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收到真人秀节目的邀请后，梁家辉召开了家庭会议，向太太江嘉年、双胞胎女儿Nikkie和Chloe提出了三个问题：要不要赚这个钱？能不能面对某一种状况？妈妈能不能放心？
　　生计从来是梁家辉面对邀约时考虑的重要部分。上世纪90年代，香港黑社会入侵演艺圈时，他在重压之下3年拍了39部戏，直到体力不支，回家接送女儿上学一年。想到女儿过几年上小学、中学、大学，算了算要花多少钱，又重出江湖拍起戏来。
　　从这个角度来看，梁家辉拍戏只是应了香港人常挂在嘴边的“打好哩份工”，这份工最初甚至不是主动为之。他多次称自己是“被电影选择的人”：陪朋友报名艺员班，自己被选中;觉得不用穿校服、不像平时念书那么呆板，好玩，和刘德华成了班里跑龙套最多的人;自办杂志邀请李殿馨拍封面，去她家吃饭，被她父亲李翰祥带去北京拍戏，还获得1984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那年他26岁，至今仍是该奖项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被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选中，成为其改编玛格丽特·杜拉斯作品《情人》（1992）电影的男主角，电影成为当年法国电影票房冠军，他因此跻身国际影坛……总之，演员之路一开始就给了他很高的起点，之后虽几经波折，也总能峰回路转，如此推着他越走越远，而今已近四十年。
　　而在另一条叙事线上，梁家辉与电影似乎缘分天定。母亲是铜锣湾乐生戏院的接线员，他出生才几个月就被带到戏院。母亲忙的时候，带位员就将他安置在楼上放映机正下方的位置看电影。姨妈在戏院卖爆米花，每天把卖剩下的碎爆米花给他装一大包，他一边看电影，一边往嘴里填，银幕上是玛丽莲·梦露、奥黛丽·赫本、黑白的香港武侠片。多年以后，梁家辉看着《天堂电影院》里男主角多多在放映师帮助下领略光影魅力时不免泪流满面，想到在铜锣湾乐生戏院度过的童年。往后的每次被选择，被选择后获得的惊喜，似乎都是缘分的延续。
　　然而，每次幸运之后，命运打击都迎面而来。第一次被评为最佳男主角的同时，梁家辉被台湾影视圈封杀，一年无戏可拍。扬名国际后，他又被香港黑社会威胁，按头卖命近三年。终于一切完结，香港电影盛景一同远去，他北上拍戏，勤勤恳恳又二十年。他的努力与时代彼此呼应，年过六十，童年缘分种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芽，随生命历程盘根错节，成了人生可依托的高木。往前回溯，众多角色成了高木的花果，累于记忆，亦在香港电影史上熠熠生辉。

　　在一系列的被选择与选择后，电影成了梁家辉的终身事业。他师承李翰祥，又被徐克调教，身上兼具香港传统文人型导演遗留的风骨气节与香港新浪潮新导演的独到眼光和精准表达。他成长于新艺城、UFO、银河印象等香港电影公司接连崛起之时，与张国荣、梅艳芳、林青霞、王祖贤、张曼玉等人一同点缀了香港电影繁荣时期的璀璨夜空。香港电影衰落后，处女作北上的草蛇灰线以另一种面目回归事业，他再度北上拍戏，每年都有作品问世，其中不乏《太行山上》等主旋律影片，至今仍活跃影坛。他从80年代走来，穿越了香港电影的荣光与低谷，勾连几代电影人，成为人们怀思回望时不可略过的人物。
　　电影之外，梁家辉很少出现，迄今为数不多的80年代影像资料中，他都与张国荣、梅艳芳、张曼玉等人一同出现在节目里。他话少，到了不可不说的场合，也少以“我”开头，一如他80年代在《文汇报》上开写的专栏“辉笔而就”一样，针砭时弊或风花雪月，总之不谈自己。这是入行多年他恪守的原则：演员梁家辉身上的每一个器官都可以用来演戏，他从《情人》便开始这么做;普通人梁家辉在写一份剧本，在离世那天才能完结，那是他的人生。

