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气候,中国寻觅导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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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规则演进的历史表明,当减排的任务成为必须执行的命令时,污染控制技术的创新和发展都会比之前人们所认为的更快和更便宜,当全世界最终采取认真的态度对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时候,同样的情况将会发生。”
  
  16世纪初,航海家斐尔南多·麦哲伦和其他西方海员启程到未画海图的水域,他们的地图,无论在今天看来多么可笑,但对他们而言却已经足以自信前行。气候变暖的挑战,同样是一片旅程充满未知的水域,而今天的人类或许跟当年的麦哲伦一样,需要一份发挥全球潜力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导航图,哪怕它跟麦哲伦的航海图一样粗略。
  2008年4月24日,首次在北京召开高规格的“气候变化与科技创新”国际论坛,即可视为中国寻找承载着自身愿景的导航图的又一次努力。
  
  参与全球减排协议谈判
  由科技部、外交部、发改委、环保部4大部委,连同气象局、中科院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环境规划署、亚太经社理事会和世界气象组织等国内外权威机构联合主办的这届论坛,旨在探讨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与政策、技术措施,以及市场机制和国际合作。
  在这次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表示,要坚持根据国情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采取适当的减缓行动,并呼吁发达国家切实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消除技术转让的各种障碍。这一立场,相当于站在了要求立即行动的欧洲和盯住中国的美国中间,其暗含的通过技术化解危机的思路与布什政府的现政策异曲同工。
  对此,富布赖特学者、美国马里兰大学法学院环境法项目主任罗伯特·佩西瓦尔(Robert Percival)教授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在温室气体排放量上,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按人均计算,美国是遥遥领先于中国。因此,美国应该作出最大碳减排的承诺,履行《京都议定书》作为削减的起点。不过,如果中国继续在人均排放量上追赶上美国,其结果将是一个全球性灾难,因为它的排放量将压倒任何其它国家的减排努力。
  “我认为中国政府对环境问题十分重视,尽管他们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出发。不愿意率先采取行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佩西瓦尔教授相信,中国出于简单的自我利益将不得不减少温室气体,因为在日益升高的压力面前,它是通过行动能对气候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当它作出一些让步就可以成为全球表率时,何乐而不为呢?
  佩西瓦尔教授介绍说,新的全球减排协议将于明年在丹麦哥本哈根会议上制定,以取代即将到期的《京都议定书》。他希望届时能建立一些类似现有的“清洁发展机制”和“联合执行”规定的补偿机制,使发展中国家更容易获取污染少的技术。同时,可以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某种形式的全球碳退税,因为“那将是帮助它们过渡的一个好方法”。
  对于技术革新推动政治议程的预期,佩西瓦尔教授同样表示乐观:“虽然我对具体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技术不是很了解,但环境规则演进的历史表明,当减排的任务成为必须执行的命令时,污染控制技术的创新和发展都会比之前人们所认为的更快和更便宜,当全世界最终采取认真的态度对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时候,同样的情况将会发生。”
  “对我而言,最为担心的是最近极地冰盖的加速融化,这似乎是在某种程度上警示,之前科学家们所认为的至少在2030年前不会发生的某些灾难可能提前降临。这可能表明气候暖化的协同效应正在发生,将使一些极端天气的危害加剧。”佩西瓦尔说。
  
