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先生有志于“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这让人很难理解。因为就常识而言,为一方办事,就必为这一方说话的。古语也有“孝当竭力,忠则尽命”的说法,语出蒙学《千字文》。在“国学”日昌的今天,大概小孩子也是懂得的。当然,茅先生不是小孩子,而是一位老者,不能以蒙学中的道理来要求,这也是自然的。但是,一边为这一方办事,一边又为仇方、敌方或者别一个什么方说话,或者,一边为一方说话,同时又为另一方(悄悄地,或者公开地、大张旗鼓地)办事,总感觉有点……至少是说话不专心,或者办事不尽心。反正感觉不对劲。
　　当然,这不对劲是纯粹从字面上抠来的,而要理解一句话,理解一个人说这话的真意,是非有实际例子不可的。呜呼!解文其难矣,这大概属于造物弄人吧。谁让人是万物之灵呢?文中觅义这样的苦差事活该由人来做。
　　最近的例子,是茅先生主张廉租房不设私家厕所。这当然是在说话,但这主张真正实行起来可就成为办事。茅先生到底是在说话呢还是在办事?这状况也反映出说话与办事的区分之难。那么茅先生是在为谁说话为谁办事呢?他对自己的主张有注解,说是设了私家厕所就极容易勾起有权有势者(茅先生没有单说是富人)的强占欲望,对穷人反而不利。他心目中穷人应该住的廉租房就是过去的筒子楼,不过已经随着时光的推移有了改进,虽然厕所公共,但已有水冲,也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立厨房,所谓“与时俱进”者是也。他认为,这样的房子有权有势者当然不会觊觎,于是穷人可以安心住下去。而且他还给穷人勾画了一幅美妙的蓝图:一旦穷人攒够了钱,就恨不能马上离开这个家,去买有厕所的房子住了。用一位网友的更简洁的比喻来说,是给面包上吐口水,富人自然不会来抢,来拿,而饿极了的穷人则可以从容地、不紧不慢地将吐有口水的面包拿来,吃下,而穷人的肠胃是不怎么挑剔,也不该挑剔的,或许还借此锻炼了抵抗细菌和病毒的能力,于穷人的好处大焉!依我看,这穷人也许还会颇为得意地冲着富人嘲讽地挤挤眼,说句“有本事你来吃啊!”
　　如此说来,茅先生可真是在为穷人办事了!然而这又让人不解。怕歹徒抢劫,所以好人都该穿得像叫花子;怕恶棍强奸,所以美女就得做整容变丑。而这又是为了人们好。这大概是“善良”的茅先生的逻辑。这样的逻辑难道还不足以陷人于糊涂之境地吗?
　　以不带厕所的廉租房而论,这样的房子有权有势者(当然包括富人,因为谁也知道有权有势者与富人有着怎样的关系)仍然可以想办法拿到,然后转租给穷人,但却抬高了租价,穷人仍然住不起,事实上又对穷人不利。也许这是茅先生“智者千虑之一失”吧!然而还有深意在。
　　茅先生自己承认,的确,“廉租房没有私人厕所是歧视穷人”,但“市场经济就是对穷人不利。有钱人什么都能做,没钱什么也做不成。它是认钱不认人的。”“市场经济能把饼做大,它的分配原则是谁创造的财富多,谁就得到更多的分配。”换句话说,穷人活该受穷,因为创造的财富少。如过去有一部电影里讲的一句台词:“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也如电影中常出现的“滚,穷鬼!”这样的台词所告诉我们的,也就是说,穷人遭歧视是对的,是正常的。于是,茅先生所一贯主张的“人权”里可能就不包括“免于受歧视的权力”了。可见这不是在为穷人说话和办事。然而却似乎并不,因为穷人到底是有地方住了,比之以前要好些了。这又像是在为穷人说话和办事。
　　按茅先生的说法,市场经济对穷人不利,而不搞市场经济则不但富人完蛋,穷人会更惨(以廉租房而论,恐怕就是连独立厨房也不会有,公共厕所也没有水冲的了)。据说这是经过试验,并经茅先生解读过实验数据的(我们也不知道茅先生是在哪儿、调动了多少纸人纸马做的试验)。所以,为市场经济这个致人于穷富两极的原因说话,是茅先生所坚持不懈的,同时,对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结果又稍加修正,于穷人稍有弥补,又是茅先生所当的责任。不反原因,只修结果,两权相较,只能如此!两头不得罪,稳妥得很!