李翰祥不只带我走演员的路这么简单

　　李翰祥见到梁家辉时，正在筹备《垂帘听政》（1983）《火烧圆明园》（1983）的拍摄工作。这是李翰祥1948年到香港后第一次回内地拍戏。他从1978年便开始筹备，先后计划将周恩来的故事，以及《茶馆》《我的前半生》等内容搬上银幕，均未能落实。五年后终于有了眉目，他拍戏的消息在内地、香港传得沸沸扬扬。李翰祥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在他自1979年开始撰写的专栏《三十年细说从头》中，最后11篇都是与慈禧有关的内容。影片开拍后，李翰祥全身心投入拍摄，数年一日未断的专栏也停更了。
　　作为邵氏声名最盛的四大导演之一（其他三位为张彻、胡金铨和楚原），李翰祥首次将黄梅调引入香港电影，引领一代黄梅调电影的潮流，后又开了香港风月片的先河，作品《金瓶双艳》成为成龙首部银幕作品。同时，他研究清史多年，靠《倾国倾城》等清宫戏扬名两岸。在寻找拍摄题材的过程中，他对慈禧深恶痛绝，先后委托三人，并亲自修订后，完成《垂帘听政》和《火烧圆明园》的剧本，结束与邵氏的合约，回北京拍戏。

　　此前，梁家辉在艺员训练班学了半年后退学，“那时候学的都是些电视台的东西，感觉没什么前途。”他称那段经历就像迷途羔羊，打算各种东西都尝试一下。离开训练班后，他做过服装模特、当过杂志编辑，还与朋友合办了一本名为《La Bouche》的时尚杂志。他与李殿馨因拍摄封面相识，上门拜访才发现她父亲是大名鼎鼎的李翰祥。席间，李翰祥让梁家辉做了焦虑与惊慌的表情，看后问他愿不愿意跟着去拍戏，他一口答应。李给了他一沓与咸丰、慈禧相关的清朝历史书，到了北京又丢给他剧本。梁家辉以为自己是一个跟班和助手，等他看完剧本，导演让他去剃头，剃完头才知道李翰祥要让他演咸丰。 　　扮演慈禧的刘晓庆当时已经出演了《小花》《瞧这一家子》等电影，是国内当红女演员。这位香港新人把她逼得和李翰祥大闹——梁家辉连普通话都说不准，和他对戏完全听不懂。梁家辉一边苦练普通话，一边念数字，刘晓庆根据停顿位置判断哪句该接戏。在北京住了一年多，梁家辉学了满口普通话，回香港拍戏，大家都说李翰祥捧出来的梁家辉是内地演员。
　　梁家辉当时不知道刘晓庆很红，只记得她很用心，剧本翻开写满了字，批注这里该走几步，那里该有什么表情。“但那时候我连这些都不知道，只觉得，我的天，她怎么写那么多东西，密密麻麻的。”
　　梁家辉还沉浸在初到北京的兴奋中。内地刚刚改革开放，吃饺子得带上肉票，想吃鱼要去黑市。他住过团结湖，曾从8路公车总站附近骑自行车沿着长安街到西苑饭店。也曾在一晚大雪后，骑着自行车沿着长安街一直到英雄纪念碑，回头看，雪地上只有自己一道车辙印，天亮了，驴车拉着大白菜进城。
　　在李翰祥的帮助下，梁家辉第一次接触到了电影工业。他与李翰祥共同生活，没有自己的戏也在旁边看着。每天收工，李翰祥会把三天前拍摄好的戏拿回去剪，梁家辉经常帮李翰祥收片：把胶片顺好号码，放到剪辑机，两卷沓在一起，废片扔地上。他记得李翰祥剪一次，满地都是胶片。“他不只是带我进入电影的导师，不只是带我走演员路这么简单，他让我初步认识关于电影制作的模式，那时候其实对演员的认识是最低的。”
　　李翰祥对演员的调教功夫声名在外。《武松》（1982）一片里他教台湾明星汪萍演潘金莲最后被武松一刀刺死的戏，汪萍怎么也演不出。李翰祥讲戏：“她一生爱武松，一直渴望和他来一下。这一刀，就像操进她的啤里！”说完李翰祥教了一个欲死欲仙的表情，汪萍照做，得到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
　　梁家辉同样获益匪浅。在片场，他耳朵边通常是“Tony，你从这边走过去那边，我叫你回头你就回头”的指令。在拍完咸丰皇帝寿宴看戏因病退席那场戏后，他问李翰祥为什么这样演，李翰祥解释：“你刚才在大戏台看一场京剧《美猴王大闹天宫》，但是你身体不舒服。看戏让你想起现在国家已经乱成这样，就像孙悟空把天宫打乱，但是你却没有办法，所以看到一半站起来要回后宫，路过戏台走六步，我叫你的时候回头。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你有肺痨，你快死了，但是还心怀国忧，压力特别大。你的头要越来越低，再回头看看我这边，然后慢慢往黑暗处走，还是刚才那种步伐，但是头要低到快抬不起来。”

