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太过优秀的事业经历无需任何形容解释，摆在这里，就能证明一切。于记者而言，准备他的采访时，学生时代与闺蜜们扯着嗓子唱歌、下雨同撑一把雨伞同听walkman、边写作业边听歌的情景，拉近了对他的熟悉程度。他亲历了台湾乐坛的辉煌年代。
　　有12年了，他维持每个月一部分时间在北京，一部分时间在台北，步入中年后的双城生活，伴随着他的文艺气质更加深厚。他继续写词，写专栏，写两地的生活，为自己的小说创作主题音乐，他爱好艺术，爱独处，爱听歌，爱旅行，常常在听音乐时，心里面装着画面，看一幅画时，心里面是有音乐的，在各种艺术领域中游走，承认自己天真无邪、浪漫、孩子气又极冷静，这一切成就了他的好品位。
　　轻微的寂寞与喜悦
　　姚谦容易掉进生活和内心细节的琢磨之中，他将其称之为“轻微的寂寞与喜悦”，他常常会对这些细节特别有感受。他愿意顺着老天爷给他的性格基因去发展，这样可以让他超越很多已知的感受发现更新的体会。
　　他一直希望能够比较巧妙描写这些很普遍存在于大家心里的东西：一些些寂寞，而不是孤寂，一点点失落，或者偶尔的孤独感。他试着把这些不太激烈却真实存在的情绪更精准地描述出来。
　　他有时会很害怕在公众场合听到自己作词的歌，因为在一些歌的创作过程中，可能他将自己内心羞于表达的内容写在了歌词里，在一个自己的世界里。不过，就算如此，如果一个作品被大众接受了，而且喜欢了，他又告诉自己必须相信，那个作品不是他的，是老天爷借他的手跟大众说话。
　　有一些歌，在他写完发表好多年后，因为大众的传唱产生了自己的生命，再回到他面前时，他又有了新的认知，他说这是因为创作时是跟着旋律在脑子里进行文字的书写，这与变成一个完整的作品有很大差距，他反而在很长时间之后，变成了一个聆听者。这时，他更相信只要是大众接受的创作都是老天爷通过他给予大众的，这样的作品有时让他产生莫名的感想。
　　他有些浪漫主义，他认定的浪漫并未配有多矫情的场面，更多的是，愿意把事情往更美好的方向思考。他觉得诗情画意也未必是在生活的外表上添上多少装饰品，认定自己目前的生活，可以有充足的时间阅读，写东西，听音乐，旅行，就挺诗情画意的。
　　当人们认为这个在提到某首歌是他作词时略有羞涩甚至不知所措的人一定很感性时，他往往又给人意外。他毫不掩饰他的文艺范儿，只是让他可以对很多事情都随着性格里的浪漫去深入的很大部分原因是他的理性思维。浪漫之后，他会冷静下来去评估他浪漫得是否恰当，会不会成为孤独浪漫，或者不恰当悲观式的浪漫等等。
　　他说，当自己有感受时，尤其特别在意某件事情或某种情感时，个人情绪流露太多，创作出来的东西就会很自我，而这种自我可能会背离、阻碍别人对最初希望表达的那个信息的理解，别人可能会感受到那种情感的不够开放，甚至不认同。于他而言，其实很多感受事后多半会有落差。这些观念让他形成常年创作态度，常常自制，冷静，客观，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发泄，还有社会责任等各方面的思考。
　　双城生活
　　他会在台北时观察内地，在北京时观察台湾，他觉得在远处观察会更客观，不会被当时当下的人、情所感染。
　　12年前，刚决定定居在北京时，他觉得北京就像是他在台湾住过的他出生的眷村，他说北京是一个非常大的眷村，来自于中国各省份不同的人住在这里，卧虎藏龙，有更大的包容性。
　　一个“行”字，一个“您”字，现在已经成为姚谦北京腔中常用的字眼。他觉得“行”字是要肯定又要留有自己的空间，典型的北京话。他觉得“您”字，鼻腔发音特别重，好像是恭维，事实上有时也带一点反讽。他觉得北京话里这些随性的介词都特别值得回味，有时省略哪个字都有一些潜在的意思。
　　他现在很熟悉北京的气息，认为这些年北京的文化气息从愤怒的表现主义发展到更有深度的讨论且更有耐性。北京有时还激起他试着做饭的欲望，因为北京教会他开始相信接地气。