  认识碳减排“气候地图”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年11月的最新报告指出,在过去100年(1906~2005年)中,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升高O.74摄氏度,而一旦温度增加两摄氏度以上时,自然灾害将急剧增加。这显示气候变化已成为21世纪最重大的挑战之一。
  人们都已经知道这一风险,也听到了警告,问题是如何应对。早前,欧洲第五大能源公司、瑞士Vattenfall公司发布了一份旨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气候地图”。该公司气候政策主管阿尔内·莫格伦表示,他们和麦肯锡合作得了的结论是:到2030年,全球年度排放量必须限制在310亿吨以下(低于1990年的350亿吨),即比“不作为”情形下的预计排放量至少要削减270亿吨。为了在不重挫经济的情况下逼近目标,人们应及早行动。
  根据2002年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调查,主要排放源来自电力生产、工业领域、交通运输以及农业等行业。其中,电力行业的碳排放占总量的24%,工业领域占23%,农业和废弃物占18%,交通运输业占14%,建筑业占8%.此外还有森林等其它行业。
  由此,“气候地图”勾画出人类碳减排的出路。电力行业首当其冲,其主要排放来自为发电而燃烧的矿物燃料。根据国际能源机构计算,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遏制电力部门排放,从2002年到2030年,在通常商业模式下排放量将增加79%。大部分电力部门的排放量都發生在北美和中国地区,这些地区减排潜力最大,可分别达到13亿吨和17亿吨。履行这些减排潜力需要的是得力的政治措施,例如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碳排放权交易。另外,如果一个有效的全球气候制度得以实施,有关碳捕获和储藏技术的提升也将变得可以预期。
  其次是工业领域,如果保持现状,未来30年尽管由于提高能源使用率可降低碳排放,但碳排放还将可能增加60%。由于比较容易测算和跟踪排放量,工业领域实现削减的可行性最高。但如果世界各国没有强制性的统一行动,就会滋生变相逃避义务的问题。
  农业和废弃物的碳排放,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第三大来源,其中很大部分的碳排放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和废弃物,主要包括从土壤施肥到牲畜排泄,从垃圾填埋、废水处理到粮食生产过程中所排放的甲烷等含碳气体。推算显示,到2030年,这一排放将占总量的37%,主要推动力则是发展中国家的高速人口增长,因此这些国家减排潜力巨大。
  除了这三大温室气体排放行业外,还有交通运输部门、森林和建筑行业都拥有巨大的减排潜力。公路运输、航空、海洋和铁路,几乎所有的碳排放都源于燃烧石油。未来30年内,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交通工具的大幅度增加,将让运输部门的碳排放量翻上一番。而有数据显示2002年光全球热带森林砍伐所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就达8.2亿吨的二氧化碳当量,包括家电使用和暖气空调等建筑保温节能方面,也都拥有巨大的减排潜力。
  
  试点“低碳经济区”
  “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是老式的重商主义道路,强调追逐出口利益,过度扶植本土领军企业,另一条路则引领我们利用全球化机遇,实现双赢,不仅国家赢得经济利益.还转向全新的工业革命——低碳经济。”在今年2月底于北 京召开的《中国与欧洲能源和气候安全相互依存性报告》发布会上,笔者听到了主办方如此殷切的期望。
  由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和中国社科院等联合发布的这一报告表明,煤炭、建筑和交通运输这未来最可能帮助中国实现大幅减排的三大关键行业中,煤炭一家就占中国62.8%的能源需求,其中包括80%的电力、50%的工业燃料和60%的化工原料。都要依靠煤炭。煤炭燃烧造成了大量的碳排放,而如果按照目前的消费速度,国内煤炭储量只能维持不到50年的时间,因此需要更为清洁的能源来代替。至于建筑行业的能源消费.目前占中国终端能源消费的1/5,且将随着城市化加快而持续增长,其中水泥工业是最主要的高碳排放行业。
  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呼声也越来越强。在这次会议上,英国外交部气候变化特命大使约翰·阿什顿表示,中欧共同面临全球气候变暖的严峻挑战,“欧洲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中国经济,进入21世纪,中国稍有趔趄,欧洲的退休基金会便要绞尽脑汁才能勉强赚到支付退休金所需的钱。由于欧洲人口老龄化问题.我们的经济将遇到难以想象的阻力”。为此,他呼吁中欧超越眼前的经济利益着眼长远合作,例如在中国建立“低碳经济区”试点,使之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试金石。而在会场之外,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同中国科技部交流中心已于2007年3月开始联合举办为期两年的“气候酷派”活动,以在媒体上铺开宣传。
  