　　“我有很重的、不能承担的担子在肩上，回头看看外面看戏的人还是娱乐升平，好像不知道现在国家发生的事情一样，所有担子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所以我才要离开戏台。外面还在噼里啪啦，大家都很开心，只有旁邊的小太监和两个太后很担心皇帝怎么了。”就这么一个镜头，让梁家辉明白，原来角色心情怎样，身体的力量应该怎样。也是在这时，此前看的资料涌到剧本上，帮他理解了咸丰和慈禧的关系。
　　《火烧圆明园》在香港获得近千万票房成绩，《垂帘听政》让初登银幕的梁家辉荣获第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获奖后，梁家辉接了一部喜剧《鬼线人》，李翰祥问他为什么要演，他答希望多去闯闯。李翰祥回：“我捧出来的都应该是明星，而不是演员。”“我后来才理解，他两部片子把我带到影坛某种高度，我第一部片子就拿影帝，他觉得我发展下去应该更上一层楼，应该有一种格局，有范儿。”
　　李翰祥曾希望拍摄《末代皇帝》，但被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抢先一步，这成为他人生一大遗憾。他转而拍摄记录溥仪后半生的电影《火龙》（1986），邀请梁家辉出演。梁家辉看过溥仪的资料，提出刮掉一点头发、装上假牙，这样脸型可以跟他更像。“那是跟导演的第三部戏，也不能说有多成熟，但是当他听到我提的意见或者知道我做了功课的时候，他知道‘OK这个人不是来混的’，是来学的。” 贝托鲁尼看了《火龙》后曾找梁家辉出演《末代皇帝》，梁家辉拒绝了。

