，他好像微笑着对我说：“你害怕了吗？不要怕，这是暂时的，一切会好起来的。”是啊，人活着总是要面对各种考验，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怎能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呢？懦弱不是我的性格，我只有横下心来，向困难挑战，也就无所谓困难了。
　　后来，领导照顾我，把我调到退管办工作。我同样很认真的对待退管工作，在我分管的东部新屯站，积极组织退休职工开展游泳、下棋、唱歌、旅游等活动；组织退休职工回岗参加义务劳动；给青年职工上课；定期走访困难和患病职工家庭，我们站被评为矿区的先进活动室。
　　现在我已经退休了，我的孩子们都各自走上了工作岗位，我生活得很幸福。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很平淡，有些坎坷，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正是雷锋叔叔伴随我，克服了重重困难。每当我想到这些，就萌生一种想把当年雷锋辅导员和我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画下来，留给孩子们的想法。几年前，我开始动笔画了一张雷锋辅导员和我们在劳动公园，讲战斗英雄故事的图画。我用这幅画寄托对雷锋辅导员的崇敬和缅怀，我要让下一代了解认识雷锋这个平凡而伟大的战士的人格魅力，要让孩子们记住雷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