  加快碳排放交易立法
  目前以欧洲为首的西方推行一套碳减排制度,全称“总量管制和交易(cap-and-trade)”,旨在通过排污权交易来减少污染。美国环保协会1997年曾与中国政府签订协议,在中国南通和本溪两市试点二氧化硫减排,该项目现已推广到山东等5个省份。
  “没有任何利益激励,是没有公司愿意主动减排的”,美国环保协会全球气候项目主任彼得·戈德马克(Peter Goldmark)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在总量管制和交易制度下,一国被允许排放的温室气体有个总量限度.但具体到每家公司,则可以选择如何减少排放量,尤其那些削减额超过规定的公司,可以出售多余额度来获利。这就给予微观经济体以最大的灵活性,使其能以最具效益的方式减少污染,部分公司甚至乐此不疲。
  以中国治理二氧化硫排放为例,2000年中国二氧化硫排放已达1995万吨,居世界首位。之后数年,国家环保总局与美国环保协会合作,在全国酸雨严重的山东、山西、江苏、河南4省和上海、天津、柳州等市开展排污权交易模式试点,今年1月起,又开始推动太湖流域的266家重点排污企业实行排污权交易,这些尝试均取得了一定效果。
  与二氧化硫不同,温室气体的总量控制和交易在立法上存在很多问题,多数相关法案仍在各国国会接受审议。美国环保协会官员表示,他们正在游说美国国会,预计在2010年前会通过整个法案。在加州,施瓦辛格的州政府在相关立法上已经先行。
  “减排的成本有多大?美国人每天才几美分。遏制全球变暖的成本是能够支付得起的,但我们无法承受继续犹豫的代价,进一步拖延只会大大增加减排的成本,并将冒着遭遇气候变化不可逆转的锁定风险。”美国环保协会在2008年发布的一份《遏制全球气候变暖成本有多大》的报告中表示。接受笔者采访的戈德马克即是报告撰写者之一。
  报告另一撰写者、美国环保协会经济政策和分析主任纳撒尼尔·基欧汉表示,如果实行碳减排,虽然制造业将出现一些就业损失,但新的碳市场将创造就业机会,美国总的就业损失仍将维持在最低限度。此外,家庭将受到能源成本影响,但升幅仍很温和,整体成本将足够小,预计将在1%以内,以至能够扩大项目抵消低收入家庭的负担。
  
  此外,该报告还利用一系列经济模型显示,创造碳市场来限制污染和遏制全球气候变暖将不会损害经济。按照通常的商业模式,美国GDP将在2030年1月达到26万亿美元,而如果采取温室气体减排的措施,经济将在2~7个月后达到同一水平。报告由此宣称:“如果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就能做到这一点——并在经济上能够支付得起。”
  
  推广信贷“赤道原则”
  前文提到,电力、工业和交通三大部门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因此也将是未来30年内全球实现碳减排的重点部门。这些部门操作的项目往往要通过融资来达成。如果说2003年6月之前这种融资轻而易举,那么在这之后,将变得比较艰难。
  针对项目融资中有关环境与社会风险,荷兰银行、巴克莱银行、西德意志州立银行和花旗银行在2002年10月于伦敦举行的国际知名商业银行会议闭幕后,共同起草了一份贷款指南,明确规定5000Z美元以上的贷款项目必须执行包括审查和分级在内的10项原则。该金融行业基准就是后来声名大噪的赤道原则(Equator Principles,简称EP)。
  2003年6月,包括4家发起银行在内的10家大银行宣布接受赤道原则。2006年6月,成员银行对赤道原则进行了修订,将项目融资规模从5000万,美元降低到1000萬美元,强调信息披露,而在项目分类上则更侧重社会风险和影响。这一调整使赤道原则的运用范围更加广泛,相关信息显示,截至2007年12月,采用赤道原则的金融机构已有56家,其业务遍及全球100多个国家,项目融资额占全球项目融资市场总额的80%以上。
  目前赤道原则在欧洲和北美得到了广泛运用,而在亚太地区,接受赤道原则的金融机构却只有6家,其中没有一家是中资银行。中资银行的“落伍”曾受到世界银行原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的批评,而另一方面,日本瑞穗实业银行的事实则证实了赤道原则的威力——采纳赤道原则后,瑞穗实业银行的声誉和经营绩效得到显着提升,该行在国际项目融资榜上的排名由2003年的第18位上升至2006年第三位,现已突破7.72亿美元。
  2007年4月1日起,外资银行正式在华经营人民币业务。美国花旗银行、香港汇丰银行、日本三菱东京日联银行、美洲银行等积极实施赤道原则的金融机构,正分享中国金融市场这块大蛋糕。部分由于它们的推动,部分也要归功于国家环保总局2005年1月所刮的“环保风暴”对银行信贷现行标准的冲击,我国部分银行近来也已将“绿色信贷”引入到信贷管理工作中。而绿色信贷,被视为一定意义上赤道原则在中国的落地执行。
  2007年7月,国家环保总局、央行和银监会联合发文,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环境违法的项目进行信贷控制。今年1月,国家环保总局与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签署协议,共同开展赤道原则标准研究与推广项目,计划推出一批针对污染减排重点行业的绿色信贷指南,使商业银行在审查信贷项目时能明确细则,这标志着我国绿色信贷政策正在走向深入。而近日,兴业银行表示将会在“今年适当的时候”宣布接受赤道原则,这是中国首家公开表示将接受该原则的中资银行,显示了中国承担全球气候责任的最新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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