徐克是我电影上第二个开山祖师

　　《垂帘听政》拿奖后，台湾当局不满梁家辉拍摄大陆的影片，要求他写悔过书，他没写，被台湾演艺圈封杀。自70年代末，台湾商人参与香港电影投资，香港小的独立制作公司没有海外院线，亦没有雄厚的资金，为生存采用了卖外埠版权的方式：剧本和演员确定后，监制或制片人到新、马及台湾等地游说片商，卖外埠版权，可一次性买断，也可保底分账，但片商必须先付三分之一的定金，这成为香港影片开拍前期的依靠。经过邵氏、嘉禾等几代电影公司的努力，台湾地区已经与东南亚、日韩等地一同成为了香港电影的重要市场。1980年，台湾占香港电影海外市场份额10%，到1984年梁家辉获奖时已经占到21.9%。因此，梁家辉被台湾市场封杀后，面临无戏可拍的窘境。
　　1984年，徐克在新艺城自办工作室，邀请梁家辉加入。新艺城1980年由麦嘉、石天、黄百鸣组建，后又拉入徐克、施南生、曾志伟和泰迪·罗宾，被称“新艺城七怪”，七人对新艺城出品电影起决策作用。1980年到1991年，新艺城创作上映了八十余部影片，共四次打破香港票房纪录，五次登顶年度冠军。《英雄本色》等警匪片、《八星报喜》等贺岁片、《开心鬼》等喜剧片皆是其成功的作品。
　　作为香港新浪潮导演的代表人物，徐克在七人中更具野心。《香港电影的秘密：娱乐的艺术》作者大卫·波德维尔曾见过徐克，据他回忆，徐克个子高瘦、目光炯炯、神情肃穆，每时每刻都一副蓄势待发的模样。徐克可以不眠不休连续36小时工作，5天内完成剪接、配音、混音、字幕、印片整个过程，思维往十来个方向扩散，说话态度认真。 　　80年代的香港影坛曾出现两种说法，都以徐克为焦点。一种认为，从首部长片《蝶变》（1979）开始，他渐渐成为锐意创新与港片创新化的代表人物。另一种说法是，徐克是新浪潮幻灭的缩影，因为他的前三部作品皆向主流发起挑战，但票房尽墨。事实上，直到80年代后期，徐克的能量似乎才随年纪与经验的增长得到最大程度发挥。日后一代人的共同记忆《新龙门客栈》《倩女幽魂》《青蛇》《东方不败》等影片，皆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作品。
　　1986年《英雄本色》大火，施南生和徐克带着梁家辉去了台湾参加金马奖。二人向大家介绍梁家辉，说这是新艺城的人。斡旋在此刻终于成功，梁家辉被解封，在参拍电影的同时开始了向徐克学习的过程。
　　梁家辉回忆，“徐克目标很大，是香港最早用电脑写稿的人。新艺城那时候出来的永远是动作片和喜剧片，小生有林子祥、许冠杰。他们觉得，来，家辉不错，大导演李翰祥出身。（就这样）把我拉进去了。”
　　梁家辉在徐克工作室，没事就看片子剪接，看着当时最卖座的《笑傲江湖》《倩女幽魂》《铁甲无敌马里亚》等影片一步步剪出来。有了帮李翰祥导演找片子的经历，新艺城剪辑师一声“哎呀，我刚才那个胶片……”时，他马上能找出来。