　　假设生活水平随时间的变化而呈一次函数y=ax+b,又如果在某一历史起点——就比如茅先生所说的计划经济大家都“穷”的时代吧——大家的生活水平都是b,那么,市场经济以后,“创造财富多”的富人的生活水平的系数a就要远大于“创造财富少”,甚至不怎么“创造财富”的穷人的a。也就是说穷人分得的饼会越来越小,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茅先生是搞经济学的,专门摆弄公式和数字,不知道这个一次函数概括得对不对,按照直观,大概不止是一次函数了吧?于是在事实面前,茅先生所一贯主张的“平等”里也就没有了“经济平等”,他的“人权”里也没有了“免于时常感受被时代抛弃的恐惧的权利”。于是对于绝大多数想通过市场经济争得平等权利和地位的人们来说,茅先生的办法终于还是无法,茅先生的经济学终于还是无解。
　　茅先生是认为计划经济十恶不赦因而坚决反对计划经济的。那么穷人住上无厕廉租房以后会是怎样一种状况呢?筒子楼是人们过去住过的,那是计划经济时代常有的。邻里之间频繁串门,相互走动,一家做饭满楼飘香,各家做饭相互品尝,平常没事打扑克下象棋嚼舌头,为某人便后不冲厕所而怄气,为争方寸之地而打架,等等。现在的电影里也还能经常看到。难道茅先生又要让人们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吗?或者是要人们产生对于计划经济的联想吗?就不怕住在筒子楼里的人们“反思”点什么吗?这大概又是茅先生“智者千虑之一失”。
　　其实,茅先生的方案,就是鲁迅先生所描写的“爬”!茅先生给人们描绘了一幅美妙的图画,悬挂了一个美丽的前景:爬吧,只要诚实地去爬,一定会爬上幸福的台阶,虽然不必一定要享受富人们才能享受的生活。茅先生办保姆学校培训保姆,被表扬为是给穷人办事。但因为保姆首先是富人之所需,故这又不能说单纯是为了穷人,倒又像是为富人办事。就算是为了穷人吧,可至今不见多少保姆“爬”到女主人的地位,当然,个别不讲“职业道德”者“爬”到男主人床上,或者很“讲道德”的男主人“爬”到保姆床上的,则有之。噫!自人猿相揖别,人类在私有制度下爬了几千年,也深信“爬能致富”论,但是于大多数而言,还是不能爬入幸福之境。对这一状况,茅先生自己坦白:无解,也不认为有解的必要。茅先生自己呢?他是不用爬的了。那太辛苦,他是早就可以登台演讲,出镜风光的了。当然,从他自己所抛之脑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层面上看,他是直立地走着,还是爬在某些所谓的理论和观念的僵尸上,还很难说!
　　近些日子来有一个事件在国内外被吵得沸沸扬扬——女服务员邓玉娇刺死镇干部邓贵大。邓玉娇是穷人,不穷不会到风月场所去“工作”;邓贵大不仅有权有势,而且是富人,因为他不差钱,而且钱还是他的武器,因为他竟用大叠的钱抽打邓玉娇的头和脸。这个富人欲用钱买春,遭穷人邓玉娇拒绝,强行施暴却偏偏运气不济而被刺死。对这一案件,很多很多人不但早已说话,而且也早已开始办事了。却不见说话与办事的里手茅先生出来说话和办事,而且依茅先生的理论,他该为富人邓贵大说说话,为穷人邓玉娇办办事的!至于怎么个说法,怎么个办法,人们是不太好为茅先生设计的,还得由茅先生自己出来讲讲!因为人们似乎比茅先生还无解。
　　为某一方面说话却为另一方面办事,这八成是靠不住的,颇有点像轻佻女子的脚踏两只船,或者交际花在男人堆里的周旋。骑墙不踏实,搞不好会摔着;言行不一,也是做人之大忌。要人信他说的话呢?还是要人信他办的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当然,也许这是只可哄哄小孩子的老教条,不合于当下,怕也不合于未来了吧!但总之,茅先生的“说话”与“办事”,其令我等未开化之人糊涂也者,竟至于此!