　　12年前，在北京建立维京唱片北京办事处时，姚谦本以为是唱片产业的转移，后来发现，原来唱片时代已然过去。在内地，因为没有唱片产业辉煌年代的包袱，音乐产业迅速过渡到数字时代。姚谦过去做了20多年的实体唱片业为主导的音乐价值感被这样的现状打破，而后重建。重建起来的音乐价值由更客观地了解网络世界的秩序与内在为开端，由实际上他在这12年里碰到的各地音乐人混聚在一起，整合交流，彼此互相适应，互相影响，将各自的思考与想法放在各自生活里的精神面貌为主导。
　　姚谦在台湾有过类似的经验，那是在90年代，来自各地的华人大量涌到台北，他在索尼做李玟、王力宏等人唱片的年代。“没想到很多年后，我又在北京经历更大的震撼。”他说。
　　回忆自己全情投入的唱片年代，第一次做演唱会，第一次出唱片，一张专辑从不被看好到突然被好多人喜欢，一首他特别看好的歌曲却没有得到大家的回应……过去那些事后的喜悦与困惑，现在回过头来看都是美好的。
　　被许多人熟知的经典创作过程
　　因为临危受命，创作《鲁冰花》的歌词，姚谦成为了作词人，不过，2小时候写出一首词来，至今仍是他自己的创作纪录。
　　一次重感冒，严重鼻塞，失去嗅觉，他连反应都迟钝了，这让他想起很多感情经验也跟味道息息相关，于是就写了《味道》，并在后期修改时坚持“白色的袜子”一定不能改。
　　在准备为王菲写歌时，正好去香港出差，在回台北的飞机上看到八卦杂志拍到王菲在北京，大清早去公共厕所倒夜壶。他有感而发写了《我愿意》。
　　在姚谦的专栏集《品味》里，他讲述了为赵薇、袁泉做唱片的过程。他很本能地在互动中找到他们的特点。他说，赵薇给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迷惘，整理和确定。他说，袁泉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艺术家。
　　他现在主要为吉克隽逸写词，他发现这个女孩不会说谎，他从她眼神中看出她虽然看起来很自信，但在说出可能被要求的台词时眼睛里的闪烁，他觉得这个女孩太诚实了。
　　告别青春期
　　除了为吉克隽逸写词和偶尔的作词邀请以外，姚谦这两年的创作内容慢慢往写小说发展。前年以北京、台北两地生活为背景创作的《脚趾上的星光》，从音乐的感想发展成小说，最后发展成有剧情的音乐剧。他在尝试通过写故事，写跟戏剧类同的短篇小说，再将小说转为音乐剧，或者至少每一个故事都有主题音乐，用这一类平台再回到音乐本身。
　　他创作的另一大原因，是他想描述40岁到50岁中年人的生活与感情，他想以中年人所面对的各种事情为主轴来铺开自己的写作领域。他觉得青春已经被大家反复描写，而中年往往被描写得很悲惨，或者很宿命论，他想用另外一个观点去阐释中年。
　　中年人大多经历过爱情，如果让他们在过了恋爱期后再来看爱情，这时少了很多年轻时的冲动，少了更多客观原因，没有钱的烦恼，没有传宗接代的烦恼，再让他们做一个选题，面对自己，下决定是不是要跟这个人好好相处，是否要爱这个人。这个时候的爱，会思考得更多更深刻，也更复杂，他有可能再试着把以前喜欢对方的理由想一遍，也许父母会高兴，或者社会关系会更和谐，或者，也许在什么时候至少有个伴，抑或是，有些人想再体验另外一次的人生。这时的人，利落，没有年轻时的纠结与反复。
　　大多数人都把爱情神化了，其实，年轻人的感情跟荷尔蒙有关，中年人有时更可能与寂寞有关。我们有爱的权利，也有不爱的权利。
　　在这些想法的前提下，姚谦写了电视剧《离婚律师》里曲婉婷的歌曲。至于他本人，发现自己已是中年的情景，已被媒体转载很多遍，他有一天半夜上洗手间，一开灯看到他爸，他说，爸，你来了，然后发现自己正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在说话。这才醒悟，自己已是中年。他同样经历过中年时的困惑，害怕被取代，发现自己青春的过去就是新的一批拥有青春的人会取代你。
　　他接受万物都在不断改变，这帮助他去接受他已不再是昨天的自己，他已经相信，每一个年龄阶段都有属于自己的价值和美好。他说，这也是多年来与再往后许多年他能过得怡然自得的原因。浪漫主义般孩子气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