　　他还担任了《倩女幽魂》（1987）的副导演。到现场后，张国荣看到他很担心，问徐克，梁家辉来干嘛？徐克回答“副导演啊”。“怎么找一个影帝来当副导演，是不是我的戏有问题？要找一个影帝来当副导演来指导。”徐克就说“想太多了你，他是来学习的”。在《倩女幽魂》剧组里，梁家辉帮武师拉杆丝，还学会了放烟，开始懂镜头。“懂镜头才能知道放烟从哪里放到哪里，从哪里开始往镜头飘，不然镜头会堆满一坨烟。”
　　新艺城一直有半夜开会到天亮的传统，徐克工作室也延续了这个做法。梁家辉曾在半夜3点接到徐克电话，被叫到九龙城录音间。黄霑、罗大佑都在，一人一台电子琴，他们正在为《笑傲江湖》配乐。梁家辉说：“我哪儿懂啊，你们配吧。”黄霑拉住，“哎呀，家辉不要害怕。来来来，大佑，准备。”电影开始，黄霑让梁家辉随手按了一个“la”，他接“la，so，mi，re”，写出这句后重放，下一句“mi，re，do，la，so”又冒出来。再放一遍，梁家辉一按下去，黄霑就开始“沧海一声笑……”四个人搞了一周，这首经典歌曲完成了。“当时的创作就是这样，你跟几个大师一起，黄霑、罗大佑、徐克在那边配乐诶，每天有这样的创作氛围，你说吸不吸引。”
　　有一天，徐克拿了一本内地作家钟阿城的《棋王》、一本台湾小说家張系国的《棋王》给梁家辉看。阿城的《棋王》讲述了“文革”时知青“棋呆子”王一生四处寻找对手下棋、拼棋的故事。张系国的《棋王》则讲了70年代台湾经济腾飞之时一位天才棋手的神秘遭遇。
　　他看完后，徐克说：“明天我们开始写《棋王》的剧本，你一起来。”徐克、导演严浩和他每天开会，准备将两本书结合在一起。在他们的梳理下，阿城的棋王代表下乡岁月、代表历史，张系国的棋王代表现代台湾，主角的预测能力代表未来，两个人相遇，变成了两种不同社会状态的碰撞。故事变成了程凌为了帮助好友丁玉梅而训练擅长五子棋的小孩时，想起了二十多年前他在大陆遇到的棋痴王一生以一敌九的故事，最终两个棋王见面，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比赛。这是梁家辉唯一署名编剧的电影。
　　剧本确定后，徐克让严浩拍。当时严浩不能回大陆拍戏，在台湾乡下搭了一个知青营拍好大陆的戏。拍摄台湾部分时，严浩不知道怎么面对台湾当时的社会状况，逃回了香港。徐克让梁家辉和另一个副导演去台湾做这部分的前期工作，给了他们两周时间筹备，之后他们花了一个星期把剩下部分拍完了。
　　梁家辉认为，李翰祥导演走内心，徐克走画面。在他与徐克的合作中，《新龙门客栈》（1992）极负盛名。电影在沙漠拍摄，梁家辉饰演游走沙漠与江湖之间的高官兼游侠周淮安，经过一番波折，他终于见到了林青霞饰演的伴侣邱莫言。拍摄相逢那场戏时，徐克给了他角色背景，让他自行设计。他从徐克的画面中汲取灵感：周淮安与林青霞都是乱世里最儒雅的样子。他骑着骆驼、带匹马，缓缓踱过沙漠，夕阳的红光照过来，驼铃叮当响……“在那么混乱的江湖，你要走边关逃出去，见到伴侣第一件事是什么？我想不会拥抱，也不会亲吻。”开机了，邱莫言走出来，周淮安蹦上楼梯，慢慢放下脚步，一直看着伴侣的脸，手放在她脸上，心中的潜台词是，“你辛苦了。”一遍过。“他让你在技术上已经知道了他的要求，在表演上完全不会控制你，你给他最准确的一种状态，就会没问题。”梁家辉说。

东方胴体的黑暗期

　　90年代初，香港被一则消息炸开了锅：梁家辉将出演法国导演让-雅克的下一部电影《情人》，改编自杜拉斯同名小说，投资1.5亿港币。当时香港拍一部戏成本不过两三百万港币。1976年，让-雅克处女作《高歌胜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他的《人类创世》《子熊故事》皆获凯撒奖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 　　让-雅克在好莱坞的华人演员里找了一圈，发现他们大多饰演出租车司机、小餐馆侍者、黑帮成员等单一角色类型，与电影主角精致优雅的贵族形象差距较大。他又先后在北京、东京、上海、台北、香港寻找合适的人选，见了一批武打演员、剧情片演员和京剧小生，皆不满意。同一个经纪公司的贝托鲁奇向他推荐了曾拒绝过自己的梁家辉。让-雅克托人邀请梁家辉见面。梁家辉见到导演第一句话是“I speak poor English”。这句话正中导演下怀，《情人》男主角就该是一个英文并不流畅的殖民地少爷。临别时，他给了梁家辉《情人》小说的英文版和一份英文剧本。
　　一个月之后，让-雅克再次邀约梁家辉，给他看分镜头剧本，讲解了三个小时，梁家辉“好像刚看完一部拍好的电影”。講完导演问他，你愿不愿意参与演出？梁家辉答应了。副导演上来量身以备制作西装，导演让他下周飞巴黎见见女主角。回到香港后，梁家辉发现自己要拍摄《情人》的消息已经登上报纸。
　　在《情人》剧组，梁家辉观察到国际导演拍片的方式。让-雅克提前半年让两个副导演到越南勘景、选演员，连男女主角相逢那场戏，湄公河对岸没有台词的群众演员都要亲自挑。一千多人的大环境，群众演员提前三天试衣服，试完后副导演集中所有人讲戏，给每个人分配角色：你是渔民，你是路人，你是交通警察……三天以后开拍，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角色，现场井井有条。
　　“这样让我想起1960年代，国内的电影，演员工资虽然不多，但是他们每演一个角色可以花三个月体验生活，学当地人的语言或是生活习性，那时候，虽然电影收益没那么高，演员反而有这样的机会。”

　　电影上映后，香港观众沸腾了。梁家辉还记得当时观众的评价：“说难听点，那时荧幕上只会看见一个西方男人压在东方女孩身上，没想到会看到一个东方男人压在西方女孩身上。他们真是这么讲的。”电影在欧洲也引起轰动，打破法国电影两年来的票房纪录，宣传语是“一个背部光滑、没有体毛的东方胴体”。梁家辉和太太去巴黎宣传，路上女人见他都张大了嘴。他跻身国际影坛，片约不断。但他决定回国拍戏。“如果我不能在中国成为有代表性的演员，我跑去西方干嘛？而且还要举家迁移。我不去，见都不见。”
　　回到香港后，找他演的大多是照着《情人》写的剧本，白西装、露两下，摆个pose。梁家辉挑来挑去，选了一部反高潮喜剧《92黑玫瑰对黑玫瑰》。这是一部无厘头喜剧，以香港电影早期的粤语长片为戏仿解构对象，有强烈的颠覆感和怀旧氛围。梁家辉戏仿擅长扮演多情公子的老邵氏演员吕奇。这部电影为他赢得了第二座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杯，他喜剧的一面也得以开发。
　　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香港电影产量腾飞的时期，1988年开始，每年出品百部以上影片。1988年以前，香港电影需要审查，成立制作公司有一定门槛，1988年以后，香港电影分级制开始实施，黑社会迅速侵入演艺圈，试图分一杯羹。台湾市场占香港电影海外市场近30%的份额，众多台商也加大了对香港电影的投资与干预。
　　梁家辉因接拍《情人》身价大增，影片开拍前，他就被要求去台湾拍一部电影。杀青后他去越南进组，打算用一个月时间适应环境，但不到两个礼拜，黑社会买通当地人，找上门，押着他去菲律宾拍戏。那次风波后回港，在机场他给家里打电话，听到母亲声音后放声大哭，只说工作辛苦。
　　90年代初，整个香港影视圈都笼罩在黑社会的胁迫之下，不少人都被逼着拍过戏，周润发不得不去了好莱坞。梁家辉以高强度拍了三年戏，最多一年出了13部电影，因此被称“梁十三”。每年年初，他约八个黑社会制片、两个制片，印一张12月日历，给十个人填，填好后他汇总。汇总完也不看，对方知道就行。拍戏时，第一组差不多了，另一个组的制片就会带人过来，听到“家辉哥收工”，他再去第三组——一天下来只能在来往片场车上睡45分钟。
　　“那三年一天都没有休息，完全黑暗。我女儿出生了，我的戏从她们零岁一直排到三岁，到要进幼儿园学习班为止。三年以后我就脱离影视圈，我说我不干了，我受不了。”

后黄金时代

　　黑暗期的锤炼制造的养分在日后慢慢绵延。梁家辉发现，几乎任何角色他都能够应付自如，“你来啊！你出哪一家，我挡那一家。”
　　重新拍戏后，梁家辉放慢了接戏的步调。1997年，拍摄《黑金》时，导演麦当杰与编剧麦当雄看到梁家辉为自己饰演的黑帮头目周朝先写的十万字人物小传，惊叹比剧本还长。
　　这是梁家辉写小传习惯的开始。他到台湾拍黑帮戏，导演和编剧给了他大量资料，包括台湾不同黑帮老大的报道、他们的出身与结果，他抽取其中与剧本有关的部分，放在周朝先身上。2000年，他用同样的方法饰演了《江湖告急》中的黑帮老大任因九。该片由林超贤导演，公司给了他400万预算，这在1993年还不够成龙片酬的五分之一（据1993年《香港周刊》杂志统计数据）。“总要做点什么，让香港电影有工可开，给很低落的电影圈一点气氛。”林超贤回忆。该片片名极为生动地反映了当时香港电影的状况。梁家辉、吴君如等一众主演都以极低的片酬出演，工作人员纷纷帮手，当时整个香港只有两部电影在开工，这是其中一部。梁家辉感叹：“有了这部戏，总算对得起子孙后代了。”
　　杜琪峰的《黑社会》（2005）中，梁家辉出演黑帮大哥大D，与任达华饰演的另一位黑帮头目乐少斗法。虽然在电影中输掉了黑帮选举，但他拿到了当年的金像奖最佳男演员奖。他高兴得在后台地板上打滚，完全不介意摄像镜头将这一切传入千家万户。事后接受采访时他回忆：“讲完感谢词，以为镜头回到现场，结果就觉得人放松了，就躺地上了，也没有在地上打滚。” 　　他是香港为数不多在警察和黑社会两种角色上都做到极致的人，2012年，他饰演《寒战》中的警务处副处长李文彬，获得次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这是他第四次将之收入囊中。人们在感叹“姜还是老的辣”的同时，也不得不叹息香港电影行业人才不复从前。

　　作为局中人，梁家辉感受比观众更为真切。他多次在采访中提到港片没落、新人难以为继。北上拍戏后，面对内地电影的盛况，他也多次提出“内地电影不要重走香港电影的老路”。
　　梁家辉最精彩的故事集中在80年代到90年代，在他入行的前十年，这个行业飞速发展，精彩影片层出不穷，明星个个独树一帜，时至今日仍为观众津津乐道。
　　当年的电影人自寻出路，有的北上拍出了更精彩的故事，比如林超贤。亦有人坚守，在故事被讲尽的时刻绞尽脑汁推陈出新，比如庄文强。《红海行动》是香港技术流在内地语境下完美融合的典范，《无双》则是港片黄金时代情怀精心炮制的佛跳墙。这批人有着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混合的集体主义情结，而后随着专业主义发扬光大，演变成三不五时蹦出来的港式华丽怀旧。
　　现在，梁家辉工作强度轻了很多，在过去的20年里，他一边拍戏，一边生活。他去了南极，见到人们对自然的破坏，决定放下去北极与珠峰的目标。他写了20年专栏，在报纸上谈论鸟山明、樱桃子的漫画，繁体字与简体字的利弊，手办食玩的乐趣，偶尔提到自己，他写“幼读声律启蒙有云：‘蝉鸣哀暮夏，莺啭怨残春。’可知蝉鸣不但‘荔熟’，也代表盛夏已至，很快便将步入尾声，光阴似箭，真不是唬人的。”今年，他带着双胞胎女儿出现在综艺节目上，人们感叹新一代的迅速成长，脑海里他却还是《情人》中的羸弱贵公子形象。
　　从这个角度讲，梁家辉的故事已经趋于平稳。而随着香港电影行业的持续走低，他向来与时代呼应的命运似乎进入了另一种形式的黑暗。但不管何时，“打好哩份工”总是适合任何境遇的香港人，就连这句话，也经由全盛时期的TVB传到千家万户，成了香港特质的代名词之一。
　　时间跳回1985年，梁家辉被台湾电影行业封杀。迫于生计，他与几个朋友设计了皮条首饰，在铜锣湾摆起了地摊。路人路过的时候问他“你是不是影帝？”他答“我是，来，请看一下，参观一下”，结果原本打算买一套的后来就变成买三套了。铜锣湾的消费力让他震惊，一个人一天能够分到一千块钱。那时他刚经历了人生的第一个巅峰，也处于第一个黑暗期。他不知道香港电影会在之后的三十年里开出花，再落到泥里，亦不知他的人生已经与其绑定，随之起落。
　　（参考资料：《香港电影的秘密：娱乐的艺术》《寻常笔墨》《我对你说》《三十年细说从头》《怀念李翰祥》《90年代香港电影概述》《香港影视业百年》。实习记者江采欣、包莉婷、梁翰文对本文亦有贡献。感谢杜萱、Eki、罗曼、邹露在采访中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